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環境人格利益侵害往往既是對私人的侵害，也是對社會的侵害。環境污染或破壞行為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其并不一定具有可非難性，每個人都會是上述行為的受益人也可能都是此類行為的受害人。這種受益人與受害人的“合一”特性，導致權利人在享受福利的同時必然要同時共擔環境的損害，從而合理分擔和控制社會發展的風險，環境人格利益侵害社會救濟是必然選擇，其方式主要包括財務保證、環境責任保險和社會保障。

　　關鍵詞：社會救濟,財務保證,環境責任保險,社會保障,侵害環境

　　人格利益所造成的損害往往是社會損害，受害人數眾多且不確定、損害巨大且難以估量、損害潛伏且隱秘，這決定了加害人往往不具備完全的救濟能力，可以說個人主義理論范式下的法律手段在應對這種社會性損害時是失靈的，這不是單靠其本身社會化就能解決，或者說這是個人本位法所固有的缺陷，畢竟個人本位法的社會化只是加重了加害人的賠償責任，除了不會增加其救濟能力外，還會產生對社會生產不利的后果，這要求個人主義理論范式的轉變，環境人格利益社會救濟是現實的要求和制度發展的必然。

　　一、環境人格利益侵害社會救濟與個體救濟的銜接

　　環境人格利益侵害社會化責任與個人責任社會化不同，后者強調的是環境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社會化調整，但本質上仍是由責任人對自己所造成的損害負責。而前者則將環境侵權所造成的損害視為社會損害，環境侵權損害填補制度與財務保證、環境責任保險與社會保障制度相銜接。損害填補不再僅僅是單純的私法救濟，還是社會救濟，即損害由社會多數人進行承擔和消化。這既保證受害人及時得到救助，也避免加害人負擔過重。環境人格利益侵害社會救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個體救濟的補充。

　　環境人格利益侵害損害填補過程存在這樣幾種情形：1.責任人確定，且責任人有能力承擔所有損害;2.責任人確定，但責任人完全沒有或沒有足夠的履行能力;3.責任人無法確定;4.新型環境人格利益侵害形態出現，暫時還無法通過民事侵權法加以救濟。很明顯，第一種情況是可以通過環境侵權加以保障的，是個人救濟的體現，而后三種很明顯是無法通過侵權責任法來對受害人加以保護，屬于社會救濟的范疇，其脫離了純粹的“私域”，國家或社會力量的介入使之呈現出“公域”與“私域”的結合，屬于環境法范疇。

　　正是由于社會救濟的興起，導致學界對個體侵權責任進行了空前嚴厲的檢討，侵權責任一時間被冠以“沒落、危機、生存威脅”的字眼，那么二者之間是否真地如此對立?不可否認的是社會救濟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弱化了個體救濟的功能，但二者之間更多的是相互促進，共同提高救濟機制的效率。

　　第一、社會救濟強化了個體救濟的補償功能。對于侵權責任社會化而言，無論是無過錯責任、因果關系推定還是舉證責任倒置等修正只是對加害人與受害人之間利益的平衡，并不會提高加害人的責任履行能力。而對于環境人格利益侵害案件而言，其往往具有受損范圍廣，損害結果嚴重的特征，加害人履行能力不提高，不論侵權構成要件如何修改，仍然無法對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濟，這是一對一救濟模式無法擺脫的缺陷，而社會救濟則在該層面上，可以有效化解個體侵權救濟的缺陷，其多對一的救濟模式極大地提高了救濟效率，也有效地避免了加害人因責任過重而無力為濟的情況，其體現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

　　第二、社會救濟并未減輕個體救濟的預防功能。社會救濟通過社會力量的介入將損害結果進行分散和轉移，對于加害人而言，看似減輕了負擔，從而導致預防功能的減輕或喪失，而事實并非如此。例如在環境責任保險中，投保人的環境風險信息要公開，要確定污染等級，保險合同并非隨意簽訂，畢竟作為保險人而言，也要考慮到風險承擔。因此投保人自然會努力降低環境風險，預防環境侵害行為的發生。

　　侵害救濟法是歷史產物，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的倫理觀必然要求不同的救濟方式。社會利益的獨立、環境侵害后果的嚴重、環境倫理觀的興起、環境風險的社會分擔等作為重要原因促使了侵權責任法自身經歷著從過錯責任到無過錯責任制度確立的改變，也要求在侵權責任法之外產生新的救濟方式，從而更好地為環境人格利益侵害提供救濟。

　　二、財務保證的運用

　　財務保證必須具備如下條件：

　　第一、其是一種人的擔保，但是保證人的保證實力并非來自于自己的經濟實力，而是來自于潛在的環境加害人，且只限于特定的危險領域，當然在收取財務保證資金時要考慮污染后果以及加害人的承受能力，否則，數額過大，將加重加害人的負擔，使之無力運行，不利于社會發展，如果數額過小，將起不到彌補損害和風險分散的作用;

　　第二、財務保證的目的在于損害彌補，這部分損害，實踐上來看，往往只包括對人之損害。然而此范圍略顯狹窄，因為侵害環境人格利益帶來的往往是雙重侵害，既包括人之損害，也包括環境之損害。如果將環境恢復成本排除在外的話，那實際意味著加害人對環境的無償使用，很明顯不符合“環境為人類共同所有”的基本理念。然而環境侵害所帶來的損害往往是巨大的，該部分資金應付人之損害尚且困難，何況是對環境的損害，因此，在資金不足以支付損害時，優先償付個人之損害;

　　第三、保證人不能為加害人，否則二者歸一，財務保證也就失去了存在之必要。財務保證是法定保證，這是因為潛在的環境加害人主要是指污染性危險企業，也就是說他們所造成的污染往往更為嚴重，對環境人格利益人的侵害程度更高，所以一旦出現損害，企業可能沒有能力來為其提供賠償，因此，需要財務保證與侵權責任法一起來為受害人提供救濟。

　　但由于財務保證制度是將污染成本一定程度地內化自己外部成本的模式，這對于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而言，是不愿接受的。即使該項制度也有利于其自身，但那是將來未知的事情，比起現有的資金侵占，影響其短期利潤獲得而言，企業肯定不愿意接受該項制度。所以為了保證受害人的損害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從現有立法實踐看，環境人格利益救濟中的財務保證都是法定保證模式，即“其主體、設立、生效、范圍、效力和消滅均依照相關法律的規定”。

　　對于不參加者，需承擔相應的責任，例如，吊銷營業執照。目前，財務保證制度在現有實踐層面主要有三種模式：“提存金制度、公基金制度以及政府或金融機構等第三人財務保證”。然而從我國現狀來看，并不是每一種模式都合適。

　　首先，提存金制度事實上本質上只是污染性危險企業自己對自己的“保證”，提存金制度本身無非強制從企業中提存一筆錢，以用于將來的損害賠償。這樣做的目的在于為將來的受害者提前預留一筆賠償資金，以防將來污染性企業沒有任何彌補能力，這是一種提前強制將環境外部性部分轉化的制度。

　　然而，該制度一是會對現有企業增加資金壓力，二是并沒有起到救濟社會化的功能，達不到風險分散的效果，其作用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社會化救濟制度，例如環境責任保險來達到，因此，我國無需采用該項制度。

　　其次，我國也不適用政府或金融機構等第三人財務保證。誠然政府或金融機構具有其他類型保證人所不具有的經濟實力和良好信譽，其保證力對于損害彌補而言是最強的，但是就我國現狀看，政府保證所依據的是政府的財政收入，而我國財政收入相較于支出而言，民生、經濟建設等無一不需要大量資金，國家財政負擔較重，根本沒有能力來對環境人格利益的損害承擔保證責任，而且我國《擔保法》也做了國家不得作為保證人的法律規定。而金融機構作為市場主體，在競爭壓力巨大的現實情況下，很難想象其會愿意為環境人格利益侵害后果承擔擔保責任，這不符合其“逐利”本性，而《擔保法》又在法律上免除了其強制擔保義務。

　　因此，我國不適用政府或金融機構等第三人財務保證。我國可以實行公基金制度，其符合受益者負擔原則也體現了風險分擔理念，符合我國國情。由于這部分資金是用于未來損害的賠償，保證人在對其管理時，要秉持穩健和抵抗通貨膨脹兩大原則。因此基金不宜進行儲蓄，否則，資金沉淀容易導致貶值，也是對流動資金的浪費，因此應進行投資。然而基金的特殊作用決定了投資的安全性和穩定性，所以投資不可以進行高風險的市場運作，應購買國債等風險性較低的產品或進入風險性較少的行業進行保值增值。這就要求保證人聘請專門的投資機構來進行運營，除非其自身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

　　三、環境責任保險的運用環境責任

　　保險是以環境侵害所導致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的保險。其體現了“誰污染，誰負責”的公平理念。環境人格利益的損害后果與傳統損害本質上存在差別。后者是一種私益損害，而前者則存在兩個方面:一是個體利益的損害，一是社會利益的損害。如果環境責任保險只應對前者的話，很明顯無法對后者做出一定補償，這造成加害人所付成本的減少，不利于環境保護。所以“環境責任保險的保險標的是私人賠償責任和環境治理責任。

　　”環境責任保險的創設，一方面，防止出現侵害人因自身經濟實力不足或破產，無法及時為受害人提供救濟的情況，另一方面，使加害人不至于在面對高昂的環境侵權損害賠償時一蹶不振，從而退出市場，這兩方面都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這是從分散風險，提供救濟層面考慮的。此外，環境責任保險制度還可以從經濟層面刺激被保險人提高環境治理能力、降低環境風險的發生。這主要體現在環境責任保險的保險人會根據每個被保險人的具體實際狀況進行充分評估，而且這種評估并非固定不變，是持續性的動態過程，相對于國家評估而言，具有更大的主動性，也更能反映出加害人的環境風險。這是因為推出保險產品，保險人也要考慮自身經濟利益，降低運營風險。

　　保險人在評估的基礎之上明確權利義務，作出承保、拒保、費用調整的判斷。所以，投保人要想以較小的成本簽訂保險合同，就必須提高自己的環境治理能力，使保險人能以較低的保險利率與之簽訂保險合同。環境責任保險的對象往往限于偶然、突發的環境污染事故導致的人身、財產損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偶然的、突發性的限定導致在正常運營狀態下繼續性或復合性污染一般不在環境責任保險范圍內，然而后種情況在環境人格利益侵害案件非常常見，個體責任往往無法解決，更需要環境責任保險來分擔風險，所以環境責任保險應拓寬其范圍。

　　繼續性或復合性污染可附加更為嚴格的限制條件,如，對法律和保單條件的遵守，相關安全義務的履行等。環境責任保險與環境侵權責任緊密聯系在一起：第一、并不是說環境責任保險就可以為受害人提供充分的完全賠償，因為在保險合同中要設立保險金額，其是一最高限額，所以當受害人的損失額超過保險金額的情況下，受害人是無法通過環境責任保險來完全填補自己的損失，剩余的部分，受害人仍然可以向加害人求償，環境責任保險并不能排除侵權責任的存在;第二、環境責任保險是以環境侵權法律責任為基礎的，只有明確環境侵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人才能據此構建相應的保險險種、厘定費率，明確保險范圍等等。

　　環境責任保險在不同國家采用的立法模式是不同的，或強制保險，或任意責任保險為主、強制保險為輔，或兼用財務保證或擔保的強制責任保險。依我國現狀來看，一方面是環境危機的嚴重，一方面卻是生產企業與保險公司參保意愿的不足。長期由于環境與經濟衡量天平的傾斜，法制建設的不完善、企業自身社會責任意識不高等問題的存在，使之生產企業不愿意投保，相應地，根據保險學“大多數法則”，由于企業參保意愿的降低，導致保費相對而言就會提高，這更增加了生產企業成本的負擔，從而陷入了一惡性循環。而對于保險公司而言，環境侵害的產生往往意味著高額的賠償和治理費用，這勢必會對保險公司的運營產生極大的損害，為本公司的經濟利益考慮，如果不能很好地進行風險分散的話，保險公司推出此類產品的意愿同樣也不高。

　　因此我國宜采用強制保險為主,任意保險為輔的保險制度，一方面通過法律強制規定將環境污染和危害嚴重的行業實行強制保險，在污染或破壞較輕的行業實現任意保險，在任意保險行業，通過在環境許可、政府采購、信貸等方面導入環境責任保險等手段誘導企業參保;另一方面，實行再保險、聯合保險以及保險證券化等風險分散機制以及規定責任限額來降低保險公司的風險，提高其賠付能力，增加保險經營的穩定性。

　　四、社會保障的運用

　　社會保障體現了分配正義和社會共同責任,著重于損害救助,而不是責任的分擔和懲罰。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在于社會權益侵害普遍嚴重狀況下，為人提供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社會權益的范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逐漸擴充。

　　環境危機的產生，使環境問題擺在社會中每一個人面前，每一個人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環境公害屬于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社會侵害，因此環境公害所導致的損害也應納入社會保障體制中來。但環境人格利益的侵害并不一定都會導致公害的產生，像私益較強的陽光、眺望、視覺健康、通風等利益侵害不應納入保障當中。

　　環境人格利益侵害救濟的社會保障是指通過社會的共同努力對遭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而導致環境人格利益損害)的社會成員給予物質利益以維持其基本生活的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不是以侵權責任為基礎,而是以國家對公民的義務為基礎。例如新西蘭《意外事故補償法》的規定。

　　社會保障制度是在加害人償付能力不足、無償付能力、存在免責事由以及加害人無法確定的場合下發揮著平衡私益與公益作用的制度，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個人主義理論范式下突出個人權益保護，國家消極行政缺陷所帶來的救濟不能的問題。體現了整體主義理論范式下為實現整體利益的保護，國家積極行政為受害人提供實質性救濟的優勢。

　　在環境人格利益侵害事件中，受害人往往為某一特定范圍的不特定多數人，且損害后果嚴重，賠償數額巨大，如果受害人損害賠償得不到實現的話，必將激化社會矛盾,引發社會動蕩。這些特征導致環境人格利益的救濟已不能僅局限于個體對個體的傳統侵權范疇,其更需要放在人類環境整體利益保護的立場上，體現分配正義的環境侵害社會保障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同樣，對于加害人而言，其行為也不僅是個人的行為，加害行為往往與生產發展聯系在一起，是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因此，許多加害行為并無可譴責性，其是合法的，環境侵權無過錯責任、舉證責任倒置等手段的適用使加害人承擔了本不應由其承擔的責任，而社會保障形式可以減輕加害人的負擔，也有利于社會的發展。環境人格利益侵害社會救濟中的社會保障主要包括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險。“社會救助是確保每一個社會成員不至于因環境人格利益的侵害而陷入貧困的維持其最基本生活標準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

　　”在社會保障機制中，社會保險是主體。“其功能是在于環境人格利益人暫時或永久喪失勞動能力時，維持該勞動者及其家屬的基本生活。”社會保險在一定程度顯示了一國對社會成員保護的周全程度，這也與該國的經濟水平密切相連，就我國經濟現狀來看，不宜將保險費和保險金額定的過高，避免給個人和國家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而社會救助的資金則來自于國家收入和社會捐贈，前者由行政部門來管理(例如我國是由國家財政部門管理，但具體支付可能由民政部門或街道辦事處來具體發放)，后者由社會組織進行管理(但是由于我國社會組織的不完善，還是由事業單位來管理，這是為人們所詬病的地方)。

　　五、結語

　　環境人格利益救濟的法律途徑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賦予個人環境人格利益，當其受到侵害時，可直接對抗加害人，加害人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使侵害成本內部化，即通過調整個人之間的關系達到維護環境整體利益;另一方面,它將環境人格利益共享與環境損害共擔融于一身,當環境人格利益侵害后果是加害人所無力負擔甚至根本無法確定加害人時，環境人格利益的損害需要通過社會救濟來加以彌補以達到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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