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回顧和評述了跨國并購完成相關的文獻，并對今后研究提出展望。影響跨國完成的因素可以分為國家、行業、企業和交易四個層面，學者對部分因素的影響沒有達成一致。全球經營環境的變化為跨國并購完成提供了新問題和研究方向。

　　[關鍵詞]跨國并購;并購完成;研究綜述;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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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全球跨國并購數量迅速增長�？鐕�并購涉及多個國家或地區，復雜性強且風險高，因此交易的失敗率較高，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企業發起的跨國并購[1]。以中國為例，根據ThomsonONEBanker并購數據庫，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完成率僅為約2/3，遠低于歐美和日本等地區。2015年以來，“反全球化”勢力抬頭，全球跨國并購完成率普遍走低。學者們對跨國并購的研究聚焦于并購的動機、進入模式和影響等，而跨國并購完成的相關研究近年來逐漸興起，其研究得到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2]。本文主要對國內外跨國并購完成的重點研究進行總結、評述和展望，以剖析并發現現有研究缺口，為未來研究提供思路。

　　一、跨國并購完成的必要性

　　跨國并購完成或失敗是指企業在啟動或者公開宣告跨國并購后，能否最終達成并購交易[3]。盡管對于特定并購終止交易對并購方更有利，然而大多數并購方都會竭力完成并購，因為跨國并購失敗會給公司帶來巨大損失。首先，并購方在識別并購標的、盡職調查、談判、聘請并購顧問等過程中會投入大量成本和資源[4];第二，并購方在談判的過程中可能會錯失其它并購機會[4]，同時需要承擔并購過程中泄露非公開信息帶來的成本[5]。

　　第三，并購交易取消會嚴重損害并購方的聲譽和公信力[6]，取消并購意味著企業不能夠有效地整合戰略不相容的組織[7];第四，跨國并購的順利完成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并購失敗意味著企業的發展戰略無法繼續執行[8];第五，市場通常給予交易失敗負面的評價[9]，企業在并購失敗時通常會宣稱并購不能獲得預期的協同效應，投資者會將這種對并購收益腔調的改變視為失敗;第六，一旦標的企業被競爭對手收入囊中，并購方可能會陷入不利的競爭地位。

　　二、影響跨國并購完成的因素

　　學者們對影響并購成敗的因素研究較早，如行業監管、所有權結構、上市狀況、并購經驗、經理層對收購的抵制、并購顧問等[10-11]，而跨國并購完成近年來才得到學者的關注。綜合國內外文獻，影響跨國并購完成的主要因素可以分為國家、行業、企業和交易四個層面。

　　(一)國家層面

　　國家層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并購方所在國家發展程度、東道國的制度環境、東道國與母國的差異、并購雙方所在國家的關系等。并購方所在國家的經濟自由度和并購方母公司所在國家的經濟自由度均能夠提高跨國并購的完成率，但這兩類自由度具有相互替代作用。經濟自由度較高國家的政府干預較少，其跨國并購較少地引發擔憂，并且其市場競爭更激烈，并購方的競爭力也會更強[12]。

　　對于東道國，其制度環境越差，跨國并購交易就越難完成，因為制度環境差導致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更高，并且法律執行力較差[13]。但張建紅等[14]研究結果表明，東道國制度環境的穩定性對跨國并購完成的影響并不顯著。東道國與母國的差異的研究主要關注制度差異和發展程度差異，且研究結論并不一致。正式制度距離和非正式制度距離差異會大大提高交易環境的復雜性和交易的成本，因此制度距離越大，并購失敗的可能性就越大[1，15-16]，然而張建紅等[14]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文化差異越大，失敗的可能性越小。

　　知識距離———并購雙方所在國在知識基礎上的差距，卻能提升并購完成率[1]，因為知識距離越大，雙方能夠感知到的潛在協同效應越大。發展程度方面，Lim和Lee[17]從風險決策的行為視角出發，采用全球跨國并購樣本，發現母國比東道國更發達時跨國并購的完成率更低，且兩者的發展程度差距越大(有方向的)，并購被完成的可能性就越低，因為發達程度更低國家的并購方力求提升自身競爭力，更愿意承擔并購風險。

　　然而，Zhang等[12]采用十個主要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并購作為研究樣本，發現被并購方與并購方的經濟自由度差距越大(有方向的)，完成率越低，差距小意味著并購方具有發展程度較高的優勢。發達程度越高的國家通常經濟自由度也越高，這意味著兩者[12，17]的研究結論不一致。學者們對并購雙方所在國家的關系對并購完成的影響研究比較多，結論比較一致。Zhang和He[18]發現，并購方所在國家和和中國(東道國)的關系越好，跨國并購越容易完成，并且如果并購方能帶來技術、資金等幫助從而重組經營狀況較差的企業，并購交易更容易被完成。這與張建紅等[14]研究結論一致，即中國與東道國的經濟關聯度(以出口強度來衡量)對收購的完成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李詩和吳超鵬[19]采用政治和文化視角，發現中國與東道國外交關系密切程度、東道國國民的誠信程度以及中國與東道國的歷史交戰次數，與跨國并購的完成顯著正相關。

　　(二)行業層面

　　行業層面的因素包括并購方所在行業的敏感性、行業內跨國并購浪潮等。學者們一致發現，收購敏感行業的企業會大大降低收購完成的可能性[13-14，19-20]。外資企業在對敏感性行業的企業發起跨國并購時，東道國會擔心并購方帶有特殊的政治目的，并且威脅到東道國的利益，甚至是國家安全。為了加強對敏感行業并購的監管和審查，很多國家出臺了專門針對外商敏感行業進行投資的法律法規。政府會對敏感性行業的交易進行較嚴格的審查，從而導致交易失敗率更高。行業內跨國并購浪潮方面，Fuad和Gaur[21]研究發現，相比平穩或低谷時期，當行業內的跨國并購浪潮處于高峰時，并購完成率較低。跨國并購浪潮處于高峰時，行業環境表現出高不確定性、高風險和高競爭性的特征，信息不對稱更加嚴峻，導致跨國并購更難以完成。

　　(三)企業層面

　　企業層面的因素包括企業的并購相關經驗、并購雙方的所有權性質等。相關經驗包括并購經驗、國際化經驗、聯盟經驗等。企業成功的海外并購經驗有利于并購方完成后來的跨國并購，能夠提高跨國并購的完成率[13-15]，能夠調節制度距離與并購完成之間的關系[15]，并且東道國制度環境越差，經驗的作用就越明顯[13]。He等[16]的研究也發現，新興市場國家企業的內向國際化經驗能夠提高企業開展跨國并購的完成率。內向國際化經驗指企業在母國內部參與的出口、外包、代工生產、戰略聯盟和合資等國際經營活動。Li等[22]的研究表明，國有企業在東道國的并購經驗和聯盟經驗能夠反映其可信性，并提高其處理合法性問題的能力，從而提高跨國并購的完成率。

　　企業所有權性質方面，許多學者發現國有企業的跨國并購更容易失敗[2，13-14]。國有企業的并購容易遭到合法性質疑，即容易獲得母國的政策支持，導致政治敏感問題，引發東道國政府和公眾的擔憂，并且國有企業缺乏透明度，容易產生代理問題。在發達地區上市或者聘請聲譽較高的并購顧問能夠向外界傳遞積極的信號[2]，緩解國有企業的并購劣勢，且國有企業以子公司的身份出現可以增加成功率[14]。Li等[22]采用外國投資者對美國企業的跨國并購為樣本，發現國有企業不會降低跨國并購完成率，但達成交易需要的時間更長;并購方的跨國并購經驗和聯盟經驗能夠緩解國有企業對并購完成的負面影響，而當被并購方擁有更多的研發伙伴時，國有企業就越難完成跨國并購，因為東道國擔心技術和專利知識流失。此外，Ferreira等[23]發現外國機構投資者能為交易雙方牽線搭橋，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程度，因此并購方的股份中外國機構投資者持有的比例越高，并購完成的可能性也越高。除了并購方的所有權性質，被并購方的所有權性質也會影響并購的完成。

　　張建紅等[14]研究發現，如果被收購方是國有企業或者子公司，收購失敗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國有企業往往承擔著特殊作用，其所在行業關系到國計民生，其經營也容易受到政治目的的影響，而子公司在被收購時，母公司往往會介入，這會增加收購的復雜性。Zhang和He[18]也發現，如果國外跨國并購的標的為中國國有企業，則并購成功可能性更低，因為這類并購會引發中國政府對經濟安全的擔憂。

　　(四)交易層面

　　交易層面的因素包括是否為敵意并購、支付方式、收購股份比例、并購方是否為子公司、交易安排等。學者針對交易特征對跨國并購完成影響的研究較少，多將交易特征作為影響跨國并購完成的控制變量。Ngo和Susnjara[24]采用美國企業的跨國并購，發現敵意并購降低并購完成率，并且并購相關信息的泄露強化敵意并購與并購完成之間的負向關系。張建紅等[14]發現，并購方聘請專業的顧問對推進跨國并購的完成具有明顯的積極作用，因為專業顧問比較熟悉被收購企業所在國的各種環境等，但未發現產業相關性和收購股權比例對收購的完成具有顯著的影響。

　　然而，Lim和Lee[25]采用風險決策的行為視角，發現相關并購的完成率更高，相關并購預期的回報更高，并購方感知到的風險更低;同時，相比財務動機，戰略動機的跨國并購完成率更高，因為后者預期的回報更高，且戰略動機的并購方關注長期收益，對風險的承受意愿更強。交易安排方面，He和Zhang[16]研究發現，如果并購方通過設立國外子公司，或者通過已有的國外子公司來完成并購，那么并購完成的可能性就越高。

　　三、評述與展望

　　近年來，跨國并購的完成逐漸得到學者的重視，目前已經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的研究仍存在較多矛盾之處，也存在可以深入挖掘的方面;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經營環境的變化，關于跨國并購完成的新問題和研究方向不斷涌現。綜合來看，跨國并購完成未來的研究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研究樣本的選擇問題部分學者對跨國并購完成的研究得到不一致的結論，如關于東道國制度環境、東道國與母國的差異、國有企業屬性和并購相關性等因素的研究。這與研究樣本的選擇密切相關。由于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完成率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大量學者的研究以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為樣本，僅有少量研究采用國外、多國或者全球的跨國并購為樣本，這導致研究結論的普適性受到制約。學者未來可以拓寬樣本選擇范圍，如采用多國對多國的跨國并購作為樣本，探討各種因素對跨國并購完成影響的普適性和異質性條件。

　　(二)豐富各個層面的影響因素目前的研究對影響跨國并購完成的宏觀因素(國家層面)、中觀因素(行業層面)和微觀因素(企業層面和交易層面)均進行了討論，已經比較全面，但仍然有較多因素可以繼續挖掘，尤其是行業層面的因素和交易層面的因素。行業層面，學者可以進一步探討并購方或者被并購方的行業集中度、行業生命周期等對并購完成的影響。交易層面，學者可以借鑒國內并購完成的相關研究，討論并購支付方式、并購溢價、交易終止費等因素。這些因素可操控性更強，相關研究結論對企業實踐的指導意義更強。

　　(三)從媒體的視角探討跨國并購的完成從理論視角來看，學者主要是從政治、制度理論、組織學習和行為的視角出發分析各因素�？鐕�并購是一種極其復雜的經營活動，學者的研究視角有待進一步拓寬，如從媒體的視角探討跨國并購完成。媒體的視角已經在管理學領域得到廣泛應用，但在跨國并購領域的應用仍相當匱乏。大量實踐表明，媒體的負面報道是導致跨國并購失敗的重要原因，如華為收購美國3Com公司、中國鋁業收購澳大利亞力拓。隨著經濟“反全球化”勢力的抬頭，各國媒體對跨國并購的消極態度呈明顯上市趨勢。東道國媒體如何影響跨國并購的完成以及企業應該如何應對，值得學者進一步探討。

　　(四)探討“反全球化”和中美貿易爭端對跨國并購完成的沖擊近年來，大量國家實施了一系列逆轉經濟全球化的措施，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更加嚴重。各國紛紛收緊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如美國擴大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范圍。中美貿易爭端也為全球經濟的融合造成巨大影響。學者可以探討“反全球化”和中美貿易爭端對跨國并購完成的沖擊，以及企業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沖擊。

　　根據現有文獻，提高并購方自身的透明度以及東道國對并購方的了解程度，有利于緩解東道國對并購方的不信任和擔憂。并購方上市、并購經驗、聘請并購顧問均是可以考慮的因素。學者可以探討這些因素在全球經營環境劇變的背景下如何在跨國并購的完成中發揮作用，并且挖掘更多應對全球經營劇變沖擊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