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憂患意識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憂患意識一脈相承，在堯舜禹時期就初現端倪‍‌‍‍‌‍‌‍‍‍‌‍‍‌‍‍‍‌‍‍‌‍‍‍‌‍‍‍‍‌‍‌‍‌‍‌‍‍‌‍‍‍‍‍‍‍‍‍‌‍‍‌‍‍‌‍‌‍‌‍。 本文從學界對憂患意識的形成時間入手，通過對堯舜禹時期、夏朝、商朝時期的憂患意識進行分析，梳理憂患意識的源流，并總結憂患意識的內涵‍‌‍‍‌‍‌‍‍‍‌‍‍‌‍‍‍‌‍‍‌‍‍‍‌‍‍‍‍‌‍‌‍‌‍‌‍‍‌‍‍‍‍‍‍‍‍‍‌‍‍‌‍‍‌‍‌‍‌‍。

　　【關鍵詞】 憂患意識; 傳說時期; 夏商

　　“憂患意識”這一概念最早由徐復觀先生提出，他指出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1]。 憂患意識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中華民族的奮斗史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憂患意識歷代相傳，時至今日，憂患意識對我們實現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有指導作用，在黨和國家建設方面也有重要意義。 雖然“憂患意識”這一概念在當代才提出，但“憂患意識”的形成卻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

　　一、學界對憂患意識形成時間的看法

　　關于憂患意識的形成時間，學界有幾種不同的看法。 嚴復在《天演論》中提出“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憂患矣”，認為在人類的群居選擇是憂患意識指導作用。 [2]王燦提出憂患意識是自堯舜禹時期不斷發展演變。 [3]陳智勇認為在夏商時期就存在著憂患意識，如“五子之歌”“湯禱雨于社”以及“盤庚遷殷”都體現了他們各自的憂患意識，但也同樣認為此時的憂患意識帶有強烈地宗教氣息，記載較少，人物形象和表現不明顯。 [4]徐復觀先生則認為憂患意識形成于殷末周初，認為憂患意識源于周文王與殷紂間的微妙而復雜的處境，學界也多持這種觀點。

　　嚴復認為憂患意識是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沒有區分憂患與痛苦、懼怕之間的區別，人走向群體到底是自我反思的憂患抉擇還是由于恐懼而被迫的決定是難以斷定的。 堯舜禹時期、夏商時期的憂患則記載較少，具有強烈的宗教意味，對于天的崇拜比較濃厚。 從字源形成來看，“憂”的古字為“㥑”是個會意字，最早見于金文。 古時人們認為心是主思想的器官，頁則和臉相像，該字意為心中憂愁反映到臉上。 “患”字意為擔心，與憂字相近。 周伐殷獲勝之后并沒有像勝利者一樣大肆慶祝，反而是有了深深的憂患，如：“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5](《尚書·大誥》)、“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6](《尚書·君奭》)這些西周早期的資料都可以表明，西周的統治者已有濃重的憂患意識。

　　殷末周初是神本向人本轉向的人文思潮時期，殷商時代的宗教氛圍非常濃厚。 殷人認為天或上帝支配者一切的事物，殷人對天有崇拜、敬畏等意識。 在殷商時期，殷人的祭祀活動較多，且人殉較多都表現出殷人對天的尊崇，可以說商王朝是一個神本社會。 而周王朝不同，周人以殷失天命為鑒，從紂王的失德與文王的有德相對比，逐漸從殷人尊鬼事神的迷信中走出轉向敬德保民、以德配天。 周人以人殉為非禮而取消人殉，對待俘虜不再是用以人殉以事天，而是將其作為勞動力，并且在祭祀活動中，不再是像殷人一樣以幾百上千頭牲畜來祭祀，而是用一頭牛或一頭羊作犧牲。 所以，從商到周不僅是牧野之戰的勝利，更是小邦周在意識形態上對天邑商的勝利。 憂患意識的形成時間最晚不會超過殷末周初，但任何一種思想的形成不會是一蹴而就的，只是憂患意識在殷末周初尤為凸顯。

　　二、憂患意識源流分析

　　(一)堯舜禹傳說時期的憂患意識

　　堯舜禹時期的禪讓制就是憂患意識的表現。 《尚書·堯典》中記載“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 ’帝曰：‘吁! 嚚訟，可乎? ’”“帝曰：‘咨! 四岳。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7]堯在位已久，想要尋找有德之人來繼承自己的帝位。 堯沒有將首領之位傳給自己的兒子丹朱，而是想要選擇有德之人，希望能將天下治理好。 堯對于天下治理的憂患由此顯現，其后舜禪讓于禹，禹禪讓于皋陶、益亦都是出于對天下治理的憂患。 雖然顧頡剛先生提出《堯典》《皋陶謨》《禹貢》是戰國到秦漢間的偽作，但堯舜禹的禪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徐中舒先生曾撰寫專文肯定堯舜禹禪讓傳說的合理歷史內核，指出“所謂禪讓制度，本質上就是原始社會的推選制度。 ”[8]盡管堯舜禹時期的具體事件距今較遠，文字記載過分夸大粉飾且難以考證，但禪讓是原始社會的推選制度這一觀點還是比較可信的。

　　(二)夏朝時期的憂患意識

　　夏朝時期的憂患意識，主要表現在對大禹治國的追述之中。 《尚書·五子之歌》是太康的五個兄弟追述先祖大禹的告誡對太康失國的指責。 其中飽含著憂患意識，如“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 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9]這句話是說人有過失，不能等到民眾的怨恨表現出來才知道悔改，要時刻憂患。 對待民眾就像是用腐爛的繩子駕馭六匹馬一樣，小心謹慎，如履薄冰。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10]沉迷于美色、游獵、美酒、音樂，耗費民財民力于宮墻繪飾，沾染上任何一項都會導致滅亡。 盡管太康失國已是既定事實，此時的憂患像是無用之功。 但總體來說，大禹的告誡早已存在，太康沒有秉持“朽索馭六馬”的小心謹慎，沒有以憂患意識來治理國家，導致失國，憂患意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商朝時期的憂患意識

　　商朝的憂患意識集中表現在商湯和盤庚身上。 《呂氏春秋·順民》詳細記載了“湯禱雨于社”的典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不收。 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 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無以一人有敏，使鬼神傷民之命。 ’于是剪其發，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 ”[11]這個典故是說商湯執政時期連日干旱，收成不佳，商湯以自身為質祈禱上天只把罪責降臨在自己身上。 這一典故最早出現在《墨子》一書中，墨子將其作為商湯兼愛的體現來論證自己的兼愛思想。 商湯祈禱上天能夠改變這種現象表現出他對民眾生活的關心，對自我責任的承擔。 通過這一典故可以看出商朝時期有濃厚的宗教氛圍，但同時也有憂患思想的存在。

　　盤庚是商朝較為出色的帝王，《史記·殷本紀》有“帝小辛立，殷復衰。 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12]《尚書·盤庚》三篇記載了“盤庚遷殷”的典故。 從憂患意識的發生機制來看，憂患是對當下形勢的前瞻性預測，當危機即將到來，憂患意識可以讓我們早做打算，及早地進行安排以避免損失。 但并不是只有處于困境時才有憂患思考。 《系辭傳》解釋否卦九五爻辭說:“危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 亂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13]安與危、存與亡、治與亂不斷發生轉變。 所以處于順境時，也要保持警惕，防止事物向反面發展。 盤庚的憂患意識體現在其遷都的原因之中。

　　關于盤庚遷都的原因，《尚書·盤庚》中有“殷降大虐”“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吊由靈各”[14]。 即遷都的原因為民眾流離失所、上帝的命令、占卜的結果。 在遷都至殷地之后，有“民不適有居”的情況。 如果是因為自然原因導致民眾流離失所，那么遷都就應是必然之舉。 而遷都引起了民眾、貴族的反對，所以“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中的“民”與“民不適有居”的“民”不是同一個群體。 關于這一問題，楊升南先生認為乃是商人遷徙以后“被放棄的地區內長處于異族威脅下的“民”，實非奄地之“民 ”[15]。 如此一來，盤庚遷殷的目的不是為了躲避自然災害，而是有其自我的前瞻性規劃。 金景芳先生說:“盤庚遷殷很可能是抱有進取的雄心。 殷墟卜辭武丁時代所征伐的方國多在豫北、晉南可作為間接的佐證。 ”[15]奄地位于商朝統治的東南，難以輻射整個國土范圍。 所以盤庚遷都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以殷地這一中間位置來輻射整個國土范圍，首先護佑效忠于商王朝的民眾，其次進行領土擴張。 可以說盤庚遷殷是他對商王朝發展的憂患，偏居一隅，久而久之就難以“厎綏四方”。 盤庚遷殷后的二百七十三年，商王朝未有遷都，也證明了盤庚遷殷的戰略正確性。

　　三、結語

　　憂患意識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 誠然西周初期的憂患意識記載豐富、涵蓋廣泛，是“人的精神的覺醒”，具有非凡的研究意義。 然而，堯舜禹時期的禪讓制通過選擇有德之人來推舉部落首領體現出傳說時期的賢人為部落發展的憂患。 夏朝時期以大禹治國理念為戒體現出他們對國家治理的憂患。 商朝時期，通過商湯對責任的承擔，盤庚遷殷的遠見卓識體現出來。 總的來說，每個時期的憂患意識都有不同的表現。 盡管西周之前的社會有濃厚的宗教氛圍，但處于宗教中的個體不是肆意妄為，而是按照一定的章法來行事，承擔自己的責任。 只是由于傳世文獻較少，導致我們難以展開對這些內容的深入研究。 所以，憂患意識是具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人，基于當時的時代背景對遠超出自身利益的事務提出的防止事物向相反方向發展的一種精神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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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夏乃儒.中國古代“憂患意識”的產生與發展[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03):81-87.

　　[3]王燦.論作為歷史思想的《尚書》“憂患”意識[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0(05):24-26.

　　[4]陳智勇.論夏商時期的憂患意識[J].殷都學刊,2001,(01):36-39.

　　[5][6][7][9][10][14](清)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9.

　　[8]徐中舒.論堯舜禹禪讓與父系家族私有制的發生和發展[J].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8,(Z1):115-128.

　　[11](戰國)呂不韋編,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漢)司馬遷撰.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5.

　　[13]黃壽祺,張善文譯注.周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劉義峰.《尚書·盤庚》與盤庚之政[J].殷都學刊,2009,30(04):5-8.

　　作者：楊皓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