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武士道是在日本鐮倉幕府時期與武士制度一同衍生出來的一套不成文的行為準則，其理念在早期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較大，在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書中，將武士道理念分為“忠、勇、仁、禮、誠、名、義、克”幾個部分，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子，但與儒家文化不同的是，受到神道教思想的影響，武士道將“忠”放在最首要的位置而非儒家文化中的“孝”。明治維新之后，在明治政府的歪曲下，武士道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理論基石，在其影響下，日本走上了殖民侵略的道路，而在二戰時期，受到武士道影響的日本軍隊，更是做出屠殺戰俘、自殺式襲擊等瘋狂舉動，對世界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關鍵詞]武士道精神、武士道起源、軍國主義

　　“武士道”作為日本大和民族的核心，一直以來都影響著日本的發展，有人認為武士道是“殺伐與戰爭之道”也有人認為它是“忠君與愛國之道”本文講探析武士道的形成及理念，以及各個時期武士道所產生的影響

　　武士道的形成及理念

　　11世紀初期，武士階級的實力發展迅速，甚至于擺脫了莊園主的束縛，各自組成了武士團體。12世紀，鐮倉幕府建立，武士首領源賴朝出任“征夷大將軍”標志著武士時代正式來臨，武士階級正式形成。武士之間也形成了不成文的道德與倫理準則，從影響著武士階層的發展，而后更是影響到了普通民眾，成為了整個大和民族共同信奉與遵守的道德規范。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武士道精神。

　　首先，日本武士道的形成與儒家文化是息息相關的。在日本飛鳥時代(593-710)圣德太子①最先將儒家文化從中國傳入日本，并以此制定了《官位十二階》，以“德、仁、禮、義、信、智”來規定官員的位置，而后又頒布了《憲法十七條》，其中制定了君、臣、民之間的等級制度，也有著濃厚的中國儒家文化色彩，其中的第三條“君則天主，臣則地主”更表明了當時“臣”要忠于“君”的理念。而在新渡戶稻造與近代時期出版的《武士道》一書中，將武士道精神分為了“忠、勇、仁、禮、誠、名、義、克”幾個部分，也與儒家文化有著相似之處，更可表明武士道身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

　　其次則是日本本土神教，由于日本本土的氣候惡劣和自然資源的短缺，造成了原始時期的日本土著生活困難，也就早早的產生了對于神的向往與崇拜，并認為死去的先人的靈魂也會變成神，繼而保佑他們，于是產生了祖先崇拜以及神祗崇拜，在這二者的基礎上，認為天皇就是太陽神的子孫，是人間之神，于是就產生了敬神天皇信仰。

　　在儒家文化傳入日本之后，受到神道文化的影響，“孝”的位置被“忠”所取代，成為了日本儒家文化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而在明治維新之后，“忠”的理念在明治政府的宣傳以及渲染之下變得更加強烈，使得武士對于天皇的忠誠到了一種狂熱的地步，也算是為日本邁向帝國主義提供了合適的溫床。

　　中國的儒家文化將”生”看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在儒家文化傳入日本之后，這種思想觀念受到了來自禪宗的一定的沖擊，禪宗對于生死觀的態度是“生死如一”即認為生死“亦春而夏也，秋而冬也”這種思想，正好與武士階層的階層特性有著一定程度的契合度，武士是一個與殺伐和戰爭的職業，這也就使得禪宗在武士階層中收到了極大的推崇，久而久之“死”在武士階層中的地位遠高于“生”的地位，武士階層也成為了將“死”視為自己最崇高的榮耀，武士道中也將“死”作為一個武士最光榮的時刻。雖然在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中的第四章對于“勇”的論述認為武士如果因為一件不值得去赴死的事情而死，會被稱之為“犬死”，然而他的這種想法卻與很多其他的日本武士道思想家有著不小的出入。就比如最開始的武士道大家山本常朝，以他的價值觀來看待新渡戶稻造的觀念，則會認為這是一種怯懦膽小，為自己的茍活尋找借口的腐朽觀念。在他的著作，被稱為武士道“論語”的《葉隱》中，毫無保留的吹捧“死”的重要和榮譽感，其中有一句話十分經典“武士道即通往死亡之道”，表明了山本常朝對于“死”的看重。而在日本武士中的切腹行為，更是可以看出日本武士道中對于“死”的向往。

　　日本武士道的影響

　　武士道作為日本核心精神，在剛開始僅僅作為武士階層的行為準則，逐漸向各個階層延申，成為了整個日本民族的行為準則。明治維新之后，明治政府頒布了“廢藩置縣令”廢除了武士階層的存在，但是解散掉的武士階層并沒有因此消亡，而是重新進入士族階層繼續影響著日本，而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武士道精神逐漸發生了扭曲與轉變從而為日本軍國主義提供了溫床，而筆者在這部分中也將主要論述明治維新前后日本武士道對于日本乃至于整個世界的影響。

　　(一)明治維新之前的排外運動

　　“黑船事件”使得美國叩開了日本緊鎖的大門，而在之后日本幕府先是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條約》并陸續與其他列強國家簽訂《安政五國條約》，可以說這時的日本開始向世界打開國門，開始陸陸續續的步入近代化。而這也是德川幕府末日的開始，許多的大名不滿于德川幕府的決策，認為這樣是對于天皇，對于日本國土的褻瀆。在筆者看來，武士道思想對這種思潮的興起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神道教的思想，使得“忠”成為了武士道里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并逐漸從對于自己主君的“忠”轉變到了對于天皇的“忠”，這就使得幕府雖然簽訂了《安政五國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但底下的大名以及民眾是并不愿意就這么讓外國人踏進日本國土的，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定下日本中下級武士掀起了尊王攘夷運動，1863年幕府被迫宣布攘夷，之后發生的下關之戰，薩摩藩之戰以及1862年的生麥事件，都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強烈排外。雖然之后在列強的武力壓迫下日本只能將大門向列強敞開，但“攘夷”的思潮從未消失，例如吉田松陰在安政五年所撰寫的文稿中就表明了“以開國促攘夷”的立場。在之后的倒幕運動中，無論是德川慶喜“奉還大政”還是廢除幕府的“王政復古”運動，都是牢牢的以天皇為核心，更是表明了武士道思想的“忠”在日本民族早期的反帝運動中起到的引領作用。

　　明治維新之后的近代武士道

　　明治維新之后形成的近代武士道相比于傳統武士道有所不同，其最明顯的就是對“忠”這一概念的影響，在神道教和明治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將傳統武士道的忠于主君，演變為了忠于天皇，在近代時期的日本軍隊稱為“皇軍”也就是天皇的軍隊，可以看出“忠”在近代的改變。在傳統武士道中，武士階層以自己的實力，以武士道精神為行動準則，為自己的主君獲取領地或者鞏固政權，而在近代武士道中，由于神道思想中“萬世一系”的理念，將所有武士族系聯系了起來，共同忠于“萬世一系”的代表天皇，這就使得近代武士道精神轉變成為了根據天皇的意志進行殖民擴張甚至于是侵略戰爭，即我們所謂的軍國主義。

　　二戰時期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探討二戰時期的武士道精神，《葉隱》這部武士道著作無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在二戰期間無論是在侵華戰場，還是在太平洋戰場上，每一個日軍人手一本《葉隱》。而日軍在二戰期間許許多多令人難以置信的瘋狂行為都可以說是受到《葉隱》的嚴重影響而產生的。

　　山本常朝的《葉隱》武士道相比于“士道”武士道，更強調了“死”的重要性，我們曾提到過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中，將沒有意義的，白白浪費的死稱之為“犬死”，而以山本常朝的《葉隱》武士道的角度來看，這種想法單純是對于死亡的畏懼，對于自己主君的不忠。與一般人更看重生不同，《葉隱》武士道追求死亡，認為死亡是最真實的�！度~隱》中出現最多的兩個字即“死”“狂”二字，即“武士道的精神就是死狂”其意思就是認為武士在遇到危險境遇時，不應該作理性的分析，而是應該瘋狂的沖鋒，追求死亡。也正是《葉隱》對于“死”的無理性追捧，使得它在江戶時代成為了禁書。

　　而在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政權為了戰爭進行所謂的“臣民教育”即全民都要做好上戰場的準備，為戰爭獻出自己。那么《葉隱》的思想自然收到了青睞，當時的禁書成為了暢銷書，甚至于出現過十幾萬本《葉隱》在幾日內唄搶空的情況。

　　1941年1月8日，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頒布《戰陣訓》，將日軍的瘋狂推到了極致，該文將軍人是否赴死與其家人、家鄉相捆綁起來“知恥者強。應常思鄉黨家門之臉面，益愈奮勵，以不負其期待。生不受虜囚之辱，死勿留罪過之污名。”②這就使得日軍瘋狂赴死的理念更上一層樓。。日本軍隊這種將士兵生命視為草芥、螻蟻的行為不僅僅讓日本自己收到了極大的沖擊，更是使世界人民受到了極大的傷害，無視生命的日軍士兵在面對俘虜問題時更加的慘無人道，在侵華戰場上發生的“南京大屠殺”就是極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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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日本武士道精神，在日本自古以來的發展歷程中，無疑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逐漸稱為日本大和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魯斯·本尼迪克的《菊與刀》中就認為受到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就如同櫻花一般，在盛開的時候漫山遍野，而在凋謝的時候再多的櫻花也會凋謝的一干二凈，沒有一片花瓣獨自茍活。日本武士道精神在明治維新之前是“忠君愛國之道”，而在明治維新之后，在明治政府的扭曲以及灌輸下逐漸變成了“為天皇盡忠的武士道”，并且在二戰時期，由于《葉隱》武士道的復活以及在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宣傳下，日軍士兵成為了戰場上的“工具”毫不猶豫地進行自殺式襲擊和屠殺行為，為全世界人民都帶來了沉痛的打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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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金澤華，姜秀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