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提高城市群在環境約束下的土地利用效率(LUE)成為促進城鎮化綠色發展的有效途徑。本文將環境約束指標引入SFA模型，研究了成渝城市群城市單一要素的土地利用效率，并探討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成渝城市群的LUE在研究期內逐年提高，城市群內部差異不斷減小;空間上整體呈現LUE西高東低的布局，空間擴散效應較為明顯;從影響因素上看，環境規制的兩個指標作用相異，僅是激勵性環境規制激發了減少污染物排放的內在動力進而促進LUE增長，而其余社會經濟指標和土地市場化指標也相應產生促進、抑制作用或倒U型影響。依據環境約束下的土地利用現狀來優化城市群資源配置、減小生態污染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成渝城市群;環境約束;土地利用效率;影響因素

　　一、引言

　　我國城市群地區利用人口、投資與經濟的高密度集聚優勢，在全國生產力格局中起著戰略支撐點、增長極點和核心節點的作用[1]，《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十三五”規劃與“十四五”規劃均提到通過培育城市群來推進城鎮化，引領區域經濟發展，自2015年起國家相繼出臺了多個城市群規劃，為其建設提供了戰略規劃和制度保障。

　　土地論文范例： 城市土地儲備制度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分析

　　高城鎮化水平集中分布于城市群核心區域[2]，伴隨著大量耕地轉變為建設用地[3]，相繼出現城市無序蔓延、土地粗放利用、資源過度消耗和生態格局被破壞等問題，在黨和國家將堅持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作為重要戰略決策、并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背景下，從環境約束視角探究可持續發展目標下的城市群地區土地利用改善途徑，有助于優化區域間的資源配置并實現社會、經濟、生態系統間的和諧發展與良性循環。

　　現有關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探討已經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主要集中于對其集約利用水平評價指標的構建[4-5]，非參數與參數模型的創新[6-7]和對相關影響因素的研究[8-9]，研究范圍上從全國、地方、市縣級單一的時空對比分析向區域間土地利用的空間溢出效應轉變[10]。

　　在資源稀缺和生態問題的雙重限制下，逐步將生態效益同社會經濟效益并重，因而在測算土地利用效率的過程中一般是將工業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直接納入SBM模型非期望產出指標[11-12]，或是設置綜合考慮生態環境效益后的期望產出[13];而近年來在將環境規制指標納入影響機制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其同生態效率保持著U型關系，即短期內會增加企業生產成本，長期則通過倒逼技術與產業升級、增加經濟產出的同時減少資源消耗與污染物排放，促進了效率的提升[14-15]。

　　現有研究中模型測算的土地利用效率準確反映單一土地要素對其產出影響的文獻較少，且鮮少提及成渝城市群的環境因素對其土地利用效率的影響機理。基于此，本研究利用SFA模型對成渝城市群進行土地利用效率測算，并將環境約束指標同時納入測度和影響因素作用模型，以期為緩解成渝城市群的土地利用矛盾與實現可持續發展，并進一步認識和縮小區域差異提供科學借鑒。

　　二、研究區域概況

　　2016年4月印發《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成渝城市群成為10個國家級城市群之一。成渝城市群地處長江上游，發展規劃范圍包含四川省的成都、自貢、瀘州、德陽、綿陽(除北川縣、平武縣)、遂寧、內江、樂山、南充、眉山、宜賓、廣安、達州(除萬源市)、雅安(除天全縣、寶興縣)、資陽等15個市和重慶市下轄27個區(縣)以及開州、云陽的部分地區①。

　　2018年，成渝城市群在17.57%的西部區域土地面積上承載了42.89%的人口，GDP占比高達43.53%②，是支撐和引領西部區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要素投入需求日益增加，與此同時區域內部包含多個生態保護區，生態屏障脆弱，此外成渝城市群位于長江上游區域，如果任其污染物排放擴散，會對長江中下游城市的生產生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在這一背景下，探索成渝城市群在環境約束視角下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時空分異特征與影響因素，已經成為提高城市群內部土地集約利用水平以及平衡西部區域發展同長江流域生態保護的必然選擇。

　　三、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涉及到土地利用效率的影響因素多且復雜，綜合考慮相關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社會經濟驅動力、城市現有用地情況以及政府和市場因素作用于要素配置進而對土地利用效率產生影響。

　　1.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能有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增加單位用地面積經濟產出的同時用技術進步取代高污染、高耗能產業來減少土地利用過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有效整合土地資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化進程加快伴隨著基礎建設投資需求日益增加，適當增加財政支出有利于經濟發展良性循環，而過度開支可能導致財政收支缺口依賴土地出讓獲取預算外收入加劇土地粗放利用。

　　2.社會發展。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帶來的集聚優勢以及人口壓力會倒逼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以此給城市未來擴張留出適當的發展空間;而當人口過于密集，產生的巨大用地需求、擁堵成本和污染物排放等問題則降低了環境約束視角下的土地利用效率。而公共基礎設施的改善也通過吸引人口及資源流動影響土地利用效率。

　　3.用地規模。城市現有建設用地規模能夠影響地方政府對未來建設用地供應的決策以及對用地行為的監管力度。建成區面積越大，獲取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的難度越大，通過加大建設約束要求來倒逼土地利用效率提升。

　　4.市場化水平。土地出讓市場化水平提升，即體現用地主體參與的公平性和競爭性，通過招拍掛最終取得的土地使用權有利于以最佳用途和最優利用方式進行土地開發。

　　5.環境規制。環境規制按激勵性質分為激勵性和非激勵性兩類，前者為土地使用者帶來一定收益，進而形成其提高持續利用效率的內生動力;后者則產生負收益，增加了約束對象用于升級污染處理技術和設備等成本，反而使其加劇生產污染產品用以抵銷負收益，違背了在考慮社會經濟生態綜合效益下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初衷。

　　將成渝城市群16個城市分別作為研究對象，測算土地利用效率的投入產出指標以及影響因素數據均來自于2006—2018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四川省統計年鑒》《重慶市統計年鑒》《中國國土資源年鑒》。為保證統計口徑一致，統一以市轄區數據為準，其中工業污染物排放只能得到市級層面數據，則使用市轄區GDP占市GDP的比重進行換算;因市一級平減指數無法獲取，故選擇《中國統計年鑒》中省級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與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將社會經濟數據統一折算至2005年可比價格;各城市資本存量數據利用搜集的固定資產投資額數據基于永續盤存法計算得到。部分缺失數據由本文綜合采用平均增長率方法和回歸的方法補齊。

　　四、結果分析

　　從時間上看，成渝城市群整體土地利用效率處于穩步上升的狀態，LUE從2005年的0.4663增長到2017年的0.6386，年均增長率3.08%。近年來，隨著對綠色發展理念的革新，四川、重慶紛紛開展環保行動，諸如劃定生態紅線、實施生態環境突出問題專項整治和環境保護督察工作、建立統一的生態環境信息共享數據平臺等，同時開展土地節約集約利用評價驗收項目，從源頭監督土地利用行為，確實提高了在環境約束下的土地利用效率。但LUE增速逐步趨緩，從期初的3.52%逐步減小至期末的1.92%，即當土地利用效率處于較高水平時，再進一步提升需要付出遠高于增加有效產出的成本，因此在技術進步短時間很難體現的情況下，耕地利用過程中的污染物排放無法大幅度降低，從而抑制土地利用效率的增速。

　　各城市歷年的平均土地利用效率水平與增速表現，其中土地利用效率最高的城市為成都市，歷年平均值為0.841，且遠遠高于成渝城市群的平均水平0.557，成都市近年來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50%以上，地均經濟產出穩步增長的同時緩解了污染物排放的壓力，其次第二位和第三位為自貢市和資陽市，盡管產業結構上均為“二三一”型，但多個工業園區和產業基地的集約利用優化了資源配置，信息集聚的通達性也促進新環保技術的傳播推廣，這是他們土地利用效率較高的原因。

　　而排名最靠后的城市分別為重慶市、雅安市、達州市和遂寧市，重慶市作為成渝城市群中的兩個增長極之一，盡管經濟規模排名首位，但以建成區快速擴張、土地資源過度投入為代價，并且工業污染物排放異常超標，在研究期內每年都至少有一項工業污染物排放量超過其余15個城市的總和，因此在考慮環境約束的土地利用效率測算模型中，它處于低效狀態;雅安市、達州市和遂寧市三者的共同點在于他們的環境復合污染指數排名均靠后，工業污染物排放并非造成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而由于投入產出結構不合理導致非農產出單耗過高。

　　各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平均值與增長速率成反比，即具有較低土地利用效率的城市表現為追趕效應，增長速度上的差異也使得城市群內部差距逐漸縮小，標準差從2005年的0.137逐年減少至2017年的0.089，同時組內的土地利用效率平均值極值也從2005年的0.536降至2017年的0.342，這說明成渝城市群的整體協作和對各種資源的配置能力有所提高，加強了城市群內部的要素流動和空間聯系，從而使得落后城市加速綠色發展，但總體的協調利用程度仍有待進一步提升。

　　交通基礎設施的表征指標為人均道路面積，它對土地利用效率產生正向影響，即在道路交通網絡覆蓋更為全面時，成渝城市群各種資源要素流動性增強，資源配置逐步趨向合理化，確保各城市依托自身地理優勢、資源優勢和產業優勢實現高效利用與綠色產出最大化;公共服務設施的完善也對LUE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通過設施多樣化與數量保障來吸引人口流動，此時適度的人口集聚與規模效應能夠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人口密度項系數為負，意味著隨著地均面積上人口增加，給城市帶來的擁堵成本增加和相應污染產出增加阻礙了綠色經濟發展，使得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平方項系數很小且不顯著，因此否定假設的“倒U型”影響。

　　衡量用地規模的指標城市建成區面積比重未對土地利用效率產生顯著影響;而土地出讓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對土地利用效率產生顯著的促進效應，即說明在市場作用引導土地出讓招拍掛的過程中，土地使用者相互競價導致土地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會迫使土地使用者在地塊對應的用途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進而取得與計劃達標或超額的產出和收益。環境規制指標中激勵性環境規制能夠激發土地使用者因遵守此約束而能獲取收益自發地去減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對土地利用效率產生正向影響;而非激勵性環境規制不僅沒有直接帶來額外的收益，還增加了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負擔，這可能會擠壓用于技術進步、優化資源配置的資金投入，土地使用者沒有積極性完成規制指標，甚至生產更多的污染產品來抵消增加的環境規制遵循成本，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在環境約束的視角下，利用SFA模型對成渝城市群16個城市2005—2017年的土地利用效率進行了測算，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時空演變特征與影響因素，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成渝城市群整體土地利用效率均穩步上升，增長速率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但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城市群內部仍表現出顯著差異，土地利用效率排名前三位的城市依次為成都市、自貢市和資陽市，而排名靠后的城市分別為重慶市、雅安市、達州市和遂寧市，但因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同自身增長速率成反比，內部差異逐年減小。

　　第二，在環境約束視角下成渝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效率空間分布格局總體表現為西高東低的特征，由局部城市引起的空間擴散效應較為明顯，帶動周邊城市一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三，影響土地利用效率的因素中，經濟發展中的指標產業結構轉型對其產生正向影響，政府管制呈現倒U型效應，社會發展中交通設施與公共服務設施的完備對土地利用效率產生促進效應，而人口密度對其產生抑制作用，土地出讓市場化程度越高，土地利用效率越高，而環境規制的兩個指標對其影響效應互異，激勵性環境規制影響效應為正，非激勵性環境規制影響效應為負。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提出以下關于提升成渝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幾點建議，為促進成渝城市群協同發展、緩和經濟增長同生態保護間的矛盾提供參考。

　　首先，成渝城市群應繼續激發已經出現的內部城市間土地利用效率的追趕效應，不僅要充分發揮“雙核”特征下核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和空間上西部土地利用效率靠前城市的擴散作用，還應加快培育次級核心城市并給予對應的政策和財政支持，同時各城市政府間應該強化溝通與合作，避免城市間為獲取相關資源造成惡性競爭，促進要素流動，進而促進成渝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聯動提升。

　　其次，成渝城市群各城市應該因地制宜，對于污染物排放超標的城市，繼續做好環保意識培養的激勵性環境規制政策的完善，另一方面要對工業生產技術和排污設備進行革新，也應加快產業轉型升級，進一步控制污染物的產生源頭，從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其余在土地利用過程中存在投入過量或經濟產出不足問題的城市則應該優化自身資源要素配置結構并尋求技術進步。

　　再次，從成渝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的驅動因素看，應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建立各城市的特色產業體系，并將政府權力限制在一定事務范圍內，明確政事權職責，避免過多干預市場，發揮經濟高質量增長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帶來的促進作用，同時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來吸引人口向次級城市的合理流動，減輕核心城市的土地利用壓力，土地出讓市場透明度應進一步增強并促進公眾監督，推進環境規制政策的完善與落實工作，細化獎懲體系，激勵土地使用者優化要素配置并約束其污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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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紅波寧思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