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700多萬年的漫長進化中，石制品、用火遺跡和洞穴壁畫等古老而神秘的遺存可以告訴我們哪些有關人類祖先的歷史呢?人類在當今世界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無處不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主導著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與生活在同一時期的其他物種相比，人類擁有無與倫比的技術。然而三百多萬年以前，我們的祖先還是一類相當“不起眼”的群體——盡管他們已經解放了上肢，可以兩足直立行走。那么我們的祖先到底因為何種原因得以在全球遷徙、擴散，并無孔不入般占領著世界各個角落，“主導”著后來的世界呢?

　　科學研究揭示，人類的成功秘訣與下述三點密不可分：其一，是人類體質特征(解剖學)的進化，尤其是我們腦容量的擴大;其二，是行為生態學上的文化適應，即我們能運用靈活而又多樣的策略去激發大腦的思維，進而輕松迎接各種各樣來自大自然的挑戰;其三，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人類群體累積文化的能力超過其他任何物種，我們可以一代又一代積累傳承社會經驗。這一累積文化的能力使人類行為不斷演化發展，并伴隨著他們在世界各地駐足。什么是技術?今天我們發現的各種考古遺存均蘊含著各類碎片化的古老技術，這些古老技術包括各種有形物品，如石器、用火遺存、巖畫等，除了這些由古人類創造出來去完成各項任務的物質遺存以外，技術也是無形的“訣竅”，還包括人類制造和使用上述物質遺存的能力。

　　從另一種層面上說，技術是文化(如共享后天學習而來的實踐經驗與信仰等)和生物學(如工具制造者的行為生態學以及他們的文化能力)的共同產物。因此，人類的技術也會隨著具體生態環境、不同適應性行為、各異的生計策略與模式、經驗探索的代價等諸多因素而變化或相互區別，并隨著人類的演化和遷徙而擴散至世界各個角落。舊石器時代人類技術是洞察過去的窗口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舊石器時代大約起始于260萬-250萬年前，來自埃塞俄比亞的Gona遺址出土了早期人類制作并使用的石制品，是第一個能反映早期人類技術的物質證據。

　　然而，這一時間節點并不絕對，目前已知最早的石制品來自330萬年前埃塞俄比亞高原上肯尼亞境內的Lomekwi3地點。同樣在埃塞俄比亞高原，研究者在Dikika遺址，發現了距今339萬年前帶劃痕的動物骨骼。這些遺存是否與人類行為有關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舊石器時代開始的時間會被不斷提前。當然也有觀點指出舊石器時代應該起始于人猿分化、人類誕生之時(大約700萬年前)。而舊石器時代則結束于新石器時代的到來，盡管新舊石器時代過渡的確切時間會因地理區域和不同文化人群等因素而變化，但整體而言，在大約距今1萬年前人類已經由舊石器時代步入新石器時代。如果大家對人類起源、遷徙與演化過程中的物質文化甚至是精神生活感興趣的話，那么舊石器時代考古無疑將成為一個獲取上述信息的重要窗口。

　　因為正是舊石器時代見證了早期人類尤其是人屬成員以及我們現代人類——人屬智人種(Homosapiens)成員的誕生，也記錄了我們在體質特征、生態適應、文化學習和象征性思維等方面的巨大變化。舊石器時代人類技術伴隨我們先祖走出非洲，出現在早期區域性文化群體產生的初期和最早的宗教祭祀活動中。可以說來自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證據就是我們了解早期人類文化演進的一把金鑰匙。從舊石器時代人類技術中我們可以學到什么?人類與其行為演化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大家普遍感興趣的話題，即了解人類生物學上的演化進程、了解人類文化演進歷史以及了解人類生物學與文化之間的協同演化歷程。首先，在生物學分類上人科分猩猩亞科(紅毛猩猩)和人亞科，人亞科又包括大猩猩族(大猩猩)、黑猩猩族(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和人族。人族成員包括了現代人和那些比起現代黑猩猩與我們具有更近親緣關系的滅絕屬種。

　　舊石器時代人類技術有助于我們從生物學上了解古老的人類。例如，人工制品的形式往往反映出一種清晰的生態適應性功能，有些人工制品專為大型狩獵活動設計，而另一些則專為捕魚設計。研究這些人工制品及其背后所蘊藏的技術可以幫助學者進一步推斷古人類飲食結構、生理解剖學特征的演化和文化適應性等諸多奧秘。人工制品的功能學分析則可以幫助研究人員推測和檢驗有關過去工具制造群體的覓食行為和飲食習慣。

　　人工制品的分布還為古生物學研究提供了潛在信息。人工制品在不同地理范圍的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作工具的人群地理分布情況。研究人員可以利用這些信息去探索古人類生物地理學的動態結構，比如古人類在不同時空、生態環境和歷史背景下的分布情況。其次，舊石器時代技術同樣可以讓我們了解文化演進的歷程。盡管我們現在的文化可以將我們與所有其他現生動物區分開來，但很顯然，我們對于史前古人類文化適應性的演化歷程卻知之甚少。史前文化是在什么條件下產生并繁盛?我們又該如何利用史前文化以便更好地了解人類的過去和現在并預見未來呢?以人工制品的形式為例，每一件人工制品都包括一系列單獨的制作工序。

　　但是古老的工具制作者又是如何知道這些特定的加工流程呢?它是個體學習的產物?是社會學習的產物?還是二者的結合?抑或是其他東西——或許是基因編碼的指令?通過對人工制品生產和文化技術的理論與實驗研究，考古學家可以嘗試推測史前人類文化能力的一些方面，比如工具制作群體的最低文化能力等。有了這些考古記錄和大量不同文化群體的考古證據，研究人員就可以嘗試探討真正有趣的問題了，比如文化能力何時何地產生?為什么會提高或下降?此外，當一種文化在某一群體中以一種較為穩定的方式傳承發展時，那么這種文化背后所暗含的技術特征就可以反映人口水平的差異。由不同群體人口差異產生的物質文化差異在史前人類貿易、遷徙、社會組織、文化多樣性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最后，對舊石器時代技術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人類生物學和文化適應性之間的共同演化脈絡。簡單來說，文化適應性不會獨自演化，一種特征的輕微改進通常會造成其他特征的協同改變。對于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來說，需要思考生物機理和文化適應性到底如何具體地相互關聯。例如，物質文化的演變(如舊石器時代人類技術)和人類飲食、體質特征與認知能力的變化之間是否存在著較強的因果關系?技術、飲食、智力和文化是否在一系列反饋循環中共同演化，最終產生了現代人類?考古證據還記錄著隨時間推移而日益復雜的技術。

　　“更加復雜的技術”可能具有如下內涵：(1)工具生產和使用的步驟增加;(2)執行其中一些步驟的難度增加;(3)個體獨自發明技術的可能性降低。更高的復雜性反映了大腦(即原始智力)、人口(即人口規模和構成)、文化以及維持一定人口所需的技術之間的深層次相互作用。舊石器時代人類技術的演進舊石器時代人類技術反映了古人面對各種挑戰而采取的一系列應對策略，而考古記錄則是眾多獨立技術和決策的總和，其中的每一項技術與決策都具有高度區域性特征。為便于理解，科學家常將各要素簡化為下表。正如表格中所列，舊石器時代傳統上被劃分為一系列時期或階段。

　　盡管學術爭議仍然較多，但這種分期在目前而言仍然是一種有效的表達方式，用于描述不同的時間、空間和文化特征。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這些分期主要是通過與之相關的技術定義的，但一些相同的技術并不只與某一時期相關。例如，一些典型的非洲石器時代晚期(LSA)的工具，現在在許多非洲石器時代中期(MSA)工業中被辨識出來。因此，分期不能嚴格定義和區分不同文化群體，每個文化群體都有一套工具類型或石器技術模式。分期只是一個整體特征相似的集合，旨在將高度復雜的考古學文化歸納為幾個主要的類別。

　　在思考問題時，我們還應該考慮：(1)考古記錄是該人群文化面貌的部分還是全部反映?(2)為什么人類史前史會被如此記錄?(3)我們該如何利用這些信息更好地了解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普遍傾向于提高技術復雜性。然而，提高技術復雜性的趨勢并不是線性的，技術的發展具有跳躍性和間斷性，甚至會出現倒退。那么舊石器時代技術到底是如何演變的呢?非洲石器時代早期(ESA)/歐亞大陸舊石器時代早期(LP)東非，大約330萬年前或更早，考古記錄的開端。從人猿分化一直到上新世末期，全球環境整體向著干冷方向發展。在大約300萬-200萬年前時，另一次全球性的干冷氣候致使北極冰蓋最終形成，并造成了非洲大面積干旱的加劇和草原擴張。開闊環境的擴大為人類遷徙和技術起源提供了氣候和環境背景。

　　石器技術的出現是人類技術演化的重要一步。有了鋒利的石片和簡單的石核類工具，早期人類可以很容易地肢解大型動物(如羚羊和斑馬)，并從中獲得營養豐富的肉、內臟和骨髓。而肉食比例的增加又反過來促進人類的演化，如腦容量擴大、社會和行為生態系統的巨大變化，以及早期人屬成員的出現與成功演化。古人肉食量的提高也促進了人屬成員的地理擴張，直到最后走出非洲。古人遺留下來的人工制品表明，大約距今210萬-170萬年人類開始占據歐亞大陸，科學家在格魯吉亞、以色列和中國等地發現了較早的人類活動證據。

　　人類最簡單的技術可以理解為選擇兩塊石頭，用一塊石頭(石錘)傾斜方向錘擊另一塊石頭(石核)，稍加練習，你便可以從石核上分離出一片具鋒利邊緣的石片。重復上述活動，便可以剝下大量具鋒利邊刃、似刀片的石片。這些石片可以用來切肉、切水果、切蔬菜、切斷植物根莖或木頭。石核與石錘同樣可以作為重型工具去加工動植物資源。這些人工制品基本代表了簡單石核類和石片類石制品生產的最早階段，即奧杜威文化(Oldowan)。

　　上述技術在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中也被稱為模式1，即石制品技術主要涉及與初級剝片產品共生的簡單石核類產品，如砍砸器、盤狀器、多面體石核等以及石片類產品，石片很少經過二次修理，經隨意修理的石片類產品包括刮削器等類型，部分石核類產品可以作為重型切割或錘擊類工具。其剝片技術包括錘擊法、砸擊法和碰砧法，以錘擊法為主，這一技術作為所有已知的石制品組合中的基礎元素一直存在。在歐洲這一階段也被稱為前阿舍利文化(pre-Acheulean)等，相當于非洲的奧杜威(Oldowan)文化。

　　非洲和歐亞大陸，大約170萬年前，早期技術的緩慢發展。在大約170萬年前又一次干冷氣候營造了更為開闊的棲息地。適合干旱氣候的C4類植物擴散至東非大部分地區，具有更大腦量的直立人也隨之出現，為人類技術的發展提供了體質保證。與此同時，以大型切割工具(LCTs)為代表的阿舍利工業(Acheulean)出現，它代表了早期人類技術史上的第二次大進步。這一技術也被稱為模式2，即通過標準化生產制備“一器多用”的大型兩面器等切割工具(LCTs)，當然，簡單的石核類、石片類產品也是遺址常見組合，剝片技術以錘擊法、碰砧法為主，晚期出現軟錘(如利用骨、角等材料對石核進行剝片)打擊技術。這些大型切割工具就像萬能的瑞士軍刀一樣，勝任于多種類型的切割任務。

　　這一技術初見于非洲，隨后向歐亞大陸的南部和西部擴散，但在東亞少見或不典型，這也許是受到了古人口容量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早期人口太少或分布的較為分散都可能使得古人之間交流不易，從而導致復雜技術的傳承與傳播受到制約。到大約40萬年前，考古記錄指示古人已經掌握了制作復合工具(如鋒利木矛)和經常性用火的技術。非洲石器時代中期(MSA)/歐亞大陸舊石器時代中期(MP)非洲和歐亞大陸，大約30萬年前，文化經驗積累的出現。舊石器時代中期跨越更新世中期末段到更新世晚期早段，經歷了末次間冰期，并進入末次冰期早中期。

　　在末次間冰期階段的最溫暖時期，年均溫比現在約高2-3℃，闊葉林擴張，末次冰期早期氣候寒冷，比現在約下降5℃左右，中期則屬于末次冰期的間冰期即深海氧同位素第3階段相對溫暖濕潤期。MSA/MP技術與古人群累積、傳承文化的出現息息相關。在這之前，技術的獲得主要歸因于個人的不斷嘗試與探索，或許還包括一些社會因素，比如通過其他工具生產者來獲得技術能力。不過，高度復雜的MSA/MP技術則反映了人類在大規模上彼此分享技術知識的能力。隨著時間推移，古人們知識不斷積累，并對以往的經驗進行修正完善，這種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過往任何個人無法比擬的。

　　MSA/MP以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為代表，并被稱為模式3，其技術包括以石片為毛坯制作的獨特工具類型(如一系列精致邊刮器和單面加工的尖狀器等)、小型化的手斧、瘦長的石鎬、廣泛使用的裝柄技術以及熟練采用的硬錘和軟錘技術。非洲還出現了一些看似相當“早熟”的技術，如串珠、幾何形小石片和高度復雜的骨制工具等。與早期相比，此階段出現更多標準化的工具類型。標準化生產使得不同任務對應于不同的專門技術，這樣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標準化生產還促進了復合工具(即包括兩種或多種技術，如長矛包括了木質柄部、石制尖端和連接二者的技術)的常規化生產和簡單維修。這一時期的工具制造者在生產石制品時還普遍運用具高計劃性的預制石核技術，這一技術也被稱為勒瓦婁哇技術(Levalloistechnique)。按照這種技術，石核被修理成預定的大小和形狀(例如龜背狀)，然后生產者就可以從石核上剝下一系列預先規劃好的石片類型。

　　而其中一部分石片通過進一步修理，制備成更加具體的工具形式，如勒瓦婁哇刮削器、尖狀器、齒狀器和兩面器等。當然，MSA/MP工具同樣具有不同的區域特征，其中一些特征變化的本質是人類技術適應不同生態環境微調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同文化群體間的差異。特定的人工制品風格可能反映不同群體的文化標識、變幻莫測的歷史因素，甚至可能暗示新生的審美潮流。除此以外，這一時期在裝飾品、狩獵方式、食譜、埋葬等方面皆顯示出比早期明顯的進步性特征。非洲石器時代晚期(LSA)/歐亞大陸舊石器時代晚期(UP)非洲和歐亞大陸，大約5萬年前，人口大規模擴張，精致技術的大發展。舊石器時代晚期跨越晚更新世的中晚期，全球環境進入末次冰期中晚階段和末次冰消期。

　　在大約2萬年前氣候進入末次冰盛期，古人類不斷南遷。在大約1.5萬年前，氣候逐漸轉暖。到大約5萬年前，非洲多個人群具備了一系列更進步的生態適應性、群體規模、生活方式與物質文化特征，這些特征又進一步促進了人類的技術發明和交流。不斷改進的技術推動了人口增長，增長的人口又迫使古人利用技術更成功地獲取食物資源。當本地食物資源無法滿足日益增大的人口壓力時，一些人群便踏上了探尋新天地的旅程。文化適應(包括復雜的技術)有助于古人快速開發大范圍的棲息地，隨著時間的推移，優越的LSA/UP技術橫掃非洲和歐亞大陸，最終漂洋過海到達澳洲和美洲。

　　LSA/UP是一個物質文化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技術的起源可以早到舊石器時代中期，工具制造者們開始廣泛生產和使用石葉類產品(模式4：典型特征是石葉工業，共生器物有端刮器、雕刻器和石錐等，還可能伴生兩面加工的尖狀器等，熟練掌握硬錘技術、軟錘技術、間接法和壓制技術)和幾何形細石器(模式5)。細石器技術是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度的中石器時代的典型技術模式，其特征是以細石核、細石葉以及三角形、梯形、新月形等幾何形細石器及其裝柄組合而成的復合工具為代表，是有組織策略的大型狩獵采集活動的相應產物。

　　上述的石葉技術和細石葉技術都要運用相當復雜的預制石核技術，這些技術生產的石制品可以組合成復合工具，成為矛、魚叉或刀的尖端。從考古學文化上看，此時在舊大陸西側發展出了皮里戈底文化(Perigordian)、奧瑞納文化(Aurignacian)、梭魯特文化(Solutrian)、馬德格林文化(Magdelenian)等，盡管有時空上的差異，但從西歐到東歐整個石器工業盛行石葉工藝。如法國和伊比利亞出現的梭魯特文化(Solutrian)，該文化中燧石工藝達到頂峰，燧石通常進行熱處理，從而改善其物理性能以便更好地剝片。梭魯特文化先民運用壓剝法生產出各類葉狀武器尖端，這或許反映了具有梭鏢投射器功能的標槍出現。

　　這一時期除石制品外，還見證了其他材質的人工制品的大發展。動物骨骼首次作為制作工具的關鍵材料被廣泛使用，它們通常與新的工具形式或技術相結合，如魚鉤、魚叉和小型縫紉用的針。這一時期的古人類還留下了一些最早的也是較明確的有關象征藝術和宗教行為方面的證據，如洞穴壁畫、骨笛、雕像和用貝殼、骨頭和牙齒制成的項鏈等。總的來說，LSA/UP技術表明古人類擁有了傳承、改善、創新復雜技術的現代行為能力。這一時期還記錄了古人類文化適應性的不斷提升。這些改變從更早的時候就已經萌芽，但在LSA/UP時才真正聚集了動力。人類開始通過不斷調整技術和文化而非依賴緩慢的身體機能演化來更加自如地面對復雜的挑戰。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更多依賴文化適應來尋求解決方案的趨勢急劇增加，并伴隨早期現代人不斷演化，從石器時代歷經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直到信息時代的到來。故事才剛剛開始事實上，我們現在對舊石器時代人類技術的了解仍然只是冰山一角。本文所述僅是一個簡略的回顧，并不能代表全球所有的區域文化特征，其內容也會隨著新的考古發現不斷被重新修訂。但這并不會令人沮喪，相反，隨著新技術和更加嚴謹的科學方法的運用，舊石器時代人類技術的神秘面紗，定會被科學家逐漸揭開。

　　相關論文范文：試論中國新石器時代土洞墓的起源

　　摘要:至遲在公元前3300年，土洞墓已在黃河中游地區出現;公元前3000年前后，其分布范圍顯著擴大;公元前2500年前后，土洞墓在黃河上游地區廣為流行;公元前3000年以前，土洞墓不用于合葬，亦不見遷葬和對死者葬式進行調整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