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 2010—2019 年滬深 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究產業政策對企業稅務籌劃的影響，重點以企業避稅為分析對象，以我國“五年規劃”作為產業政策的識別變量，研究發現企業受到產業政策的支持，會表現出更少的避稅行為。同時，基于外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和外部行業競爭環境考察企業外部環境可能產生的影響，研究發現相比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低，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更高時，產業政策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更顯著;相比于行業競爭程度低，在行業競爭程度高時，產業政策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更顯著。

　　關鍵詞：產業政策 企業避稅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 行業競爭程度

　　一、引言

　　產業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政府參與市場經濟的重要方式，其實施的意義和所產生的影響是重大的。學術界和實務界關于產業政策有效性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息，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展開激烈的討論。一方面，產業政策的支持者認為，實施有效的產業政策是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成功的要因之一;另一方面，產業政策的反對者則認為，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的產業政策不但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微不足道，甚至還起到了負面的作用。在這情形下，如何客觀、準確地評估產業政策實施效果就顯得尤為重要[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逐步放松管制,強調利用市場機制,但是其產業政策在我國市場經濟中依然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以“五年規劃”為代表的“選擇性產業政策”或者“重點產業政策”已是國家重要的發展戰略。本文以2010—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究產業政策政策對企業避稅的影響，以我國“五年規劃”作為產業政策的識別變量，研究發現企業受到產業政策的支持，會表現出更少的避稅行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企業的稅負支出是一項影響較大的支出。企業管理層具有通過合法稅收籌劃或者非法的逃稅行為規避稅收負擔的動機[2]。盡管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企業避稅的問題進行研究，但有一個觀點成為了共識，即企業避稅在直接目的是為了將資源更多的留在企業，當企業面臨資源匱乏時，比如融資約束，避稅成為了一種潛在的可選擇的應對方式[3]。王亮亮[4]研究了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企業面臨更大的融資約束時會提高避稅程度，張銘洪等[5]的研究結論也表明融資約束是影響企業避稅的重要因素。以“五年規劃”為代表的產業政策，其會對受政策支持的企業提供更多的信貸資源和政策優惠等。

　　馬文超和何珍[6]的研究表明受到產業政策在銀行貸款時能獲得更多的便利;同時產業政策會帶來更多的稅收優惠等，因此本文認為，由于產業政策帶來的政策優惠、稅收支持等方面的利好，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環境更好，更有利于緩解企業的資金壓力，此時企業的避稅動機較弱，即產業政策會降低企業的避稅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設：假設1：產業政策會抑制企業避稅程度，即產業政策與企業避稅程度顯著負相關已有研究表明企業外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顯著影響企業獲取資源的難易程度，因為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越高時，企業對未來經營現金流估計越不準確，銀行在評估企業時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風險，因此會提高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融資約束程度更反映了企業對于資源的渴望程度[7]，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資源束縛越大時，企業的避稅動機就更強。如果說產業政策帶來的資源效應能夠對企業避稅產生作用，那么本文認為在企業資源渴望程度越高的時候，其效應發揮得應該更明顯。

　　因此，相比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低，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高的時候，產業政策所產生的避稅抑制效應會更顯著。因此，本文提出假設：假設2：相比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程度低，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程度高的時候產業政策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更顯著有研究表明行業競爭程度影響了企業資源的稀缺程度，銀行在給企業信貸資源時會考慮企業的競爭環境，根據競爭程度來調整貸款利率的大小[8]，同時Povel &Raith[9]的研究認為激烈市場競爭對給公司經營帶來眾多的不確定性風險。基于銀行的風險規避習慣，在行業競爭程度更加高的時候，企業有動機尋求避稅這一潛在的替代手段來保留資源，即其更有動機去避稅。如果產業政策能夠對企業避稅產生抑制作用，那么本文認為在行業競爭更激烈的時候，這種抑制作用會更顯著。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3：相比行業競爭程度低，在行業競爭程度高的時候產業政策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更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研究期間為2010—2019年。并且對樣本進行如下處理：首先剔除ST公司;其次，剔除財務數據缺失的公司和金融類上市公司;同時對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縮尾處理。本文的財務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

　　(1)企業避稅(BTD)。等于(稅前會計利潤-應納稅所得額)/期末總資產，其中應納稅所得額=(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名義所得稅率[10]。

　　(2)產業政策(IP)。進行如下定義：基于國家“十一五規劃”(2006—2010)、“十二五規劃”(2011—2015)和“十三五規劃”(2016—2020)中央文件，根據各規劃的描述會對部分產業進行鼓勵和重點支持，按照上市公司所屬的行業分類(三級行業代碼)，如果在對應時期屬于產業政策扶持的行業，則定義該公司的IP=1，否則為0。

　　(三)模型構建為了檢驗本文的假設1構造如下模型，具體模型如下所示：BTDi,t=β0+β1IPi,t+β2SIZEi,t+β3LEVi,t+β4NROAi,t+β5GROWTHi,t+β6DUALi,t+β7BSIZEi,t+β8OUTRi,t+β9TOPi,t+β10AGEi,t+β11MAGi,t+∑Year+∑Ind+εi,t在模型中，本文將重點關注產業政策IP的系數β1，如果系數β1顯著為負，說明支持假設1。本文在后續檢驗中，將基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和行業競爭程度進行分組回歸，來檢驗假設2和假設3。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從表2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知道，企業避稅(BTD)的最大值為0.2929，最小值為-0.4526，標準差為0.0497，說明不同企業之間的避稅差異程度較大。產業政策(IP)的均值為0.5916，說明在本文所研究的樣本中，有大約59.16%的樣本受到產業政策支持，也給本文的問題提供了較好的研究場景，其他相關指標均在合理范圍內。

　　(二)相關性分析表3是各變量相關性的分析結果，其中產業政策(IP)的Pearson相關系數為-0.001，并且在2%水平下顯著，說明產業政策(IP)與企業避稅(BTD)顯著負相關，初步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

　　(三)回歸分析

　　(1)基本回歸結果。(1)顯示，產業政策(IP)的回歸系數為-0.00158，且在5%水平下顯著，說明在控制了其他變量因素后，產業政策能夠抑制企業的避稅。該研究表明，產業政策作為我國政府重要的宏觀調控政策，其不僅會對企業投融資活動產生影響，還會影響企業內部的稅收決策。基于產業政策所帶來的信貸優惠政策、稅收優惠等，使得企業面臨的財務壓力更小，企業的避稅動機就更弱，最終表現為避稅程度的下降。

　　(2)外部環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本文認為企業外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顯著影響企業獲取資源的難易度，進而會影響企業的避稅動機，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更高的時候，企業的避稅動機更強，因此，如果產業政策能夠對企業避稅產生抑制作用，那么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更高的時候，其效果應該更顯著。因此，本文基于Baker et al.[11]的研究，采用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來衡量不確定性程度，基于行業中位數進行分組回歸。(2)展示了基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分組回歸結果，在該回歸結果中，本文重點關注產業政策在兩組樣本下的回歸系數差異，結果顯示，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高，產業政策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而在另一組則不顯著，說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能夠在產業政策與企業避稅的關系中起到調節作用，即相比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程度低，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程度高的時候產業政策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更顯著。

　　(3)外部環境——行業競爭程度。本文認為行業競爭程度會影響企業對資源的依賴程度，當行業競爭越激烈的時候，企業之間資源的競爭就更加激烈，細微的資源差異可能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因此在行業競爭程度更高時，企業的避稅動機更強。如果產業政策能夠基于資源效應降低企業的避稅，那么本文認為在行業競爭程度更高時這種效果更明顯。為了檢驗這一推斷，本文基于行業競爭程度的年度中位數進行分組回歸。除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外，企業外部行業競爭也是企業在生存和發展中的重要環境因素。

　　(3)基于行業競爭程度進行分組回歸，來檢驗行業競爭程度能夠發揮調節作用。研究結果顯示，在行業競爭程度程度高組，產業政策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但在行業競爭程度程度低組，該回歸系數則不顯著，說明說明相比行業競爭程度低，在行業競爭程度高的時候產業政策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更顯著。驗證了本文的假設3。

　　(四)穩健性檢驗陳冬等[12]采用使用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Effective Tax Rate)的差額來對企業避稅進行衡量。本文借鑒此方法，在穩健性檢驗補充重新估計避稅指標，并且為了控制不隨時間變化，不可觀測的個體因素的影響，本文還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具體回歸結果及相關結論與前文一致，說明本文的研究結果穩健(限于文章篇幅，表略)。

　　五、研究結論

　　本文以“五年規劃”的產業政策實施為例，探究產業政策政策對企業避稅的影響。本文以我國“五年規劃”作為產業政策的識別變量，研究發現企業受到產業政策的支持，會表現出更少的避稅行為。同時，本文基于外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和外部行業競爭環境考察企業外部環境可能產生的影響，研究發現，相比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低，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更高的時候，產業政策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更顯著;相比與行業競爭程度低，在行業競爭程度高時，產業政策對企業避稅的抑制作用更顯著。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第一，以往關于產業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的投融資方面，本文從企業避稅角度拓展了產業政策的相關研究;第二，本文從資源效應角度出發，補充企業避稅的影響因素，豐富了企業避稅的相關研究;第三，通過引入行業競爭程度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本文提供了產業政策對企業避稅的差異化影響證據，有助于更好的厘清其中的影響邏輯。

　　參考文獻：

　　[1]李曉萍，楊鴻禧.產業政策實施效果的實證研究：述評與展望[J].財經問題研究，2021(3)：28-37.

　　[2]孫剛.家族企業、稅收稽查治理與企業避稅行為[J].稅務與經濟，2012(3)：67-75.

　　[3]陳作華，方紅星.融資約束、內部控制與企業避稅[J].管理科學，2018，31(3)：125-139.

　　[4]王亮亮.金融危機沖擊、融資約束與公司避稅[J].南開管理評論，2016，19(1):155-168.

　　[5]張銘洪，張海峰，張睿.融資約束對企業避稅行為的異質性影響——來自上市公司的證據[J].稅務研究，2018(1)：93-99.

　　作者：李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