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加劇經濟衰退風險，嚴峻考驗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性，需要優 化基層公共品供給模式，行政統籌融合公共選擇，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加強和完善基層治 理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VCM 實驗顯示，對于基層公共品自愿供給率，行為干擾、客觀 利他、溝通效應、慣性、期數效應、有限理性與信任合作具有依次增強的正向作用; 主動 搭便車、被動避免損失、折中、欺詐、針鋒相對式內部懲罰、觀望和預期具有依次減弱的 負向作用。地方財政可根據居民決策邏輯，細化制度設計，發行專項公債，設立引導基 金，縮短認購投資期限，倡導社區信息共享，建立健全群眾自助與政府供應相結合的長效 機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效率化均等化。

　　關鍵詞: 公共品供給; 模式優化; 基層治理; 社會保障; VCM 實驗

　　一、引 言

　　在 GDP 增速下行，亟需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圓滿收官 “十三五”規劃之際，突遭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如何將有限財力發揮最大效益，助力中 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是企業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中觀和宏觀經濟問題[1]，也是激發基層主觀能 動性，盤活財政資金，實現多維政策目標的微觀經濟問題，更是動員居民自助，協力抗擊突發公共 衛生事件的社會問題。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 定》，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性，促進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

　　具體而言，鼓勵村委會、居委會、社區服 務站等基層組織，憑借自給資金提供基層公共品，減輕財政壓力，降低行政成本，推動基本公共服 務效率化。農村鄉鎮和城市區一級基層政府，將釋放出的財政經費集中投入外部性更強的基層公共 品，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把簡政放權和涵養財源結合起來，形成基層自治謀小事和凝聚財力 辦大事的良性循環，關鍵是保障基層公共品自愿供給率。因此，探尋其影響因素并完善制度設計正 是本文研究主旨，由于公共數據難以覆蓋區鎮級，實地調研成本高，調查問卷回收率低，民主參與 因思維認知等個體異質也存在決策偏差，并涉及心理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等學科交叉。因此，公共 品自愿貢獻機制( 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VCM) 實驗為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

　　二、文獻綜述

　　國外 VCM 實驗聚焦四個方向: 一是搭便車。Marwell 和 Ames( 1981) [2]單次博弈實驗支持弱搭 便車 假 說，自愿貢獻率達次優水平 40% ～ 60% ; 但 Kim 和 Walker ( 1984 ) [3]，Isaac 等 ( 1984， 1985) [4][5]重復博弈實驗發現強期數效應，自愿貢獻率隨輪次增加，從 53% 降至 16% 。Andreoni ( 1988) [6]認為重啟實驗后自愿貢獻率上升排除了學習假說。Dawes 等( 1986) [7]實驗搭便車動機， 證實貪婪比擔心更顯性。Packard( 2001) [8]實驗結果則顯示自愿貢獻率與公共品個人供給邊際收益 ( MPCR) 正相關，學習搭便車仍是占優策略。二是合作。Axelrod( 1984) [9]提出利他主義，在其全 球計算機博弈大賽中，Rapoport 的 “針鋒相對”被證明是最優策略。但 Kreps( 1982) [10]指出合作僅 限于無限次博弈，若有限次博弈則無效。

　　Andreoni ( 1990) [11] 以輪換博弈反駁互惠假說。Frank ( 1987) [12]解釋合作具有誘導性。而 Kramer 和 Brewer( 1986) [13]，Orbell 等( 1988) [14]分別驗證了認 同和承諾能有效提升合作。Gaechter 等( 2017) [15]的動態依存公共品博弈說明過去行為決定未來稟 賦，推動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三是信息。Van de Kragt 等( 1983) [16]驗證了交流也能有效提升 合作。Saijo 和 Nakamura( 1995) [17]在完全信息條件下未觀察到期數效應，但有搭便車者不為獲利， 只為在競爭中不被擊敗。Kinukawa 等( 2000) [18]實驗闡明，信息共享時，自愿貢獻率從最優水平的 33% 升至 58% ，若溝通受阻，則降至 19% 。Norton( 2000) [19]確認協商一致有利于重啟實驗后提升 自愿貢獻率。四是獎懲。Anderson 和 Putterman( 2016) [20]實驗反映，出于平等感，51% 的人懲罰搭 便車者，40% 的低貢獻者懲罰高貢獻者。

　　Dragone 等( 2017) [21]實驗支撐非貨幣激勵約束促成更多合 作，尤其對學生群體。Dekel 等( 2017) [22]揭示了通過溝通交流獲得認同感的懲罰獎勵促進潛在帕 累托公共品的自愿供給。 國內較早開展 VCM 實驗的是劉小兵( 2004) [23]以學生和成績為主客體，認為貢獻意愿隨模式優 化而提高。周業安和宋紫峰( 2008) [24]實驗支持自愿貢獻與互惠理論。后續研究轉向驗證兩類因素: 一是偏好、預期、情緒、信念、性別等個體內因。汪崇金等( 2012) [25]按照 Fischbacher 和 Gachter 實驗方法發現偏好和預期共同影響條件合作與學習過程，導致自愿貢獻率退化。王霄和吳偉炯 ( 2012) [26]構造社會資本與自我意識混合實驗表明朋友網絡和積極情緒減少搭便車。關宏宇等 ( 2015) [27]設計含否決權的獨裁者和最后通牒博弈，揭示公平規則通過信念權重調整行為模式。

　　張 元鵬( 2016) [28]使用 Isaac 和 Walker 實驗參數指出陌生人合作無明顯性別差異。二是懲罰、信息等制 度外因。宋紫峰和周業安( 2011) [29]在 Fehr 和 Gachter 實驗環境里證實懲罰顯著提高自愿貢獻率，個 體懲罰優于群體懲罰。葉航( 2012) [30]借助演化博弈證明提高公共品回報可穩定懲罰機制，化解二階 社會困境。連洪泉等( 2015) [31]依照 Dannenberg 方法參數闡明信息透明增強身份感，改善自愿供給。 現有文獻詳細研究了 VCM 影響因素，成果豐碩，亦有所不足。國外研究的部分假說仍存爭議，還 需辨析。國內研究多以中國數據驗證國外實驗，較少關注實際問題。國內外研究一般考察單一效應，未 考慮變量沖突。實驗結果只記錄數字，模型推斷所得不一定是被試真實意愿。所以本文更進一步，拓展 Thaler( 2006) [32]社會兩難公共品博弈模型，文字挖掘自述理由，完整還原決策過程，系統分析影響因素， 探索現行基層公共品供給模式優化路徑和推廣公用事業民營化市場化的可行性( 蔡彤，2005) [33]。

　　三、實驗設計

　　( 一) 選擇實驗對象 為提高從樣本到總體統計推斷的可靠性，被試須滿足以下條件: ( 1) 第一次參加類似實驗，任選而非招募，謹防逆向選擇，增加隨機性; ( 2) 來自全國各地，男女比例平衡，年齡區間明顯，職 業跨度較大，數量充足，代表性強; ( 3) 了解經濟學基本原理，理解實驗內容，對行為經濟學鉆研 不深，減少極端結果; ( 4) 能施加激勵約束，成本可控。

　　( 二) 設置實驗情境 假設被試所居街道辦準備修建飲用水凈化與垃圾分類回收公共工程，當地財政定向發行專項公 債和設立區縣級 PPP 類政府引導基金以籌措經費①。為增強交易流動性、收益率和信用評級，經金 融機構資產證券化后發售。為減輕償還壓力，控制資產池風險，每人限購 x 萬元，自募集完成起存 續期 y 年，到期一次還本付息，資金來自純凈水銷售和垃圾再循環收入。為降低修造成本，達到規 模效應，下轄社區無差別建造。

　　最終收益是社區內 m 人平均分配 n 倍期初實際認購投資總額( 0 < MPCR = n /m < 1) ，預計年化收益率為 0( 都不認購投資) ～ x( n - 1) /y( 都認購投資) ～ + ∞ ( 自身不 認購投資，他人認購投資) ，浮動性取決于認購投資意愿。顯然: ( 1) 全體認購投資，資金最充足， 工程最優質，公共福利最大化，而個體收益適中; ( 2) 全體都不認購投資，工程失敗，環境惡化，公 共福利無法實現，但個體不被搭便車; ( 3) 自身不認購投資，他人認購投資，若資金充足，工程建成， 質量達標，則個體收益最大化，公共福利適中; ( 4) 自身不認購投資，他人認購投資，若資金不足， 工程或停建、或劣質，公共福利不確定，但個體不被搭便車，至少存在社會四難決策困境。

　　( 三) 細化實驗步驟實驗開始前確定參數:

　　( 1) 考慮居民一般財力，x = 1; ( 2) 參考債券/基金期限，y = 5; ( 3) 每個 分組通常 4 ～10 人( Thaler，2006) [32]，為統計可信和整除收益，需擴充社區量，居民數為 2 的正整數 冪，故 m =4 是理想數字; ( 4) 為使收益率貼合實際，n =2，則 x( n -1) /y =20%，MPCR =0. 5。 實驗開始后，被試默讀實驗內容，弱化主試講解引起的錨定、框架和暈輪效應。對學生和非學 生群體分別施加成績和貨幣激勵約束。為模擬居民直接一次性或反復公示后確定認購，自行決斷或 鄰里商討后投資，實驗分 4 個階段: ( 1) 單輪不討論后確認。

　　( 2) 多輪不討論，每輪結束后，社區 內公開結果，最后一輪確認; ( 3) 單輪討論后確認; ( 4) 多輪討論，最后一輪確認，進程在 60 分鐘 內，多輪限 5 輪，寫出額度和理由。 ( 四) 獲取實驗數據 實驗于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0 月，在 2012 ～ 2016 年考入 S 省城鎮社區專職的工作人員， 2014 ～ 2017 年就讀于 L 大學的已畢業碩士生，2018 ～ 2019 年 X 大學在讀博士生 3 個群體多批次不 重復隨機抽樣進行。

　　被試是來自大陸 29 個省份( 除海南和新疆外，含藏、回等 7 位少數民族) ，哲 學、經管和法學等 10 種學科，從專科到博士 4 階教育層次，供職于政府、金融、律所、通信、旅 游、建筑、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 8 類單位，21 到 42 歲男女共 204 人的混合樣本。以 128 人為基 準樣本，預備 52 人穩健樣本，剔除 24 人無效樣本②，基準與穩健樣本獲得數/文字型實驗數據 2340 和 3600 條。因帕累托最優是全體居民全額認購公債或投資基金( Thaler，2006) [32]，故居民實際認購 額對 1 萬元的比值和社區實際投資額對 4 萬元的比值，即基層公共品自愿供給率測度。

　　四、結果分析

　　( 一) 統計分析與非參數檢驗 基準樣本統計。單輪討論供給率明顯高于多輪不討論; 單輪不討論與多輪討論供給率介乎中間，前者略優于后者。社區均值分別是: 單輪討論 83. 05% 、單輪不討論 51. 88% 、多輪討論 37. 63% 、多輪不討論 35. 38% 。且因實驗對象固定，其本能與習慣相對穩定[34]，故決策差異可能 源自制度設計。即居民個人或家庭間溝通后直接一次性認購公債或投資基金，自助提供基層公共品 模式的供給率最高; 不受外界信息干擾，自行直接一次性認購投資是次優選項; 無論交流與否，反 復公示后再確定認購投資額的供給率最低。 為驗證差異率顯著性，匹配控制組與實驗組。

　　當控制 是否討論而實驗單/多輪時，單輪決策供給率在 1% 水平下均顯著高于多輪; 當控制單輪而實驗是 否討論時，討論后決策供給率在 1% 水平下顯著高于不討論; 當控制多輪而實驗是否討論時，討論 后決策供給率在 10% 水平上未顯著高于不討論。即決策期數越短，基層公共品自愿供給率越高， 存在期數效應。但交流越多，供給率越高，僅發生在直接一次性認購投資，反復公示再確定額度卻 不再出現，溝通效應仍待驗證。

　　( 二) 變量識別、雙重差分與面板回歸 為繼續驗證溝通效應和期數效應，系統分析其他基層公共品自愿供給率影響因素，從有效 樣本 180 人，在 12 輪 2160 次決策，所得 36720 個信息點識別出變量。以居民認購投資額 為結果變量，分別以輪次和討論為處理變量，指定實驗期間虛擬變量，并以其他變量為協變量。控制虛擬分組、時間影響和其余變量，單輪決策時居民認購投資額在 1% 水平下顯著多于多輪; 討論決策時居民認購投資額在 5% 水平下顯著高于不討論，進一步驗 證期數效應和溝通效應。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 一) 研究結論

　　1. 在完整 VCM 中，存在制度外因的強期數效應與較強溝通效應，決策期數越少，交流討論越 多，基層公共品自愿供給率越高。而個體內因的影響程度及其方向不盡相同: 存在有限理性，甚至 客觀利他，幫助提高基層公共品供給率; 存在弱行為干擾，過往他人認購投資規模越大，結構越平 衡，公平感越強，積極性越高; 存在弱預期反作用，預期他人認購投資會有一定概率增強搭便車動 機; 搭便車分為主動搭便車和被動避免損失，都會大幅降低基層公共品供給率，前者因動機更強而 負作用更大; 存在互惠互利，信任合作可大幅提升基層公共品供給率; 存在針鋒相對式內部懲罰， 有助于保障基層公共品供給率; 性別差異無實質影響。此外，還存在觀望、折中、慣性和欺詐等博 弈策略，除保持一致有利于提高基層公共品供給率，隨機試探、實際值低于承諾、選擇中值都有負 向作用，且程度逐項增強。

　　2. 基層公共品自愿供給，據此存在思維定式: 決策者先預期他人行動并折中試探，無判斷則 觀望，有判斷再選擇信任合作還是搭便車; 若信任合作被搭便車，針鋒相對地避免損失或搭便車， 最終得到低甚至零 VCM 結果; 反之繼續信任合作，維持慣性，最終進入高 VCM 穩態，或因最后針 鋒相對減弱消失而重回欺詐，落入之前結果。

　　3. 實驗顯示，居民溝通后直接認購專項地方債或投資政府引導基金的基層公共品自助模式供 給率最高; 不溝通而直接認購投資模式供給率大幅下降; 相互交流且社區公示后確定額度模式供給 率進一步降低; 不溝通且社區公示再認購投資模式供給率最低。因為博弈各方不斷權衡針鋒相對式 監督懲罰和搭便車損益，決策者隨輪次增加總能摸清對手底線，待監督懲罰被逐漸適應，搭便車和 欺詐將逐步上升，最終破壞 VCM; 而溝通效應在決策系統里易被期數效應稀釋而難以顯現。

　　( 二) 政策建議

　　1. 地方財政可積極嘗試定向發行專項公債的公共選擇與社會集資模式供給基層公共品; 若限 制較多，也可設立區縣級 PPP 類政府引導基金，經金融機構資產證券化后發售。組織認購投資時， 縮減決策時間，鼓勵協商討論，將針鋒相對的內部懲罰外部化，優化對民眾個體異質性的機制導 引。例如: 宣傳公共品諸多裨益，允許市政單位或外包公司根據各社區集資額差異化修建; 運用大 數據和人工智能模擬最佳決策輪次，召開兩委會議充分交換意見。

　　供給論文范例：供給側視角下共享經濟與新型商業模式研究

　　2. 基層公共品自愿供給是公用事業民營化市場化的基石，基層政府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可 依據居民決策邏輯，細化制度設計，拓展公共品私人供給和公私合營可行性，例如醫療、教育和社 保等。建立健全以個人和家庭為點，社區為線，鄉鎮與街道辦為面，省市為體，居民自助與政府供 應相結合，綜合涵蓋的長效機制，對防范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自然災害、戰時狀態等非常時 期的物資儲備、人心凝聚與力量動員均具有深遠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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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Kim O. ，Walker M. The Free Rider Problem: Experimental Evidence [J]. Public Choice，1984，43( 1) : 3 - 24.

　　[4]Isaac M. ，Walker J. ，Thomas S. Divergent Evidence on Free Riding: An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of Possible Explanations [J]. Public Choice，1984，43( 2) : 113 - 149.

　　[5]Isaac M. ，McCue K. ，Plott C.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an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85，26 ( 1) : 51 - 74.

　　作者：鄧曉蘭，孫長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