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國際共運史上，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可謂是兩個極具傳奇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二者有許多相似或相同之處，但命運懸殊‍‌‍‍‌‍‌‍‍‍‌‍‍‌‍‍‍‌‍‍‌‍‍‍‌‍‍‍‍‌‍‌‍‌‍‌‍‍‌‍‍‍‍‍‍‍‍‍‌‍‍‌‍‍‌‍‌‍‌‍。 蘇聯黨內形成的官僚特權階層最終導致蘇聯亡黨，而中國共產黨始終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不斷探索，保持了蓬勃的生機與活力‍‌‍‍‌‍‌‍‍‍‌‍‍‌‍‍‍‌‍‍‌‍‍‍‌‍‍‍‍‌‍‌‍‌‍‌‍‍‌‍‍‍‍‍‍‍‍‍‌‍‍‌‍‍‌‍‌‍‌‍。 新時代要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從兩黨之命運分野的比較分析視角可汲取的經驗啟示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內絕不允許存在任何形態的黨內利益集團，要妥善處理黨員利益與黨的利益之間的沖突，要保持憂患意識警惕利益集團苗頭性問題，要始終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防止黨內利益集團產生，要突出抓好黨內高級領導干部隊伍建設。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蘇聯共產黨; 黨內利益集團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古今中外，無論是一個國家的衰敗還是一個政黨的覆亡，幾乎無不驗證了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 如果以1847年6月2日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建立為開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迄今已經歷了將近兩個世紀。 在這170多年時間里，世界上成立過許許多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時至今日，有的繼續展現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屹立于世界政黨之林，而有的曾創造了無比輝煌的業績但卻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黨政干部論壇(月刊)創刊于1986年，由中共湖北省委黨校;湖北省行政學院主辦。始終堅持以“廣開黨政工作思路 博采干部探索精華”為辦刊宗旨，密切關注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熱點、重點和難點問題。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莫過于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經過近百年的曲折發展和不懈努力，已經壯大成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政黨”[1]，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唯一的堅強領導核心; 而與之迥然不同的是，蘇聯共產黨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世界政壇上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強大”，但竟然幾乎在一夜之間嘩啦啦地垮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二者如此巨大的命運分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三令五申告誡全黨要“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2]，絕不能犯戰略性和顛覆性錯誤，正是從事物的內因起主導作用的哲學層面上回應了這一“歷史之謎”。 沿此思路，從歷史回顧的視角分析兩黨的內在發展走勢及其命運，將有助于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避免犯致命性失誤提供有益參鑒。

　　一、中國共產黨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階級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馬克思、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而不同的是，“無產者只有消滅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消滅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因此“無產者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3]283。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來就不是為了謀取一己之私利而結成的政黨，恰恰相反，它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組織起來的政黨，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矢志不渝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而努力。 但歷史已證明，性質先進、宗旨崇高、紀律嚴明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永葆政治本色的“護身符”，關鍵是要時刻保持憂患意識，將其體現在自身建設實踐中。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面對即將到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深深擔憂黨內可能出現因追逐私利而腐化的問題。 1948年，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中指出，共產黨“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實際上“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不得不說的是，“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特別“在中國這個落后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

　　勝利后，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4]413。 在1949年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警示全黨要認真汲取李自成兵敗北京的深刻教訓，發揚“兩個務必”的革命精神，經受得住“糖衣炮彈”的襲擊。 他指出：“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 ”[5]

　　262然而事實表明，這種擔心并不是多余之舉。 新中國成立之后不久，中國共產黨成為了“加入之后就能掌權的黨”，一部分久經腥風血雨戰爭考驗的黨員干部以打下天下的功臣自居，驕傲自滿，貪圖享樂，逐步放松了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改造，迅速腐化墮落，進而蛻化變質，成為追名逐利的腐敗分子。 究其思想根源，正是因為滋長了諸如劉青山、張子善之流所說的“老子們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樣”“黨員功勞大，要比非黨人士享受多”這樣的迂腐觀念。 為了祛除附著在黨的健康肌體上的“病毒”，中國共產黨敢于刀刃向內，敢于刮骨療傷，開展了整風整黨、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運動，有效地遏制住黨內不斷滋生利益集團的思想文化繁殖，取得了良好效果。

　　1956年夏秋之際，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任務提前完成，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新中國開始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 雖然黨內經過前期多次政治運動的整頓有很大的進步，但仍然存在不少值得警惕的問題。 鄧小平在黨的八大會議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他深入分析黨情指出：“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黨內那種“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6]214，盡管“隨著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發展，依靠剝削他人勞動為生的現象，在我國正在走向消滅”，但“剝削分子、剝削行為、變相的剝削行為和剝削思想，在我國目前的社會中，還是存在著的”[6]242。

　　由此帶來的后果就是，“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7]284。 聯系1956年的波匈事件，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敏銳地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性。

　　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剛剛結束訪蘇行程回國的劉少奇憂心忡忡地指出：“鑒于若干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國家的領導人有可能成為一種特殊的階層，特殊的‘統治階級’”; 他認為，“如果我們不注意”，采取放任的態度，那么“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但不要怕，“如果我們注意了的話，如果我們采取一些辦法的話也不一定產生，是可以避免的”[8]643-644。 毛澤東非常贊同劉少奇的觀點。 他在八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告誡全黨領導干部，“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9]34。

　　1959年，毛澤東根據當時蘇聯共產黨內存在利益固化的情況，明確提出“既得利益集團”這一概念，再次強調全黨要注意防范此類問題。 隨后，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如開展新的整風運動，制定領導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制度，取消領導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上的特權等，后來由于指導思想出現重大偏差，誤判黨內已形成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并開展殘酷的黨內斗爭，走了一段不應有的彎路，但客觀來說，這些措施對防止黨內滋生利益集團確實發揮了較好作用。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完成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深受“文革”之害的鄧小平提出要正確評估黨內的問題。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圍繞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這一核心議題指出：過去黨內出現那么多問題，固然有“左”傾錯誤使然，但也不能掩過飾非，“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10]327。 在這篇重要講話中，鄧小平雖然沒有直接指明黨內利益集團問題，但事實上已觸及其產生的現實可能性及其因素。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黨內腐敗現象愈演愈烈，江澤民在十五屆中紀委五次全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要特別警惕人們所說的‘既得利益’問題”，這是因為“我們黨處在執政地位并長期執政，黨內有一些人逐漸產生了一種錯誤的思想傾向，他們把黨和人民賦予的職權，把自己的地位、影響和工作條件，看成是自己所謂的‘既得利益’”，如果任其發展，那就必然“形成一個欺壓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希望全黨同志都始終保持高度警覺”[11]183-184。 胡錦濤強調全黨要直面“四大危險”，加強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防止“既得利益”思想在黨內滋生蔓延。 為此，三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譬如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實行黨內決策執行監督分權制衡、規范領導干部及其家屬的營利性活動等，這些做法提高了黨拒腐防變的能力，有效遏制了黨內滋生利益集團。

　　邁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直面重大風險考驗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著眼于消除重大政治隱患，強調重點防止和鏟除黨內政治腐敗及經濟腐敗相互交織的利益集團。 首先，習近平同志就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他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明確反對搞利益結盟的非法行為，“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12]770。

　　2014年10月8日，習近平同志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嚴厲指出：“黨內上下關系、人際關系、工作氛圍都要突出團結和諧、純潔健康、弘揚正氣”，不允許搞團伙、幫派，尤其是“不允許搞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換”[13]21; 2015年10月29日，他再次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黨內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也不能存在黨內同黨外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團”，“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就是要防范和清除這種非法利益關系對黨內政治生活的影響”[13]31。

　　這些重要論述表明，新一屆黨中央對黨內利益集團的危害性及其滋生的現實可能性有著清醒的認識。 正是如此，中國共產黨在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始終發揚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敢于刀刃向內、刮骨療毒，積極主動防范黨內形成利益集團，保持了蓬勃的生機與活力。

　　二、蘇聯共產黨內滋生官僚特權階層的軌跡

　　蘇聯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如果以189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明斯克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算起，到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自行解散”，蘇聯共產黨在長達九十多年時間里，曾經取得過震驚世界的輝煌業績，譬如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將蘇俄從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農業國家建成當時僅次于美國的工業化強國，領導蘇聯人民打敗窮兇惡極的法西斯德國等。 然而，又是什么原因導致其不僅失去了政權，甚至也毀滅了自己?

　　十月革命前夕，蘇聯共產黨的前身——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的領導下靠自己的實際行動贏得了民心，人民用選票把60%的蘇維埃代表席位都投給了它，即使在維持反動統治的舊軍隊中也獲得多數支持。 革命成功后，蘇維埃政權剛剛建立，國家百廢待興，而且還要與國內叛亂和國外武裝干涉作斗爭‍‌‍‍‌‍‌‍‍‍‌‍‍‌‍‍‍‌‍‍‌‍‍‍‌‍‍‍‍‌‍‌‍‌‍‌‍‍‌‍‍‍‍‍‍‍‍‍‌‍‍‌‍‍‌‍‌‍‌‍。 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仍是一支清正廉潔、朝氣蓬勃、滿懷革命熱情和理想的堅強隊伍，那時候大部分黨員干部都能保持共產黨人應有的崇高品德和思想境界，在領導層基本不存在特權現象，“尤其是黨的領導人，過清教徒式的生活是理所當然”，盡管確實有“一些黨員住在從資產階級那里奪來的住宅里，娶了富家女兒”[14]40，但這些都屬于個別現象。

　　斯大林時期，由于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層層對上負責的權力結構使得“執政黨領導階層的某些人開始搞特殊化，不僅要求權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質財富和生活享樂了”，看起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時卻開始盡一切可能建立‘地下’優待和特權制度”[15]14-15。

　　實事求是地說，這種消極現象在當時是客觀存在的，但不是主流。 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主觀上，斯大林時期的黨員干部中大部分是經過革命洗禮的共產黨員，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以及自身具備的艱苦奮斗作風，使得他們謹慎使用權力，不愿蛻變為享受特權的官僚主義者; 二是客觀上，當時斯大林對各級干部的清洗和衛國戰爭的艱苦環境讓干部隊伍無法穩定，因此難以形成一個官僚特權階層。 而蘇聯共產黨的蛻變真正是從赫魯曉夫時期開始的。

　　赫魯曉夫時期，干部隊伍人數穩中有升，雖然頻繁的黨內斗爭使得他們經常變動不居，但相對斯大林時期，處在一種和平安逸的環境下容易滋生追逐自身一己之私的思想傾向。 特別是蘇共二十大之后，隨著對斯大林的無底線揭露和批判，蘇聯共產黨放松了對干部的教育和管理，結果導致干部隊伍中有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動搖，追求特權的欲望與日俱增。 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中蘇論戰中，中國共產黨判斷認為當時“在蘇聯社會上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16]，這一結論在今天看來可能有夸大之嫌，但它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視角真實反映了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共產黨內特權者隊伍擴大的狀況。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共產黨內的情況發生很大的變化。 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逐步僵化和干部隊伍的穩定擴張，對干部的監督機制不斷削弱，以及黨和國家高層領導人的負面影響，為官僚特權階層的正式形成創造了最適宜的生長土壤。 據俄羅斯學者估量，勃列日涅夫時期這個官僚特權階層的人數大約在50—70萬，如果加上他們的家屬，至少有300萬之眾，約占當時全國總人口數的1.5%。

　　其成員主要是各級黨政軍機構、群團組織和國有企業、農莊的領導干部，首先是高級領導干部，當然也包括少部分正當權的高級知識分子，這些成員大都具有四大鮮明的特征：“第一，他們掌握著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領導機構和企業、農莊的絕對領導權; 第二，多數人受過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較高，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并且有機會去西方國家訪問; 第三，多數人在思想上是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教條主義者，在工作上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者; 第四，他們表面上擁護社會主義，似乎也在為社會主義而工作，但在內心里卻向往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17]96。 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領導干部終身制在事實上的確立，使得官僚特權階層在蘇聯共產黨內終于定型。

　　戈爾巴喬夫時期，受長期積累的黨內問題慣性沖擊，蘇聯共產黨走上了官僚特權階層從內部進行“自我政變”的邪路。 1985年，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總書記，他是一個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成長起來的投機主義者。 主政后不久，戈爾巴喬夫迅速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代表官僚特權階層竭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如果說過去官僚特權階層主要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千方百計保持現狀、反對改革的話，那么現在黨內的特權者就開始考慮如何走資本主義道路了。 不少潛伏在蘇聯共產黨內的“腐化變質者”，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人窺探到時機已經成熟，于是紛紛走上政治前臺，公開反共反社會主義反人民，蛻變為顛覆蘇聯共產黨的急先鋒。

　　這些現象的產生是因為“這個注重實用的、只注重個人利益的集團，有一切的理由改變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支持以資本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他們就有機會擁有生產資料，而不僅僅是對它們進行管理。 他們就可以合法地積累個人財富。 他們不僅可以通過自己的社會聯系和影響，而且可以通過直接財產轉移，來保證他們子孫的前途”[18]124。 由此看來，蘇共亡黨是官僚特權階層有意識、有目的推動的行為結果，這種結局可謂在意料之中，不足為惜。

　　三、幾點啟示

　　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雖然誕生和發展在不同的國家，但實際上有著許多的相似甚至相同之處，譬如均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紀律嚴明的先鋒隊政黨，均在非常殘酷惡劣的斗爭和生存環境下戰勝對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均實現了在社會主義大國長期執政并取得驕人的歷史業績，均是當時世界上人數和組織規模數一數二的大黨等，然而兩黨在如何對待和處理黨內利益集團這一相同難題上，由于態度和做法不同，命運卻有著極大的反差，蘊含其中的教訓令人深思。 世界上最可怕的敵人不是別人，從來就是自己。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要保證不犯“黨內形成利益集團”這樣的戰略性、顛覆性錯誤，把自身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就必須堅決貫徹落實好習近平同志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關于“我們國家要出問題主要出在共產黨內，我們黨要出問題主要出在干部身上”[19]97重要論述精神，從兩黨的發展史中汲取寶貴的經驗啟示。

　　第一，馬克思主義政黨內不允許任何形態的黨內利益集團的存在。 理論上清醒是行為上堅決徹底的重要前提。 實踐上要做到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必須首先在理論認識上搞清楚原因為何。 與所有剝削階級政黨，包括資產階級政黨不同，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因利益而組織起來的政黨，因此不允許黨內存在任何形態的利益集團。 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其先進性質不允許。

　　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所不大相同的是，“一方面，在各國無產者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 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3]285。

　　二是其崇高宗旨不允許。 區別于“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3]283。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矢志不渝的崇高宗旨。 三是其嚴明紀律不允許。 無產階級是大工業的產物，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征。 沒有紀律就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嚴明的紀律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增強凝聚力、戰斗力和號召力的保證。 它在本能上應反對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和各種形態的利益集團，否則就意味著蛻化變質。

　　第二，馬克思主義政黨要妥善處理黨員利益與黨的利益間的沖突。 利益是社會的粘合劑，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存在，任何否定利益客觀存在的觀點都是荒謬可笑的。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密切相關。 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所有剝削階級政黨的顯著標志就在于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允許在黨內形成與大多數人利益相對立的利益集團。

　　當然，這里所提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不是說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自己的利益，而是指其作為一個整體沒有私利，黨的利益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黨內不允許存在一部分人的利益與黨的整體利益相悖。 但這是不是要求扼殺黨員的個體利益? 答案是否定的。 這是因為，黨員作為黨組織的細胞，他們“不是清教徒，也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有正常的社會交往; 黨員、干部要開展工作，也需要賦予一定的職權”[11]181-182，那么就必然存在維持黨員生存和發展的個體利益。

　　因此，馬克思主義政黨不能更不應反對黨員個體利益，而應主張把黨員個體利益與黨的整體利益，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有機統一起來，在堅決維護黨的整體利益的前提下，通過合理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實現黨員個體利益。 同時要堅決反對黨內某些人“把黨和人民賦予的職權，把自己的地位、影響和工作條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謂‘既得利益’”，一心只為“自己撈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11]184，正確限定黨員利益與黨的利益之間的邊界。

　　第三，馬克思主義政黨要保持憂患意識，警惕利益集團苗頭性問題。 中國古人常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憂患意識是人類生存的重要智慧，居安思危是歷史昭示的重要經驗‍‌‍‍‌‍‌‍‍‍‌‍‍‌‍‍‍‌‍‍‌‍‍‍‌‍‍‍‍‌‍‌‍‌‍‌‍‍‌‍‍‍‍‍‍‍‍‍‌‍‍‌‍‍‌‍‌‍‌‍。 許多事情如果做足了提前預防這一“先手棋”，錯誤最大也不是致命性的，結局最壞也不會是毀滅性的。

　　馬克思主義政黨在發展和壯大的過程中，出現少部分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初心使命喪失而追名逐利的不良現象，是難以避免的。 因為“無論什么時候，問題總是客觀存在的，怕就怕對問題熟視無睹、視而不見，結果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小管涌演變為大塌方”[20]591。 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內部，黨員的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由此決定了黨內因地位、工作條件等因素相同或相近而形成的各種利益群體也是一種客觀存在，譬如有黨員群眾與黨員干部、地方黨員干部與中央黨員干部的群體劃分等。

　　但黨內利益群體不等于是黨內利益集團，二者有本質區別，前者是正常現象，而后者是寄生在黨的健康肌體上的“政治腫瘤”，是不正常現象。 不過，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問題是，如果黨內利益群體有“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21]44的苗頭性行為，就可能警示前者在向后者進行轉化。 這就要求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具備“草搖葉響知鹿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見微知著能力”，“對潛在的風險有科學預判，知道風險在哪里，表現形式是什么，發展趨勢會怎樣”[22]，一旦把準問題，就要迅速將之消滅在萌芽狀態。

　　第四，馬克思主義政黨務必全面從嚴治黨防止黨內利益集團產生。 相對剝削階級政黨，馬克思主義政黨雖然具有性質先進、宗旨崇高、紀律嚴明的先天性優勢，但這些優勢并不是永遠不變的，過去有不等于現在就有，現在有不等于將來就有，這些優勢的保持需要始終堅持全面從嚴治黨。 歷史事實證明：“有沒有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沒有自我凈化的過硬特質，能不能堅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問題和錯誤作斗爭，就成為決定黨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23]163。

　　因此，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而言，要發揚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將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作為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全方位融入全面從嚴治黨的過程之中：一是在黨的政治建設方面，要確保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及時清除“兩面人”“搞結黨營私、拉幫結派”等政治隱患，防范和化解黨內政治風險; 二是在黨的思想建設方面，要加強理論武裝，切實解決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和宗旨意識淡化等問題; 三是在黨的組織建設方面，要健全黨的組織體系，嚴明組織紀律，切實解決組織軟弱渙散和用人不正問題; 四是在黨的作風建設和紀律建設方面，要堅持不懈整治“四風”，真正解決好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等突出問題，并持續保持反腐高壓態勢，重點打擊那些融合了政治腐敗與經濟腐敗的利益結盟行為，徹底鏟除寄生在黨的健康肌體上的毒瘤，防止其攫取政治權力，改變黨和國家的性質[1]。

　　第五，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突出抓好黨內高級領導干部隊伍建設。 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實現領導權的基本原則，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防止內部分裂產生利益集團的重要前提。 恩格斯認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如果“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動”[24]372。 事實上，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關鍵在于抓好黨內高級領導干部隊伍建設。

　　在此方面，蘇共的教訓深刻，其內部滋生官僚特權階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抓好高級領導干部隊伍建設，出現了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樣的政治野心家、陰謀家，“他們口頭上擁護社會主義，有時還為它唱贊歌，但其內心一直在窺測方向。 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原形畢露，公開反共反社會主義”，“后來成了顛覆蘇共與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基礎”[17]392。 鄧小平后來總結經驗指出：如果黨的前途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25]311。

　　他強調要加強高級領導干部隊伍建設，“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只要它是團結的，努力工作的，能夠成為榜樣的，就是在艱苦創業反對腐敗方面成為榜樣的，什么亂子出來都擋得住”[25]310。 新時代抓好高級領導干部隊伍建設，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固然需要加強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但“從根本上講不能完全靠外部約束，而要靠自覺自律”[1]，高級領導干部作為黨內的“關鍵少數”，必須做到信念過硬、政治過硬、責任過硬、能力過硬、作風過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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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江澤民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13] 習近平關于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2016.

　　作者：黃紅平，張胤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