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南海漁業資源開發具有近海水域捕撈為主、破壞性漁具漁法的濫用、漁船功率和捕撈產量飛速增長、海水養殖結構單一等特點。南海漁業資源開發協同創新過程中也存在著戰略協同、主體協同、制度協同、組織協同、技術協同等方面的問題。為此下面文章中提出通過建立完善的溝通機制和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鼓勵多方主體的積極參與，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建立戰略聯盟或網絡化組織，改善漁業資源開發技術裝備水平，可以促進南海漁業資源合理有序的開發。

　　關鍵詞:南海,漁業,資源開發,協同創新

　　南海是東亞陸緣面積最大、位置最南的邊緣海。位于3°ll'N—23°35'N、98°00'E—120°15'E之間，是具有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特征的海洋生態系統。同時，南海存在的大量的紅樹林、珊瑚礁、海草床等適合魚類生存繁殖的生態環境。南海優越的地理位置及生態環境決定了南海漁業資源的多樣性。據專家估算，“南海海洋魚類可捕量高達224×104t-260×104t”[1]。

　　然而，“2010年南海區實際捕撈量318.6×104t，2016年南海區實際捕撈量為376.7×104t，分別超過南海海洋魚類可捕量”[2]。強大的捕撈壓力使南海漁業資源狀況持續惡化。據費鴻年等人的報告指出，南海優劣漁獲物之比為:20世紀50年代8∶2;60年代6∶4;70年代4∶6;80年代2∶8;90年代以來，南海區每年低值魚和幼魚漁獲量占總量的70%以上。[1]

　　南海日益衰竭的漁業資源使人們逐漸認識到，海洋生物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2016年12月31日，農業部印發《全國漁業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2016—2020)》指出:“加快推進漁業科技創新，整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骨干企業等方面的科研資源，建立研發平臺和技術創新聯盟。逐步完善漁業協同創新體系，為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3]自此，從協同創新的角度分析漁業資源開發問題逐漸引起了學者的關注。

　　一、研究綜述

　　海洋漁業資源的協同創新是指在漁業資源開發過程中，以涉漁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為主體，政府、中介機構、金融機構等為輔助，以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為基礎，以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為原則，以達到戰略、主體、制度、組織和技術等創新要素的有效協同。目前，學者們對于南海漁業資源開發(主要指捕撈業和養殖業)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幾類。

　　一是從南海漁業資源的角度，基于戰略地位[4][5][6]、可持續發展[7][8][9]的視角對南海漁業資源進行研究;二是從漁業資源開發的角度，基于開發模式[10][11]、開發機制[12]視角對漁業資源開發進行研究;對于協同創新的研究主要從協同創新的主體[13][14]、影響因素[15][16]、模式[17][18]、機制[19][20]的視角進行研究。而以協同創新理論研究南海漁業資源開發是一個全新的視角，張玉強指出構建協同創新的開發利用機制來解決南海漁業資源開發過程中的問題。[21]

　　岳冬冬主張通過創建協同創新平臺來促進漁業資源的合理有效開發。[22]但這方面成果相對于其他視角的研究，一方面數量非常有限，從協同創新視角研究南海漁業資源開發的文獻資料幾乎沒有。另一方面，即使有也是從協同創新的個別方面加以研究，并未全面地系統地從海洋漁業資源開發協同創新的內涵出發進行研究。由此，本文基于海洋漁業資源協同創新的內涵的視角，全面地系統地從協同創新的五個方面即戰略、主體、制度、組織、技術對南海漁業資源開發進行綜合研究。

　　二、南海漁業資源開發的現狀

　　南海漁業資源(主要指廣東、廣西、海南三省)具有巨大的開發潛力。但長期以來，“南海漁業資源開發結構不合理”[23]。首先，我國南海近海水域捕撈強度增長過快，破壞性漁具漁法的濫用、漁船功率和捕撈產量飛速增長;其次，淺海灘涂和低洼荒地遼闊，資源量大，但這些適宜開發水產養殖的資源又長期處于閑置浪費的狀況。(一)海洋捕撈業現狀近年來，南海捕撈業迅速發展。漁船數量、功率和捕撈產量迅速增長，形成了頗具規模的海洋捕撈業。

　　1.捕撈漁船結構2016年南海區和全國海洋捕撈機動漁船數量和功率對照，與全國相比，從漁船數量上看，南海區圍網、刺網和釣業捕撈漁船多，而拖網捕撈漁船數較多，張網捕撈漁船少。從功率上看，南海區圍網、刺網捕撈漁船功率大，拖網、釣業、其他捕撈漁船功率較大，張網捕撈漁船功率小。這一定程度上說明南海區捕撈主要以圍網、刺網為主，其他捕撈方式為輔。與全國相比，南海區大功率的捕撈漁船偏少，而小功率的捕撈漁船偏多.說明南海區的捕撈漁業生產以小船為主，在近海作業較多，中、深海作業的能力不強。

　　2.捕撈產量構成2016年南海區和全國諸作業類型的海洋捕撈產量構成，2016年南海區捕撈量3540937t，占全國海洋捕撈的26.7%。按作業類型分，南海區捕撈產量主要以拖網、刺網最多，圍網次之，釣業、其他、張網捕撈產量較少。與全國相比，南海區圍網、刺網、釣業產量所占比重高于全國水平;拖網、其他產量所占比重略低于全國水平;張網產量低于全國水平。綜合來說，2016年，南海區海洋漁業資源捕撈漁具主要以圍網、刺網、拖網破壞性極大的捕撈漁具為主，其中漁船以小船為主，近海漁業捕撈作業為主。

　　(二)海水養殖業現狀

　　近年來，南海區海水養殖業迅速發展。特別是從1995年以來、南海區不斷加大對海水養殖業的支持力度。由此，南海區出現了養殖熱潮。

　　1.海水養殖品種結構

　　2016年南海區和全國海水養殖品種產量構成情況，從養殖產量的構成來看，南海區貝類所占比重最大。其他養殖品種少。但與全國相比，魚類和甲殼類所占比重相對較大，貝類與全國相差不大，藻類低于全國水平。

　　2.海水養殖水面類型結構

　　2016年南海區海水養殖水域類型、面積及產量情況，2016年，從養殖面積看，南海區海上養殖面積最大、灘涂次之、其他養殖面積小。從養殖產量上看，南海區灘涂養殖產量最大，海上養殖產量次之、其他養殖產量少。就2016年而言，從海水養殖品種結構而言，南海區漁業、貝類、甲殼類養殖為主，其他養殖品種較少;從海水養殖水面結構來看，南海區主要以灘涂和海上養殖為主，其他類型的養殖方式相對較少。總體而言，南海區養殖品種和水面類型結構單一。

　　三、南海漁業資源開發協同創新的問題分析

　　(一)戰略協同問題

　　戰略協同是協同創新的基礎。戰略協同的本質是協調漁業資源開發過程中多個利益相關者文化價值觀念和利益的沖突。首先，由于南海漁業資源開發過程中涉漁企業、大學及科研院、中介組織等主體在創新過程中文化背景、發展目標、資源和能力的差異等使協同創新過程中文化和價值觀念沖突時有發生。但實際上，各個協同創新主體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差異并不相互排斥，真正的障礙是文化和價值觀念之間缺乏認同和包容。其次，在風險承擔和利益分配方面，各主體間的協同創新削弱了單個組織對創新的控制權，提高了知識的交易費用，存在一定的風險。

　　參與各方中涉漁高校或研究機構對所擁有的知識產權的價值評價以及企業對專利和知識產權運用于市場所獲得收益評估及成果分成極易出現分歧，使得知識的共享變得困難有加。如果漁業協同各方不能有效的管控利益分歧點會使涉漁各方合作成為“一次性事件”直至不了了之。因此，緩解文化價值觀念的沖突、制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南海漁業資源開發戰略協同的關鍵所在。

　　(二)主體協同問題

　　主體協同是協同創新的核心。南海漁業資源開發過程中所涉及的主體主要包括涉漁企業、大學、科研機構、政府、中介機構、金融機構等。從利益訴求來分析，漁業資源開發協同創新的各主體是作為一個個鮮活的利益個體進行合作的，合作的過程中必定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勢必會妨礙協同創新的順利進行。從資源的互補性來看，涉漁科研院所是基礎研究的主體，其研發經費主要來源:一是來自國家或地方政府的科技項目撥款。二要通過與漁業企業合作來獲取科研經費。

　　由于國家和地方科技項目撥款的有限性，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高校、科研院所迫切需要與漁業企業合作來滿足自身的科研經費需求。再加上，企業自身研發能力有限，可通過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術研發合作破解企業的技術難題。“如大連獐子島漁業集團通過與中國海洋大學的合作，獲取國家資金支持和中國海洋大學的技術支持，使該企業在漁業理念和技術方面獲得了長足的發展”[24]。由此，基于各涉漁主體利益訴求的多樣性和資源的互補性使得涉漁主體間的協同變得日益重要。

　　(三)制度協同問題

　　制度協同是實現協同創新的根本。在我國，制度決定了社會資源的主要流向，并深刻影響著涉漁創新主體的各種創新活動。政府作為政策制度制定的主體應制定和完善漁業相關法律與政策，為各方涉漁主體的緊密協作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由于我國在統一的漁業政策制定上的力度比較薄弱，大多漁業政策的制定缺乏系統性且相互之間自行矛盾，使部分已經頒布的政策并沒有得到系統有效地執行。例如，國家實施休漁政策、漁民轉產轉業政策的同時，又推出對漁業的柴油補貼政策。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再加上，“我國針對漁民的轉產轉業政策從2003年開始對部分退出海洋漁業捕撈的漁船進行補償，但是到2006年已大幅度減少。補償金額從9.9億元下降到1.8億元，具有一次性補貼的特點”。[25]這致使已退出海洋捕撈生活困難的漁民，又重新加入捕撈大軍。

　　其次，由于立法的缺失導致的在執法和監督等環節的無法可依。在執法方面尚未形成配套系統，使法律貫徹實施難度大;在監督方面，法律體系的不健全造成了對海洋漁業資源的無償占有和使用。最后，南海漁業資源開發的配套政策的不完善。缺乏相應配套的財稅、金融、風險投資、專項貸款等鼓勵性政策措施，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南海漁業資源的順利進行。

　　(四)組織協同問題

　　組織協同是協同創新工作的保證。協同創新涉及不同組織群體，單一的組織不能取得合作的全部控制權，就需要建立一個跨邊界的組織機構。現行我國漁業管理體制存在著政出多門、多頭管理、互不協調的復雜局面。例如，漁業管理工作包括分配漁場、確定捕撈品種，確定捕撈限額等活動由水產部門負責。

　　但船舶在水面航行屬于交通部負責。漁業在水里生活，船舶在水上航行，由于漁業開發往往與水面交通處在同一個水域，需要經常性的協調和聯系才能更好的履行各部門的職能。其次，涉海高校、企業和科研院所分別隸屬于不同部門，三者自成體系、資源整合率低、利益協調困難。最后，“海洋資源、空間、環境共同存在于同一的自然體中，不論海上漁業資源開發、海洋水體特征還是海洋灘涂的開發和利用都是密不可分，相關制約，相互依存的”[26]。

　　(五)技術協同問題

　　技術協同是協同創新的關鍵。技術協同是以技術為核心，涉海高校、科研院所、企業、政府等主體通過整合資源，打破創新壁壘，實現資源積聚和共享，從而實現技術創新的過程。首先，由于漁業技術創新本身的成本風險和市場的不確定性導致漁業技術創新變得愈加困難。其次，從漁業技術創新活動所帶來的收益看，“漁業生產空間的開放性、漁業資源更新速度快”[27]等因素使得漁業技術成果“搭便車”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也最終導致漁業企業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再次，技術創新本質上是不同創新主體之間通過協同和交互作用實現知識創造和技術創新的過程。其本身的特性決定了在創新過程中信息多樣性、組織網絡性、主體多元性、資源開放性和共享性共同構成了技術創新協同的本質特征。

　　四、南海漁業資源開發協同創新的路徑分析

　　(一)戰略協同:建立完善的溝通機制和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

　　一是建立完善的溝通機制。首先，針對涉漁各主體戰略協同過程中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問題，構建適宜的文化氛圍。政府通過政策引導、服務保障等多種手段的組合，引導涉漁協同創新各主體主動吸收彼此有利的價值觀念，并結合彼此的文化特色，逐漸形成協同創新特色文化。

　　提高各個協同主體彼此價值觀的認同感和包容度，使涉漁高校在追求學術價值的同時還要顧及企業的經濟利益，涉漁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也要顧及涉漁高校的科研需求。其次，通過增加戰略對話和文化交流來擴寬文化交流渠道。通過戰略對話和交流使一方了解另一方的戰略定位，加強彼此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另一方的政策和實踐的同時，還要了解對方在經濟社會中的角色定位和資源優勢，重視彼此文化差異及這些差異對協同創新的影響。通過彼此協商，針對文化差異及分歧達成共識。

　　二是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涉漁各主體均應事先界定各自責任邊界與利益范圍，設置風險分擔和利益分配機制，并輔以合理的評價體系。首先，可根據“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原則，承擔風險多者多收益，承擔風險少者少收益”來設置利益分配比例，也可根據智力投入、資金投入等相應折合進行分成確保涉漁高校、科研機構的技術研究與企業的技術推廣與運用在各個階段都可實現科學合理的利益分割。其次，建立完善的風險管控機制。盡可能降低涉漁各主體科技創新、成本共擔、創新失敗等各類風險和損失。最后，構建健全的協同創新評價體系。評價體系的指標設計要兼顧涉漁高校、教師、企業等各方利益，全面選擇合適、有效的評價指標、既要注重對教師科研成果轉化的促進與激勵，又要考慮企業效益能否提高以及高校利益是否有所保障，同時還應兼顧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

　　(二)主體協同:鼓勵多方主體的積極參與

　　加強南海涉漁各主體間的協同。力求構建以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為主體，政府、中介組織、金融機構等為輔助，多方參與的漁業資源開發協同創新體系。對于涉海高校而言，結合企業對漁業人才的需求，不斷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涉漁人才素質，為我國漁業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對于漁業企業而言，主動聯系涉海高校和科研機構，推進技術協同創新;對于政府而言，要加大政策的引導力度、加快科研設施和儀器的開放步伐、加大經費支持力度、加強中介服務體系建設;對于漁業中介機構而言，通過發展漁業行業協會，建立由政府機構引導的管理行業協會，作為聯系政府、企業、漁民個人的協同創新組織;對于金融機構來講，為涉漁各主體解決投融資問題，拓寬金融來源渠道，促使各個主體協同創新更加有效的實施。

　　(三)制度協同: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協同創新，制度先行。作為制度制定主體政府應及時完善和修訂有關海洋漁業資源開發的政策和法律、法規，為我國海洋漁業資源開發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首先，通過完善相應的財政、稅收和信貸政策為協同創新提供資金支持。政府可通過財政撥款建立海洋漁業發展基金支持重點漁企及項目的發展;政府可通過建立信貸擔保制度來支持海洋漁業企業更新船只設備;政府可通過建立各種風險投資基金來幫助企業、高校等主體擴寬融資渠道。最終逐步建立以政府投入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銀行貸款為支撐、社會集資和引進外資為補充的多元參與的投融資體系。

　　其次，政府通過完善法律、法規來切實保障各個主體的利益。政府通過加強法制建設、確立權責關系、明晰產權歸屬來解決協同合作中利益分配和風險共擔的問題。再次，政府通過完善教育體制和科技政策為漁業資源開發協同創新提供人才保障和技術支撐。

　　(四)組織協同:建立戰略聯盟或網絡化組織

　　由于南海漁業資源開發過程中，存在多頭管理、效率低下、單一投資主體難以承擔南海漁業資源的合理開發等問題，應考慮設置專門的管理機構統一行使南海漁業資源開發的管理權，這樣能在跨省域、跨地區、跨部門的南海區中形成有效的管理和協調，實現統一規劃。首先，積極創建南海漁業資源協同創新戰略聯盟，為南海漁業資源開發提供組織保障。控制效應分析發現，國家級協同創新平臺的建設更有利于知識的轉移。

　　因此，在南海漁業資源開發過程中，以“海洋強國”戰略為契機，以國家級漁業協同創新平臺為核心，省、部級協同創新中心為輔助、建立一批各涉漁主體共同參與的國家、省、部級協同創新戰略聯盟。例如國家漁業科技協同創新聯盟、南海漁業資源開發利用重點實驗室、南海漁業資源環境科學觀測實驗室等。其次，建立協同創新網絡化組織。例如中國漁業網站、全國漁業科技協作網等。網絡化組織模式有利于發揮組織結構柔性化、信息網絡化等優勢。通過漁業協同創新網絡化組織機構模式的建立，促進網絡化的重要數據庫，科技成果數據庫、專利數據庫等的共享，打破多年來形成的行業條塊分割、資源分散的狀況，最大限度實行資源整合。

　　再次，成立協同創新委員會等專門的組織機構來協調涉漁主體間的關系。如針對漁業開發過程中，灘涂資源的管理，可由一個綜合管理部門實行所有權的統一管理。海洋漁業各部門在服從所有權統一管理下，負責對使用權的管理。這樣綜合協調部門作為非實體性的機構，為各個部門提供漁業資源開發的相關信息，協調各個部門之間的利益沖突。

　　(五)技術協同:改善漁業資源開發技術裝備水平

　　南海漁業資源開發過程中存在著技術裝備落后和技術轉化水平低下的問題。首先，提高漁業資源開發技術裝備水平。針對南海漁業資源的開發，以已開展的漁業資源調查評估、選擇性漁具漁法、漁情監測和高效捕撈技術等方面工作為基礎，通過涉漁高校以及研究所對漁業生態、漁具漁法、漁具數量和入漁準入標準等綜合技術的進一步研究，為南海漁業資源開發提供技術保障;通過瞄準海洋捕撈漁業產業鏈各環節重點共性關鍵技術，以空間技術、信息技術、物聯網、通信技術等新技術推動南海漁業技術升級。

　　其次，提高技術轉化率，改善技術轉化環境。鼓勵漁業資源開發技術的協同創新，發揮高校及科研機構的技術研發能力、發揮涉漁企業的技術推廣能力、依托中國漁業協會和遠洋漁業協會，促進漁業技術的轉化。

　　參考文獻:

　　[1]費鴻年，張詩全.水產資源學[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357.

　　[2]農業部漁業漁政管理局.中國漁業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7:44.

　　[3]全國漁業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2016—2020)[A/OL].(2017-02-20)[2018-05-10].http://www.moa.gov.cn/xw/bmdt/201702/t20170220_5488731.htm.

　　[4]王秀衛.南海低敏感領域合作機制初探[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28(3):151-155.

　　[5]潘興蕾，章麗萍，艾紅，等.海洋執法機構整合背景下南海漁業的發展[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6，37(2):346-351.

　　[6]張君麗.中國南海漁業維權執法模式研究[J].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2018，25(1):18-24.

　　[7]閻玉科，周明華.南海海洋漁業資源可持續利用路徑探討[J].中國漁業經濟，2010，28(1):110-116.

　　[8]黃云霞.南海漁業資源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及對策[J].河北漁業，2015，43(4):52-55.

　　[9]應驗.海南海洋漁業發展方向與對策研究[J].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2017，24(6):24-29.

　　[10]房可倩.基于生態系統的我國海洋漁業管理問題研究[D].青島:中國海洋大學，2014.

　　[11]張爾升，吳曉東，岳方明.南海資源開發組織模式探討[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2015，15(3):84-86.

　　[12]李育林.我國南海外海漁業資源開發利用機制與政策研究[D].湛江:廣東海洋大學，2015.

　　推薦農業類期刊：《漁業現代化》(雙月刊)雜志創刊于1973年，由農業部主管，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漁業機械儀器研究所和中國漁船漁機漁具行業協會主辦。本刊為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期刊(中國科技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