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研究我國持續上漲的房價對289個城市制造業資源錯配的影響，并具體考察對資本和勞動要素配置的影響。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城市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測度位于不同城市各行業的資源錯配和要素扭曲程度，實證分析房價變動對資源錯配的影響及其機制。研究發現，房價上漲顯著加劇制造業資源錯配和要素扭曲，且房價上漲對資源錯配的影響存在地區、時間和行業差異。機制檢驗表明，相對工資水平在房價影響資源錯配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房價上漲促進房地產投資增加，而房地產投資額對資源錯配呈非線性影響。根據研究結果，建議保持房價平穩適度增長，促進資金、勞動力合理流動，從而改善制造業資源配置，實現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房價變動;資源錯配;資本錯配;勞動力錯配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依托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國資源配置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1]。同時我國經濟存在結構性失衡且因外部需求疲軟面臨下行壓力，急需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眾多因素中，全要素生產率不存在規模報酬遞減，是我國進入新常態后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動 力。而資源錯配會降低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2-5]，因此我國要制定合理政策改善資源錯配，消除各種扭曲，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增長動能[6]。

　　房價關乎民生，對我國社會公平的實現影響深遠。我國房地產市場近年來發展迅猛，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官方數據，從2000年到2020年，住宅商品房每平方米均價從1948元上漲到9860元，20年間房價上漲了406.16%。現有研究認為，房價上漲對于居民消費[7-8]、物價水平[9]、經濟增長[10]等關乎經濟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因素均產生重要影響。因此，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房住不炒”以及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三穩”目標，引導房價回歸合理水平以保障民生，促進社會公平和實體經濟良性發展。

　　房價的大幅上漲對其他實體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如何協調好房地產市場發展和優化資源配置之間的關系，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問題。基于此，本文聚焦房價波動對制造業資源錯配的影響，嘗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背景下解釋房價影響資源錯配的理論機制。現有研究圍繞資源錯配的成因[11-14]、測度方法[2，15]、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等[4-5、16-18]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但關注房價上漲對資源錯配影響的研究較少。羅知和張川川(2015)[19]認為，房價快速上漲時，房地產投資額隨之增加，會降低制造業的資源配置效率。

　　現有研究還存在以下幾點可以改進：一是針對快速發展的房地產市場對資源錯配的具體影響缺乏嚴謹的實證分析，關于房價對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配置的影響研究較少;二是尚未明確房價上漲影響資源錯配的具體路徑，這不利于房地產對資源錯配影響的理論發展和政府部門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

　　因此，本文聚焦房價上漲對制造業資本和勞動要素錯配、整體資源錯配的影響，并嘗試解釋其影響機制。與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貢獻有：基于城市和行業中類層面數據，就房價上漲對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扭曲進行翔實的定量研究;將房價上漲與資源錯配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實證檢驗房價上漲對資源錯配的異質性影響，并探討可能的影響機理。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已有較多學者研究房價上漲對于制造業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實體企業的“擠出效應”。Miao和Wang(2014)[20]從泡沫理論的角度進行研究，發現房地產泡沫吸引了更多資源流向房地產企業，抑制了其他企業的研發和創新投入。房價上漲帶來的高利潤率導致銀行等金融信貸機構將更多資金投向房地產市場，導致制造業投資不足，特別是研發投資減少[21]，從而降低了制造業企業創新動力[22]，削弱了企業的創業活動[23]。

　　除了對制造業資本產生擠出效應外，房價上漲對于勞動要素的配置也產生了影響，佟家棟和劉竹青(2018)[24]、周穎剛等(2019)[25]研究發現，高房價會擠出制造業部門的勞動力。房價上漲的擠出效應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26]，抑制了企業創新，所以有必要制定措施促進生產要素更多流向制造業企業。但由于我國的財政分權制度，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度較高，有推動房價上漲的動力，加快了資本和勞動要素由制造業流向房地產部門，扭曲了要素配置。

　　陳斌開等(2015)[27]研究發現，由于利潤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倒掛”機制，即房價上漲會帶動相關行業發展，提高企業利潤率，但這些行業的生產率處于較低水平，因此房價上漲會導致資源錯配，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余靜文等(2017)[28]也認為，房價上漲會對行業TFP產生負面影響，并加劇資源錯配。在金融市場不完善且進入行業存在較高壁壘時，房價上漲會導致人力資本錯配[29]。

　　羅知、張川川(2015)[19]研究了房地產投資增長對制造業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發現資源配置效率因房地產投資增加而顯著下降，在我國金融市場中，國企更容易獲得信貸資金并將資金投資于房地產行業，導致了資源錯配。相較于羅知、張川川(2015)[19]的研究成果，本文對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的錯配分別展開研究，并對不同行業進行詳細的異質性分析，探討房價影響資源配置的機制，以豐富現有研究結論。本文認為房價通過以下兩方面影響資源錯配：

　　(1)房價上漲通過影響工資水平影響資源配置。

　　在勞動力邊際產出保持原有水平的前提下，如果勞動力工資隨房價上漲而發生變動，工資變動會影響企業關于勞動力雇傭的決策，導致勞動力配置出現扭曲。而在有限資源條件下，勞動力配置扭曲會對資本配置和整體資源配置產生影響，一些學者研究了房價變動對工資的影響，陸銘等(2015)[30]認為，偏向中西部的土地政策推動了東部地區房價上漲，同時提高了東部地區工資水平，并且由房價帶動的工資上漲并未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相應提高，最終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佟家棟和劉竹青(2018)[24]研究了房價上漲對制造業和建筑業就業的影響，發現房價上漲促進了建筑業和制造業工資上漲，但制造業相對于建筑業的工資則呈現下降趨勢，勞動力更多流向建筑業。

　　張巍等(2018)[31]系統研究了房價影響工資的機制，發現房價上漲導致生活成本提高，員工或者懷有強烈的漲薪意愿與公司進行博弈，或者選擇遷入低房價地區，即房價變動通過生活成本效應影響工資;對于有房群體，房價上漲導致資產價值上升，受到財富效應的影響，有房群體會增加閑暇時間、減少勞動時長，勞動供給減少會推高工資。在生活成本效應和閑暇替代效應的共同影響下，房價上漲會提高當地工資水平。總之，現有研究均表明，房價上漲會拉動當地工資水平，并且工資并不與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因此，房價上漲可能通過拉動工資水平從而扭曲資本和勞動要素的配置，并對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產生不利影響。

　　(2)房價變動通過影響房地產投資影響資源配置。

　　房價上漲導致金融機構和國有企業將更多資金投資到房地產行業，擠占制造業行業的投資，從而對要素配置產生影響。在我國，房屋價格主要由住房內在價值決定，反映了人們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預期。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快速發展，實現了經濟增長奇跡，因此人們對于實體經濟的良好預期也提升了房屋內在價值，使得房價能夠保持持續上漲。

　　但房價長期較快上漲導致了人們的投機心理，在市場情緒的影響下，房價上漲幅度超過了內在價值，房屋價格增長過快，與價值相偏離。市場參與者的投機心理推高房價，市場對房地產市場保持上漲態勢持樂觀態度，出于逐利目的，房地產繁榮吸引更多資金流向該行業，擠占了實體經濟的資金，制造業融資難度加大，導致了資源錯配[32]。

　　一方面，投資于房地產的資金增加，通過價格傳導效應會導致生產要素價格發生變化，而價格扭曲會導致資源配置扭曲。另一方面，在有限的信貸資金下，房地產行業投資增加會導致制造業投資減少，高效率制造業企業缺乏足夠的資金用于擴大現有規模、提高生產效率，因此效率優勢難以充分發揮;部分低效率國有企業獲得信貸資金的難度較小，并將資金投資于房地產行業，而不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因此，房價上漲導致房地產投資增加會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和擠占信貸資金，引致制造業資源錯配。

　　三、研究設計

　　使用資本和勞動邊際產出價值的方差度量這兩種要素的扭曲程度，并在具體計算中對MRPK和MRPL取對數處理，認為當規模報酬可變時，這兩個指標仍可準確度量要素錯配程度。因為資源被合理配置時，各企業資本和勞動投入的邊際產出價值應該相等。

　　借鑒龔關和胡關亮(2013)[15]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各城市行業中類內所有企業MRPK和MRPL的離散程度(即標準差)衡量城市—行業層面資本和勞動投入的扭曲程度。MRPK和MRPL的標準差越大，要素錯配程度越嚴重。同時，使用全要素生產率的離散程度衡量整體資源錯配，需要對資源錯配指標中的參數進行設定。

　　首先，將模型中資本租金率r設定為10%，租金率只會改變資本和勞動邊際產出價值的平均值，而不會影響資源錯配程度;其次，假設企業產出替代彈性為θ，借鑒Hsieh和Klenow(2009)[2]的研究，制造業中θ的合理取值范圍為3~10，與相關學者研究一致，本文將彈性系數設定為3。

　　(1)解釋變量：房價(ln(HP))。本文選取城市層面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衡量，并對其取對數處理。(2)控制變量。行業層面控制變量包括行業大類的總資產貢獻率(r_total_asset)、資產負債率(LEV)、流動資產周轉次數(current_asset)、成本費用利潤率(pro_to_cost)4個主要效益指標，并控制行業總資產對數這一基本指標。城市層面控制變量包括：①基本經濟情況。

　　各地區經濟基本情況會影響土地價值和資源配置情況，本文選擇控制人口規模(population)和各城市人均GDP的對數(lnpgdp)，其中人口規模采用地區年末總人口取對數衡量。②產業結構(structure)。隨著經濟由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即驅動力由要素投入變為資源配置改善，產業結構隨之發生改變。

　　本文選取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值衡量各地區產業結構。③外資占比(openness)。一方面，外資進入使國內原市場失衡、市場競爭程度加劇，并給國內其他企業帶來技術溢出效應，從而提升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但另一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吸引外資，這可能會導致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得低效率的外資企業占據更多資源，從而加劇資源錯配[33]。

　　本文采用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資額占當年GDP的比值作為代理變量。④金融危機(crisis)。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下，房價實現了新一輪上漲，因此將2008年以前年份這一變量賦值為0，2008年及之后賦值為1。⑤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比(fixed_asset)。本文選取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的比值度量。

　　四、房價上漲對資源錯配影響的實證分析

　　目前信貸資金更多傾斜于其他行業，資產負債率高的行業資本和勞動配置將受到更嚴重的扭曲。地區產業結構(structure)對勞動扭曲程度影響顯著為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產業結構比重越高越有利于改善勞動配置。城市外資占比(openness)對于資本扭曲程度的影響顯著為正，可能是因為我國為了吸引外資實施優惠政策，導致更多資源流向低效率外資企業，對同類國內企業造成了不利影響，從而加劇了資本錯配。

　　人均GDP(lnpgdp)對資本扭曲的影響顯著為正，說明經濟水平越發達的城市制造業現階段資本配置效率反而越低。金融危機的虛擬變量(crisis)對整體資源錯配、資本和勞動的扭曲影響均顯著為負，表明2008年后我國生產要素配置效率呈現出改善的趨勢，這是因為我國政府逐漸意識到存在的資源錯配及其帶來的結果，開始采取措施改善資源配置;也可能是因為我國經濟結構更為合理，因此生產要素配置效率得以優化。

　　固定資產投資占比(fixed_asset)對資本和勞動錯配以及整體資源錯配影響顯著為負，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的比值越高，資本及勞動錯配程度將會越低，資源錯配得到改善。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檢驗基準結果的穩健性，即房價影響的滯后性、房價水平的衡量、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和遺漏變量偏差。

　　1.房價水平的替代變量由于房價波動的影響具有滯后性[27]，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內生性問題，因此選取滯后一期的商品房平均房價對數作為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此外，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衡量了房價的絕對水平，為了反映房價的相對水平，將房價水平與收入結合起來，部分學者將房價收入比定義為“房價水平與居民收入水平的比率”，認為房價收入比能準確衡量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水平[40]。

　　本文選取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衡量房價收入比(HP_to_Inc)，房價收入比值越大，房價水平越高。表3為根據基準回歸方程得到的結果，分別選取滯后一期的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的對數和房價收入比(HP_to_Inc)作為解釋變量，對資源錯配、資本和勞動要素扭曲進行回歸。結果顯示，這兩種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得到的估計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房價收入比提高和滯后一期的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上升顯著加劇了整體資源錯配、資本和勞動要素扭曲，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表明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此外，2000年以來，我國住宅商品房銷售面積占商品房銷售面積的比例達8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高達90%，住宅商品房房價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情況，因此本文選取住宅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對數(ln(RHP))作為解釋變量進行檢驗，結果同樣穩健(1)。

　　五、進一步分析

　　(一)異質性分析

　　1.地區異質性

　　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由于歷史因素、地理條件和政策差異，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房價上漲對于制造業資源錯配的影響可能存在地區差異，因此將樣本分為中西部和東部地區。其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1個省份(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其余省份均為中西部地區。

　　對于東部地區而言，房價上漲顯著加劇了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的錯配程度，對于整體資源錯配的影響顯著為正;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房價上漲對于整體資源錯配、資本和勞動扭曲程度的影響小于東部地區。回歸結果表明，房價上漲對整體資源錯配和生產要素扭曲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選取人均土地購置面積作為房價的工具變量回歸，得到的結果與上述一致(3)。

　　近年來，房價上漲的幅度在地區間分布并不均衡，房價受到當地經濟水平的影響，東部地區經濟更加發達，房價整體處于較高水平;而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對外來人口吸引力較弱，城市住房的購買力較弱，因此房價上漲幅度較小。盡管東部地區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房價的大幅上漲仍對資源有效配置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

　　2.時間異質性

　　近年來,出口在我國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導致外部需求大幅下降，我國出口企業受到較大影響，導致經濟萎縮和失業增加等現象的出現。為了降低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我國實施了雙松政策，財政上實施四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政策，發展基建項目;貨幣政策上通過降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釋放流動性。這些措施推動了房地產業的發展，2008年后我國商品房房價增速加快，房價增速過快有可能對資源錯配產生更大影響。因此，本文將樣本根據年份分為2000—2007年和2009—2013年，分別檢驗金融危機前后房價對資源錯配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2008年后房價上漲對資源錯配、資本和勞動要素錯配的影響系數均大于金融危機爆發前，表明金融危機爆發后，房價過快上漲顯著加劇了整體資源錯配和要素錯配，金融危機后房價對資源錯配的影響可能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前文基準回歸中，金融危機(crisis)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說明金融危機后資源錯配和要素扭曲程度有所下降，但房價快速上漲對資源配置的不利影響顯著高于其他外部因素的正向影響。因此，2008年之前房價上漲對兩種要素扭曲的影響程度小于金融危機后高房價產生的影響，表明房價上漲要保持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過高的房價會抵消政策調控和市場結構更完善對資源配置的正向影響。

　　六、結論與建議

　　在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提升制造業資源配置效率、緩解資源錯配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Hsieh和Klenow(2009)[2]研究方法基礎上，同時借鑒龔關和胡關亮(2013)[15]的測算方法，采用2000—2013年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制造業數據，測算了基于各城市—行業中類層面的整體資源錯配以及資本和勞動兩種投入要素的錯配程度。在此基礎上，通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實證檢驗房價上漲對資源錯配和生產要素錯配的影響及機制。

　　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為：房價上漲對于制造業的資源錯配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房價上漲扭曲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的配置，在選擇不同的控制變量、考慮房價影響的滯后性、更換房價衡量指標以及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后，這一結果仍然穩健;金融危機爆發這一宏觀因素導致房價對資源錯配的影響產生了結構性變化，金融危機爆發后房價變動對資源錯配的影響更加劇烈，且2008—2013年間房價對資源錯配的影響變動幅度較大。

　　房價上漲對資源錯配的加劇作用存在地區差異和行業差異，東部地區、勞動和技術密集型行業、與房地產業關聯度 較低的行業資源錯配和要素扭曲受到房價上漲的影響更大;房價上漲通過房地產投資和工資水平這兩個變量影響制造業資源配置，房價上漲拉動房地產投資額增長和工資上漲，且房地產投資額對資源配置存在非線性影響。根據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房地產市場繁榮導致過高的房價不利于提升制造業資源配置效率，扭曲了制造業行業資本和勞動要素配置，要促進房地產市場的良性發展，保持房價平穩適度增長;其次，我國存在行政壟斷下的所有制歧視和市場分割，政府要合理配置資金，使資金更多流向技術密集性行業，降低制造業的融資難度，提升制造業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制造業向高級化發展;最后，如何協調好房地產市場發展與制造業發展、房價上漲與優化資源配置之間的關系，是我國政府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政府要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解決好房價上漲與提升勞動力結構、優化勞動要素配置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1]楊汝岱.中國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研究[J].經濟研究，2015，50(2)：61-74.

　　[2]HSIEHCT，KLENOWP.MisallocationandManufactur⁃ingTFPinChinaandIndia[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09，124(4)：1403-1448.

　　[3]SONGZ，STORESLETTENK，ZILIBOTTIF.GrowingLikeChina[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11，101(1)：196-233.

　　[4]MOLLB.ProductivityLossesfromFinancialFrictions：CanSelf-FinancingUndoCapitalMisallocation?[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14，104(10)：3186-3221.

　　[5]COLLARD-WEXLERA，LOECKERJ.ReallocationandTechnology：EvidencefromtheUSSteelIndustry[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15，105(1)：131-171.

　　[6]龔六堂，林東杰.資源配置效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7(6)：105-112.

　　作者：周華東，李鑫，高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