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美民間關系

　　中美兩國的民間交往可以追溯到很遠，其最初為廣州的貿易。1784年8月，美國商船“中國女皇”(Empress China)到達廣州。其航線是以紐約為始發地和終點地，為時15個月。1790年起，美國商船從美洲的西北海岸駛往廣州，使當時的美中貿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美國此時開始的從十三州到太平洋的領土西擴，對美中貿易也有很大的推進。中國從美國進口花旗參、毛皮、檀香木、鉛、棉花及織品等物，美國從中國進口茶葉、絲綢、瓷器等物。到了19世紀，美國商人亦從事走私土耳其鴉片。1786年美國政府任命商人蕭善明(Samuel Shaw)為第一任駐廣州領事，但他只是一個不受薪的非正式官員，同時兼理著自己的商業活動。清朝政府也只是將其當作大班來看待(美國駐廣州領事以后一直由對華貿易的商人擔任，至1845年才派出了真正的外交官)。

　　此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商業活動中，美中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美國成了僅次于英國的第二大對華貿易國。但是，在此商業活動中，僅僅是美國商人駛船來到中國的廣州，但沒有記載說明中國的商人駛船前往美國的東西海岸。按照當時清朝的規定，普通中國商人不能與美國商人進行貿易，僅有特許的行商可以從事這一活動。這些行商最多時也只有十多家，而最大的一家行商怡和行浩官(Howqua)占了其中超過50%的比率。與此同時，美國的傳教士也來到了澳門和廣州。他們在開展傳教事業的同時，也開設了學校、醫院、印刷廠，并出版了刊物。與此同時，到達美國的中國人，見之于記載的，僅三四人，他們在美國的生活情況也是不清晰的。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認識，早期的雙邊關系，實際上是單邊的，即美國商人、傳教士甚至官員來中國，美國大體了解中國的情況，而中國并不了解美國。即使是由清朝官方指定與外國人做生意的行商，對美國的知識也十分有限。

　　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

　　1840年至1842年，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逼迫清朝于1842年8月29日簽訂了《南京條約》。由于當時的清朝還沒有國際法知識，1843年10月8日，清朝又與英國簽訂了《虎門條約》。《南京條約》與《虎門條約》是中國最早的不平等條約，規定了當時的中英關系：一、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為通商口岸;二、兩國在外交上平等相交;三、在華英國人由英國領事實行司法裁判權;四、片面最惠國待遇;五、清朝不能自主改變關稅;六、英國軍艦可以自由出入以上五個通商口岸。這兩個條約所建構的中英關系，幾乎成了歐美各國與東亞各國關系的最初范本。以后，歐美國家最初與東亞國家的關系，基本上不出這一框架。

　　當英國與清朝的戰爭剛剛開始，美國駐廣州領事及其商人等很快將消息傳到了大洋彼岸，合眾國立即意識到東方出現了不應放棄的機會。

　　即使在戰爭期間，美國已派加尼(Lawrence Kearny)率東印度艦隊的艦船來華，其任務為：一、護僑;二、制止美國商船走私鴉片。這兩項工作他均未執行。但當他知道戰爭結束、《南京條約》簽訂后，推遲了返航，于1842年10月徑自致函清朝的兩廣總督祁貢，要求最惠國待遇。祁貢一面上奏道光帝，一面答復加尼，表示基本同意，等《南京條約》奉到后，他將與有關大臣“酌核”，由清方妥善制定一個章程，上奏皇帝后即可照此辦理。

　　對于加尼的要求，清朝道光皇帝的最初意見是反對，堅持“天朝舊制”，即在廣州一口通商，并實行舊制度，但當時負責談判《南京條約》大臣耆英、伊里布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們認為，英、美兩國服飾船型難辨，如美國人打著英國的旗號去各通商口岸，“德在英國，怨在中國”，要求實行“一視同仁”。道光皇帝由此改變態度，予以同意。1843年，當中英《虎門條約》簽訂后，欽差大臣耆英向美國駐廣州領事發文，將中英《虎門條約》抄送，并稱：“祗領遵照可也。”也就是說，由于清朝對國際法的無知，已經同意按照當時的中英關系來處理中美關系。美國除了割地賠款外，其他方面獲得了與英國同樣的權益。

　　也就在此時，美國已決定派出委員前往中國。1843年5月，眾議院議員顧盛(Caleb Cushing)奉命前往中國。顧盛于1844年2月來到澳門，向廣東的地方官說明了他的使命：他不久將去北京覲見皇帝，并與清朝的相關大臣簽訂與英國相同的條約。顧盛的來信和隨行的軍艦，在清朝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儒家學說至上的國家，“以禮治國”。禮儀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有著至高至上的意義。1793年和1816年，英國兩次派使節來華，拒行中華禮儀(跪拜禮)，已經引起了很大的風波。如果美國使節覲見皇帝不跪不拜，在當時中國人的認識中，不僅會使各國對清朝產生輕慢之心，而且國內的儒家知識分子也會對王朝的合法性發生懷疑。于是，清朝方面以阻止顧盛來北京為第一要義。至于條約，清朝已同意美國按照《虎門條約》的規定進行通商，并沒有引起更大的注意。

　　1844年6月17日至7月3日，清朝欽差大臣耆英與美國委員顧盛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進行了談判‍‌‍‍‌‍‌‍‍‍‌‍‍‌‍‍‍‌‍‍‌‍‍‍‌‍‍‍‍‌‍‌‍‌‍‌‍‍‌‍‍‍‍‍‍‍‍‍‌‍‍‌‍‍‌‍‌‍‌‍。顧盛在做出“讓步”——同意不再要求進入北京并交出國書之后，獲得了對美國極其有利的《望廈條約》。該條約以美方提出的草案為基礎，有所增刪，共計34款。該條約規定了美國可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軍艦自由出入通商口岸等不平等權益，而且在文字方面比中英兩個條約更為具體嚴密。也就是說，英國根據其“片面最惠國待遇”，反過來可以享有中美《望廈條約》的各項規定。顧盛對此條約極為滿意，在條約簽訂后的第三天，1844年7月5日，向美國國內報告，《望廈條約》與中英已簽條約相比較有著16項的優點!此后，西方各國與中國訂約，大多以《望廈條約》為文字上的藍本。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法律眼光來看顧盛的行動，可以認為美國的舉動并不光明正大。當時的清朝不了解國際法，也不了解國際法框架中的本國權益，所以對本方權益的喪失并不知情，也沒有盡力去保護本國利益。但是，今天的法律對“詐騙”的定義是，利用他方在知識上的無知而占取他方的利益。

　　1844年簽訂的《望廈條約》規定了此后中美關系的基本特點。該條約及以后的類似條約的相關規定實行了近一個世紀，直到太平洋戰爭時，美國才放棄。在此長達近百年的以不平等條約為基礎的中美關系中，中國人有著屈辱感，美國人有著優越感。恰在這種對立的情感中，中美兩國關系綿延伸長。

　　留美學童與排華法案

　　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簽訂時，中國的人口已經達到四億，海外商業活動和移民早已開始，但主要是東南亞;美國商船從其西海岸到中國，航行約五十多天。兩個國家人民之間的互不了解，可以說是合乎歷史必然的。

　　十年后，1854年，容閎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容閎早年在澳門與香港接受西方教育，在美國學習了七年。當這第一位畢業于美國大學的中國人回到中國時，發現他的美國知識并無可用之處。他在經歷了各種不太成功的職業后，因幫助清朝從美國購買機器，而做了一名小官。容閎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說服當時權勢極大的疆吏曾國藩、李鴻章，向美國派出留學生。

　　留美學童計劃從1872年開始實行，首次派出30人，此后至1875年，共派出了四批，共120人。按照這一計劃，這批平均年齡為十二歲多一點的男孩，將在美國家庭中學習英文，然后進入美國學校，一直到文、理、工、軍事各科大學畢業。這在當時的亞洲，是一個重大且有長遠眼光的計劃。如果這一計劃成功，且不論這批學童的專業知識，就是他們對美國的認識也對當時的中國有著極大的用處。中國對美國的了解將由此進入新的階段。但是，當這一計劃進行到第九年時，這批學童被清朝政府全部撤回了，許多人沒有完成他們在美國的學業。當時撤回的原因主要有三個：這批學童已經美國化了，當政者害怕他們將來會與中國的政治和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美國當時不準許他們進入各種陸海軍學校，而進入美國軍事院校是該計劃的主要目標;美國的《排華法案》造成的中美關系的緊張。

　　除去生病而先期回國、拒不回國者外，留美學童共回來了97人。他們回到上海后，并沒有鮮花的迎接，反是受到了可怕的對待。當時的中國沒有人重視他們的留學經歷，也沒有人愿意多了解關于美國的知識。他們又重復著當年容閎的遭遇。盡管這批學童二十多年后大多成為中國政治、外交、工程、礦務、軍事等方面的重要人物，但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這只是他們個人的成功，而不是整個國家的成功——國家的命運并沒有因這批留美學童的回國而發生變化，人民也沒有因為他們而獲得大量的美國知識。他們回國的最初十年中，無聲無臭，似乎消失了，就像水倒在沙子上一樣。

　　容閎與留美學童的命運，是當時中國內部的政治與社會諸因素所致。

　　與此同時，美國內部的政治與社會諸因素也導致了《排華法案》。

　　盡管建立在《望廈條約》等條約基礎上的中美兩國關系是一種不平等關系，但美國的對華政策相比起當時的英國、法國、俄國等國，還是比較溫和的。1867年，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任滿回國。在多種因素促成下，這位卸任的美國外交官非常有趣地成為清朝第一位正式派往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蒲安臣率清朝政府代表團首先訪美，然后出訪歐洲，歷時兩年，最后他本人于1870年2月在俄國去世。1868年7月，這位清朝政府的代表、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與他先前的上司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han.Seward)簽訂了一個條約。該條約后來被稱為《蒲安臣條約》(Bulingame Treaty)，該條約規定：中國人可以自由地出入美國，可以在美國享有美國對待其他外國人的最優惠待遇。而美國人在中國早已享有這一待遇。

　　《蒲安臣條約》簽訂時，內戰后的美國因西部開發而需要大量勞動力。貫穿美國東西的鐵路建設中雇募了超過一萬名中國勞工。數以千計的中國移民開始進入美國，合法且守法地從事著許多工資低下的行業。然而，美國經濟危機的出現，許多失業的歐洲移民(主要是美裔意大利人和美裔愛爾蘭人)認為中國移民搶去了他們的面包。勤勞和節儉，在東方被視為美德，而在當時的一些美國政治家口中變成了不可饒恕的罪惡。中國移民在美國犯下的最大罪惡是愿意領更少的工資而干更多的活。

　　1880年，清朝在美國的壓力下簽訂新的條約，該條約同意美國可以整理(regulate)或定年限、人數，以阻止新的華工進入美國，此外通商、學習、游歷等人士及已在美國的華工不受此限制，享有最惠國待遇。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暫停”所有華工入境十年，并對華人的留學、旅行做出了極其嚴格的規定，美國任何一州都不準許華人入籍。這是一個種族歧視法案‍‌‍‍‌‍‌‍‍‍‌‍‍‌‍‍‍‌‍‍‌‍‍‍‌‍‍‍‍‌‍‌‍‌‍‌‍‍‌‍‍‍‍‍‍‍‍‍‌‍‍‌‍‍‌‍‌‍‌‍。1884年、1888年、1892年、1893年，美國國會一再通過新的排華法案，不僅是華工，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進入美國都受到了更嚴格的限制，1880年中美條約的規定已經被完全破壞。1898年美國合并了夏威夷，排華法案也隨之推行到那里。1902年，美國將排華法案無限期延長。

　　在此期間，在美華僑受到了美國種族主義者的百般凌辱，暴力事件接連發生。

　　1905年，由于美國的排華暴力，在中國的上海、天津出現了抵制美貨運動。

　　一直到1943年，美國才廢除了排華法案。

　　對抗中的互相利用

　　到了20世紀，美國已成為西方世界的首強。1921年—1922年華盛頓會議中，美國等國對日本的擴張有所抑制，中國在日本的強壓下獲得了喘息，由此希望美國在亞洲事務上發揮作用。大量的留美學生此時回到了中國，在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上起了主導作用，由此中國的知識界對美國有著特別的好感。但當時的中國政府十分腐敗，社會問題叢生，美國的知識界對中國并沒有同樣的好感。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美兩國關系進入了第一個“蜜月期”。美國受到了日本的攻擊，但它作戰的主要力量放在歐洲，在太平洋戰場上，美國在很長時間處于比較被動的狀態。美國需要中國這一東方國家能夠繼續抵抗日本，以減輕其壓力。它在軍事裝備等方面支持中華民國的蔣中正總統，以防止其與日本單獨議和。中國需要來自美國的援助，更需要美軍能在太平洋戰場上投入更多的兵力，以減輕日本的軍事壓力。雙方的共同敵人，使得兩國有著共同的立場。中美兩國結成了同盟。

　　越南戰爭后期，中美兩國關系進入了第二個“蜜月期”。美國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繼續對抗，同時也為其軍隊能在越南安全撤出，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能予以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需要美國改變對華敵對立場，以防止蘇聯在軍事上打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的共同敵人是蘇聯。

　　這兩次“蜜月”都是政治上的“聯姻”，其基礎是共同的敵人。一旦共同的敵人消失，雙方的“聯姻”基礎也同時消失，很容易出現反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關系，歷史上從《望廈條約》起，已經經歷了159年的風風雨雨，但兩國之間現在仍處于很不融洽，甚至在某些方面互相敵視的狀態之中。我個人以為，中美兩國的關系不穩定的最主要因素，在于雙方雖交手159年仍是互不了解，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國人民的互不了解。如果雙方的人民都能了解對方，即使有爭論，也不會敵對。只有在兩國人民的互相了解之上，兩國政府的政策才會有其穩定性。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有著許多研究美國的中文著作，但我查了一下，可供普通老百姓閱讀的關于美國憲法、政治制度、社會、教育、民眾生活的一般性圖書數量很少。我也聽說，在美國有著更多的研究中國的著作，但供普通老百姓閱讀的關于中國憲法、政治制度、社會、教育、民眾生活的一般性圖書數量也是很少。

　　雙方新聞界的報道各有其不足之處，而美國新聞界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道，被中國清華大學新聞系教授李希光稱之為“妖魔化”。關于兩國較為真實的知識通過數以萬計的中國留美學生、美國訪華人士靜靜地在民間傳播。這種傳播手段相對于現代社會已屬原始。“中國垮臺論”“中國威脅論”這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由此可以同時存在。

　　我個人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東亞的一個依然處于發展中的大國，與美國的關系應當也有可能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是加強兩國人民的了解，解除誤會，以能到某一天可以互相信任。

　　歷史方向論文范文閱讀：高校歷史地理教材的現狀與改革措施

　　摘要：高校通用的歷史地理教材大部分編寫自20世紀后半期，本世紀初雖有部分教材存在修訂和增訂，但主體框架和內容變化不大，不能反映歷史地理學最新的研究進展，也難以適應新時期的需要，這嚴重制約了高校歷史地理人才的培養及學科發展。針對目前教材陳舊、忽視傳統、學科定位不明等問題，建議由“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牽頭，組織力量進行教材編寫，以“有用于世”為指導方針，吸收學科最新研究成果，增加田野考察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