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萍鄉儺是贛儺乃至中國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文化系統主要由儺面、儺舞、儺廟構成。其中儺廟建筑是萍鄉儺文化在物質層面的重要表現，是民間信仰、宗族文化和商貿活動綜合作用的產物，具有豐富的建筑審美文化內涵。該文以建筑美學研究方法為基礎，借鑒宗教學、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對儺廟典型實例包括小枧儺廟、石洞口儺廟、德化庵等進行案例分析，指出儺廟單體形制一般采用當地天井式民居樣式，在群體布局組成上包括廟宇、戲臺、酒樓等固定元素。表現在建筑審美文化上，萍鄉儺廟表現出在形態建構上的務實性態度，功能布局的娛樂性心理，以及空間意境的神秘性體驗等特征。

　　關鍵詞萍鄉地區儺廟建筑審美文化務實性態度娛樂性心理神秘性體驗

　　“儺”是巫文化的一種，起源于原始民族的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是一種世界性的、以驅鬼逐疫為目的的宗教活動。在中國，宋以前的儺儀以“以惡制惡”為特征，具有官方性質，是國家在季春、仲秋、季冬時舉行的重大祭典，元代以后，儺祭儀式逐漸轉到民間，并與節令習俗相結合，更具有酬神、娛人的色彩，至今以儺祭、儺戲、儺舞等形式活躍在許多傳統村落社區中，其外在表現是通過面具裝扮的儀式，象征“神靈附體”，以舞蹈、戲劇等表演形式象征“神力”驅鎮鬼祟和不祥之物的過程。

　　隨著儺文化的發展和地方化，部分地區如江西、福建等省還形成了舉行儺祭儀式、表演的特定場所空間，即儺廟建筑。在這其中，江西萍鄉地區儺廟建筑形制完備，功能齊全，保存數量較多，具有典型范例價值，分析儺廟建筑產生的社會淵源和形制特點，繼而總結其審美文化特征，一方面是在建筑學層面對儺文化研究的有益補充，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豐富和深化民間信仰建筑的類型研究。

　　1儺廟建筑的社會性淵源

　　設立儺廟建筑以祀儺神是江西、福建等地儺文化的特征，盡管如此，在各地域儺文化中，儺廟并不是一個必備的要素。如貴州西北山區的“撮泰吉”作為一種較為原始的儺戲，地點一般選擇在村旁山間的平地上，貴州東北土家族的儺堂戲，則在主家住宅中設置祭壇[1]。再如安徽池州儺，是在祠堂、堂屋、社壇、社樹下等范圍內活動[2]。

　　總的來說，儺廟的設立與否、規模形制取決于地方儺文化的不同發展傾向，以及特定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就贛西儺來說，其儺廟的普遍建立反映了以下社會淵源：其一，贛西儺有較為集中明確的神明崇拜，有助于祭祀建筑的獨立化。在萍鄉宜春地區，最普遍供奉的儺神是如前所述的“三元將軍”，配祀祭祀主題包括驅邪逐祟、迎春娛樂等。除此之外，其他儺廟也有比較明確的崇拜對象，如歐陽金甲將軍、儺神祖師、儺神太子等。而在許多其他地域的儺文化中，神明一般相對繁雜，如黔北儺堂戲的特點是“多神崇拜，神巫混雜”，“集多教神靈于一堂”[3]，再如安徽貴池儺儀中的“請陽神”，意指請天上、地下一切神祗，比較來看，過于寬泛的神譜顯然不利于儺廟的建立。

　　其二，贛儺深受地方血緣宗族影響，具有穩定的信眾來源和經濟基礎，活動場所易趨于固定化。吳珂指出，“江西的儺廟不僅為家族所有，由家族管理、守護，大姓望族一般有幾乎平行于宗族血緣系統的儺廟…雜姓有幾家甚至幾十家共建儺廟”[4]。如1935年《昭萍志略》載：“儺神廟在西區者五：一，詩家山，吳姓建;一，劉家州劉姓;一，竹山下;一，黃家坊;一，高車又愈佳坊，明末，地主彭姓建;清初，彭段二姓重建。在北區者二：一，石洞口;一，小枧，均廟貌崇隆。”[5]

　　這其中既有單一姓氏的宗族建廟，也有多家宗族共建的，后者如小枧儺廟，就由李、方、張、何等姓氏合建，小枧儺廟又名遵宣一祠，其所在的上粟縣有第二公祠、第三公祠等，一祠對應十甲，一甲又對應一自然村落，從而使祠廟與村落宗族聯系起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儺廟建筑的規模。其三，贛西儺廟不僅在特定的節慶時間舉辦活動，在日常生活中也發展成為了村民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中心。“在萍鄉民間，百姓無論是新屋落成、喬遷新居，還是生子作壽等，只要逢迎喜事，都會舉行儺事即‘喜儺’活動，敬儺神，演儺舞，增加喜慶氛圍”[6]。

　　儺廟也影響到村民的經濟活動，作為一個神圣場所，其周圍進行的買賣交易應該是誠信無欺的，加之每次儺事活動的舉行吸引大量的人流，因此儺廟周邊往往進一步演變為墟市。如小枧儺廟附近就形成了每月初二、初十二、初二十二的定期墟市，這也使得儺廟建筑的規模進一步擴大。

　　2典型案例及儺廟形制特征

　　贛西地區的儺神信仰以唐葛周“三元將軍”為主，“三元”是神格化的先賢，指周代厲王時期的三位諫官唐宏、葛雍、周武。在贛西地區，供奉“三元將軍”的儺廟分布廣泛，有“五里一將軍，十里一儺廟”之稱，20世紀50年代初萍鄉有廟52座，至今保存20余座，這里列舉小枧儺廟、石洞口儺廟、德化庵三座較為典型的儺廟建筑分析探討，并總結其形制特征。

　　2.1小枧儺廟

　　小枧儺廟位于楊岐山腳下，起源于晚唐，廟址屢經變遷，最早位于田心村棋下，宋代搬至石源村境內的仙帝廟內，明洪武年間(1374年)廟址又遷至田心村水口山，清代中期(1740年)毀于火災，同年重建，保留至今。清同治十年甲戌(公元1874年)儺廟又有所擴建，主體左右兩翼增加了觀音殿與“古楊子廟”(現改名長山社)。小枧儺廟建筑群包括廟宇主體、風雨亭、廣場、酒樓和廂房等。風雨亭設于廟前，但在20世紀50年代拆除，風雨亭對面是戲臺，戲臺與大殿軸線錯開，并不相對，戲臺與大殿之間是可容納兩千人的廣場，兩邊為廂房和酒樓。

　　廟宇主體坐東北朝西南，主體為磚木結構，硬山屋頂，設“三山式”馬頭墻，山面磚墻均承重。布局為三間兩進，由前堂、天井、后殿三部分組成，內部為抬梁和穿斗混合式木構架，天井上方立有“百盞神燈”，后廳正殿頂部設有八邊形藻井，藻井施以彩繪裝飾，儺案上供主神唐、葛、周三大將軍的樟木面具，并有其他面具配祀。

　　2.2石洞口儺廟

　　石洞口儺廟位于上栗縣赤山鎮豐泉村，始建于明代初期。建筑群由廟宇、風雨亭、戲臺和酒樓組成，其中廟宇為明代遺構，坐西朝東，與小枧儺廟類似，主體采用磚木結構，用當地紅磚砌筑，硬山屋頂，“三山式”馬頭墻。正面面闊三間，凹形門斗，門頭上書“儺神廟”三字，前廳與后殿都由四方斗形天井采光，是石洞口儺廟建筑空間的特別之處。神壇上供三元將軍之首唐玄面具。廟前有近年重建的風雨亭、戲臺，均為歇山屋頂，雖為重建，但氣質尚可，與古建筑較為協調。

　　2.3德化庵

　　德化庵儺廟位于下埠鎮潭塘村，始建于唐代。廟建于一山坡之上，山坡下有一眼古泉，名“三元仙泉”，也受人供奉。儺廟現狀主要包括廟宇和戲臺、有較多部分新修，破壞舊觀，但仍保留清初格局和部分構架，此外留有雍正四年鐵香爐一對，道光時期鐵鑄鐘一座。廟宇為硬山屋頂，設馬頭墻，前端為兩次跌落，后部為三次跌落。

　　平面格局為三開間，僅有一進，殿內無柱，以墻分隔，并形成前廳和后殿兩個空間，前廳頂部天花做一缺口，屋面上局部不覆瓦，實現高位采光。后殿又分為三部分，中殿主祀三元將軍，設有供案、神龕，頂部有八角形轉六角形藻井，儺帳內保存儺面具21支。左右兩殿配祀觀音、包公，均設神像，值得一提的觀音殿前還有一座“關圣帝君”小廟，可謂廟中廟，墻壁上均施以彩畫。廟宇對面為戲臺，戲臺為新建，設有藻井。

　　3贛西儺廟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

　　儺廟作為民間信仰類建筑，其審美特征蘊含在人們神明觀念對建筑形態的感性表達中，贛西儺廟所主要供奉的“三元將軍”是中國廣泛存在的三元崇拜的表現形式之一，歷史淵源悠久，且“三元”與“三官”多有滲透結合，正如賴全指出，“道教徒把‘三官’信仰和‘三元’這一概念結合起來，豐富了‘三官’這個宗教符號的內涵”[7]，因此三元將軍廟在其他許多地方也以三官廟的形式存在，不同的是，贛西此類廟宇具有“儺”的精神內核，表現出特定的建筑形態和審美關系，總的來說，可以歸納為三個層面，即建筑形態建構的務實性態度，建筑功能布局的娛樂性心理和建筑空間意境的神秘性體驗。

　　3.1建筑形態建構的務實態度

　　有別于佛教徒對于超脫輪回的虔誠信仰、道家方士對于羽化登仙的執著修煉，民間老百姓的泛神崇拜多務實通俗，在現世生活中祈求趨吉禳兇，避禍求福。陳志華先生寫道，“漢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功利主義的實用主義，這種精神也主宰著漢民族的泛神崇拜，使它極具功利色彩，有明確的實用目的”[8]。

　　在贛西的民間信仰中，人們供養“三元將軍”等神明，這些神明相應“實現”人們的愿望，人神關系由此建立在現實主義的互惠基礎之上，而非追求來世和天堂的宗教迷狂，表現在人們為神靈所建造的居所——儺廟建筑中，其規模和尺度往往頗為適度。在上文列舉的三個實例中，可以看到儺廟一般采用民居樣式，而非官式做法，形制都不超過三間兩進，可見這些儺廟不以炫耀神明的榮耀為目的，表現出儺神信仰中的務實性態度。這種務實性態度還表現在和其他神明的合祀上，由于神明都有特定的職司，往往會出現主神所不能滿足的功利性要求，這就需要請來其他神明進行補充。

　　朱永春先生指出，“民間信仰不具有排他性，故民間信仰祠廟能容不同門派的神祗于一堂”[9]，如小枧儺廟左為觀音殿，右為長山社(祭祀當地社神)，表現在建筑上是兩翼毗連各增建了一座廟宇，德化庵則是在同一建筑空間內明間祭祀主神，次間祭祀觀音和包公，如此還不能滿足所有需求，又添了間“廟中廟”關圣殿。值得注意的這些增添在建筑形態上都屬于并列關系，而非中軸線上的延長，正因為各個神明屬于不同系統，互不從屬，僅有主次、而無尊卑，因此不會像佛教等宗教建筑在中軸線上安排不同等級的殿堂。儺廟通過并列的方式和其他類型信仰相結合，顯然非常靈活地滿足了民眾多方面的要求。

　　3.2建筑功能布局的娛樂心理

　　贛西儺廟都設有戲臺、空屋場，布局完整的，往往還設有看戲的酒樓�？梢娧輵蚩磻蚴莾畯R建筑的主要使用功能之一，在儺祭誕生之初，具有表演性質的巫術儀式就伴隨而生，這時儺祭中有關鬼神的信仰甚至還未產生，因此儺祭中的觀演空間實際上是先于信仰空間而存在的。陳泳超認為，“儺的本義是專指歲末進行，以驅鎮巫術為主要手段的象征性逐疫活動”，古儺既非“酬神”，也非“娛人”，但已有儀式表演的要素，如周代儺儀：“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10]——《周禮·夏官》入唐以后，儺儀開始具有明顯的酬神性質，而到宋代，儺儀的戲曲化傾向進一步加強，娛人的色彩已非常突出：“至除日，禁中呈大儺儀，并用皇城親事官，請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槍龍旗。

　　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魅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胄，裝門神;教坊南河炭丑惡魅肥，裝判官，又裝鐘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余人”[11]。——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元明清時期，儺儀由官方轉到民間，這時候關于鬼神的信仰已經淡化，娛樂的氣氛更加濃厚，時人寫道，“巫師戴面舞傞傞，歲晏鄉風競逐儺”[12]，這種娛樂化傾向一直延續到今日。總結來看，早在儺祭發展的第一階段，具有觀演性質的場所空間就已經產生，但遠未有固定的形式，而在第二階段，酬神成為儺祭的主要內容，觀看與表演的主體實質上都是神明，并不需要物質化的觀演空間，在第三階段中，“巫儺歌舞逐步融入雜技、巫術等內容，扮演因素、表演因素也增多了，并與其他地方戲種有所借鑒與交流，甚至出現了儺、戲雜陳的局面。”[13]

　　這一階段，以“娛人”為主要目的的儺祭促成了物質化觀演空間——戲臺、廣場、酒樓等建筑要素的實現。神明作為觀看者這一內涵在形式上沿襲下來，因此戲臺和廟宇是需要相對而設的，但軸線錯開，以免沖撞。而凡人作為實質上的觀看者，促使觀演空間的功能不斷豐富細化。在贛西的大多數儺廟中，戲臺不管舊觀或重建，都是飛檐翹角，造型華麗，內部天花以藻井裝飾，并優化聲學效果。酒樓設廚房、男賓、女賓層等分區，功能齊備，每當儺祭舉行時人們都大擺宴席，飲酒狂歡，和西方狄俄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頗有相通之處。

　　3.3建筑空間意境的神秘體驗

　　贛西儺廟作為民間信仰文化的組成部分，其建筑和空間形態實際上也反映了當地人們對神靈居所的想象，或者說，反映了人們對世界構成的認識，陳躍紅認為，“儺’使得人力上升(回到萬物)神靈降至(天人合一)，于是鬼疫消除，人界平安�？梢�‘儺’既是兩界相分的產物，同時也是彼此互通的象征。總之，‘儺’的存在證明著兩個世界的存在，即在人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隱秘的世界”[14]，儺廟毫無疑問正是對這種“隱秘世界”的具現，其形式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尤其與中國從原始社會就已開始存在的“洞穴信仰”關系頗為密切。

　　洞穴信仰對于道教建筑和民間廟宇有著深刻的影響，“人們相信洞穴具有使人通于天地、‘反其所生’、回歸到‘太一’的功能。同時，還與地母崇拜及靈魂不死成仙信仰密切相關”[15]。在贛西萍鄉等地，儺祭儀式開始時人們將儺神面具置于轎中，從廟中抬出，稱為“出洞”，結束時則歡送儺神“封洞”，可見儺廟正是洞穴的象征。洞穴的實質在于其內部空間，因此其外觀形式可以樸實無華，而建造廟宇不大興土木，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減少對大地母體傷害的思想。

　　從具體形式上看，大多數儺廟僅有一個石框門洞，有的如石洞口儺廟還做凹形門斗進一步加強洞穴的意象，廟宇外面陽光強烈，內部則昏暗幽深，象征著世界的兩分。相對于外部形態的弱化，內部空間處理則成為儺廟建筑的重點，贛西儺廟多為天井式建筑，在小枧儺廟中，天井將室內空間劃分為前殿和后殿兩部分，并通過光線的明暗交替，進一步區分了人神之間的空間界限，如吳珂描述說，“主殿的前殿和天心的空間是拜神和祈福的場所，通過光作用，空間飄忽不定，增添了神秘色彩，后殿為儺神空間，昏暗的光線中使得空間不可度量。”

　　①此外，大多數儺廟正殿設多邊形藻井，如小枧儺廟為八邊形，德化庵為雙層，斗八轉斗六。藻井除了增加裝飾，隆重氣氛外，其近似洞口的形態應也有其象征性意義，聯系前面提到的洞穴信仰，“洞”同“通”，象征溝通天地、人神兩界，這一點在石洞口神廟中表現的最為突出，在該建筑中，位于前殿和后殿的兩個四方形斗形天井代替了封閉的藻井，從上窄下闊的天井中進入的漫反射光線灑在正殿供奉的唐玄面具上，光線撲朔迷離，面具古樸粗獷，營造了神秘、玄奧的空間氣氛，令人情不自禁萌生頂禮膜拜之情。

　　結語

　　萍鄉儺廟建筑的產生與發展是民間泛神信仰、地方宗族結構、商業經濟活動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表現在建筑審美文化上，儺廟的建筑形態建構具有務實性，功能布局具有娛樂性，空間體驗具有神秘性色彩，這其中，空間意境的塑造與道教思想頗有淵源，萍鄉所在的贛西地區自古道教文化發達，境內武功山為道教勝地，道觀建筑不可避免地對儺廟建筑產生了影響，對這二者之間的聯系及相互作用將在后續研究中進一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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