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入文壇的安德烈·紀德雖然沒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表明立場、扮演重要角色，卻在德雷福斯事件的社會語境中展開了對個人和集體、文學和社會關系的思考：他在對巴雷斯民族主義思想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對法蘭西民族性的定義，通過《掃羅》和《菲洛克但德》兩部作品暗示了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對個人與國家關系的錯誤認知，在《沒有縛牢的普羅米修斯》中指出了作家在承擔社會責任時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紀德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觀察和反思不僅預示著他對社會事務的進一步介入，也表現并豐富了以文學顯示觀念的理念‍‌‍‍‌‍‌‍‍‍‌‍‍‌‍‍‍‌‍‍‌‍‍‍‌‍‍‍‍‌‍‌‍‌‍‌‍‍‌‍‍‍‍‍‍‍‍‍‌‍‍‌‍‍‌‍‌‍‌‍。

　　【關鍵詞】安德烈·紀德 德雷福斯事件 巴雷斯 作家社會責任

　　引 言

　　1891年，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出版處女作《安德烈·瓦爾特筆記》(Les Cahiers d’André Walter)，繼而創作了《那喀索斯解說》(Le Traité du Narcisse, 1891)、《尤利安游記》(Le Voyage d’Urien, 1893)、《沼澤》(Paludes，1895)、《人間食糧》(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1897)等作品‍‌‍‍‌‍‌‍‍‍‌‍‍‌‍‍‍‌‍‍‌‍‍‍‌‍‍‍‍‌‍‌‍‌‍‌‍‍‌‍‍‍‍‍‍‍‍‍‌‍‍‌‍‍‌‍‌‍‌‍。 他的文學才華不僅受到了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等前輩的認同，《修道院》(L’Ermitage)、《法蘭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等文學雜志也紛紛向這位文學新人拋出橄欖枝。 在青年紀德的文學影響逐漸擴大之際，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在法國醞釀、爆發。

　　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影響下，紀德延續了《安德烈·瓦爾特筆記》、《人間食糧》、《那喀索斯解說》等作品中關于個人與集體、文學與社會關系的探討：在對巴雷斯民族主義思想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對法蘭西民族性的定義，并以此出發在《掃羅》(Saül，1903)和《菲洛克但德》(Philoctète，1898)中暗示了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對個人與國家關系的錯誤認知及其潛在危機，還在《沒有縛牢的普羅米修斯》(Le Prométhée mal enchainé, 1899)中展開了對作家介入社會行為的反思。

　　一 法蘭西民族性：多元和諧的整體

　　紀德在1898-1903年間發表了三篇與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 1862-1923)相關的文章：《論〈離根人〉》(à propos des Déracinés, 1898)、《諾曼底和下朗格多克》(La Normandie et le Bas-Languedoc, 1902)、《楊樹之爭》(La Querelle du peuplier, 1903)，對巴雷斯以“生根”(enracinement)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思想展開批判。

　　巴雷斯于19世紀80年代末開始小說創作，以“自我崇拜”(Le culte de Moi)為總標題創作三部曲：《在野蠻人的目光下》(Sous l’il des Barbares, 1888)定義了“我”和不是“我”的野蠻人; 《一個自由人》(Un homme libre, 1889)教導躊躇不前的青年如何擺脫野蠻人的目光，創造一個強大的“我”; 《貝蕾妮絲的花園》(Le Jardin de Bérénice, 1891)指出要為“我”找到一個和宇宙協調的努力方向，完成“自我崇拜” 。 巴雷斯對青年心理的關注使其成為一代人的偶像，被冠以“青春王子”的稱號。 但是，巴雷斯認為“我”與宇宙協調的方向是法蘭西的復興，并在1897年出版《離根人》(Les Déracinés)，表述其以“生根”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思想。

　　《離根人》的主人公是七位來自南希的中學生，他們在1879年跟隨哲學老師保羅·布代耶(Paul Bouteiller)離開家鄉來到巴黎。 七位“離根人”在追尋空虛夢想的路上割斷了與故鄉的聯系，失去了傳統所能給予他們的力量，其中兩位走上犯罪道路，一人被絞死。 巴雷斯以此批判代表理性、自由價值的布代耶，認為由他教唆的離鄉背井摧毀了傳統道德和愛國愛鄉之情，導致個人迷失、社會無序、國家羸弱。

　　另外，巴雷斯在1899年發表《土地和亡者》(La Terre et les Morts)的演講，將“土地”作為民族意識的空間維度，“亡者”作為時間緯度，指出“只有在土地的持續作用中，祖先才能將靈魂累積的遺產完整傳遞給我們”。 他認為民族意識的形成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前提，法國民族意識形成的現實基礎是要讓法國人“生根”，讓他們留在出生地，接受地區傳統、以尊重地區特性的方式自治，從而形成更強韌的民族意識。

　　巴雷斯以“生根”為核心的民族復興思路反映了19世紀以來在歐洲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 1784-1791年間，出生在東普魯士地區的語言學家和哲學家約翰·赫爾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發表了《人類歷史哲學的概念》(Idé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將語言作為民族的首要決定要素，“文化民族論”(Kulturnation)漸漸成形。 赫爾德贊美所有的民族，指出它們都是平等且獨一無二的，沒有強弱之分。 “文化民族論”影響范圍遍及歐洲的各個階層，為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統一完成思想鋪墊，在提升民族自豪感的同時卻也埋下了沙文主義、民族仇恨的隱患。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第二帝國失利、巴黎被圍、阿爾薩斯和洛林被割讓給普魯士，法蘭西民族的優越感遭到當頭棒喝。

　　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伊波利特·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等人開始反思法蘭西的衰退。 其中，泰納從1875年開始出版《當代法蘭西的起源》(Origin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直至去世。 他目睹了巴黎公社中激情對個體行為的驅使，認識到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理性，不受理性控制的自由造成了法國的混亂和衰弱，從而批判倡導自由和理性的啟蒙思想，希望通過重建一個尊重傳統的集權政府來實現法蘭西民族的復興。

　　泰納的思想深刻影響著巴雷斯，這不僅表現在《離根人》小說情節、人物命運的安排上，而且泰納還以本人的身份出現在小說中，道出了個人和法蘭西命運一體化的主旨：個人就像梧桐樹上的一片葉子，葉子的命運依仗大樹的成長。 總之，巴雷斯試圖從個體心理出發調節個體絕對價值與社會秩序、民族復興間的沖突，將個人對傳統的順從視為關鍵，他在《離根人》中將家鄉等同于法國以及對個體命運的極端化處理引來了紀德的批判。

　　紀德在《論〈離根人〉》中以旅行和教育為例質疑生根論的普遍性，認為旅行作為一種生活環境的“離根”，教育作為一種精神“離根”，都可以帶來益處。 但同時他也承認教育和旅行的益處因人而異，強者可以從中變得更強，而弱者可能會因為不適應而失去活力，導致《離根人》中的悲劇。

　　實際上，紀德對“離根”正面意義的維護呼應了《人間食糧》中對個體絕對價值的追尋。 在他看來，旅行或流浪可以幫助青年人離開溫暖和安逸，擺脫原生社會中宗教、家庭等主流價值觀的束縛，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而當你念完時，拋開這本書——去外面! 我愿它能給你這欲望：離開任何地點，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你的居室，你的思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紀德只將流浪作為個體認識自己的一種手段，并非目的：

　　(……)這只是站在生活前千百種可能的姿態之一。 覓取你自己的。 另一個人若能和你做得同樣好，你就不必做。 另一個人若能和你說得同樣好，你就不必說; ——寫得同樣好，你就不必寫。 只致力于你認為除了自身以外任何他處所沒有的，急切地或耐心地從你自身創造，唉! 人群中最不可替代的那一個。 (Gide，1917-1936:163)

　　這意味著流浪者在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后需要回到人群中，在他所屬的集體中更好地塑造和完成自我。 實際上，紀德將流浪作為個人反抗社會的一種方式，又以流浪者的回歸暗示兩者的和解，表現出他對個人和集體關系的思考：集體會束縛、限制個人對自己的認識，個人可以借助流浪突破集體的宏大敘事; 但個人和集體最終是相互依存的，個人在認識自我后需要回到集體中實現自我，并讓集體更為豐富多元。 總之，這個在《人間食糧》中還稍顯隱晦的觀點在紀德對巴雷斯地區主義傾向的批判中進一步顯現。

　　紀德的父親來自法國南部下朗格多克地區的于澤斯(Uzès)，母親來自法國北部諾曼底地區的魯昂，紀德在《論〈離根人〉》中就以自身為例質疑了生根說的可行性：“生在巴黎，父親是于澤斯人，母親是諾曼底人，請問巴雷斯先生我要在哪里扎根? ”(Gide，1933：437)在《諾曼底和下朗格多克》一文中，紀德指出正因為自己不專屬于法國的某個地區，才能從諾曼底醇厚的土話和南方悅耳的方言中探尋法語的兩大起源，既欣賞茂密的森林又熱愛稀疏的灌木叢，同時保有葡萄酒和蘋果酒的美好回憶，從而更具有法國特色，并由此形成了對法蘭西民族性的構想：法國應當是一個包容并融合了各地區特色的多元、平衡整體，而且這種多元和諧的民族性可以具體表現在每個法國人身上，使個體超越地區間差異、更緊密地與國家結合在一起。

　　綜上所述，紀德對巴雷斯民族主義思想的反駁修正了后者對個人潛能的抹殺和地區主義傾向，卻保留了愛國情懷，贊同維護法蘭西民族的整體性。 相較于巴雷斯彰顯的民族主義思想，紀德的愛國主義在當時的社會思潮中是含蓄的，但也滲透到追求中立的《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aise)中(Anglès：184-186)。 然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演進，紀德漸漸意識到人們以“祖國”的名義把一批批青年送上戰場，繼而徹底批判狹隘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間期與天主教相結合的民族主義變體，提出歐洲前途一體化的意見，逐漸靠近國際共產主義思想。

　　二 在集體中尋找個人的位置

　　1894年，猶太裔法國陸軍上尉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被誣陷出賣情報、通敵叛國，軍事法庭判定其罪名成立; 但在德雷福斯被證實無罪后，軍事法庭拒絕重審案件，引發抗議。 德雷福斯事件引起了法國知識分子的高度關注，并將他們分裂成對立的兩派。 一方面，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在1898年1月13日發表《我控訴》(J’accuse)，抨擊給德雷福斯定罪的機構和個人，呼吁真理和正義; 文藝界和學術界眾多人士隨即發起一份名為《知識分子宣言》(Le 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的請愿書，支持左拉、要求重審德雷福斯案件。 另一方面，以巴雷斯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以社會秩序、民族保存和國家最高利益反駁真理和正義，形成反德雷福斯派。 ([法]米歇爾·維諾克：12-25，30)

　　在《我控訴》發表后，紀德馬上托人寄去自己的簽名，成為《知識分子宣言》名單上的一員。 可一個月后，當左拉被指控誹謗、知識分子們再次發起請愿時，紀德卻拒絕簽名。 在一些學者看來，紀德的改變源自好友保羅·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的影響，后者是堅定維護軍隊和國家至高權力的反德雷福斯分子。 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瓦雷里之外，紀德身邊不乏支持德雷福斯和左拉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叔叔、著名經濟學家夏爾·紀德(Charles Gide, 1847-1932)以及好友兼連襟哲學家馬塞爾·德魯安(Marcel Drouin, 1871-1943)都是熱心的德雷福斯分子。

　　因此，判定紀德受瓦雷里單邊影響從德雷福斯派轉向反德雷福斯派的論斷稍顯偏頗; 而且，紀德雖然沒有就他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反復態度作出說明，但承認自己在發表政治意見時容易猶豫，會給左、右派都造成“向前一步是為了后退兩步”的錯覺‍‌‍‍‌‍‌‍‍‍‌‍‍‌‍‍‍‌‍‍‌‍‍‍‌‍‍‍‍‌‍‌‍‌‍‌‍‍‌‍‍‍‍‍‍‍‍‍‌‍‍‌‍‍‌‍‌‍‌‍。 實際上，前進后退的曲折路線反映了紀德對一個問題從不同角度思考的心路歷程，當他的意見超越了“左”“右”的劃分而無法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斷時，就會表現出猶豫、甚至退卻。

　　紀德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反復態度恰恰表現了他在聽取不同觀點后的搖擺不定：他對政府的處理方法感到不滿，認為政府為維護權威不及時彌補錯誤導致了事件的全面爆發，讓國家處于危險之中(Conner：65); 而德雷福斯事件的持續擴大可能削弱法國的軍隊力量、讓外敵有機可乘，不愿再為被以誹謗罪起訴的左拉請愿(Anglès：29)。

　　總之，他既不能認同為維護權威而無視個體的德雷福斯派，也無法完全融入為追求正義而忽視國家利益的德雷福斯派。 在他看來，這兩種觀點的持有者不僅偏離了對個人和國家關系的正確認知，還可能在兩種對立傾向的極端化中導致自我生命意義的消逝。

　　紀德在1898年創作五幕戲劇《掃羅》。 掃羅的故事源自《舊約》：掃羅英俊高大、謙遜得體，是上帝為以色列指定的第一位王; 但他在登上王位后，不再聽取上帝的旨意，妒忌大衛(David)的功勛，導致國家衰退。 紀德保留了《舊約》中的故事框架，淡化了神的作用，卻暗示了權威對掃羅的異化：年輕英俊的掃羅在成為國王后變得暮氣沉沉，但當他摘下王冠、脫下王袍、剃去胡子卻風采依舊; 掃羅為維護王權想方設法延續自己的王室，排擠大衛，導致外敵入侵。 實際上，掃羅將個人權威等同于國家利益，誤解了個人和國家的關系，并在這錯誤認知下無法抵御權威對個人意志的誘惑和消磨，最終成為一個權威符號，造成了自己的死亡和國家的危機。 可見，對權威的絕對崇拜和維護不僅消解了個體的絕對價值，也掩蓋了國家的本質。

　　相較于《掃羅》中以權威聯系個人與國家的思路，紀德在《菲洛克但德》呈現了為追求無暇美德導致個人與國家分離的故事，暗示了德雷福斯派追求真理、正義的潛在危機。 《菲洛克但德》取材于古希臘劇作家索�？死账�(Sophocle, 495–406 av. J.-C)的同名劇。 紀德借用了索福克勒斯的故事框架：在希臘人前往特洛伊的路上，菲洛克但德被毒蛇咬傷，因傷口潰爛腐臭而呻吟不止，被同伴們拋棄在一個荒島上。

　　在特洛伊戰爭的僵持中，希臘人被告知只有赫拉克勒斯(Hercule)的神弓箭才能幫助他們取勝，而這副弓箭已被赫拉克勒斯送給了菲洛克但德。 曾主張將菲洛克但德遺棄的尤利西斯(Ulysse)帶著年輕善良的奈歐浦多倫(Néoptolème)回到荒島，試圖獲取弓箭。 在索福克勒斯的劇本中，菲洛克但德一開始拒絕合作，在神的干預下才與尤利西斯一同前往特洛伊參戰。 在紀德筆下，神消失了，尤利西斯預謀讓菲洛克但德喝下安眠藥取走弓箭，卻被奈歐浦多倫暗中告知菲洛克但德; 但是菲洛克但德仍舊喝下藥水、獻出弓箭，獨自留在荒島。

　　在紀德的《菲洛克但德》中，國家利益不僅高于個人利益，不能“為了救一個人而毀了希臘”; 兩者還呈現出一種沖突狀態：個人需對國家承擔義務，并以犧牲個人利益為代價，因為義務是“我們給希臘的獻物” 。 因此菲洛克但德向國家獻出弓箭，雖然獲得了完成義務后的內心平靜，卻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在全文結尾出現的天堂般場景：“周圍的百花破雪而出; 空中的群鳥降下來喂他”([法]紀德：73)暗示著主人公生命的結束。 不同于索�？死账沟陌姹�，紀德筆下的菲洛克但德雖然維護了國家利益，獲得了道德上的滿足，卻沒有回到集體、在特洛伊戰爭中實現自己的價值。

　　綜上所述，紀德認為在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中，個人不僅需要認識自我、也需要正確認知集體的本質，從而找到自己在集體中的位置、形成個人與集體的融洽狀態，批判了德雷福斯事件中左右翼知識分子無法兼容個人與集體的共同思維模式，并意識到在這一思維模式下介入社會的負面影響。 但在紀德構想的這對和諧關系中，集體、尤其國家似乎是恒定不變的，個人則需要根據不同情況做出調整，既成全個人又維護集體。 隨著一戰后法西斯主義的抬頭，紀德在馬克思思想理論中發現并認同個人與集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矛盾，開始將這對關系的重點從個人轉移到制度，將注意力轉向能促成個體價值與國家利益相結合的社會制度。 (Gide，1951：1116-1117，1131)

　　三 作家的社會責任

　　德雷福斯事件重新激發了法國作家對自身社會責任的認識，他們通過文學創作、公開演講、發表評論、請愿等方式介入社會事務、承擔社會責任。 “知識分子”(intellectuel)的稱呼也在德雷福斯事件后開始在法國普及，指向那些憑借在思想領域的聲譽和地位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士，廣義上的政治介入成為定義知識分子的重要標志。

　　1891年，紀德發表《那喀索斯解說》，用臨岸自照的那喀索斯來暗喻詩人、討論藝術家的道德問題，指出藝術家首先是在孤單、靜默中觀看并獲得永恒的人，“遺世獨立，避開了事物，避開了時間”; 與此同時，他意識到藝術脫離生活的局限性，指出藝術家需要通過觀察和沉思發現生活紛亂表象下的 “觀念”，再用藝術顯示它。 紀德通過“觀念”將藝術與生活聯系在一起，指出“觀念”可以超越藝術范疇，表現為“一種哲學、一種美學、一種特殊的道德”。 但是，以左拉、巴雷斯為代表的作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介入行為超越了紀德對藝術家中立遠觀的道德要求，他在《沒有縛牢的普羅米修斯》中借由兩場演講暗示了作家介入公共事務、承擔社會責任可能導致的不良后果。

　　在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因竊取火種被宙斯(Zeus)用鐵鏈束縛在高加索山脈的懸崖之上，每日承受惡鷹啄食肝臟的痛苦。 在紀德筆下，普羅米修斯掙脫鐵鏈，攜鷹來到巴黎，并以鷹隱喻他照顧人類的職責。 普羅米修斯“不再滿足于給予人類存在的意識，還想要讓人類明白存在的意義”，發表關于鷹的演講，鼓勵人們承擔責任。 但是普羅米修斯不僅需要依靠老鷹和煙花表演來吸引聽眾的注意力，而且他的演講產生了他沒有預料的后果：有人以錯誤的方法承擔責任，還有人因曾經逃避責任而愧疚至死。

　　為此，普羅米修斯取消了之前的言論，并發表第二場演說：蒂提爾(Tityre)將沼澤中的一粒種子培植成參天大樹，不僅使沼澤變成了平原，還以樹為中心組織人類生活; 蒂提爾厭倦了繁重的日常工作，在安熱勒(Angèle)的慫恿下一同出走，在路上遇到了赤身裸體的吹笛人莫理貝(Mlibée); 安熱勒跟隨莫理貝前往羅馬，蒂提爾回到故事的起點，再次孤獨地被沼澤包圍。 當聽眾詢問故事意義時，普羅米修斯指出故事只為搏君一笑，意義并不重要，最后他還殺死并與聽眾分食了象征責任的老鷹，留下羽毛。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全書結束后以第一人稱補充道：“這本小書就是我用其中一支羽毛寫成的”(Gide，1899:157)。

　　可見，公共人物的言論并不能完全被人理解，而且可能引發各種意想不到的反應、甚至死亡，與其如此不如專心于藝術創作。 對作家介入行為的質疑同樣可以解釋紀德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態度：德雷福斯事件牽扯到的各方利益和隱含著的種種危機遠遠超出了一個作家可判斷的范圍和能夠承擔的責任。 然而，不管是從蒂提爾的故事，還是從老鷹羽毛寫作的隱喻，紀德并沒有完全否定責任：蒂提爾因離開了責任而失去了一切，“我”試圖以更為抽離的態度將責任融入到寫作行為中，預示著紀德對文學與社會關系的進一步思考。

　　1909年，以紀德為中心的《新法蘭西評論》創刊。 《新法蘭西評論》在創刊號的征稿邀約中肯定了文學對社會生活的表現，并細化了表現的途徑：

　　生活中沒有什么是可忽視的。 藝術家絕不是無辜者或流浪的行吟詩人。 組成公共生活的一切都與他們相關，他們的幻想，即使無聊的，也從中而生。 但他們難以輕易地從日�，嵤轮械玫绞斋@：堅硬卻美味的果實，需要在石磨下碾碎; 粗糙的莖桿，只能使用浸漬和搗碎后的纖維部分。

　　可見，公共事務或政治事件作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成為文學作品所表現的對象; 但是作家必須對它們進行反復思考，提取其中的精華。 這不僅進一步拓寬了文學可以顯示的領域，也避免了作家對公共生活新聞式的寫作。 盡管如此，《新法蘭西評論》也不得不面對夾帶不同政治意見的來稿，努力在編排上維系各種傾向間的平衡，試圖保持雜志的中立。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國際局勢的巨變，法國社會自德雷福斯事件后產生的裂痕加深，天主教民族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進一步分化著法國知識分子。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蘇醒的作家社會責任感已逐漸演變成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立場，威脅著文學的自主性。 1927年，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 1867-1956)在《新法蘭西評論》上連載發表《知識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指出法國社會、甚至整個歐洲都達到了一個政治激情登峰造極的時代，“已經沒有一顆心靈不被種族的激情、階級的激情或民族的激情所感染” 。 班達強調作家或藝術家應秉持中立、理性的態度，將藝術創作和政治激情加以區別，避免將政治激情帶進作品，或用作品來表達政治激情‍‌‍‍‌‍‌‍‍‍‌‍‍‌‍‍‍‌‍‍‌‍‍‍‌‍‍‍‍‌‍‌‍‌‍‌‍‍‌‍‍‍‍‍‍‍‍‍‌‍‍‌‍‍‌‍‌‍‌‍。 《新法蘭西評論》團體在“阿拉貢事件”(l’Affaire Aragon)中進一步表明了這一立場，具體劃分文學作品與政治激情的界限。

　　1931年，從蘇聯回來的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 1897-1982)發表詩歌《紅色戰線》(Front rouge)，以列寧的名義攻擊政見不同者，被以“煽動軍人違抗命令和謀殺”的名義起訴。 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 1896-1966)認為詩歌源自詩人的無意識創作，因此詩人不用為詩歌內容負責，發起支持阿拉貢的請愿。 紀德以及時任《新法蘭西評論》主編雅克·波朗(Jacques Paulhan, 1885-1968)拒絕在請愿書上簽字。 因為在他們看來，阿拉貢的目的在于博得蘇聯的好感，用文學取悅某個對象，即忽視文學本身的價值，將其工具化; 其次布勒東所提出的文學豁免權不僅與阿拉貢的政治企圖相沖突，而且讓文學淪為不嚴肅的玩物。 (Sapiro，2007：14)可見，《新法蘭西評論》團體試圖通過規定作家對作品內容的責任來限定其介入的尺度，從而避免文學的工具化和娛樂化。

　　可是面對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紀德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被國際社會事務所吸引。 他在1932年公開表達了對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同情，不僅認為蘇聯制度可以促進個人和集體的和諧關系，也相信蘇聯的五年計劃能夠拯救世界于危難(Gide，1951：1126)。 可是，紀德在1936年訪問蘇聯后，在質疑蘇聯制度的同時也反思著自己介入社會的行為，提出“不判斷”的態度是藝術家面對社會事務應秉持的唯一理性態度，(Gide，1951: 1255)重申了對作家中立遠觀的要求。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青年文學家》雜志是一本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的文學期刊。本刊全國公開發行，由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齊齊哈爾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中華文學基金會協辦。

　　結語

　　綜上所述，紀德在德雷福斯事件的社會語境下展開的觀察、批判和反思不僅預示了他進一步介入社會的行為，而且結合了他對個體生命意義的追尋和對文學本質的探究。 他在對巴雷斯的批判中明確了個體絕對價值和社會價值相統一的道德追求，并以此出發批判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兩種對立觀點，揭示了它們共同的極端化、單一化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思維模式，暗示了作家在該思維模式下介入社會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

　　為此，他逐漸豐富了文學顯示觀念的理念：“觀念”源自生活，卻要求對生活素材的反復批判; “顯示”要求作家在以藝術表現生活時采取中立客觀的立場。 總之，他鼓勵作家以一種批判、理性的姿態與生活和人群發生聯系，呼應著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對作家社會責任的定義：通過將世界公開化、客體化介入到社會事務中，表現了對作家身份認知和對寫作行為認知的現代性。

　　作者：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