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該研究選取1998-2018年，20所國內“一流”高校中獲得職稱晉升的308名教授及314名副教授為研究對象，從論文、項目、著作、合著者數量及博士畢業年份與職稱晉升年份之間的“差距年”等維度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發現：相比20年前，目前管理類高級職稱晉升所需科研績效成倍增長，在平均論文量上，新晉教授與副教授在國際頂級期刊論文方面分別實現5倍、18.6倍增長，而國際一流期刊論文則分別為1.09倍、1.72倍增長;就平均項目量而言，增長量主要體現在國家面上以及青年科學基金項目，教授與副教授均實現4.6倍增長。該分析結果從科研數量上揭示了高校教師高級職稱晉升難度與科研績效壓力，對于指導高校教師正確對待職稱晉升與科研工作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高校教師：高級職稱晉升;科研績效;統計分析

　　管理論文范文：強化組織建設助力課程管理

　　綜合實踐活動是從學生的真實生活和發展需要出發，從生活情境中發現問題，轉化為活動主題，通過探究、服務、制作、體驗等方式，培養學生綜合素質的跨學科實踐性課程。在課程不斷推進的背景下，學校有必要加強對這一課程領域的研究與管理。而建設教研組是加強本課程研究與管理的有效途徑。當前，綜合實踐活動教研組建設缺少現成的模式，尚處于探索階段。本文以義烏市稠州中學教育集團為例著重就初中階段如何強化綜合實踐活動教研組建設問題作一粗淺分析與思考。

　　近20年來，高校教師科研績效與職稱晉升緊密相關，無論國外的“publishorperish”[1-2]，還是國內“非升即走”[3]的高校教師管理制度都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在此背景下，許多高校教師選擇“學術蛋炒飯”來增加論文發表量[4]，國外最新社會學系統計分析研究發現，在2015-2017年間新晉教授與副教授平均出版物分別是8.0篇/人與18.2篇/人，而在1991-1993年間此數據僅為3.1篇/人與14.7篇/人[5]。

　　數據結果表明，現在獲得高校高級職稱晉升需要更多科研成果支撐。而國內針對管理學界論文數量與質量、職稱晉升需求與科研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至今未有，基于此，該研究選取1998-2018年期間，20所國內“一流”高校中獲得職稱晉升的308名教授及314名副教授為研究對象，通過學校官網、中國知網及其他外文數據庫等途徑搜集他們近20年的論文發表量、項目申報量、著作出版量、晉升“差距年”及論文合著者等信息，深入探討是否存在伴隨時間推移高級職稱晉升與科研績效之間的倍增關系?相比于20年前，高校青年教師需要完成多少科研績效才能夠獲得高級職稱晉升?20年的論文發表量、項目申報量等的變化趨勢給這種關系帶來什么影響?以期刻畫出高校教師高級職稱晉升的規律，從而為引領該項工作的健康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樣本選擇

　　首先綜合近10年來管理類專業排名，選取20所國內一流管理類專業院校作為研究對象，例如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武漢大學等;其次從20所高校的官方網站管理學院系師資隊伍中找出現任教授與副教授人員，收集并整理出1998-2018階段內每年獲取教授及副教授職稱晉升的人員數量，剔除不在此區間晉升以及不能明確晉升年份的教師人員，最終確定308名新晉教授、314名新晉副教授;最后通過調查對象所在院校官方簡歷、中國知網及其他外文數據收集并整理出他們從博士畢業至晉升為副教授、從副教授至晉升為教授期間論文發表量、項目申報量等其他科研成果數量。依據在線簡歷信息輸出這些教授與副教授人員的姓名、性別、博士畢業年份/院校、晉升教授/副教授年份、博士畢業至晉升為副教授的時間差、副教授至晉升為教授的時間差等信息，整理構建出統計分析的基礎數據。

　　二、科研績效統計標準

　　教授的科研績效，指他們從副教授晉升為教授期間取得的科研成果。例某高校教師2003年晉升為副教授，并在2010年晉升為教授，則需要統計該教師在2003-2010期間的科研成果。同時由于論文發表滯后問題，在此將教師官網簡歷中已列出被期刊接受但未見刊的論文也算作有效論文，副教授同此處理。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只有作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的論文才算作該教師的有效論文量，該標準適用于國內外所有文章。

　　同時為使統計結果更有利于分析高校教師職稱晉升壓力，在此按照期刊級別將論文分為四類，分別為國際頂級期刊論文、國際一流期刊論文、國內外核心期刊論文及其他類論文;項目則分為國家自科/社科基金重大及重點項目、國家面上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省部級項目、其他類項目四類。針對高校教師參加的各種學術會議論文，以及其他公開發表的博客文章、新聞通訊、未發表的手稿、書評、社論等都不計入有效論文量中。

　　三、結果分析

　　(一)論文級別分析

　　314名新晉副教授從博士畢業至晉升為副教授期間、308名新晉教授從副教授至晉升為教授期間，論文類型分布隨時間推移的變化情況：隨時間推移，職稱晉升所需發表的不同級別論文量均在逐步增加。具體來看，新晉副教授平均論文發表量整體呈上升趨勢，在2010-2015期間有所下降，這與新晉副教授人數在此期間激增有關。其次就論文級別而言，管理類新晉副教授國際頂級類期刊的平均論文量保持增長趨勢，由1998-2000年的0.08篇/人上升至現在的1.49篇/人，實現18.6倍增長;國際一流期刊實現平均論文量1.72倍增長;國內外核心類期刊論文在近20年基本保持數量不變;而其他類平均論文量呈現7.56倍增長，由20世紀末的0.16篇/人增長至2016-2018年間的1.21篇/人。

　　總體來說，近20年來新晉副教授高質量論文顯著增長，體現伴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高級職稱晉升所需科研水平穩步上升的同時，也帶來更大的職稱晉升難度與競爭壓力;但不容忽視，近20年低質量論文也在快速增長，體現部分高校教師迫于職稱晉升壓力選擇追求論文數量，如用“學術蛋炒飯”或“薩拉米片”來增加論文發表量。就新晉教授而言，其平均論文量增長趨勢較之副教授而言變化較小，例如：近20年來，新晉教授分別在國際頂級類期刊、國際一流類期刊、其他類期刊實現5倍、1.09倍及4.2倍增長，而國內外核心期刊與新晉副教授平均論文量趨勢相似，數量基本保持穩定。

　　對比近20年來教授與副教授高質量論文增速變化，可知高級職稱晉升中高質量論文的發表至關重要，同時對比分析發現，不管在哪一個年份區間段新晉教授平均論文總量均高于副教授，尤其在更高質量論文方面，表明教授職稱晉升難度要大大高于副教授，同時在高質量級別論文發表上，新晉教授更多發表高質量論文。

　　(二)科研項目分析

　　新晉教授與副教授平均項目整體上均呈增長趨勢，究其原因發現，近20年來高等教育迅猛發展，國家對科研投入持續增加，科研人員數量保持穩定增長且增速超過多數國家;同時還因為在此階段國家科研項目批復量也在持續增長。但這種大幅增長主要體現在國家面上/青年科學基金類、省部級項目數量上，相比20年前，新晉副教授分別實現4.6、3.5倍的增長;而新晉教授在省部級項目數量上趨于穩定，在國家面上/青年科學基金類項目中也實現4.6倍的增長，而國家自科/社科基金重大、重點類項目數量較少且增速不顯著，高校科研人員在更高質量項目方面還需繼續努力。還能直觀看出平均項目量在近幾年呈下降趨勢，主要原因在于科研人員的大幅增加導致科研項目申報競爭激烈，同時近年來教育部及高校對科研項目批復與審核更加嚴格，導致科研項目申報更加艱難。

　　(三)著作分析

　　總體上新晉教授平均著作量高于副教授，但二者平均著作量趨勢相似，即在20年前著作量整體較高，并均在2001-2003期間達到峰值，分別為0.36本/人、0.33本/人，之后均普遍下降。對于新晉教授來說，這種趨勢更加明顯，2016-2018年間的平均著作量僅為0.06本/人，相比于1998-2000年間下降了79.3%，而新晉副教授在2010年后經歷一個增長期后基本保持不變。

　　著作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高級職稱晉升及其他評審標準中，著作出版物相對于論文發表量不是“硬性指標”，導致該“非標識性”科研產出成果較少;其次新晉教授平均著作量的大幅下降還與“已獲教授職稱”有關，教授職稱已是高校職稱的“塔尖”，許多高校教師學術研究熱情與科研精神在獲教授職稱晉升后開始減退。

　　(四)“差距年”分析

　　為更加全面量化高校高級職稱晉升難度，在此引入“差距年”分析。所謂“差距年”，指在博士畢業至晉升為副教授、副教授至晉升為教授之間的年份時間差。

　　1.副教授職稱晉升中“差距年”分析。為更直觀分析近20年來管理學科中副教授職稱晉升“差距年”狀況，在此分別選取20年前后獲得晉升的23、43位新晉副教授發現：近20年來，伴隨高級職稱晉升難度加大，高校教師從博士畢業到副教授職稱晉升的“差距年”越來越長。近20年對比，在1998-2000期間，存在57%的副教授在晉升之后才獲博士學位;其次在博士畢業1-3及4-6年內獲得副教授晉升占比分別為35%、8%。相比于20年前，近幾年獲高級職稱晉升的高校教師群體中不存在負值“差距年”，說明目前獲副教授職稱晉升前提是必須擁有博士學歷，直接反映職稱晉升對于學歷硬性標準的更高要求;同時對比發現，現在職稱晉升“差距年”主要集中在1-9年，相比于20年前的1-3年以及“負差距”來說，晉升“差距年”在增大，意味晉升難度加大，晉升考核更加嚴格及需要更多科研成果支撐。

　　2.教授職稱晉升中“差距年”分析。同理，我們選取15位在1998-2000年期間及50位2016-2018年期間共65位新晉教授，相比于副教授，新晉教授“差距年”跨度更長且所占比重更大，均主要集中在4-9年，變化趨勢不明顯。

　　四、結論與建議

　　中國高等教育在近幾十年迅速發展，伴隨科研成果成為高校綜合實力重要衡量指標[6]的同時，科研績效也成為教師職稱晉升的關鍵因素。通過針對20所“一流”高校中在1998-2018階段獲高級職稱晉升的308名新晉教授與314名新晉副教授的論文發表量、項目申報量、著作量、合著者數量及“差距年”的統計分析得出，在1998-2018階段：

　　(1)職稱各類論文量急劇增長。相比于20世紀90年代，新晉教授與副教授分別在國際頂級類期刊實現平均論文量5倍、18.6倍增長，在國際一流期刊方面實現1.09倍、1.72倍增長;同時新晉教授與副教授在國家面上/青年科學基金項目方面均實現4.6倍增長。

　　(2)專著及教材呈現嚴重下降。相比于20世紀90年代，“非標識性”科研績效指標如學術著作及專業教材伴隨時間推移呈現嚴重下降趨勢，其中新晉教授著作下降率達79.3%，反映高校教師迫于職稱晉升壓力專注科研工作忽視管理學知識傳播等教學工作，出現教學邊緣化現象。

　　(3)教師之間協作性明顯增強。在高級職稱晉升“合著者”分析中發現，伴隨時間推移，高校教師之間協作性更強。相比于20世紀90年代，新晉教授中獨著者論文比例下降11%，論文作者數量大部分集中在2-5位。

　　(4)晉升“差距年”逐步增大。在“差距年”分析中，高級職稱晉升“差距年”逐步增大，由之前1-3年，甚至“負差距年”增大至現在的4-9年。反映伴隨時間推移，高級職稱晉升標準與難度的提升;其次“差距年”的增大意味著博士畢業后至職稱晉升之間有更多科研時間，進而完成更多學術研究，這也部分解釋高校科研績效倍增現象。通過分析高校教師高級職稱晉升所需科研績效在1998-2018間的變化趨勢發現相比于20年前，證實目前獲得高級職稱晉升難度倍增、科研績效壓力更大。

　　結合本研究數據分析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1)注重科研成果“質”與“量”的雙軌前進。科研成果量與質的雙高要求是獲得高級職稱的前提，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是高級職稱晉升的關鍵指標。作為學術研究者必須頂住“非升即走”“publishorpurish”等科研與晉升壓力，拒絕“學術快餐”“薩拉米片”等低質科研產出，緊跟學科前沿，對于學術研究不能單純追求量的累積，而是更加重視質的提升，促進學術創新和學術發展。

　　(2)加強跨學科交叉融合研究。跨學科交叉融合研究是取得高科研績效的重要途徑[7]，高校教師間的協作網絡有利于學術智力互補，思維碰撞與學科交叉，能夠結合不同學者研究方向與優勢展開創造性交叉研究，帶來更多高質的科研產出。因此高校教師應增加學術交流，打破研究領域界限壁壘，尋找不同領域的創新結合點，為學科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3)提高科教研效率。科教研高效率是改變高級職稱晉升“差距年”的關鍵，研究表明，職稱越高的教師其教學效果越好，并認為教師的科研成果與其教學效果呈現較為顯著的正相關。高校教師作為知識的傳播者與研究者，可結合教學工作于科研中，與學生探討中發現新問題，發表新成果，使教學與科研相輔相成，實現科教研高效率[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