摘 要：熱河文廟雖是清朝承德府屬的文廟，但因位于夏都而倍顯地位尊崇，其建筑規(guī)制與內(nèi)部陳設具有濃厚的皇家色彩‍‌‍‍‌‍‌‍‍‍‌‍‍‌‍‍‍‌‍‍‌‍‍‍‌‍‍‍‍‌‍‌‍‌‍‌‍‍‌‍‍‍‍‍‍‍‍‍‌‍‍‌‍‍‌‍‌‍‌‍。 建筑規(guī)制的皇家色彩，表現(xiàn)在熱河文廟大成門、大成殿及崇圣祠的琉璃瓦鋪設為太學等級，以及廟內(nèi)無忠孝節(jié)孝、鄉(xiāng)賢名宦等地方性附屬祠廟兩方面‍‌‍‍‌‍‌‍‍‍‌‍‍‌‍‍‍‌‍‍‌‍‍‍‌‍‍‍‍‌‍‌‍‌‍‌‍‍‌‍‍‍‍‍‍‍‍‍‌‍‍‌‍‍‌‍‌‍‌‍。 內(nèi)部陳設的皇家色彩，主要從廟內(nèi)藏有諸多御賜詩文、書畫、祭器、碑石中彰顯出來。 熱河文廟是清朝夏都體系里一個重要的儒家文化傳播中心，與避暑山莊、外八廟一樣，是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鞏固和發(fā)展的歷史見證和實物記錄。

　　關鍵詞：熱河文廟; 建筑陳設; 皇家色彩

　　清代熱河地區(qū)“當古北口、潘家口、喜峰口外”[1]卷49《疆域一》，處于蒙古高原與華北平原的結合地帶。 此處自古以來就是游牧經(jīng)濟與農(nóng)耕經(jīng)濟交錯之地，自周秦至元明，或為北方游牧政權所據(jù)，或受中原王朝管轄。 入清后，熱河地區(qū)逐漸呈現(xiàn)滿蒙漢雜處的局面，成為北方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漢族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的重要舞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夏禮部尚書曹秀先首倡興建熱河文廟，此議得到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視，隨后多番敕命滿蒙漢官員協(xié)力建造，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夏正式落成。 作為清代熱河地區(qū)唯一的一座文廟，熱河文廟的建立大大推動了該地區(qū)儒家文化教育的發(fā)展。

　　在現(xiàn)有的熱河文廟研究中，有學者從占地規(guī)模角度，將熱河文廟與北京文廟、曲阜孔廟并稱為清代三大孔廟[2]。 一般而言，這三大孔廟中的北京文廟為學廟、國廟; 曲阜孔廟為家廟、國廟; 而熱河文廟為學廟、地方文廟。 但筆者認為，熱河文廟不同于清代一般地方性文廟，它既是承德府屬的文廟，又是位于清朝夏都的文廟，因此兼具中央和地方的雙重色彩，既有皇家孔廟性質，又帶有地方文廟特色。 但相較北京文廟和曲阜孔廟而言，學者對清代熱河文廟的關注不多。

　　此外，目前對熱河文廟的研究，學界征引史料大多是地方志材料，對清代檔案和域外史料利用較少，且未廓清多種史料記載的齟齬之處。 在研究角度方面，或籠統(tǒng)介紹其發(fā)展演變[3]，或對石鼓等陳設展開個別研究[4]，并未對熱河文廟興建、陳設、修繕、祭祀、教育等方面展現(xiàn)的皇家特色進行集中地梳理和探討。 本文以陳設為研究角度，在勾勒熱河文廟的建筑布局后，通過分析其特殊的建筑規(guī)制和內(nèi)部陳設，揭示清代熱河文廟蘊含的皇家色彩。

　　一、熱河文廟的建筑布局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地方廟學是以府、州、縣等地方官辦學校和地方文廟相結合，共同組成的特殊建筑群。 廟學建筑或廟學一體，或廟學分離。 依據(jù)文廟和府、州、縣學明倫堂的相對位置，又可將廟學一體式建筑群大體分為前廟后學式、左廟右學式、右廟左學式三種廟學布局①。 清代熱河文廟屬于左廟右學式，與北京文廟相同。

　　具體來看，熱河文廟坐北向南，位于熱河府治之東、莊親王永瑺住所之西，背靠避暑山莊，占地面積廣闊。 關于熱河文廟具體的占地面積大小，清朝官方志書語焉不詳，僅在興建文廟的檔案材料中有“文廟應用地基，進深須四十四丈，寬二十九丈”的記載[5]50-51，學界關于熱河文廟占地大小說法不一，大多數(shù)主張16700平方米[6]，另有28900平方米的說法[7]，但均未明確說明數(shù)據(jù)來源。

　　熱河文廟外圍有紅照壁、東西牌坊，門前無下馬碑。 清代文廟門前大多配有下馬碑，以表示對孔子的尊崇。 熱河文廟位于清朝的夏都，卻無下馬碑，筆者推測或可能是因為熱河文廟所在的大街，是清帝從北京至避暑山莊的“御道”，而且自熱河文廟落成后，清帝大多先至熱河文廟拈香行禮后，再駐蹕避暑山莊。 因此即使無下馬碑，也可彰顯朝廷對熱河文廟的尊崇。

　　中院是熱河文廟的主體部分，清代的文獻中未明確記載熱河文廟中院實際的占地面積，但民國時期日本學者對熱河文廟的實地勘探稱“廟域四周是圍墻，從兩側算，寬約四十七米，長約一百五十米”[8]226，此處約七千五十平方米的院落，是熱河文廟兼具皇家和地方特色的集中區(qū)域，從南至北分別是欞星門、泮池泮橋、大成門、御碑亭、東西兩廡、月臺、大成殿、崇圣祠。

　　據(jù)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鮮使臣入謁熱河文廟的描述“大成殿后及左右，別堂、別齋不可殫記，皆窮極奢麓”[9]126。 其中，熱河文廟祭祀歷代先賢先儒的東西兩廡各十一間，此規(guī)格極高，因為甚至到光緒三十二年抬孔廟祭祀為大祀后，有的地方文廟才勉強把東西兩廡擴大為七間(如南陵縣學文廟)、九間(云南武定府學)、十一間(寧國府學文廟)[10]195。

　　東院有“御座一所，宮門一座，垂花門一座，尊經(jīng)閣五楹，神廚一座，神庫一座，犧牲亭一間”[1]卷73《學校一》。 西院為熱河的最高教育機構承德府學所在，有“前大門一座，屏門一座; 東、西齋房各七楹，東曰“進德”，曰“日新”，西曰“修業(yè)”，曰“時習”，中為明倫堂五楹; 后為照廳五楹，正廳三楹，東、西廂房各二楹; 正室三楹，照房七楹”[11]卷13《學校三》。

　　整體來看，中部院落為熱河文廟的核心部分，西側為承德府學院落，東側為以尊經(jīng)閣為中心的院落，三部分相鄰而建,以墻相隔,成為各自獨立的空間,分別辟門出入。

　　清代官方文獻記載稱熱河廟學“若廟制，若學制，與夫釋奠之典、勒功之碑并頒奠器、書籍，其規(guī)制悉仿太學”[11]卷11《學校一》，肯定了熱河文廟具有太學一樣的地位。 此外，朝鮮使團的燕行錄等域外史料，曾對其建筑規(guī)格和布置之高，大加贊嘆：

　　(余曩謁熱河太學，制視京學。 令周瞻廟貌，想因明舊，而較之太和殿則雖似少巽，然制度之整齊則大同焉。 庭除之遼闊，廂廡之周匝，亦非東□廟之比矣。 位板皆覆櫝龕，垂黃帳。 [9]335)

　　以下筆者從熱河文廟特殊的建筑規(guī)制和內(nèi)部陳設兩大方面探究其皇家色彩。

　　二、熱河文廟建筑規(guī)制體現(xiàn)的皇家色彩

　　熱河文廟建筑規(guī)制的皇家色彩，首先表現(xiàn)在大成門、大成殿及崇圣祠的琉璃瓦鋪設為太學等級。

　　與熱河相關的清代地方志中對熱河文廟大成門描述甚少，僅有“大成門一座” [11]卷11《學校一》“大成門五間”[1]卷73《學校一》的寥寥幾筆。 大成殿是熱河文廟內(nèi)建筑規(guī)模最大、雕飾亦最為華美的建筑，是熱河文廟的核心建筑。 但其具體的建筑規(guī)格，清代的檔案和地方志史料中僅有“大成殿五間”的寥寥一句。

　　且關于大成殿的房間數(shù)，史料記載有出入：據(jù)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內(nèi)務府管工程大臣英廉匯報的熱河文廟工程預算，熱河文廟大成殿預計蓋五間[1]卷73《學校一》，另據(jù)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四月十五日禧恩為查勘熱河文廟工程暫緩修理情形的奏折中，也提及踏勘到大成殿五間的言語[12]124-125。 但民國時期日本學者的記載，前后有面闊七間和面闊五間互相矛盾的兩處記錄[8]227，筆者認為日本學者筆誤的可能性較大，不知何故譯者也未對此處作任何解釋說明。

　　而筆者提及的關于大成門、大成殿及崇圣祠等建筑的太學規(guī)格記載，主要來源于域外史料。 樸趾源《熱河日記》稱熱河“去歲新創(chuàng)太學，制如皇京”“大成殿及大成門皆重檐，黃琉璃瓦”[9]126。 據(jù)《清高宗實錄》記載，清代文廟建筑覆黃琉璃瓦，是曲阜孔廟和北京文廟才有的規(guī)制：

　　闕里文廟，(世宗憲皇帝)特命易蓋黃瓦，鴻儀炳煥，超越前模。 朕祇紹先猷，羹墻念切，思國子監(jiān)為首善觀瞻之地，辟雍規(guī)制，宜加崇飾，大成門、大成殿、著用黃瓦，崇圣祠著用綠瓦。 [13]卷50，乾隆二年九月丙申條

　　文廟用琉璃瓦鋪頂始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明政府規(guī)定“各文廟改用綠色琉璃瓦”[14]卷87《學校志》，直至清朝雍乾時期，相繼把闕里孔廟、北京文廟的大成殿改易黃琉璃瓦，以示隆崇，其他各地文廟仍沿舊制‍‌‍‍‌‍‌‍‍‍‌‍‍‌‍‍‍‌‍‍‌‍‍‍‌‍‍‍‍‌‍‌‍‌‍‌‍‍‌‍‍‍‍‍‍‍‍‍‌‍‍‌‍‍‌‍‌‍‌‍。 據(jù)學界研究，河南省境在清代的十余處文廟大成殿大部分或為綠色琉璃瓦鋪就，或為灰筒板瓦覆頂[15]327—354; 云南省境的清代文廟大成殿以青、灰瓦屋頂居多[16]116-251。 因此，大成殿琉璃瓦色的不同與其等級地位不同有密切關系。

　　樸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隨朝鮮使團進京慶祝乾隆皇帝七十大壽，其寄居熱河太學多日，親眼目睹熱河文廟大成門、大成殿為重檐、黃琉璃瓦，此言當不虛。 但民國時期日本學者對熱河文廟的實地考察卻有所不同，稱大成殿“屋頂皆為黃琉璃瓦鋪就，瓦當和滴水的上面皆施以龍形紋飾”[8]227，但大成門“單檐雙椽，用灰瓦按常規(guī)鋪頂，屋脊和檐頭是綠瓦”[8]226，崇圣祠“單檐雙椽，以普通瓦鋪頂，屋脊和屋檐邊則用了綠色琉璃瓦”[8]227。 筆者認為出現(xiàn)這種描述差異的原因，與熱河在清代的政治地位是夏都，而到民國降為省一級行政地方，熱河文廟則由太廟級別降為地方文廟相關聯(lián)。

　　此外，熱河文廟建筑規(guī)制的皇家色彩還表現(xiàn)在熱河文廟內(nèi)無忠孝節(jié)孝、鄉(xiāng)賢名宦等地方性附屬祠廟。

　　據(jù)《清會典》載清代“直省府州縣附廟左右，各建忠孝、節(jié)孝、名宦、鄉(xiāng)賢四祠，歲春秋釋奠”[17]卷45《禮部》。 雍正七年(1729年)命增加忠義孝悌祠和節(jié)孝祠，分別奉祀歷代忠義孝悌之人和節(jié)孝之婦女，且為在祭祀孔子、四配、十二哲及先賢先儒的同時，也祭祀任職于當?shù)赜泄τ诿竦墓倩禄蛘呤俏恼缕沸芯慵训馁t才，清代地方文廟大成門前大多左配為名宦祠，右配為鄉(xiāng)賢祠，入祀之人須經(jīng)督撫造冊報部并確核事跡后方可入祀[18]卷76《名宦鄉(xiāng)賢》。 但各祠在學宮中的位置并不固定，《畿輔通志》也有“學宮規(guī)制各府州縣相同，其附廟各祠前后左右不同者，乃度地制宜耳”[19]卷114《學校一》的說法。

　　忠孝節(jié)孝、鄉(xiāng)賢名宦祠是清代地方府州縣學的附屬祠廟，諸如北京文廟、曲阜孔廟等國廟，均不設忠孝節(jié)孝、鄉(xiāng)賢名宦等地方性祠堂①。 而熱河文廟作為承德府級的文廟，也沒有忠孝祠、節(jié)孝祠、鄉(xiāng)賢祠、名宦祠，直到道光八年(1828年)承德知府海忠捐款，才在府屬的振秀書院內(nèi)西首建立名宦祠，在名宦祠右建立鄉(xiāng)賢祠，在府義學東建立節(jié)孝祠[11]卷14《壇廟》。 筆者認為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是因為乾隆皇帝處處比照京師太學隆重興建熱河文廟，熱河文廟作為清朝夏都唯一的文廟，其建筑規(guī)格要處處彰顯出濃厚的皇家色彩，故而將這種烙有地方色彩的忠孝、節(jié)孝、鄉(xiāng)賢、名宦等祠排除在外。

　　總而言之，熱河文廟內(nèi)未建鄉(xiāng)賢名宦祠、忠義孝悌和節(jié)孝祠的客觀事實，與此后乾嘉二位皇帝多次親自拈香祭拜熱河文廟的身份十分符合，或是乾隆皇帝最初的制度規(guī)模設計之初，就已經(jīng)把這層等級關系考慮入內(nèi)了。

　　三、熱河文廟內(nèi)部陳設體現(xiàn)的皇家色彩

　　清廷將熱河文廟的建筑規(guī)制比肩太學等級的同時，又將諸多御賜詩文、書畫、祭器、碑石等布局其中，使其地位高于清代一般地方文廟，成為名副其實的夏都文廟。

　　首先，熱河文廟內(nèi)懸掛諸多御筆題詞。

　　熱河文廟欞星門前的東西兩座牌坊，向東額曰“教垂萬世”，曰“道洽八埏”; 向西額曰“執(zhí)中含和”，曰“參天兩地”，均為乾隆御筆。 欞星門有牌樓一座，額曰“化成久道”，為乾隆御筆[1]卷73《學校一》。 乾隆皇帝御制詩《文廟釋奠禮成有述》刻屏懸掛于中院的第二進院落，但具體懸掛位置，相關地方志無詳細記載。

　　大成殿正位奉至圣先師孔子神位，乾隆皇帝御書額曰“廣大中和”，聯(lián)曰“有開必先冠古今而垂教化，無思不服合內(nèi)外以振文章”，后來嘉慶皇帝又御書額曰“圣集大成”放于乾隆匾額之東，道光皇帝御書額曰“圣協(xié)時中”置于西[11]卷11《學校一》。 至民國時期，其西又增加宣統(tǒng)執(zhí)筆的“中和位育”匾額[8]227。

　　其次，熱河文廟內(nèi)儲藏諸多欽賜書畫。

　　熱河文廟東院的主體建筑尊經(jīng)閣是儲藏書籍之所。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于武英殿庫貯各書內(nèi)，擇其尤切于諸生講求者，計九十二部”[20]卷388《禮部·學校》裝訂御賜于熱河文廟。 九十二部書籍清單詳見于《欽定熱河志》，筆者此處不再贅述。 尊經(jīng)閣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之后是否又藏有新的欽頒之物，筆者在清代地方志和檔案材料中暫未找到依據(jù)。

　　但據(jù)杉村勇造先生的調查，“熱河文廟尊經(jīng)閣藏書遠遠超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乾隆皇帝基于修建文廟的奏請者禮部尚書曹秀先之請所賞賜的圖書數(shù)量，計有圖書一百八十種，一萬三千零四十六冊，畫圖一百二十一幅，而且其中含有乾隆皇帝特為尊經(jīng)閣用宋藏經(jīng)紙寫下的《熱河文廟碑記》《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記》以及記述乾隆皇帝一代武功的九十六幅銅版畫和把中國最早的西方建筑繪成畫的《圓明園水法圖》等大量的貴重圖書”[8]228。 筆者從杉村勇造先生開列的圖書、畫冊名單推測，嘉慶年間或之后清廷似又御賜書畫于熱河文廟尊經(jīng)閣，但具體時間及數(shù)量內(nèi)容無法推知。

　　再次，熱河文廟內(nèi)恭藏十件御賜周朝祭器。

　　熱河文廟的祭祀活動主要集中于大成殿、東西兩廡和崇圣祠內(nèi)進行，具體的祭祀器物陳設規(guī)格，可參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上諭：

　　熱河地方每年夏秋為圣駕巡幸之所，今興設庠序，文物聲明，宜從美備。 所有大成殿龕案陳設，俱照京師太學款式成做。 兩廡及崇圣祠內(nèi)龕案，并各神牌位次，亦照京師太學成式制造安設。 至祭器樂器及一切供器等項，除所供特頒周時法物外，俱照京師太學所用各器，如式制造，以備供獻。 [20]卷438《禮部·中祀》

　　熱河文廟大成殿、東西兩廡和崇圣祠的所有龕案陳設、神牌位次、祭器、樂器、供器等均照京師太學成式制造安設，可見其祭祀規(guī)格相比其他地方文廟尤顯隆重。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還特頒周時法物共十件，分別是文王鼎、寶尊、夔鳳卣、素洗、雷紋爵、叔朕簠、蟠夔壺、蟠夔罍、雷紋觚、蟬紋簋[1]卷74《學校二》各一，據(jù)內(nèi)務府造辦處活計檔廣木作記載，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月初五至初十日之間，該處曾多次奉旨更換銅器呈覽，直至初十日將文王鼎為首的十件銅器清單呈覽，才獲準欽頒[5]362-363。

　　這是比照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將十件周時法物頒給京師太學的做法，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特頒，并明確提出熱河文廟“用光俎豆，依大學例”[1]卷74《學校二》，且“平時這十件周時法物均秘藏于文廟西院明倫堂內(nèi)后面倒札庫里保存，恭遇皇上駐蹕熱河親詣行禮，方才由藏庫取出供于楠木大案之上”[21]。 由此可見，乾隆皇帝將熱河文廟的祭祀規(guī)格遵循北京文廟的標準，處處彰顯其夏都文廟的超高地位。

　　最后，熱河文廟內(nèi)林立眾多御賜碑石。

　　熱河文廟中院的第二進院落是祭祀的主體區(qū)域，更是乾隆皇帝在熱河文廟樹碑立石用以宣傳文治武功的最佳位置，除大成門外左南向壁刊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的《曉示生員臥碑》和刻錄于左的《訓飭士子諭旨》與一般文廟規(guī)制并無二致以外，大成門內(nèi)外和御碑亭之中林立眾多乾隆皇帝御賜碑石，這是許多地方府學文廟所不具備的。

　　其中，乾隆皇帝為熱河文廟的隆重落成專門創(chuàng)作的《高宗御制熱河文廟碑記》和《高宗御制熱河承德府紀事八韻詩》，俱刻立于南向御碑亭中[11]卷12《學校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成門內(nèi)擺放①一套終清一朝僅北京文廟與熱河文廟才有的乾隆石鼓，系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以周宣之文存不及半，重用其文以成十章，親定首章及末章，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文中余字，截長補短為之，是為新刻石鼓，與舊鼓并列國學，其熱河文廟亦置一分焉”[22]252，并奉敕摹石，現(xiàn)存字凡三百有十，重文二十有一，在戟門內(nèi)左右各五鼓。 并在大成門內(nèi)左豎碑南向刻刊《御制集石鼓文十章制鼓重刻序》，碑陰上列《石鼓釋文音訓》，下列東閣大學士王杰等《釋文音訓序》”[11]卷12《學校二》。

　　后來，其他地方官員奏請仿刻石鼓文列于當?shù)匚膹R，乾隆皇帝否決了這一提議：

　　朕以太學為京師首善之區(qū)，熱河為每年駐蹕之地，因特令將重刻石鼓文，于兩處建立，若如該學政所奏，則各省學宮，均須紛紛請建，殊為多事，著傳旨申飭。 [13]卷1370，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乙酉條

　　從批示中可看出，熱河文廟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是與北京文廟并肩的。

　　此外，熱河文廟還有眾多御制碑刻，譬如大成門外右壁東向坎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將熱河七廳改設府州縣的上諭全文②，左壁西向勒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御制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記》。 大成門內(nèi)右壁東向勒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御制補詠戰(zhàn)勝廓爾喀圖序》，左壁西向勒有同年撰寫的《御制十全記》[11]卷12《學校二》，日本學者的考察記錄[8]226-227與《承德府志》記載相同，可見乾隆皇帝把熱河文廟作為彰顯其十全武功的重要場所，其超高規(guī)格不言而喻。

　　綜上可見，黃琉璃瓦鋪設、無附屬地方性祠廟等建設規(guī)制的太學等級以及諸多欽賜詩文、書畫、碑石裝飾其內(nèi)，使得熱河文廟充滿著濃厚的皇家色彩。 不僅如此，朝鮮燕行使臣多番將其與北京文廟并肩比較，更顯熱河文廟的皇家特色。 例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朝鮮使團為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留宿熱河期間，曾于七月二十日戊戌與安南王及從臣、南掌、緬甸使臣等一同拜謁熱河文廟，并記錄其時熱河文廟情形如下：

　　四圣十二哲侑饗正殿，先賢先儒從祀兩廡，一如燕都文廟。 而先圣位前桌上排列雷文爵、文王鼎、籩豆敦彛，聞是御府古器而移來云。 大成殿覆黃琉璃瓦，前為大成門，后為崇圣祠，而尊經(jīng)閣在殿東，彛倫堂在殿西，兩廡在殿廷左右‍‌‍‍‌‍‌‍‍‍‌‍‍‌‍‍‍‌‍‍‌‍‍‍‌‍‍‍‍‌‍‌‍‌‍‌‍‍‌‍‍‍‍‍‍‍‍‍‌‍‍‌‍‍‌‍‌‍‌‍。 大成門北階有左右欞星，內(nèi)安石鼓，各五座，鼓上面摸刻燕都石鼓文。 大成門南廷筑大湖石為池，跨虹橋繞玉欄，廟貌之宏麗潔凈，反勝于燕都文廟。 [23]487-489

　　待朝鮮眾使團從熱河回至燕京后，于八月二十六日甲戌拜謁北京文廟，又有如下的記載：

　　東西兩廡各十九間，東西向分祀先賢先儒，一如熱河文廟位次。 ……舊石皷十，元潘迪石皷音訓碣一，皇帝以舊字漸損，招禁私塌別以玉箸書獵碣文，新造石鼓，列于大成門之南陛上東西，亦如熱河石鼓之制。 [24]147-160

　　朝鮮燕行使臣的記載，觀察視角獨特，易于發(fā)現(xiàn)清廷文人墨客忽略之處，由使臣對熱河文廟的描述來看，熱河文廟落成10多年后，仍舊是宏麗潔凈，各種陳設規(guī)格一如北京文廟，可見乾隆時期對熱河文廟始終如一的高度重視。

　　檔案館方向論文范例：深挖檔案資源發(fā)揮檔案價值

　　四、結語

　　總而言之，從建筑規(guī)制與內(nèi)部陳設來看，熱河文廟具有濃厚的皇家色彩。 筆者認為，在以避暑山莊為中心的夏都體系中，熱河文廟占有重要地位，這里是以外八廟為載體的藏傳佛教文化之外，一個重要的儒家文化傳播中心。 熱河文廟與避暑山莊、外八廟一樣，都是為清帝進行政治活動服務的御用場所，“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是我國統(tǒng)一多民族鞏固和發(fā)展的歷史見證和實物記錄”[25]156。 同時，作為清代三大皇家孔廟之一，熱河文廟是清王朝在多民族地區(qū)設立文廟以推行文教政策的典范，與其它長城邊外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文廟一樣，其落成大大促進了當?shù)厝寮椅幕�教育的發(fā)展，同時也因其夏都文廟塞外特殊地位為加強清朝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文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1](清)和珅等修.欽定熱河志[M].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2]承德市教育史志編纂委員會主編.承德市教育志[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4. 蘭曉東.從文津閣和文廟的修建談清帝對承德文化的重視.紀念避暑山莊建園三百周年論文集1703-2003[C].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

　　[3]任文田、安忠和.熱河文廟[M].海拉爾: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

　　[4]馮春江.乾隆御制熱河文廟石鼓的目的和意義[J].避暑山莊研究,2003,(1).

　　[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承德市文物局合編.清宮熱河檔案(第4冊)[Z].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

　　[6]李景瑞.承德古代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田淑華、邱珊珊.熱河文廟與避暑山莊——兼談文廟的保護與利用[J].文物春秋,2010,(2).

　　[7]張茉、郝瑞云.乾隆熱河文廟碑文詩聯(lián)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J].山西財經(jīng)大學學報,2013,(2).

　　[8](日)關野貞、竹島卓一.熱河——影集與解說[M].于廣達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

　　[9](朝鮮)樸趾源.熱河日記[M].朱瑞平點校.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10]孔祥林、孔喆.世界孔子廟研究(上)[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11](清)林從炯等修.承德府志[M].臺灣:成文出版社,1968.

　　[1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承德市文物局合編.清宮熱河檔案(第13冊)[Z].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

　　[13]清代官修.清高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

　　作者：馬林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