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呈現出非線性、多樣化和多維度的發展軌跡‍‌‍‍‌‍‌‍‍‍‌‍‍‌‍‍‍‌‍‍‌‍‍‍‌‍‍‍‍‌‍‌‍‌‍‌‍‍‌‍‍‍‍‍‍‍‍‍‌‍‍‌‍‍‌‍‌‍‌‍。 在全球治理話語下，多邊主義是其基本特征之一‍‌‍‍‌‍‌‍‍‍‌‍‍‌‍‍‍‌‍‍‌‍‍‍‌‍‍‍‍‌‍‌‍‌‍‌‍‍‌‍‍‍‍‍‍‍‍‍‌‍‍‌‍‍‌‍‌‍‌‍。 近年來，全球治理和多邊主義的發展受到多重挑戰，比如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對全球治理的沖擊、全球治理體系本身的困境造成全球治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新冠疫情的爆發深化了全球治理的困境。 全球治理面臨著強化何種多邊主義以及如何強化多邊主義的問題。 包容性多邊主義是重塑全球治理和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動力。 通過推進普惠均衡發展，構建包容性全球價值鏈，以及發揮大國合作的引領作用，包容性多邊主義將更好地實現全球治理的改革與完善。 “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蘊含的包容性多邊主義，正成為中國重塑全球治理的規范理念和政策路徑。

　　關鍵詞：全球治理; 多邊主義; 包容性; 全球化

　　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發展軌跡是非線性的、多樣的和多維度的，如呈現去全球化、再全球化、逆全球化、深度全球化等不同的路徑。 全球治理的短缺或不匹配造成全球化負面因素的擴散，無法實現健康、全面的全球化發展。 因此，全球治理與全球化是一對復雜互動的矛盾。 當全球治理與全球化脫節時，就會導致全球化的衰退和逆轉。 同時，全球化呼吁全球治理的發展，從而進一步調適全球化。 全球治理面臨“誰來治理全球問題”轉向“我們如何治理跨國事務”的問題，這背后是強化何種多邊主義以及如何強化多邊主義的問題。 后疫情時期的全球治理需以包容性多邊主義為基石，面向全球共同利益，化解全球化帶來的權力碎片化、民粹主義沖擊、合法性和有效性缺失等問題，糾正全球治理秩序的衰敗。

　　經濟論文范例：淺談全球化的憲法與行政法

　　一 全球治理面臨的挑戰與困境

　　全球治理被視為應對全球共同利益挑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從可持續發展到氣候變化，從大規模暴力沖突到全球性大流行病，從經濟衰退到金融危機等諸多內容。 但是，全球治理實踐的豐富多元并未帶來全球治理理論的成熟與完善，因為難以確定一個全球問題的結果在多大程度上取決于復雜的背景和結構，從而難以進行歸納總結。 鑒于經驗驅動的理論創新經常發生在較低層次上，折衷理論可能是一個突破點。 [1]除了描述性的努力之外，全球治理研究還必須確保理論創新不會在真空中發揮作用，并保持對世界變化的響應。 因此，全球治理研究經歷了多個階段的發展，力圖回應復雜性不斷增長、跨越邊界議題的經驗世界，并掌握世界政治的多元化和深度相互依賴的新狀況。

　　從理論層面來看，全球治理指的是多權力中心為應對全球化世界的復雜挑戰而采取的多元協調行動。 全球治理根植于國際關系，也擴展到國際法、比較政治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 后來全球治理被視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但全球治理與國際關系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割裂兩者毫無意義。 [2]比如，國際關系研究經歷了三個主導范式的演變，從“戰爭與和平”范式到“合作”范式再到“全球治理”范式。 [3]前兩種范式均強調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但合作范式強調國家間的相互依賴與國際合作。

　　全球治理范式成為無政府狀態的替代品，但全球治理體系不一定比無政府狀態好，只是有所不同。 [4]相應地，全球治理理論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代全球治理研究集中于多邊制度內部的國家間關系的正式制度，涉及到國際組織進行多邊合作的范圍和條件，但全球治理仍是一個描述性概念。 第二代全球治理研究關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宏觀結構因素(如權力機制、合法化)以及全球治理體系的內部微觀進程(如委托—代理關系、組織生態學)等。 第三代全球治理研究關注全球治理的界限、全球治理的路徑、全球治理的實施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等議題。 [5]

　　從全球治理實踐來看，全球治理本已步履維艱，比如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沖擊，以及全球治理體系本身存在的困境，而新冠疫情帶來的全球新挑戰使得全球治理“帶病上路”，為其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因素。 這些挑戰還將外溢到全球治理的社會和政治維度，以及全球治理架構和規范的發展軌跡。

　　(一) 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對全球治理的沖擊

　　全球治理遭到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和國家主義等“零和思維”的沖擊，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無法承諾或支持建立更牢固的多邊關系。 與此同時，他們認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侵犯了國家主權和限制了民主決策。 最為明顯的例子是美國的戰略調整極大地沖擊了現有全球治理體系。 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的主要目標不是大國博弈而是管理相互依賴帶來的共同脆弱性，[6]并且美國有能力并有意愿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上與新興國家進行博弈，共同維持和管理已達成共識的全球秩序。 但是，特朗普政府追求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路徑不僅挑戰多邊主義治理框架，還試圖“規鎖”[7]新興國家的正常發展。 美國的戰略調整成為多邊主義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 除了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等思潮對全球治理體系的沖擊，全球治理面臨著區域化治理的挑戰。 [8]但國家間的聯系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更需要多邊治理。

　　(二) 全球治理體系本身面臨的困境

　　治理鴻溝持續存在源于跨國問題的規模往往超出了國家和國際機構的能力范圍。 托馬斯·韋斯(Thomas Weisse)認為全球治理問題的實質是政府間機構的發展遠遠落后于跨越邊界的(尤其是全球性的)集體問題的出現。 [9]近年來，傳統的多邊合作已達到極限。 比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框架下的國際氣候協定的達成可能需要花費很多年，并且還面臨著實施困境。 再比如，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談判進度緩慢，并陷入停滯。 同時，全球治理體系內生出兩種主要競爭形式，一是國際權威的政治化，二是反制度化。 [10]正是由于西方主導的基于規則的秩序日益無法維持體系內部的正常運行，西方國家主導的影響力和勢力范圍之爭可能將帶來緊張局勢和沖突，并導致邊界關閉、全球化終結、多邊主義雙贏路徑的中斷，繼而造成全球治理的動蕩和衰落。 同時，全球治理體系內部的緊張關系助長對治理體系改革和調整的需求，以緩解多邊治理的缺陷。 因此，全球治理體制會出現深化和衰落的并行演進，對抗與合作共存的局面。

　　(三) 新冠疫情等新全球議題對全球治理的挑戰

　　新冠疫情加速了疫情爆發前已出現的全球治理動蕩和離散趨勢，并進一步刺激了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傾向，比如一些國家利用疫情危機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單個國家或國際組織顯然不能獨自應對，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路徑無法保證全球治理‍‌‍‍‌‍‌‍‍‍‌‍‍‌‍‍‍‌‍‍‌‍‍‍‌‍‍‍‍‌‍‌‍‌‍‌‍‍‌‍‍‍‍‍‍‍‍‍‌‍‍‌‍‍‌‍‌‍‌‍。 同時，面對全球挑戰，如果一個國家在全球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提高國家利益，通過多邊方法實現雙贏戰略變得更加困難。 疫情民粹主義使得本已脆弱的全球治理面臨新的打擊，并強化了全球治理體系的內在困境。

　　當今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復雜，存在著諸多相互交織的全球挑戰，如增長乏力、氣候變化、流行病和難民等。 全球治理具有高度競爭性，即更進一步合作的需求不斷增加與國際社會集體行動的意愿下降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 多邊主義作為增進所有國家和民眾福祉的手段，正被另外一種話語敘述替代，即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回歸，以及單邊主義和民粹主義行動。 考慮到解決全球化問題和維持全球治理效力的機會窗口正在關閉，我們需要積極挖掘多邊主義路徑來進一步提振全球治理。

　　二 全球治理與多邊主義路徑

　　面對全球問題，全球治理存在不同的解決路徑，比如多邊主義、雙邊主義和單邊主義是相互關聯但又復雜交織的三個概念。 [11]考慮到國際關系的本質，雙邊主義和單邊主義是民族國家通常采用的外交政策工具。 單邊主義是霸權國家的首選行動方式。 [12]但是，單邊主義行動通常被認為是缺乏合法性的，會損害霸權國家的軟實力。 雙邊主義是在政策優先的基礎上，并根據具體情況改變其目標和優先次序。 但是，鑒于當前世界政治及其特定結構條件(權力分配和主權原則的擴散)所面臨的挑戰，多邊主義是國際行為體必不可少的外交戰略選項。 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構成了多邊主義的核心。 并且，多邊主義的價值規范和原則已載入《聯合國憲章》，是全球范圍內公認的具有憲法價值的唯一普遍性原則聲明。

　　全球挑戰的全球性和相互關聯的特征呼吁超越國界的解決方案。 多邊主義本身是一個綜合方法，促進國家、地區機構和國際組織之間的伙伴關系，以解決共同面臨的全球問題。 約翰·魯杰(John Ruggie)認為多邊主義需要滿足三個特點：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普遍的組織原則(generalized organizing principles)，互惠擴散(diffuse reciprocity)。 [13]不可分割性強調多邊主義以社會構建的公共產品為基礎，普遍的組織原則強調多邊主義反對歧視，互惠擴散強調多邊主義是互惠互利。

　　多邊主義的最簡單定義是三個或更多參與者在國際政治中的外交互動形式。 此外，多邊主義不僅代表一種特定的外交手段，還代表著對外交政策的某些原則、實質性目標和方式的承諾，以及一系列基本價值觀念。 因此，多邊主義指的是將兩個以上行為體的協調外交互動與國際組織框架內的行動結合起來，以某些原則和規范為導向，并根據構成這些組織基礎的規則和條例行動。

　　對于多邊主義的類型，存在多種解讀與分類標準，并且較為模糊。 最簡單的多邊主義分類標準是基于數量和規模，如全球多邊主義、區域多邊主義和小型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 [14]此外，還存在基于質量和性質的劃分標準，比如馬里奧·泰洛(Mario Telo)區分了兩種多邊主義，一是傳統的發源于威斯特伐利亞范式內的國際多邊合作; 二是超越國家的治理，[15]歐盟是后一種多邊主義的踐行者與倡導者。

　　還有學者認為多邊主義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16]漢斯·摩爾(Hanns Maull)區分了基于策略的多邊主義和基于規范的多邊主義，旨在建立、維持和進一步發展特定的規范性國際秩序的外交政策，指涉對當前世界政治議題的正確和適當看法。 [17]有的學者提出復雜多邊主義逐漸帶來一種“分散的和多元化的”治理模式，[18]但這種變化是漸進式的，主要影響決策而不是實際政策。 還有學者認為排他性的行政多邊主義(executive multilateralism)是占主導地位的全球治理組織結構，[19]該全球治理進程的特點之一是國家政府代表之間的非公開談判和討價還價，有意識地與公眾監督或參與相隔離。

　　一般而言，全球性的危機和挑戰需要國際社會的集體行動，比如多邊解決方案。 但是大國競爭背景下的國家利益最大化使得多邊方案制定雙贏戰略愈益困難，國家可能更傾向于雙邊合作、俱樂部治理、論壇形式等，這些方法雖然不排斥多邊主義，但這些集體行動可能依賴于志趣相投的國家集團，比如小型多邊主義采取小規模談判并會使談判更加有效。

　　小型多邊主義的成員國組成倡議聯盟，就全球治理目標達成共識，并為所有成員國創造額外利益，有助于將共識擴大。 2019年9月，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Heiko Maass)與法國外交部長讓-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在聯合國大會期間發起“多邊主義聯盟”的倡議，[20]這背后的驅動因素是大國之間的競爭和民族主義的發展導致世界秩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日益碎片化，德國和法國等一部分志同道合的國家致力于促進多邊主義，穩定基于規則的世界秩序，并適應新的挑戰。

　　此外，以地區主義為基石的多邊主義理念成為全球治理的路徑之一。 比如歐盟在2003年的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了“有效多邊主義”(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的概念。 2019年6月，歐盟理事會通過了一項關于歐盟加強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的行動的結論。 歐盟更需要促進多邊解決方案，因為有效多邊主義合作是促進國家和集體利益的最佳途徑。 歐盟加強多邊體系將基于三方面的行動：堅持國際規范和協定、將多邊主義擴展到新的全球現實、改革多邊組織使其與目標匹配。 [21]

　　隨著多邊主義進入新的階段，多邊主義2.0[22]的特征是多邊組織的多樣化、非國家行為體日趨重要、政策領域之間的議題聯結度提高、公民參與的深度和廣度遞增。 全球治理體系變遷和行為體組合的變化對多邊主義提出了新的需求。 一方面，全球化帶來新的跨國問題，并加劇了現有問題。 比如，全球流行病、環境污染等問題超出了單個國家的問題解決能力，還超越了政府間組織的能力，特別是行政多邊主義不能有效處理私人行為體面臨的超越主權的復雜問題。 因此，治理主體面臨治理有效性的缺陷。

　　另一方面，部分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治理決策過程中缺乏充分的參與性與代表權，無法滿足輸入合法性。 面對全球范圍內具有政治影響力的行為體范圍的擴大以及它們之間不斷變化的權力關系，全球治理機構的輸入合法性缺失問題更為嚴重。 現有多邊主義框架是美國在二戰后主導建立的，但隨著全球性問題的日益突出，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以及大量非國家行為體的出現，既有的多邊主義規則和制度無法滿足全球治理的新要求。 因此，包容性多邊主義將是全球治理議題新發展、全球治理新的權威結構(多層、多元主體的共存)制度化的必然要求。

　　三 包容性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的改善

　　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一個標志是包容性多邊主義以及全球包容性機構的出現和興起，不僅體現在公共和私人行為體都享有會員資格和參與權，還體現在不同發展階段、發展模式國家的平等參與。 其一，包容性多邊主義可以提高代表權，賦予新興市場國家更多的代表性，提升最不發達國家的發言權，讓所有國家和國際行為體成為規則制定的參與者。

　　其二，包容性多邊主義可以彌合治理鴻溝，特別是減少行政多邊主義主導的全球治理產生的“輸入”或“過程合法性”以及“輸出合法性”等缺陷。 其三，包容性多邊主義可以促進全球治理公私伙伴關系，重新調整關于權力和資源分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博弈規則和制度安排‍‌‍‍‌‍‌‍‍‍‌‍‍‌‍‍‍‌‍‍‌‍‍‍‌‍‍‍‍‌‍‌‍‌‍‌‍‍‌‍‍‍‍‍‍‍‍‍‌‍‍‌‍‍‌‍‌‍‌‍。 因此，包容性多邊主義成為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基礎，并帶來全球治理結構與進程的革新與完善，中國在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基礎上，堅定支持和引領包容性多邊主義。

　　(一) 包容性多邊主義需要普惠、均衡發展

　　普惠發展要求各國、各階層共同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弱勢群體是關注的重點。 [23]從社會層面來看，全球不平等是全球化的伴生物，被邊緣化的個體和社會不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 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經過危機得以放大和凸顯，強化了全球化贏家和全球化輸家間的政治斷裂。 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可能會加劇并持續更長的時間。

　　因此，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社會后果需要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共同承擔責任，不僅需要采取反周期(counter-cyclically)行動來刺激增長，比如優先考慮根據《巴黎氣候協定》促進綠色轉型的投資，還要積極支持較低收入地區人民的生計。 這需要深化和擴大社會保護作為優先事項，并加強其他減少不平等的政策，比如累進稅收和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 疫情出現后，國際社會有所行動，比如二十國集團承諾向全球經濟注入5萬億美元應對疫情及其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通過緊急融資、技術援助等方式幫助成員國應對疫情。

　　增長是手段，而非目的。 如何管理疫情后的經濟社會經濟后果，可能存在“快復蘇”與“巧復蘇”之間的權衡。 大規模復蘇計劃需要大量的財政資源，但是低收入國家面臨著有限的財政空間，這將需要通過金融、技術和知識方面的發展合作或援助獲得外部支持。 也就是說，全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最薄弱環節的方式，比如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效果取決于能力最有限的國家。 中國積極參與并落實二十國集團“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宣布向77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暫停債務償還。 [24]此外，中國提供20億美元的援助，并幫助世衛組織“團結應對基金”在華籌資。 因此，全球治理需要一種包容性的多邊方案，需要更廣泛、更深入地扎根于社會、更關切到每個個體。

　　(二) 包容性多邊主義需要構建包容性全球價值鏈

　　在全球化時代，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形成了一個閉環，無論哪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對全球經濟產生連鎖式破壞效應。 疫情造成各國的“自我封閉”，并加大了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可能風險，區域化、國家化、本土化暴露了全球化的脆弱性。 但是，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為核心特征的新一輪工業革命決定未來全球治理變革的主流方向和主導邏輯必然是多邊主義。 [25]這需要構建包容性全球價值鏈，其核心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及其中小企業能夠克服障礙并融入全球價值鏈。 因此，“一帶一路”構建的包容性全球價值鏈是促進包容性全球化的有效途徑。 [26]

　　“一帶一路”倡議是對全球治理的有益補充，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全球治理合法性缺失的困境。 [27]通過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全球治理理念，“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國家提供了要素稟賦的優化配置，還擴展了相關國家的政策制定和對接空間。 其一，包容性全球價值鏈尊重差異化路徑。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按照各自的發展定位，結合自身的稟賦條件和比較優勢，致力于“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其二，包容性全球價值鏈不排斥區塊化，“一帶一路”建設要走向板塊化，要根據世界經濟區域產業鏈的變化形成板塊，要在“一帶一路”重點板塊中推動互聯互通。 [28]其三，包容性全球價值鏈必須基于本土產業鏈供應鏈水平的提升基礎之上，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帶動世界經濟復蘇。

　　(三) 包容性多邊主義需要大國合作承擔全球治理領導者角色

　　全球體系變化(尤其是全球化進程)導致跨主權問題的數量增加和強化，對全球公共產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與此相關的是包容性和多主體的全球治理機構內的公私合作的制度化趨勢。 未來的國際秩序將需要為高度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的世界提供一套規范和安排，這迫切需要一個令人信服的規范敘述。 包容性多邊主義可以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平等地發表意見和關切，并且非國家行為體的代表也可以參與對話。 這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反映所有參與者在相關議題上的需求和期望，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強大的國家或利益集團對政策制定的控制和影響。 但這不一定意味著所有參與者都會成為決策的一部分，因為過多的意見和輸入會造成混亂和碎片化。

　　包容性多邊主義的成功依賴強大的多邊領導者角色。 大國合作是多邊領導者角色的重要維度，是包容性多邊主義成敗的關鍵，這需要領導者關注議程、設定截止日期、采取折衷方案，同時推動他們超越最低限度標準而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因此，多邊協議需要密集的雙邊外交和大國合作，比如重點關注議程、嚴格的時間管理、探索折衷的可能性以及有效實施已達成的協議。

　　中國積極參與推動多邊治理體系變革，確定議題優先級，擴大朋友圈，但要量力而行，不去構建超出國家實力的多邊機制。 比如，在美國加大對華全面施壓，中美戰略競爭更趨激烈的背景下，中歐進一步拓展雙方戰略對話內容，共推包容性多邊主義理念，提升戰略互信水平，強化中歐全面戰略合作的政治基礎，因為在全球治理中維護多邊主義是中歐外交主張中的最大公約數。

　　四 結論與展望

　　后疫情時期的全球治理是民粹主義與合作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對立與共存。 盡管全球相互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帶來全球治理需求的增加，以及國家遵守和維護國際秩序、規則，以及踐行團結一致，比僅僅追求短期和直接利益更有益處，但是全球治理無法應對負面全球化往往會造成復雜和破壞性的連鎖反應，如經濟成本和危機造成的政治衰敗。 并且，多邊合作體系面臨無法遏制地緣政治回歸和大國競爭的風險，越來越難以管理全球挑戰。

　　包容性多邊主義是重塑全球治理的一種路徑，但它將面臨其他多邊主義理念的競爭、美國單邊主義的規鎖等挑戰。 包容性多邊主義的成功還將取決于諸多前提條件，比如有關各方及其態度，不僅要對自身和他者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有充分的認識和分析，還要密切關注其他國際行為體對包容性多邊主義的立場和態度，比如是否抱有真正興趣，是否愿意妥協，是否愿意在互惠基礎上合作，是否擁有國內支持等。

　　重塑全球治理多邊議程必須建立在包容性的規范框架基礎之上，話語體系的構建是包容性多邊主義規范傳播與擴散的基石。 中國從人類共同利益著眼倡導包容性多邊主義，以“道義為先，講信重義; 平等協商，以理服人; 和而不同，開放包容; 循序漸進，廣聚共識”[29]的理念推進多邊主義。 “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蘊含的包容性多邊主義，正成為中國外交話語核心和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基于此，中國外交戰略手段不斷增加，從經濟手段為主轉向經濟、政治、安全、人文手段的綜合，多邊外交平臺也不斷融合，從全球層面的二十國集團到新興經濟體層面的金磚國家集團再到區域層面的亞信會議等。 這背后是中國外交戰略從“刺激—應對”向“積極塑造”的外交模式的轉變。 這意味著中國外交政策既要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又要構建多元協商、開放包容的多邊治理體系，最終落腳在“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注釋：

　　[1]Peter Katzenstein and Rudra Sil， “Eclectic Theorizing in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2]Martha Finnemore， “Dynam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Building on What We Know”，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1， 2014， pp.221-224.

　　[3]David Coen and Tom Pegram， “Wanted: A Third Gener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Governance， Vol.28， No.4， 2015， pp.417-420.

　　[4]Michael Zürn， “Contested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Policy， Vol.9， No.1， 2018， pp.138-145.

　　[5]David Coen and Tom Pegram， “Towards a Third Gener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cholarship”， Global Policy， Vol.9， No.1， 2018， pp.107-113.

　　[6]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2015， https://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0/04/2010.pdf.

　　[7]張宇燕、馮維江：《從“接觸”到“規鎖”：美國對華戰略意圖及中美博弈的四種前景》，《清華金融評論》2018年第7期。

　　[8]張云：《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區域轉向與中國的戰略選擇》，《當代亞太》2020年第3期。

　　[9]Thomas Weiss， Global Governance: Why? What? Whither?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2013， p.2.

　　[10]Michael Zürn， “Contested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Policy， Vol.9， No.1， 2018， pp.138-145.

　　[11]Atsushi Tago， “Multilateralism， Bilateralism， and Unilateralism in Foreign Policy”，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 2017， https://oxfordre.com/politics/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37-e-449.

　　[12]William Wallace， “US Unilateralis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Ambivalent Engagemen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2， pp.141-164.

　　[13]John Ruggie，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n an Interna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Stewart Patrick， “The New ‘New Multilateralism’: Minilateral Cooperation， But at What Cost? ” Global Summitry， Vol.1， No.2， 2015， pp.115-134.

　　[15]馬里奧·泰洛：《歐洲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與中歐對話》，《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1期‍‌‍‍‌‍‌‍‍‍‌‍‍‌‍‍‍‌‍‍‌‍‍‍‌‍‍‍‍‌‍‌‍‌‍‌‍‍‌‍‍‍‍‍‍‍‍‍‌‍‍‌‍‍‌‍‌‍‌‍。

　　[16]Vincent Pouliot， “Multilateralism as an End in Itsel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No.12， 2011， pp.18-26.

　　[17]Hanns Maull， “Multilateralism: Variants， Potential， Constraints and Conditions for Success”，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March 2020，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20C09/.

　　作者：賀之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