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社科職稱文章發表,社會工作,哲理基礎,實證,人本,激進,社會建構

　　摘要：哲理基礎是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基石，不同哲理基礎決定著人們以相異的角度去看待社會工作理論和實踐。最近20年來，社會工作的哲理基礎逐步形成了四個傳統：(1)實證傳統。它堅信社會工作知識應建立在科學方法基礎之上并強調證據為本的實踐，這是社會工作哲理基礎的主流;(2)人本傳統。這一傳統從完整的人的觀點理解人與環境的互動、尊重個人對自己經歷的理解和擁有的改變潛力，包括存在主義社會工作和靈性視角;(3)激進傳統。它主張從結構的層面推進社會變遷并批評現存的社會秩序，包括結構視角、賦權視角和女性主義社會工作;(4)社會建構傳統。這一傳統強調知識是社會建構的，變化的動力來自發現、講述新的故事或探索案主的優勢，優勢視角、敘事治療和尋解治療是這一傳統下的實踐理論范例。

　　哲理基礎是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考察社會工作理論的邏輯起點，因為就其本質而言，社會工作的理論體系是基于一系列的哲學假設建構而成的。社會工作的哲理基礎探索的是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包括認識論、方法論、價值基礎乃至美學基礎[1]。這涉及如何去認識這個世界，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什么是可以被知的?”“是否具有可信的方式去確定何者為真?”;涉及以何種方式去獲取知識或者驗證知識是否可信;涉及社會工作以何種視角看待人與環境之間的關聯，如何看待成長、發展、改變和其間出現的問題與障礙;涉及如何介入其間以促進改變。如此理論議題對社會工作而言是極為關鍵的，因為不同哲理基礎就決定人們以相異的角度去看待社會工作理論和實踐。最近20年來，社會工作不斷反思自己的哲理基礎，并逐步形成四個傳統：實證傳統、人本傳統、激進傳統和社會建構傳統。本文旨在對上述四個傳統進行簡要的評述。

　　一、 實證傳統

　　Richmond的《社會診斷》一書開宗明義地提出要以科學的方式助人，從而揭橥社會工作的科學大旗，“成為科學”即為社會工作追求的專業目標。實證主義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成為主流的哲理基礎，這一點體現在社會工作的理論體系、研究方法和實踐架構之中。

　　一部社會工作理論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即為一個不斷發展科學的思想體系的智識歷程，實證主義正是以其獨特的理論觀主導了社會工作理論的歷史演進。實證主義的理論觀包括：(1)主張只有那些能夠從我們自己的經驗或觀察中找到證據的東西才能稱作為知識;(2)認為任何一般觀念都必須有客觀所指，而且這個“客觀所指”與“事物”必須是我們能夠通過實驗或觀察找到證據的;(3)價值不是知識，因為它無從證明;(4)堅信科學方法的統一性，意味著實證主義者只接受一種探索世界、為知識提供證據的方法[2]31。

　　按照實證主義的邏輯，社會工作理論就是對真實世界的高度概括，而所謂的本質真理可以為通過科學方法收集的證據所支持。實證主義認為存在一個客觀現實，這個現實可以經由科學研究而揭示真相，科學研究中的價值中立可以保證客觀性。實證主義具有決定論傾向，主張因果線性思維且強調任何事件都有特定的原因。基于這一準則，實證主義認為，社會工作的實踐理論在邏輯上經歷這樣一個發展歷程：從發現它能適用于特定個案，到確定它可以適用于一系列個案，再到辨識它如何解釋實踐，并由此建立該理論的正當性。在方法論上，實證主義堅持認為存在所謂的客觀現實，即人類、文化與社會都存有實實在在的、可以通過研究發現的本質特點，只要我們應用科學的方法就一定能夠找到客觀的事實，這是一種本質主義的觀點。實證主義堅持認為存在普遍法則，即變量之間關系具有恒定性，這樣的關系具有可復制性，即可以以單一視角去解釋所有事物，強調一致性，淡漠差異性。實證主義相信自然科學的方法可以應用于關于人和社會的研究。實驗法可以應用于社會工作研究以測定變量之間的關系，并進而從樣本群體演繹至一般群體。統計數字被用以探索在什么情況下某事物在特定的范圍內具有多大的可能性，這在邏輯上保證樣本具有代表性的調查結果受到重視且可以進行推論。中立觀察可能帶來類似結果的標準化資料收集方法，即結果具有可復制性。換句話說，研究人員要力爭客觀性、避免將偏見導入研究結果之中。實證主義支持現代主義的目的論，即人類社會朝向特定的社會或人文目標邁進;即秉持進化觀，認為具有線性的發展軌跡，并且這樣的軌跡是可以預測的[2]3132。總之，實證主義者相信經由科學研究，研究人員能夠發現什么介入方式對什么案主或案主系統是有效的,并堅持認為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以應用于具有同樣問題的案主或案主系統。標準的社會工作教科書都秉持實證主義傳統，絕大多數社會工作的研究人員，尤其是社工專業的博士生都是以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為主導的研究范式。

　　在實踐部分，社工的早期有科學診斷之說，隨后在1970年代，“經驗”實踐學派或“經驗臨床”實踐、“研究指導下的實踐”和證據為本的實踐都是基于實證主義認識論。它試圖從研究方法中去發現什么樣的實踐可能是有效的，并由此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對想當然的東西予以批駁。實證主義對傳統社會工作理論和實踐進行批評，他們認為，既然傳統的社會工作實踐缺乏效率，那么，人們就應該拋棄它，用已經經驗檢驗的、立基于行為科學的實踐方法取而代之。近幾年來，證據為本的實踐正逐步成為西方社會工作實踐的主流范式。證據為本的實踐是呈現社會工作的科學性與專業性的重要策略，它的出現替代了權威為本的實踐——這一傳統上提供服務或助人的基本模式[3]。

　　應將社會工作知識建立在科學方法基礎之上的主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提高社會工作在整個科學群體中的學術和專業地位，亦是社會工作推銷自身觀點的某種策略，因為這一觀點已經被經驗證明而具有實際使用價值。在外行人與社會工作領域中間，實證主義似乎有著不合理的崇高地位，它儼然成為某種意識形態或信仰。然而，韋克菲爾德認為現實世界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非常復雜，幾乎不可能簡單地確定何者為因何者為果;解釋主義宣稱實證主義忽視了數字之外的意義和個人體驗;更有言辭激烈者認為實證主義在社會工作研究領域是死而不僵的科學宣示[4]。人本傳統、激進傳統和社會建構傳統承認并且尊重社會經驗、個人經驗的多樣性，它們積極關注那些為傳統理論視角所忽視的邊緣體驗或者不同的聲音，從而為探索有關人類、社會生活的眾多解釋的斷裂和不確定性提供了多元化的視角。諸如此類的爭辯，就為新的理論傳統的浮現和勃興提供了基礎。

　　二、 人本傳統

　　人本主義對社會工作理論而言既是基本的亦是邊緣的。說其基本，是因為很多人習以為常地將其視為社會工作者的基本態度。說其邊緣，是它不被視為一種視角，因為它更多地被視為一種指導實踐的一般哲學立場而非一種界定具體實踐取向的方式[2]187。實際上，人本主義是社會工作興起的重要哲理價值之一，社會工作的出現就是為了從制度上保證每個人的價值得到尊重。然而，在這樣一個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濫觴的時代，人本主義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稱為“激進的”。

　　希臘智者普羅太戈拉斯說：“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可能是人本傳統思想的最早表達。人本主義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理解。首先，它源自14世紀下半期發源于意大利并傳播到整個歐洲大陸的哲學和文學運動，它是文藝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思想家把人重新納入自然和歷史世界中去，以此觀點對人進行解釋，從而擺脫了神學和宗教的宰制、突破了中世紀的亞里士多德主義，并成為科學革命的重要智識前提。

　　另一個層面的人本主義是指承認人的價值和尊嚴，將人視為萬物的尺度，以人性和人的利益為主題的任何哲學。笛卡爾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驗自我的哲學都可視為人本主義。新康德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本主義的典型。現象學具有濃郁的人本主義意味，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則可謂是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義。人本主義認為，在人的世界和人的主體性世界之外沒有其他的世界，這顯然與實證主義直接對立，盡管早期的人本主義孕育了實證主義。隨后超個體心理學的出現更是進一步推進了人本主義的視域。

　　在認識論上，人本主義強調人的主體作用，正如康德所言，“人為自然界立法”，人的知性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人與物之間存在差別，但人是認識的主體。因此人本傳統的社會工作理論是從案主自我實現的角度來進行考察。他們所關注的是個人的感情、知覺、信念、意圖乃至靈性，這樣，知識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就得到尊重。人本主義強調各個學科之間的知識關聯，并主張知識非研究人員的專利，那些非專業的知識或者原初的知識對于解決問題同樣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人本主義傾向于認為，道德與精神問題是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應該具有倫理、道德和目的，因此知識與價值是密不可分的[5]。

　　人本主義在研究方法上強調人的現象與物的現象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異，認為人的行為或者社會現象并非全然不證自明、可量化、能被客觀測量，因為其間充滿意義和闡釋。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德國哲學家狄爾泰關于人文科學的論述。他認為適宜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模式同自然科學的解釋模式是對立的，因為我們理解的符號表達的是他人的心靈生活;社會科學的理解是我們在日常語言交際中最初理解的理解，是從一個主體到另一個主體的雙重主觀過程。這一傳統否認了真理的確定性，這一點與實證傳統有著明顯的區隔。人本主義取向的社會工作研究方法論認為，實證取向的社會工作研究以固有、先在的觀念去檢驗所謂的經驗材料，是無法揭示其真諦的，強調應以整體的觀點研究案主及其案主系統，并洞察到其后的意義和闡釋。

　　卡爾•羅杰斯是對社會工作具有影響力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之一。他認為成功的理論的必要條件是，案主要認知到助人者是以如下方式工作：在治療關系中是真誠和適當的;對案主無條件的正面支持;對案主關于世界的觀點具有認同感。這三點如今成為社會工作的重要價值基礎。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很多觀點源自馬斯洛對“自我實現”的關注和“人類潛能”的實現。他的需求理論告訴我們，人類的需要是多元的，且分層次的，這顛覆了實證主義的需求標準化論述。美國心理學家羅洛•梅把歐洲存在主義心理學和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引入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認為人的處境雖然帶有悲劇的性質，但能通過勇氣的培養、焦慮的克服和自我的選擇趨向光明的未來。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論傳統，人本主義批評眾多社會工作理論和視角過于技術化和醫學化，尤其是在實證主義的籠罩下，價值中立得以強調，價值、倫理和道德議題被邊緣化。為此，人本主義重新確認被社會工作視為核心的對人性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他們反對促使社會工作更加技術化和科層化的趨勢，諸如證據為本的實踐、新管理主義等。

　　人本傳統關注作為整體與其環境的互動、尊重個人對自己的經歷的理解和解釋，認為完整的人的觀點是有效實踐的核心，這些毫無疑問都是社會工作的價值基礎。盡管所有的社會工作實踐模式都受益于人本主義傳統，但是存在主義治療和靈性視角則更為徹底和全面地沿襲了這一傳統，并形成了具體的實踐理論體系。然而，人本傳統的社會工作理論模式更多聚焦于個人層面，對宏觀實踐層面的論述則少而又少，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缺失，畢竟很多的社會問題是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的。

　　三、 激進傳統

　　激進傳統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批評理論、社會主義思潮并在后期整合了女性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理論貢獻[6]127128。激進傳統的沖擊在于凸現了社會工作的“社會”層面，并嘗試從一個根本的層面尋求更大的社會層面的變遷或者從政治的、權利的層面尋求改變。猶有進之，它旨在推進社會行動以實現上述目標，這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社會工作的專業宗旨[7]。

　　激進傳統挑戰了實證主義摒棄視角、激情、論辯、政治等方面的興趣和迷信價值無涉這樣的宣稱。激進傳統認為，知識與興趣不能二分，因為非反思性的科學總是無視其自身受到政治的玷污。真正的科學應該承認自身的興趣基礎，從而控制那些不良的語境關系對科學文本的污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實證主義不僅是有缺陷的科學哲學，而且是一種有缺陷的政治理論，其目的是為了鼓勵順從、維持現狀[8]。而知識應該具有解放的意義，這樣的知識為社會層面的改變提供基礎。激進傳統認為社會工作應該尋求社會正義，并且要充分回應案主對其世界的知識和理解，因為案主對其生活境遇和改變目標有著最好的知識。因此案主的知識可以指導社會工作實踐[9]132。

　　激進傳統拋棄了實證主義范式的客觀性、經驗測量和尋求普遍規律的核心原則，而是基于一種解釋性社會科學傳統，旨在揭示人們賦予行動的意義以及規制個人行為和互動的社會規則，而這樣的規則是由強勢集團制定的。相應地，人群的溝通和理解對于社會工作是重要的，因為它嘗試去理解那些將某些行為視為“變態”的溝通方式。激進傳統不僅要尋求新的理解和解釋，而且要尋求解放和改變的可能性，而這其中包含的是對語言的關注，因為理論和實踐都要經由語言來實現。激進傳統對語言的重視與后現代主義是一致的。在激進傳統看來，不同的話語體現不同的政治利益，而強勢的群體可以經由法律、制度而體現其意志，并將壓制弱勢群體制度化甚至習以為常化，相應地弱勢群體可能內化這樣的話語體系，或者以強勢群體的標簽化語言進行自我污名化[6]131132。因此重新命名、改變定義、發出聲音和表達利益是促進社會變遷的重要手段。

　　激進傳統倡導結構分析。結構分析將個人的問題歸結至社會和經濟結構之中;問題被界定為社會的和結構的，而非個人的。個人關系被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關系的產物，因此個人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他們批評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安排的現狀是持續的;社會的特定群體所遭遇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來自其弱勢的、無權的地位。消除不平等和不公平是社會行動的首要刺激因素。接受如此不平等和不公平作為社會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是很多非激進視角的干預原則，因為社會工作和福利服務的社會控制功能可持續見于日常工作。激進社會工作認為社會工作的職業化弱化了案主的利益，導致社工成為壓制案主的國家和社會利益的一部分，且尋求可能與案主利益相悖的職業發展。社工可能會以自己的利益行事而非如自己所宣稱的那樣以案主的利益行事，相反它可能實施社會控制、強化案主問題的個人化解釋。因此，激進視角要考察傳統社會工作的理論和實踐形式是否具有壓迫性[2]225227。因此，在激進傳統看來，個人解放和社會變遷是社會工作的目標。變遷的焦點是政治行動和廣泛的社會變遷。既然不平等和不公正是社會結構的產物，問題的最終解決就不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內實現。唯有意義重大的社會變遷才可解決內在與現存社會體制的社會問題，這無疑需要社會和政治思想上的革命。

　　激進傳統的另一重要理論源頭是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社會工作領域的影響不斷深入[10]。女性主義者試圖以女性自身的經驗和價值觀來理解女性的生活和經歷，由此避免男子中心主義，這是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認識論出發點。女性主義者指出，女性和男性對自我的理解和評價方式不同,且有著相異的對道德問題的思考方式，但女性的“聲音”被占主導地位的男性實證主義觀念所壓迫而“沉默”。在社會工作實踐層面，女性主義批評目標和任務中心模式以及證據為本的科學實踐都是由男性主導的且使用男性的語言和思維方式。所以女性主義認為應該重新定義社會工作，特別要在這一專業體制中融入女性的參與和想法，主要論點包括：宣稱社會情境的重要性，尤其是性別權力關系;確認個人的即為政治的;以包容的立場試圖重新平衡正常與異常之認知;采取解構的立場去顛覆以男權為中心的理論、制度和實踐;強調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異。相應地，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實踐聚焦于性別、關注性別為本的權力動態、避免性別歧視的語言、洞察影響女性的經濟和社會議題的負面因素、促進女性賦權、倡導支持女性賦權的公共議題[11]。

　　激進傳統的目標是經由賦權、經由將個人的體驗與社會和政治結構聯系起來而實施行動以促進改變。這包括反歧視實踐、反壓迫實踐、批評實踐、結構視角、賦權視角和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它們的核心主題是，平等的結構而非不平等的結構是干預的目標，合作和分享是干預的主線。

　　四、 社會建構傳統

　　社會建構主義的影響開始滲入社會工作領域，成為一種替代性的認識論基礎，由此掀起了社會建構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激烈論爭。在不斷的論爭過程中，社會建構主義的輪廓逐漸明晰。在社會工作領域，后現代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有著較為密切的關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用，這是一個特殊的傳統。后現辦理論家宣稱現代性已經終結，去中心化、解構、差異成為核心概念。后現代社會理論批評現代社會及其缺陷，注重前現代的若干現象，強調社會與歷史中的非連續性，對已有理論的連續性提出質疑;抗拒宏大敘事,反對整體化的傾向，認為人類只能發現“微觀的小故事”，試圖尋找模式化的關系和宏觀的歷史規律是不可能的;反對學科之間、文化與生活之間、虛構與理論之間、想象和現實之間所設置的界限;后現代主義者反對現代學術中審慎而理性的風格[12];重視話語分析，尤其是福科對權力與知識的分析，向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方式。Gergen則是從心理學這條主線切入社會建構論的，并深刻地影響了心理治療的發展。

　　在理論上，社會建構主義者認為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可以包容社會工作人員應該知曉的全部。建構主義者并不認為人們無法在對行動的各種理論解釋中獲取共識。相反，他們認為，人們總是習慣于依照社會一致認定為正確的理論論述去理解我們周遭的事物。因此，共識很容易形成。建構主義者不斷追問的是，誰制造了共識?共識是如何達成的?眾多后現代主義者更進一步關注這種共識中的權力關系。他們指出，這個權力關系直接生產了服務于特定群體、個體的利益的理論[2]35。社會建構主義否認存在客觀事實，認為我們觀察到的所有東西都是“人造的”，由此人們形成不同版本的“事實”，知識是社會建構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跟一定的概念體系緊密聯系在一起，而這個概念體系對某些人是真實的，對另一些人則是不真實的;理論是相對的、具有歷史的特殊性;事物的價值和意義也是文化的、歷史的，我們普遍地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我們所使用的分類與概念都是具有文化與歷史特殊性的，它們是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其產生與發展有賴于特定的社會設置和社會場景。社會建構主義強調知識的政治、歷史、文化特殊性而非其普遍性和核心性[13]，這顯然為社會工作尊重多元的知識提供了認識論基礎。

　　在方法論上，社會建構主義對實證主義提出了一系列的質疑。社會建構主義強調所謂的現實或真理是在“這里”,即人們頭腦之中，而不是在“那里”,即獨立于人的存在。由此，應該存在很多的“真理”或“現實”，而這些只有置于其情景和關系之中才能理解。社會建構主義警示我們要懷疑日常生活世界所呈現的面貌并不斷反思自己的立場或隱含的價值取向。貝斯特(Best)認為有三種社會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14]：即嚴格的社會建構主義、客觀的社會建構主義和情境社會建構主義。嚴格的社會建構主義采取極端的認識論主觀主義態度，認為沒有所謂的客觀現實。客觀的社會建構主義與經驗主義的研究范式相容，預設了一個確定的且客觀的秩序，人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對客觀限制進行解讀與定義。情境社會建構主義介乎兩者之間，大多數研究都屬于這一陣營。建構主義的方法論為社會工作的概念基礎與經驗結果的評價提供了一個批判性框架。

　　社會建構主義對現存設置、現存知識以及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質疑都意味著它具有實踐層面的顛覆和解放含義，批評、改變或者摧毀自己并不喜歡的社會設置是社會建構主義者的重要社會實踐。一方面，社會建構主義可以理解為某種對專家話語霸權的信任喪失并反對簡單地根據專業術語進行分類、類化、治療和介入，因為所有現象都離不開個人的復雜生活。另一方面，社會建構主義自身的開放性和反思性亦提供了重要的對話機會，如此對話實踐有利于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從而建立一個包容性社會。社會建構主義認為既然存在多重的現實，那就要看人們以怎樣的方式進行建構，這暗示建構與解構是并行不悖的。

　　實際上，在社會實踐層面，社會建構遵循的一般邏輯是[15]：

　　(1) X并非必定要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X，或X的表現方式，并不是由其所謂的本質決定的;它是可以避免的;進而

　　(2) X的存在是不對的，具有負面社會效應

　　(3) 如果我們拋棄X或者激烈地改變她，我們將會更好。

　　這個邏輯表明，我們可以抵抗現有的敘事和建構，并代之以新的敘事和建構，這是解構與重建的交織。

　　社會建構主義影響下的具體社工實踐理論有敘事治療、尋解治療、優勢模式。與傳統模式不同，社會建構主義取向的助人模式不再拘泥于缺陷、問題和障礙，而是試圖關注案主的優勢、意義、故事和能動性，并以此為出發點幫助案主改變境遇。然而，人們擔心社會建構一旦被濫用，它就好比癌細胞，會以驚人的速度復制，其后果是“社會建構”作為一種隱喻有流于漂浮淺薄之虞，讓人們陷入含混與迷惑之中。社會建構主義也被批評如果它試圖達致理論的一致性，就可能滑向毫無希望的相對主義和極端的主觀主義。在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基礎之上，如何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

　　簡要結論

　　Atherton宣稱不同范式之間的研究論爭撕裂了社會工作，他希望在事情尚未失控之前停止交火[16]。他的這一論調似乎有點杞人憂天。然而，這一論爭從未停止，并且尚未傷害到社會工作的發展，雙方在論爭的過程中似乎也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共識：兩者并非必然相互對立，在實踐中可并行不悖。社會工作實踐理論的發展受惠于這一論爭，這使得社會工作的研究者、教育者和實踐者不斷反思自己的哲學前提、澄清自己的理論立場。畢竟社會工作面對的復雜世界也需要研究者和實踐者從不同的層面和視角去探索之。不同傳統之間的交融、滲透豐富了人們對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工作及其助人實踐的理解，并成為理論創新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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