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從新時代中國外交實踐中形成和確立的習近平外交思想，著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深刻把握中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和世界發展大勢，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伙伴關系、共建“一帶一路”等新理念新主張新倡議，回答了新時代如何做好對外工作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中國和平發展、世界繁榮進步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為當代中國外交和國際關系理論做出創新性貢獻‍‌‍‍‌‍‌‍‍‍‌‍‍‌‍‍‍‌‍‍‌‍‍‍‌‍‍‍‍‌‍‌‍‌‍‌‍‍‌‍‍‍‍‍‍‍‍‍‌‍‍‌‍‍‌‍‌‍‌‍。

　　〔關鍵詞〕習近平外交思想、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外交理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同志著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主張新倡議，形成和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即習近平外交思想‍‌‍‍‌‍‌‍‍‍‌‍‍‌‍‍‍‌‍‍‌‍‍‍‌‍‍‍‍‌‍‌‍‌‍‌‍‍‌‍‍‍‍‍‍‍‍‍‌‍‍‌‍‍‌‍‌‍‌‍。2]習近平外交思想貫穿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蘊含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哲學思想，在準確把握中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和世界發展大勢的基礎上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伙伴關系、共建“一帶一路”等新理念，深刻揭示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本質要求、內在規律和前進方向，極大豐富了中國外交和國際關系理論。

　　一、對國際形勢與未來發展的新判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2018年6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1]“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國領導人“對國際形勢和未來發展的科學研判和準確把握”[2]，解決了如何看待當今世界這個“時代之問”，“為我們準確把握天下大勢、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指明了方向”[3]。

　　對國際形勢及其未來發展的研判始終是中國領導層制定中長期戰略目標的重要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在冷戰國際形勢下，面對西方國家的封鎖，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核心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堅決反對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了牢固友誼，奠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石。

　　但另一方面，年輕的共和國也曾因為對國內外大勢的誤判而在一段時期之內失去了發展的戰略機遇，教訓不可謂不深刻。[4]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在美蘇冷戰持續的情況下，鄧小平作出了一個重大戰略判斷，指出和平與發展是全球性、戰略性的兩大突出問題，隨后中國全面調整內外政策，利用外部環境推進改革開放事業，中國才取得了如今舉世矚目的成就。“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表述自從在十三大報告中出現后直到十九大基本未變,十九大報告指出：“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

　　自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政府在研判外部發展環境時一直使用“戰略機遇期”這一富有歷史感的概念。十八大報告重申：“縱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1]進入新時代，雖然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發生明顯變化，但中國仍堅持這一論斷。十九大報告再次提出：“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

　　“戰略機遇期”是幾屆中國領導人縱觀過去、當下與未來的歷史演進、把握各種國際現象的“本質和全局”、冷靜分析我國在世界格局演變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作出的戰略判斷，它不僅反映了中國對國內外發展形勢的看法，更體現了黨和政府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抓住發展機遇的戰略自信。

　　但世界發展從來都是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綜合結果[2]，“戰略機遇期”的論斷是基于彼時的國際形勢，同時更多立足于中國自身發展的視角，不能完全反映國際形勢發展的新變化和人類共同面臨的新挑戰。當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人類在享受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面臨氣候變化、生態環境惡化和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的威脅。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引發國際力量格局和秩序的變化與轉型;與此同時，大國競爭日趨激烈，地緣政治回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等思潮抬頭。

　　未來的世界秩序仍然存在不確定性，反霸權聯盟也面臨新的挑戰。[3]中國已成為影響世界大變局走向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成為美西方重點打壓的目標，這導致一些人質疑我國所處的戰略機遇期還是否存在。在此背景下,習近平同志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任何國家都無法回避的”，“我們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一系列重大風險考驗”。[1]可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領導人對歷史機遇與風險考驗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和判斷。

　　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為我們觀察世界，準確全面把握時代主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同時也為我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做了發展和補充。根據習總書記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未來較長時期內，中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所不同的是過去我們的機遇“主要來自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而今后將伴隨更多的風險和挑戰，能否維護好這一戰略機遇期“取決于我國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加快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動力，以及主動塑造國際經濟環境的能力”[2]。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包含著政治、經濟、科技發展所引發的世界結構性發展趨勢的“變局”，即：權力轉移引發國際力量對比的“大變局”、科技革命引發國家間競爭形態的“大變局”、民粹主義引發全球秩序調整的“大變局”、逆全球化引發全球治理結構的“大變局”。[3]大變局中蘊含了由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而引發的“亂局”。在世界各國面對這一“變局”與“亂局”感到迷茫之際，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斷為國際社會觀察世界形勢發展變化、準確全面把握時代主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同時也對我們深化認識和抓住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指明了方向。[4]

　　二、全球治理與人類共同發展理念的新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自從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以來，習近平同志在多個場合強調：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日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挑戰，世界各國需要開展全球性協作，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總書記站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高度所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代中國對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論貢獻，已經成為中國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鮮明旗幟”。[1]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全球化時代西方全球治理理念和政治經濟制度的超越。全球化本質上是世界范圍的互動體系，其最重要的原動力是資本對利潤的追求和對市場的開拓。可是，最新一波的全球化出現了兩大變化：一是工業資本主義轉型為金融資本主義，二是制造業本身發展為后工業資本主義，結果造成經濟結構失衡、經濟和政治失衡，導致國家的經濟主權嚴重流失。

　　即便是美國，也很難控制其資本、技術和人才不流向全球，從而出現了資本外流、就業不足、社會不公、政府弱化等諸多問題，面臨國家權力危機。[2]在國際層面，國家間的政策協調又遠遠跟不上全球化進程，結果導致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西方的治理理念、體系和模式暴露出種種弊端，美歐等西方國家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產品的動力和意愿明顯不足，各國賴以生存發展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面臨瓦解風險。

　　反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快速提升，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日益凸顯。寰球同此涼熱，面對全球治理危機，中國人相信“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為此中國積極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主動引導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安全上，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

　　經濟上，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生態上，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1]上述思想從人類共同利益和長遠發展出發，提出綜合性、標本兼治的方案，為解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臨的困境指明了方向。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中國外交實踐以及國際關系理論的新發展。當今世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快速崛起，不斷改變國際力量的對比，也日益重塑國際關系理論。國際關系理論以西方價值觀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論”已無法破解當今世界面臨的種種難題，諸如“文明沖突論”的鼓噪甚至加劇著世界的分化與分裂。國際社會迫切需要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2]新中國成立后積極推動構建和平穩定的國際關系與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先后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發展道路”“構建和諧世界”等重要外交理念。

　　如今，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順應時代潮流，在繼承和發展新中國各個時期重要外交思想的基礎上，借鑒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成果(譬如歐盟和東盟等區域共同體)，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理念，為陷入迷茫的國際關系和紛爭不已的世界各國指明了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共同安全、共同繁榮的前進方向和現實路徑。[3]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認識到人類社會歸根結底是命運相關、休戚與共的整體，人類文明本質上是彼此牽連、無法割舍和互通互鑒的，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都緊緊相連，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

　　為此，習近平提出，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營造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努力建設一個遠離恐懼、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推進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努力建設一個遠離貧困、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文明交流求同存異、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的理念，努力建設一個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努力建設一個山清水秀、清潔美麗的世界。[1]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體現了習近平外交思想融通中外、兼濟天下的世界情懷以及中國將自身發展同世界發展相統一的全球視野與大國擔當‍‌‍‍‌‍‌‍‍‍‌‍‍‌‍‍‍‌‍‍‌‍‍‍‌‍‍‍‍‌‍‌‍‌‍‌‍‍‌‍‍‍‍‍‍‍‍‍‌‍‍‌‍‍‌‍‌‍‌‍。這一思想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下觀，融通馬克思主義和國際關系的共同體思想實踐，繼承新中國的外交實踐精華，為國際社會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產品，并通過“亞洲命運共同體”“中拉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中阿命運共同體”“上合命運共同體”以及“中柬命運共同體”“中老命運共同體”“中緬命運共同體”等多邊和雙邊的實踐，得到了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認同與肯定，正逐步發展成為國際關系交往的基本原則，被學界評價為非西方世界提出的一種新的秩序觀、價值觀乃至哲學思想。

　　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首倡者，中國正在穩步發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引領作用。通過創新國際合作機制，中國同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轉化為人類共同的價值觀或信仰。

　　三、全方位外交新布局：全球伙伴關系

　　所謂伙伴關系，是國家間為尋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種合作關系，是一種互不以對方為敵、平等而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尋求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保持并推進雙方關系發展的良好狀態。[2]伙伴關系沒有國家聯盟或是同盟那樣的合作強度，但比普通的國家間關系更為密切，對于當事國而言，是在建構一種長期、互補、對等的協作關系。伙伴關系是冷戰后國家間關系發展的一種趨勢，自1993年中國與巴西建立第一個“戰略伙伴關系”起，“伙伴關系”這一概念被中國用于定位雙邊關系。隨著中國外交布局日益完善，建構全球伙伴關系成為中國全方位對外合作的重點任務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保障，也為國家間的交往之道提供了新的選擇，對國際合作、一體化理論進行了有益的補充。

　　中國建立的伙伴關系包括合作伙伴、建設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戰略伙伴、戰略合作伙伴、全面戰略合作伙伴等，有著不同層次、性質和功能上的區分，意味著與不同國家間關系的親疏遠近。伙伴關系同中國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相契合，選擇了一條結伴而不結盟的新路。“伙伴關系”中“不設假想敵、不針對第三方”的理念，是中國外交經驗總結的歷史智慧，與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的對蘇戰略決策有著直接的繼承關系。錢其琛回憶說：“小平同志深刻總結了幾十年來國際共運的歷史教訓，強調無論是結盟，還是對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蘇關系還是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中蘇關系正常化不針對第三國，不損害第三國的利益。……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睦鄰友好的正常的國家關系。”[1]其后，“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外交理念被用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著眼世界各國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時代潮流，指導外交戰線各部門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進與不同類型國家關系全面發展，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打造覆蓋全球的伙伴關系網絡。十九大報告對中國外交作出了頂層設計：“中國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系，秉持正確義利觀和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2]

　　目前，中國已同100多個國家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并將其應用于國家聯盟和區域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早在2003年，中國就與東盟10國領導人在巴厘島共同簽署《聯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同年，又與歐盟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并于2006年同非統組織確立了新型戰略伙伴關系。2014年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雙方一致決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中拉關系“五位一體”新格局。此外，中國還同阿拉伯國家致力于構建戰略合作關系，同太平洋建交島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同上合組織構建起“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建設性伙伴關系”等。這些都是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創舉，開創了區域合作的新模式。

　　同時，中國也在不斷擴大同各方的利益匯合點，提升伙伴關系的含金量。譬如，推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不斷邁向更高水平[1];共同建設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伙伴關系，確立中非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新定位，等等。僅2019年6月至10月，中國外交話語中就出現了5種雙邊關系表述：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中保戰略伙伴關系、中哈永久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尼面向發展與繁榮的世代友好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2]

　　中國在處理國際關系、構建全球伙伴關系網絡的過程中，始終秉持合作共贏的理念。中國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摒棄過時的零和思維，不追求你少我多、損人利己，更不搞你輸我贏、一家通吃，而是堅持合作共贏，努力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這是對“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朋友”等西方國際關系理念的超越，有助于推動各國走出一條結伴而不結盟、合作而不對抗的國與國交往新道路。

　　四、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模式與國際合作的新平臺：“一帶一路”

　　習近平同志準確把握中國對外開放的新趨勢與國際合作的新需求，在2013年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倡議。“一帶一路”不僅是我國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對外開放與對外合作的管總規劃，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1]關于跨國區域合作，現存各種理論與實踐主要有兩大類：一類強調大國主導或多數決定，主張強勢推進、一致行動，采取制訂條約和讓渡主權的模式;另一類主張“小馬拉大車”，要求協商一致，自主自愿，希望循序漸進和照顧各方舒適度，傾向采取非正式磋商和非機制化的合作模式。

　　[2]習近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更大范圍、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區域合作與共同發展的新范式——“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愿景轉變為現實。僅就2019年一年來看，共有1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相關文件總數達199份。

　　首先，“一帶一路”建設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和各國互利共贏的重要平臺。“一帶一路”既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時代產物,也是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新舉措。四十年前的中國對外開放,屬于“外引型”開放,即通過引進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結合自身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充分釋放生產要素潛能,解放和促進生產力發展。

　　今天的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資國和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已形成市場、資源/能源、投資“三頭并進”，對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一帶一路”倡議所代表的開放，更多是代表著中國“走出去”，就是擴大同沿線國家和地區間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互利共贏的務實合作,通過產能合作、戰略對接、優勢互補,以開放實現有關國家的共同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中國是“一帶一路”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但“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封閉的，而是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強調各國平等參與、協同推進，把中國同各參與國的利益結合起來，形成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黨的十九大將“一帶一路”倡議寫進黨章，彰顯了“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性，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堅定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決心、信心和勇氣，意味著“一帶一路”建設絕不是一個短期工程，而是造福各國人民的“世紀工程”。實踐證明，“一帶一路”建設有利于整合各參與國的產能、技術、資金、資源和市場優勢，在更大范圍開展更深層次的互利與區域合作，不僅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持續發展提供新動力，也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新動能。

　　其次，“一帶一路”建設是克服經濟全球化負面效應，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發展空間的重要平臺。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是把“雙刃劍”，一方面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另一方面拉大了全球貧富差距，使得很多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被邊緣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而“一帶一路”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為切入點，為發展中國家迎來現代化、富起來的時代，因此“一帶一路”倡議深受發展中國家歡迎。[1]按照現有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的分工布局，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分布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導致美歐等發達國家相關部門的失業工人不斷增加并成為反全球化的主體之一。

　　實際上，中國同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國家通過中間品和最終消費品貿易緊密聯系在一起，處于全球商品循環體系的中間節點，聯通著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合作，促成了雙環流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2]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會讓國際經貿投資體系更加公正、合理和包容，在更大的合作平臺上，促進資源更加有效地配置，推動發展中國家間以及同發達國家間的經濟合作，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發展空間。

　　再次，“一帶一路”建設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一帶一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落地平臺、推進動力和支撐機制。中國提出打造中國-中亞、中國-東盟、中國-非洲、中國-拉美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主張，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認同和支持。同時，“一帶一路”倡議基于人類共同利益和文明共同進步的崇高理念，超越社會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分歧，超越資源秉賦障礙和自然地理阻隔，不從根本上打破現有的國際秩序，不顛覆現行金融合作機制和產能轉移規則，更不是重劃勢力范圍和重建集團政治，而是順應全球化的歷史大潮，引導世界各國探索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共擔風險、共克時艱、互利共贏的新路，最終形成更為公正合理、更能得到廣泛認同并使各國人民普遍受益的國際關系新體系‍‌‍‍‌‍‌‍‍‍‌‍‍‌‍‍‍‌‍‍‌‍‍‍‌‍‍‍‍‌‍‌‍‌‍‌‍‍‌‍‍‍‍‍‍‍‍‍‌‍‍‌‍‍‌‍‌‍‌‍。[1]

　　最后，“一帶一路”是對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新。“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是中國發起和引領的塑造新型國際秩序、構建公正公平的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實踐，為應對全球性威脅、解決全球治理失靈、世界失序、發展失衡提供了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2]“一帶一路”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中國外交風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新時代中國全球治理觀的重要原則，能夠有效應對區域合作中的幾個突出問題。

　　一是平等性問題。中國強調所有參與國在政治和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都是建設者和受益者。二是開放性問題。“一帶一路”以政府間合作為主渠道，但各國地方政府、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都可參與其中。三是兼容性問題。“一帶一路”打破了洲際和次區域間的藩籬，架設了東西方國家、南北方國家、不同文明國家間的橋梁。四是公益性問題。“一帶一路”既是中國自身全方位開放和對外合作的總體布局，也是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3]通過推進“一帶一路”，中國發揮了負責任大國作用，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五、結語

　　習近平外交思想是在中國進入偉大民族復興的關鍵歷史階段，從新時代中國外交的實踐中產生的重大理論成果，是新中國七十年外交理論與實踐的結晶，是新時代中國對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國對外工作攻堅克難，砥礪奮進，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積極拓展全方位外交布局，開創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

　　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1]中國領導人深刻把握中國和世界發展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共建“一帶一路”，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體現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追求，指明了國際社會的前進方向，對中國和平發展、世界繁榮進步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也為國際關系理論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外交方向論文投稿刊物：《中外交流》(月刊)創辦于1992年，是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由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重慶基金會主辦，重慶市政府辦公廳、重慶市委辦公廳主管的面向海內外公開發行的綜合性大型期刊。通過《中外交流》，讀者可以認識了解當前國際國內的重大敏感問題發生、發展及背景，重大歷史時間的原由以及影響，政治、經濟決策者的風范，名家名流的情懷以及工商企業成功業績及其領導的經營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