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CFPS、CHFS、PKU-DFIIC調查研究報告，以2011—2018年中國26個省份中30014份農村家庭面板數據為樣本，從城鄉數字鴻溝與數字普惠金融雙視角切入，分別研究二者及交互項作用對農村家庭財富的影響效果，進一步研判具體影響路徑。結果表明：城鄉數字鴻溝顯著抑制農村家庭財富增長;數字普惠金融可有效增加農村家庭財富;隨著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普及廣度的增加，城鄉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財富的影響效應逐漸被削弱。此外，城鄉數字鴻溝通過負向影響家庭收入與資產配置，抑制農村家庭財富增長;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擴大家庭收入與合理配置資產，增加農村家庭財富。

　　關鍵詞：城鄉數字鴻溝;數字普惠金融;農村家庭財富;調節效應

　　一、引言

　　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國民家庭財富與綜合國力明顯增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鄉二元經濟體制分割的原因，農村家庭財富滯后現象愈加凸顯[1]。在此趨勢下，農村家庭財富成為學術界關注焦點。有關學者就農村家庭財富進行深入研究，指出城鄉數字鴻溝是導致農村家庭財富增長陷入瓶頸的根本原因[2，3]。通俗來講，城鄉數字鴻溝是指城鎮與鄉村之間的網絡基礎設施覆蓋、數字技術水平多方面存在的顯著差距。

　　城鄉數字鴻溝的存在，極易產生技術、經濟集群現象，致使城鄉家庭數據信息檢索、獲取、加工、處理、應用、分析、評價能力出現差異[4]。也就是說，城鄉數字鴻溝問題會形成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導致農村家庭被數字經濟時代邊緣化和外圍化，使其處于信息孤島，難以提升家庭財富總量。對此，國家發布《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報告指出，需要著力彌合城鄉數字鴻溝，以實現農民富裕為核心戰略，提升農村家庭財富。為緩解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財富的負面影響，國家各級政府通過系列政策措施進行調節。

　　其中，數字普惠金融即為有效手段之一。2021年1月，中央部委頒布一號文件，在文件中強調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可通過消除數字鴻溝負面影響，提升農村家庭財富收入、促進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實現農村家庭富足。事實上，有關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村家庭財富總量的關系研究已不在少數，并驗證得知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供優質數字金融服務及數字技術補充，借助多類渠道有效促進農村家庭財富增長[5，6]。

　　鑒于理論層面的城鄉數字鴻溝產生的馬太效應，城鄉數字鴻溝是否會對農村家庭財富產生負面影響?具體影響路徑為何?在數字普惠金融介入以后，數字鴻溝與農村家庭財富的關系是加劇抑制或是紓緩?又是通過何種路徑進行影響?剖析城鄉數字鴻溝、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村家庭財富之間的關系，梳理三者間相互影響機理與作用，對鄉村振興的完善治理與農村長遠發展尤為重要。基于上述思考，文章以中國26個省份中30014個農村家庭為研究對象，采用空間面板模型研究城鄉數字鴻溝、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村家庭財富關系，并進一步探討具體影響傳導路徑。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城鄉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財富的影響機理

　　宏觀“數字鴻溝”概念，是指在全球數字化發展環節，給社會中的不同層級群體在信息、網絡技術使用方面產生的差異[7]。從經濟層面看，城鄉數字鴻溝致使農村地區現代通信、網絡與數據庫技術發展滯后，從而影響農村產業與經濟的現代化轉型道路。并且，由數字鴻溝現象引發的農村與城市居民間認知差異及信息不對稱問題，加劇城鄉居民使用互聯網平臺交易不公平性與風險性。

　　從社會層面看，城鄉數字鴻溝對農村職業教育及就業技能產生負面影響。詳細而言，城鄉數字鴻溝的存在使得農村地區教育數字化建設水平相對滯后，致使農村居民缺乏相關設備和學習機會，進而遏制居民職業教育發展。據此判斷，因存在城鄉數字鴻溝，農村居民教育資源獲取與教育水平提升受阻[8]。而教育資源獲取、教育水平提升與農村家庭財富之間具有直接影響作用[9]。基于此，文章提出假設H1：假設H1：在其他條件可控前提下，城鄉數字鴻溝與農村家庭財富存在負相關關系。即城鄉數字鴻溝指數越高，農村家庭財富值越低。

　　2.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家庭財富的影響機理

　　數字普惠金融推動金融產品與業務模式創新，持續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效率，為農村居民提供優質金融服務環境[10]。在數字普惠金融持續發展態勢下，更多農村低收入群體可獲得更便利、更全面的金融服務。在此發展趨勢下，農村居民可通過投資生產、從事商貿活動、提升個體自身技能等方式，獲取經營性收入，提高自身家庭財富總量。

　　首先，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為居民搭建便利化信息平臺，在極大縮減普惠金融服務與風險調控成本的同時，縮小城鄉居民間的“信息落差”;其次，數字普惠金融所提供投融資服務具有平臺供應豐富、資金支持、投融資靈活與運營投入低廉等特征，通過輔助農戶獲取經營貸款、降低生活成本等方式，有效促進農村家庭財富增長;最后，數字普惠金融的次生效應吸納更多投資人員，幫助農村居民通過增加農林牧漁業生產投資、從事商貿活動、強化個體技能培訓等方式改善經濟環境，推動農村家庭財富增長。根據上述方式，數字普惠金融通過降低金融參與門檻、提供信息平臺和資金支持，為農村家庭帶來較為多元的財富機遇[11]。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假設H2：假設H2：在其他條件可控前提下，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村家庭財富存在正相關關系。即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越高，農村家庭財富值越高。

　　3.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數字鴻溝的交互作用對農村家庭財富的影響

　　城鄉數字鴻溝問題衍生的實質原因是經濟差距，反映出城鄉之間綜合發展水平差異。當城鄉數字鴻溝程度加劇時，農村與城市相比信息化發展水平較低，顯著阻礙了農村家庭資產配置改善和財富創造能力提升。而數字普惠金融對于優化家庭資產配置、改善農村融資環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為農村家庭提供新的財富增長契機[12]。具言之，數字普惠金融基于互聯網普及與信息基礎設施搭建，推動農村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和農村經濟發展。同時，數字普惠金融為農戶開拓了一個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務體系，加大農村家庭金融投資比例和擴大收入增長[13]。

　　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的資金支持與信息服務援助促使農村居民提升勞動技能與加強投資意識，進而增強財富創造能力。另一方面，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不斷加深，地方政府為互聯網技術研發、金融產品創新和金融服務優化提供更多資金支持，進而擴大農村居民互聯網規模和使用率，有效緩解城鄉數字鴻溝。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強化農村居民信息技術應用水平，改善城鄉數字鴻溝對家庭財富的阻礙現象。即數字普惠金融可能削弱城鄉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財富的影響作用。據此，文章提出假設H3：假設H3：在其他條件可控前提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越高，城鄉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財富的負面作用越小。

　　三、研究設計

　　1.樣本選擇與數據選取

　　文章數據選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PKU-DFIIC)”，以及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由于CFPS調查僅涵蓋26個省區市數據，基于數據的可得性與匹配性，故文章選定26個省區市的397個區縣為地區區間，得到30014份農村家庭面板數據。

　　同時，因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自2011年開始調查，面板數據截止到2018年(第四輪普查)，故選定2011—2018年作為研究年份區間。結合研究目的，對數據進行如下處理：為保護CHFS受訪者隱私，僅提供樣本省級信息，縣級、村級信息作模糊處理;剔除非農業戶口和其他戶口形式的樣本;剔除戶主年齡小于18歲的家庭;剔除有嚴重缺失值及異常值的樣本。

　　2.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農村家庭財富(NA)在既有文獻中[14]，通常采用農戶家庭總資產凈值對農村家庭財富進行評估，計算方法為農村家庭總資產減除農村家庭總債務。結合農村家庭財富定義和CFPS提供的信息，農村家庭總資產包括如下6項：家庭生產性固定資產;土地資產;家用設備、耐用消費品和其他貴重物品;房屋資產;現金、存款、股票和基金等金融資產;個人間借款。農村家庭總債務涵蓋以下4項：信用卡透支額、銀行借貸、個人間欠款、房產債款。對于缺失數據，選取中位數進行替補。其中，土地價值的估算參考McKinley&Grifffin(1993)[15]的做法，將土地對農業毛收入的貢獻值定為1/4，并將土地收益率設為8%。此外，由于農村家庭財富凈值具有負值可能，參考靳永愛、謝宇(2015)的做法[16]將負值作為零值處理。

　　(2)解釋變量：城鄉數字鴻溝(URDD)在以往城鄉數字鴻溝測度指標研究中，個別指標體系由于極為繁雜導致測算工作難度過大;而游戲與微博使用、電子郵件與通信參與移動電話應用等指標對農村家庭財富的影響過小;部分指標則已無法適用于時下數字化進程，如家庭電視配備比、家庭報紙訂閱比。文章在參照對比國內外數字鴻溝變量選取標準的前提下[17-19]，用基礎設施、信息利用、信息意識與信息環境四個維度考察城鄉數字鴻溝程度。數字普惠金融(DFIIC)參照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基礎數據。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在考慮普惠金融全面性、整體性、多維性和多層級性特征的同時，涵蓋互聯網技術使用情況，較為全面、客觀地體現出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現狀。

　　(3)控制變量參考周天蕓、陳銘翔(2021)的研究[20]，考慮樣本數據涵蓋范圍，控制變量選定以下四個維度：一是與家庭屬性相關變量，包括支出(Nature)與人口(Pol);二是與戶主特征相關變量，包括年齡(AGE)、健康狀況(HL)、教育程度(ED);三是社會認知變量，以社會認知(CG)進行衡量;四是地方經濟(GDP)，表示所在省份GDP。

　　(4)調節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dl)2020年9月，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就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鑒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通過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完善數字基建等方式，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可調節城鄉數字鴻溝程度。為此，將該文件發布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作為調節變量。

　　3.模型設計在常用三種空間計量模型中，空間滯后模型(SLM)更強調對被解釋變量間空間相關性的測驗;空間誤差模型(SEM)主要檢驗誤差項對被解釋變量的空間影響;空間杜賓模型(Durbin)不僅可檢驗被解釋變量間空間相關性，也可兼顧誤差項對被解釋變量產生的作用形式，更具綜合性。鑒于此，考慮家庭財富空間相關性和空間誤差性的影響，文章參考張林(2021)[21]的做法構建空間面板杜賓模型。

　　四、實證檢驗

　　1.描述性統計

　　為精準判別所選變量數據的各項特征，對所有變量的有關數據進行統計性描述，從中可以發現，家庭財富均值為26.2946，并且離散程度較大，說明樣本家庭財富存在顯著差異。城鄉數字鴻溝的變量指數偏高，均值為0.4528，即城鄉之間存在顯著數字鴻溝。城鄉數字鴻溝指數標準差為0.6645，說明大部分樣本城鄉數字鴻溝指數和平均值之間距離較大。數字普惠金融最大值8.1483、最小值4.3105與均值5.3785之間的差距較小，即選取農村家庭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分布較為平均。每個家庭的平均規模在3~4人，年平均家庭總支出為9.1654萬。

　　在個人特征方面，戶主平均年齡在54歲左右，平均健康指數在1.5802。戶主平均受教育程度為初中水平，但對基本問題的認知能力較強。地區經濟方面，GDP平均數為7.2455，標準差為0.7224，說明所選樣本地區經濟發展存在顯著差距，取值范圍較為合理。獲取描述性統計結果以后，需要注意判別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線性相關關系，以及各變量關系的緊密度。就此，借助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對所提取變量展開相關性分析。

　　可以知悉，數字鴻溝與家庭財富變量間相關系數為-0.2549，在1%水平顯著，表明城鄉數字鴻溝愈加顯著，農村家庭財富水平越低。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村家庭財富在1%水平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2162，即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越高，農村家庭財富水平越高，這與中國現實發展情況相符。各控制變量均與農村家庭財富存在顯著相關性，表明文章所提取的控制變量有效。

　　調節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村家庭財富存在正相關性，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城鄉數字鴻溝程度愈小，農村家庭財富呈增長態勢。另外，各個變量的兩兩相關系數中，絕對值的最大值為0.4379，小于0.5，意味著各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關系，即各變量選擇有效。

　　2.回歸分析

　　為檢驗假設H1、H2及H3，文章在所構4個模型基礎上，通過固定效應法展開回歸分析。同時，考慮到數據準確性，在分析過程中對年份與地區變量進行控制。在列(1)與列(3)中，城鄉數字鴻溝的回歸系數在1%置信水平上為負，符合理論假設H1預期，表明城鄉數字鴻溝與農村家庭財富呈顯著負相關。究其根本，在數字鴻溝指數相對較高時，農村家庭難以獲得周全化的數字金融服務。這使得居民經濟增長與區域經濟發展協同度降低，從而加劇馬太效應，阻礙農村家庭通過數字信息技術獲取更多收益，進而制約農村家庭財富增長。

　　數字普惠金融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征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村家庭財富顯著正相關，理論假設H2得到初步驗證。且隨著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增加，農村家庭財富值也不斷提升。由于數字普惠金融普及范圍擴大且使用深度加強，農村家庭資產結構更加優化，融資環境更加便利，使得家庭財富逐步增加。

　　為對城鄉數字鴻溝與數字普惠金融交互項以及所選控制變量進行全面分析，對列(4)進行深入分解。由列(4)數據顯示可知，當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數字鴻溝這兩個指標共存時，城鄉數字鴻溝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系數為正。但城鄉數字鴻溝與數字普惠金融交互項回歸系數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代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加大使得城鄉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財富的負面影響逐步減弱。

　　由此，假設H3的預期得以驗證。具言之，農村數字普惠金融通過加大農村受惠家庭數量、優化金融服務與升級農村產業結構，為農村居民營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幫助農村家庭享受數字服務紅利，進而提升家庭財富。在控制變量中，戶主健康、戶主受教育水平、戶主社會認知、地區經濟均與農村家庭財富呈顯著正相關。其中，戶主健康在5%顯著水平上為正，表征戶主健康水平對家庭財富產生正向影響。戶主受教育水平的回歸系數在10%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說明農村家庭戶主受教育水平越高，農村家庭財富值越高。

　　戶主社會認知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意味著農村家庭戶主生活滿意度越高、對社會現象的反應越積極、互聯網接觸程度越高，其家庭財富值越高。地區經濟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地區GDP對農村家庭財富具有正向影響。家庭支出與戶主年齡均在不同顯著水平上為負，抑制農村家庭財富增長。另外，調節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1%顯著性水平顯著為正，表明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持續提升，農村家庭財富也會對應增長。究其根本，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會使相關企業在農村地區增加設施投資、完善數字基建，有效紓解數字鴻溝產生的信息落差，進而增加農村家庭財富。值得注意的是，基本回歸分析雖基本驗證了城鄉數字鴻溝、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村家庭財富的關系，但具體傳導路徑并未得知，也未進行驗證。

　　3.進一步研究

　　數字普惠金融為農村居民提供外部金融與技術支持，有利于提升農村家庭財富。而城鄉數字鴻溝產生的城鄉居民信息與技術落差，制約農村家庭財富增長。在三者關系中，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深度、廣度不斷增加，城鄉數字鴻溝對于農村家庭財富的負面影響會得到有效調節。但對于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數字鴻溝究竟怎樣影響農村家庭財富的思考，國內文獻研究數量偏少。

　　由此，文章將進一步討論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數字鴻溝影響農村家庭財富的具體路徑。具言之，城鄉數字鴻溝彰顯出農村金融知識與信息技術的不完備性，通過經濟鴻溝加大農村家庭創業與投資壓力，不利于農村家庭進行合理資產配置。而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進一步深化發展，農村信息基礎設施配置與家庭教育配置合理程度逐步加強，進而提升農村家庭財富。同時，數字普惠金融的普及能夠加強農村居民信息獲取與辨認能力，幫助農村勞動力加強技能學習與能力提升，助推勞動收入與家庭財富增加。

　　因此，進一步選取農村家庭收入(In)與農村家庭資產配置(AAL)2個中介變量，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控制年份與地區，在原有控制變量的基礎上研究城鄉數字鴻溝與數字普惠金融對于農村家庭財富的影響路徑。其中，農村家庭收入指農戶農業收入與非農業收入總和;農村家庭資產配置指農戶資產配置水平，用泰爾指數表示。

　　4.穩健性檢驗

　　(1)基于內生性的穩健性檢驗

　　通常而言，由于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間的因果關聯性，空間計量模型中易出現內生性矛盾[22]。由于高斯混合模型(GMM)可紓解內生性矛盾，因此選擇通過高斯混合模型(GMM)對前文假設進行穩健性檢驗。4個模型中差分擾動項存在一階自相關，但不保持二階自相關，符合檢測條件。而Sargan檢驗結果均大于0，表征文章所選變量均有效。因而，在內生性檢驗上，維持原假設、支持檢驗結果，即上述研究結果較為穩健。(2)去除頂端樣本的穩健性檢驗財富分布往往存在明顯的厚尾分布現象，即存在部分影響樣本均衡性的頂端家庭財富水平樣本，對回歸結果準確度產生影響[23]。鑒于此，文章擬通過刪減頂端財富水平的農村家庭樣本，檢驗上述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檢測結果顯示，無論是去除家庭財富水平頂端1%的樣本，還是去除家庭財富水平頂端5%的樣本，研究結果依然穩健。

　　五、結論

　　綜上，文章基于CFPS、CHFS、PKU-DFIIC調查研究報告數據，以2011—2018年26個省份中30014個農村家庭為樣本，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從城鄉數字鴻溝、數字普惠金融兩個視角出發，分別研究二者及交互項作用對農村家庭財富的影響效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城鄉數字鴻溝、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家庭財富的具體影響路徑。

　　研究結果表明：城鄉數字鴻溝是農村家庭財富的外部壓力，對農村家庭財富增長產生負面作用;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支持農戶發展的有效舉措，可顯著促進農村家庭財富增長;在數字普惠金融普及廣度、使用深度逐步增加時，城鄉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財富的負面影響明顯被削弱。

　　進一步研究表明：城鄉數字鴻溝可通過負向影響農戶家庭收入與資產配置，抑制農村家庭財富增長;數字普惠金融則通過擴大家庭收入與合理配置資產，促進農村家庭財富增長。立足以上分析結論，文章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建設數字鄉村，著力彌合城鄉數字鴻溝。由上述結論可知，城鄉數字鴻溝與農村家庭財富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鑒于此，中國應積極建設數字鄉村，通過增強鄉村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弱化城鄉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財富的影響。

　　首先，地方政府可依托鄉村振興戰略，加快鄉村信息化建設進程，推進鄉村產業與數字信息技術深度融合，以彌合城鄉數字鴻溝為宗旨促進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為增加農村家庭財富賦能;其次，地方政府可立足經濟協調發展戰略，著力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通過提升鄉村物質基礎與經濟條件推動農村家庭財富增長;最后，地方政府應基于城鄉信息融合發展戰略，致力于提升城鄉信息均等化水平，以教育均等發展為基礎提高農村人才質量，進而增加農村家庭財富。第二，建立金融體系，發展特色數字普惠金融。中國人民銀行于2021年9月發布《普惠金融指標分析報告(2020年)》指出，推動數字普惠金融下沉鄉村地區是助力金融發展、優化經濟結構、打造數字社會的重要載體。顯然，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家庭財富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為此，相關金融機構應以建立金融體系為基準，通過發展特色數字普惠金融，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平，促進農村家庭財富增收。一方面，建設“有溫度”的金融體系。為響應“十四五”規劃中提出的增強金融普惠性號召，金融機構需從農村居民角度出發，打造適宜農戶發展、契合農民需求的金融體系，通過“有溫度”的金融服務增加農村家庭財富;另一方面，建設“有深度”的金融體系。金融機構應立足數字普惠金融特征，以可持續、可負擔、可適應為原則，建立生態型金融體系，通過“有深度”的金融服務促進家庭財富增長。

　　第三，破解下沉痛點，助力智慧鄉村振興發展。前文述及，數字普惠金融可削弱城鄉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財富的負向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可基于數字普惠金融的數字和金融雙重屬性，全力破解金融服務下沉痛點，緩解城鄉發展差距，助力農村家庭財富穩步增長。政府與金融機構應以金融服務向鄉村下沉為主旨，通過完善金融制度、規范服務標準、強化基建條件等措施，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弱化城鄉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財富增長的抑制作用。

　　【參考文獻】

　　[1]劉合光.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點、發展路徑與風險規避[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39(3)：25-33.

　　[2]董曉林，于文平，朱敏杰，等.不同信息渠道下城鄉家庭金融市場參與及資產選擇行為研究[J].財貿研究，2017，28(4)：33-42.

　　[3]張奧西，秦海林.信息吸納與家庭金融資產配置——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J].南方金融，2018，39(2)：40-50.

　　[4]羅廷錦，茶洪旺.“數字鴻溝”與反貧困研究——基于全國31個省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18，39(2)：11-18+74.

　　[5]AnatolyNikolaevichLevushkin，PavelAleksandrovichMatveev，IrinaAleksandrovnaTolstova，etal.Aprospectsforthedevelopmentoffamilyentrepreneurshipin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theeconomy[J].InternationalJournalofRecentTechnologyandEngineering(IJRTE)，2019，8(4)：6085-6088.

　　[6]YangLiu，ChunyuLiu，MiZhou.DoesdigitalinclusivefinancepromoteagriculturalproductionforruralhouseholdsinChina?ResearchbasedontheChinesefamilydatabase(CFD)[J].ChinaAgriculturalEconomicReview，2021，13(2)：475-494.

　　[7]朱仁友，邢相江.地方政府債務、金融效率與企業融資約束[J].統計與決策，2021，37(12)：150-153..

　　[8]楊釙，徐穎.數字鴻溝與家庭教育投資不平等[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7，15(4)：126-154+188.

　　[9]王永靜，李慧.數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J].統計與決策，2021，37(6)：157-161.

　　[10]周利，馮大威，易行健.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數字紅利”還是“數字鴻溝”[J].經濟學家，2020，32(5)：99-108.

　　[11]陳海龍，陳小昆.“涓滴”還是“極化”：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相對貧困的改善效應[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21，37(7)：15-26.

　　作者：張楷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