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為主義在當代面臨著廣泛的哲學批評，其中最主要的是對行為主義拒絕正視人類精神存在的批評。行為主義所面臨的困境是其極端的哲學本體論所必然導致的結果，由于它內含著物理主義的本體論，結果成了一種“無頭腦”和“無心理”的心理學。它在方法論上則片面追求物理的客觀性，將客觀性與主觀性絕對地對立起來，從而導致了一種取消主義的反辯證法的立場。行為主義的困境告訴我們，當今的唯物主義必須正視人類精神，必須充分肯定精神在世界中的實在地位及其現實作用。

　　【關鍵詞】核心學報,行為主義,唯物主義,心靈,客觀性,伴生性

　　從1913年華生發表“從行為主義者的觀點看心理學”一文以來，行為主義在心理學中逐漸取得了主導的地位，并且獲得了許多獨特的理論成果。然而，從五十年代后期以來，行為主義遭遇到了一系列批評，到六十年代，它就開始從高峰跌落下來，人們再次意識到心靈(mind)決不僅是由4個字母組成的某種虛無飄渺的東西，人的心靈是存在的， 并且對人的行為起著原因性的作用。于是，被行為主義排除出正統心理學的心靈又回到了心理學研究領域。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哲學基礎無疑是唯物主義，為什么這種唯物主義的心理學在20世紀這個唯物主義凱歌猛進的時代會無可奈何花落去?行為主義在當代哲學中面臨著哪些批評?它在理論上的困境能給我們以什么樣的啟迪?這些是我們在哲學上反思行為主義時所不能不加以省察的。

　　一、當代哲學對行為主義的批評

　　行為主義的觀點在當代哲學中受到廣泛的批評。主要批評意見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對行為主義拒絕正視精神存在的批評。在當代，行為主義受到的最普遍的批評是它拒絕正視精神存在的事實。行為主義認為，精神、意志和內省等心理現象僅僅是有機體的行為，是內隱肌肉對刺激的反應性行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行為，而不是意識，行為主義是研究行為的唯一正確和有效的方法。激進的行為主義者甚至拒絕使用任何有關精神的術語，拒絕討論精神狀態和事件，人類被試者成了純粹觀察的對象，而行為又被分解為最基本的單元：刺激—反應聯結。如華生有時候則干脆否定心靈的存在，認為思維的同義詞就是“喉頭的習慣”。斯金納認為，精神事件僅僅是一種行為型式，不能用它來解釋其他行為。行為主義這種漠視精神存在，否定精神的主觀性、意向性、內容、意義、價值等主觀特性的觀點，不僅是“常識”難以接受的，而且，受到了來自科學和哲學等多方面的批評。尤其是行為主義毫不掩飾地否定任何內在精神狀態存在的態度，更是激起了強烈的批評性反應。

　　1974年托馬斯·內格爾(T.Negal)發表“當蝙蝠意味著什么”一篇文章。內格爾認為，有意識的精神生活包含著某種實質上主觀的事實，這些事實只能從“第一人稱”觀點來了解，只能從具有這些經驗的主體來了解。美國哲學家約翰·塞爾(J.R.Searle)對行為主義拒絕面對精神事實這個重大缺陷也極為不滿。他指出，行為主義的荒謬之處在于它否定了除外顯行為以外的任何內在精神狀態的存在，忽視了主觀性、意向性、精神的內容、意義和精神的因果性等人類精神方面。事實上，人的行為中是包含著意向的，它是意向的行為，因此它是一種行動，而不只是一種身體的運動。他援引了彭菲爾德(W. Penfild)的實驗來說明他的看法，彭菲爾德說：當我給有意識能力的病人的大腦半球運動皮層一個電刺激，使他的手臂運動時，我常問病人有何想法。而病人的回答總是：“我沒有這樣做，是你做的。”當我刺激病人讓其發出聲音時，他也總是說：“我并沒有發出聲音，是你迫使我這樣做的。”塞爾認為，這類事例說明，在這種情況下，病人有身體的運動，但不是行動。病人否定他采取了任何行動，這是對的，因為人的行動、行為中總是包含著意向或者是意向的結果。如果我貫徹了我的意向，那么意向在行為中就起某種原因性作用，否則所謂行為就只是一種被動的身體運動。身體運動只有當它們是由意向引起時才可以稱為行動。其順序是先在的意向引起行為中的意向，再引起身體運動。人類行為中的這種心理因素正是行為主義所忽略的。

　　其二，對行為主義否定任何內在的感覺特性的批評。美國科學哲學家普特南(H.Putnam)在“腦與行為”(1961)這篇文章中批評行為主義不能說明象痛苦這樣的“現象狀態”，認為這種自明的非行為的“原始感覺”的存在，構成了反行為主義的一個證據。他做了一個思想實驗來說明問題。假想有一個“超級斯巴達人”社會，這個社會中的人從小受到嚴格的訓練，可以忍受一切痛苦，即使當他們說他們痛苦時，也是以平和的口吻說的，而且沒有任何顯得痛苦的行為。那么他們究竟有沒有痛苦呢?普特南的回答是肯定的。他還設想，“超超級斯巴達人”甚至連“痛苦”兩字都不說，他可能暗暗尋思：“這種痛苦是不可忍受的，假如它再延續一分鐘，我就要喊叫了，哦不!我決不能這樣做!這會讓我們全家蒙羞……”他可以假裝既不知道這個詞，也不知道它所指的現象，然而實際上他有痛苦，他也清楚地知道這一點。在“精神狀態的本質”(1967)中，普特南再次表示，假如一個人被切除了痛苦纖維，另一個人強制自己壓抑了一切痛苦反應，那么，他們實際的和潛在的外顯行為可能是同樣的，但一個人感到了痛苦，而另一個人則沒有。在痛苦中，我們確實感受到了某種東西，這正是我們精神生活的實質的內在的豐富的方面，而行為主義卻一筆抹消了。

　　其三，對行為主義否定內在精神狀態的因果性或因果效驗的批評。行為主義普遍否定行為與內在的精神狀態之間有任何因果的聯系，認為行為的內部心理原因這種內因說是虛假的，行為的原因中根本不存在某種神經或心理維度。然而，實際上，人們的精神意愿和可感特性往往影響著他們的行為。霍根(T.Horgan)在“伴生的可感特性”一文中指出，可感特性通常具有因果效驗：“各種快樂與痛苦的感覺特性內容，似乎對隨后的趨樂避苦行為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影響。”〔1 〕痛苦的可感特性自然會促使心理機制或外顯行為來排除這種可感特性或產生它的原因。因此，痛苦是人類行為最顯著的來源之一�？�爾·波普爾指出，高等動物和人具有對周圍環境和他們在干什么的意識，能夠感覺到憤怒、恐懼、焦慮、或滿足等等， 這些事實只可根據意識有生存價值(survival value)的假定來解釋。自然選擇只能直接作用于行為型式，因此，除非這種行為在因果性上依賴于動物的意識狀態，否則，它不可能支持有意識動物的進化。格雷姆(G.Graham)也認為，心靈是人的思想裝備(conceptual equipment)的一部分，是個體生存的一種適應工具，因為它有助于我們的生存和繁衍。有心靈的生物比沒有心靈的生物更具有進化上的優勢�！�2〕

　　其四，對行為主義忽視大腦神經系統或內在狀態的批評。華生認為，大腦皮層并不調節行為，而僅僅只是連接刺激與反應。斯金納曾聲稱，只有外行才樂于用神經系統來解釋行為。而新行為主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激進行為主義的弱點，在刺激和反應之間引入“中介變量”，但過于忽視神經系統仍然是它致命的弱點。由于行為主義把大腦看作是一個黑箱，因此它不可能說清楚大腦與精神、大腦與行為的關系。邦格(M.Bunge)認為，華生和斯金納的行為主義只考慮刺激和反應，拒絕討論精神狀態和事件，也不研究神經系統，是“無頭腦的心理學”。以學習理論為例，邦格認為行為主義的學習理論是純描述性的，它們注重的是學習的環境條件，而忽略了腦的機制。“學習不只是一個攝取信息并機械地處理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具有高度選擇性和創造性的過程。這不是刺激反應箭號所能總括的。相反，實際情形是，刺激和某種認知狀態一道共同導致了反應(即不是S—→R，而是〈S，C〉—→R)”〔3〕

　　同樣，功能主義與行為主義的分歧也主要集中在內在狀態及其因果效驗上。新功能主義者布洛克(N.Block)和福多(J.Fodor)指出：“反行為主義的基本觀點僅僅是，有機體在某個給定時間所做的或傾向于做的是包括其信念和愿望以及當前的感覺輸入及記憶在內所起的一種非常復雜的作用。”〔4〕普特南認為， 精神狀態如痛苦不是腦的物理化學狀態，也不是行為傾向，而是有機體的功能狀態。我們最好將談論精神理解為談論我們所擁有的某種能力，這種能力依賴于我們的大腦，并依賴于環境和有機體之間的各種相互作用。

　　以上是哲學家們對行為主義提出的一些主要的批評。當然，對于行為主義的批評遠不止這些方面，但以上批評足以顯示，行為主義在哲學本體論和方法論方面存在著重大缺陷，而這正是行為主義走向衰落的致命原因。

　　二、透視行為主義的哲學困境

　　首先，行為主義所面臨的困境是其極端的哲學本體論所必然導致的結果。行為主義不單純是一種心理學研究方法，作為一種極端唯物主義的心理學哲學，它表現出了一種嚴格的唯科學主義意圖，反對任何形式的內省心理學，視心理學為自然科學的一個純粹客觀的實驗分枝。行為主義的出現，開辟了美國心理學的實證主義時代。邏輯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這兩個運動，都是為了清除非科學的內容，并促使理論盡可能嚴格地服從證實方法。他們使用證實原則試圖取消心—身問題和他人心靈問題，宣稱這些問題是無意義的;他們將精神語詞訴諸于行為分析，用這種方法來保持對心理語言的嚴格實驗控制;他們既否定精神狀態的存在，也忽略輔助假設的作用，對背景知識的作用視而不見。然而其中更為關鍵的是，象邏輯實證主義一樣，行為主義實質上內含著物理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原則，因此是一種精致的取消論唯物主義，即取消精神存在這個事實的唯物主義。物理主義的一個主要信條是：在日常的物理實體之外，不存在任何精神狀態、屬性、事件、對象、感覺，認為任何物質客體或系統不可能擁有的屬性，人也不可能具有。物理主義者們堅持所謂強“伴生性”(supervenience)思想， 即認為兩個系統如果不存在物理上的差別，那么，也不可能存在化學上、生物學上和心理學上的差別;或者，換句話說，如果兩個系統在物理上是同一的，那么，它們也必定是化學上同一、生物學上同一、心理學上同一的。在心靈哲學中，物理主義意味著，精神事件完全能夠根據物理事件(通常是腦事件，而行為主義將它置換為外顯行為)來解釋，因為世界上只存在一種物質，即物理事物。它要求取消有關精神的論述，甚至取消精神存在的事實，認為科學的發展將完成這一任務。也就是說，它認為，哲學問題將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依靠哲學家們的分析澄清)而最終得到解決。而且，這種所謂“科學中的世界語”要求無例外地對所有科學都采取這種態度，將一切科學都還原為以物理學為基礎的統一科學，其中包括心理學和社會學。而實際上，物理主義對世界本質及其構成的理解是片面的。它只承認一種實在，即物理實在，只承認一種客觀性，即物理的客觀性，認為人類沒有任何能力或屬性是物理客體或系統所不能擁有的，否定精神是自然或世界中的一個確實存在的部分，否認它在自然界中有任何本體論地位，認為人只是一個物質的實在，除了物質屬性外別無所有，因此，對精神的研究與對物理的研究沒有任何不同。精神和心理科學不是自主的，它沒有自己的方法論和自己真理有效性的標準。在我們看來，這種立場最大的缺陷是取消了世界上客觀存在的豐富的層次性，否定了在生物進化過程中突現出來的人類精神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而也否認自然與社會的根本區別。行為主義的哲學立場與物理主義實質上是一致的。它把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復雜的事物——人腦——當作一種純粹黑箱式的客體，這就否定了人腦在生物進化中的突現意義和層次價值，成了一種“無頭腦的”心理學，從而限制了對人類心理的神經科學研究;同時，行為主義還拒絕面對精神存在的事實，不承認精神的突現意義和層次價值，拒絕將人當成具有內在精神狀態的主體，從而使心理學失去了其獨特的研究對象，成了一種“無心理的”心理學。這樣一種本體論，必然極大地限制了行為主義的方法論意義和價值。而正是這種所謂“科學的”世界觀限制了其真正科學的追求。雖然新行為主義者托爾曼和赫爾等人引入許多“中介變量”，試圖彌補行為主義的缺點，但他們仍然太不重視神經系統和精神的層次性和因果作用。七十年代，斯金納雖然作了一些讓步，如承認內部現象的實在，以及內省對它們的接觸，但他堅持認為，內省時我們所省察的只是我們自己身體和神經系統的生理狀態而不是任何“非物理的”實在;我們在內省中分辨的狀態，盡管與我們的行為相關，但并不是我們行為的實際原因�？梢�，他仍然在繼續堅持行為主義、物理主義的本體論立場。在我看來，行為主義從反對內省的非科學方法開始，試圖使心理學成為一門科學，而結果卻步入了越來越讓人迷惑的唯科學主義的羊腸小徑，失去了更廣闊的研究視野，這是耐人尋味的。

　　其次，行為主義在方法論上片面追求物理的客觀性，將客觀性與主觀性絕對地對立起來，從而導致了一種取消主義的反辯證法的立場。的確，行為主義表現出了一種嚴格的客觀的科學主義傾向，它的貢獻在于用嚴格的科學精神給舊式心理學洗了一個硫酸澡。但這種嚴格的科學精神是以片面的客觀性原則為基礎的，它的確排除了某些非科學的東西，但同時也拋棄了科學所應該正視的人類精神。行為主義以及當代西方唯物主義陷入客觀性原則的誤區不是偶然的。從世界觀來看，它仍然深受經典物理學的原子論世界觀影響。這是一種單方面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的機械決定論，正是這種觀點導致了一種純粹的片面的客觀性原則的形成。根據物質的原子理論，宇宙完全是由我們稱為粒子的極小的物理現象構成的，世界中所有巨大的和較大的實體如星系、行星、火車等，都是由較小的實體構成的，它們自身又是由更小的實體構成，直到我們最終達到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層次。正如量子物理學家斯塔普(H.P. Stapp)所指出的，經典物理學沒有為意識留下一個合理的位置，因為它在邏輯上就已是完全的。在經典物理學中，物理世界完全只是由各種粒子和場構成的。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不過是運動中的物質。在這種理論結構中，諸如意識這樣的東西沒有任何邏輯的位置。這種原子主義的世界觀內含著一種觀點與方法，即：由更小事物(或更低層次)構成的較大事物(或更高層次)的許多特性是由更小事物(或更低層次)的特性和行為決定的，并且可以根據更小事物(或更低層次)來解釋。這是一種典型的還原主義的方法論。當代西方唯物主義陷入的困境和面臨的挑戰，核心所在是如何說明精神或意識的特性、它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它們采取了一種極端的唯物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中沒有賦予精神任何地位和作用，因此，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它必然采取還原或取消的立場，要么將精神還原或等同于物理的東西，要么將它們作為非科學的東西排除出科學研究領域。任何宏觀層次的研究(如心理學研究、社會學研究等)和任何對意向在神經過程中的作用(特別是原因性作用)的微觀研究，以及任何對于不同層次的狀態和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或辯證關系)的研究，都將被其作為二元論或多元論予以拒斥。它在方法論上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要正確理解客觀性，就不能將它與精神或主觀性對立起來。研究客觀性必須首先將精神納入整個世界框架中來考慮，并且明確肯定精神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我們的辯證的世界圖景中，精神必須占據一席重要的(雖然決不是第一位的)地位，它是新的“辯證的層次”。我們認為，辯證法內含著肯定層次與突現的隱性邏輯。質變是新事物(新層次)的誕生，是事物內部矛盾沖突的結果，是對舊事物(原有層次)的揚棄，它不是發展的中斷，而是在更高的復雜層次整合了復雜性程度較低的原有層次。辯證法是這種辯證的世界圖景的寫照，并從哲學上確立了辯證層次(包括精神層次)的地位。因此，辯證法也是探索復雜性(或復雜科學)的方法，是反還原論、反物理主義的方法。這是我們確立正確的客觀性原則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沒有這個世界觀和方法論前提，我們很難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符合真實世界實際的客觀性原則。也就是說，我們所考慮的必須是包括精神在內的整個世界的客觀性，而不是純粹的排除了精神的客觀性或物質性。

　　第三，當代科學和哲學研究的新趨勢已經基本上否棄了行為主義忽視乃至否定精神存在及其作用的立場。行為主義心理學的極端唯物主義立場將精神完全排除在物質世界之外，認為實在世界本身是客觀的，因此研究實在世界的科學方法也應該是客觀的。于是心理學只應該研究客觀上可觀察的行為。但正如塞爾所指出的，在本體論上，說所有實在是客觀的這完全是錯誤的：“不是所有實在是客觀的;有些實在是主觀的。”“精神狀態有一種不可還原的主觀的本體論”�！�5 〕精神狀態象其他生物現象一樣是實在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稱其觀點為“生物學自然主義”。著名數學家和物理學家羅杰·彭羅斯(Roger　Penrose)也明確宣稱：意識是我們宇宙的一部分。霍根認為，精神論的因果解釋有一種重要的自主性。他提出一種非還原的唯物主義或自然主義“這種自然主義”對精神本身、精神的因果性和精神論的因果解釋持一種堅定的實在論者的立場。”〔6 〕由于行為主義不能正視精神存在的現實，因此，它無法從“里面”來研究人，只能從“外面”來研究人。這種將人客體化、物化的研究方法既是心理學進步的結果，又是其失落的開始。根據行為主義的第三人稱的、客觀的觀點，我們研究“他人心靈問題”的唯一研究方法就是觀察他人的行為。即使是從常識的觀點看，這個結論也是荒謬的，因為心靈并不等于行為，簡單的等同無疑將失落人類許多最寶貴的特性。美國加州大學著名科學家李別特(B.Libet )近年來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原則。這個原則認為，外部觀察者不能直接親知有意識的主觀經驗，只有具有這種經驗的個體才能直接親知。因此，受試者的內省報告對于這種經驗來說，具有第一位的有效性�！�7〕行為主義流行的時代，是“有心理的”心理學被放逐的時代。但心理學不可能長期將心理或精神排除在心理學研究之外。因為人類心理或精神不僅是一種簡單的現實存在，而且是具有積極的因果效驗的存在，它對人的行為有原因性的作用，對他人和社會也起著不可否認的作用。正如當今一些反物理主義者們所認為的那樣：非物質的伴生于物質的是事實，但物質伴生于道德、精神、美學也同樣是事實，“無物理的差別即無差別”(No difference without a physical difference )固然是一個漂亮的口號，但“無道德的差別即無差別”、“無精神的差別即無差別”、“無美學的差別即無差別”等口號同樣也是真實不二的，伴生性是一條雙行道;還有的論者認為，精神事實不僅伴生于大腦事實，而且伴生于人的自然和社會環境。這種雙向伴生性的觀點，恰恰表達了精神同物理事物以及社會環境的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相互作用。而行為主義不僅否定精神研究的合法性與意義，反對使用任何精神論的語詞，而且根本不承認精神的實在性、意向性、自主性和因果性等特性，這與當代西方心理學、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對精神本質的新理解也是背道而馳的。

　　當代人本主義心理學、心靈哲學和所謂人本主義的神經科學(以斯佩里和艾克爾斯等人為代表)以及跨學科的意識科學(science of consciousness)研究日益表明， 精神構成了一個實在的新的本體論層次，它具有自主性、因果性等特性，精神過程能夠影響(作用)神經過程，并且是人類行為的原因，它不可以完全還原為物理現象，也不能被取消——即不承認精神現象的存在。斯佩里稱這一趨勢為七十年代以來的整體論、精神論趨勢。緊隨艾克爾斯和斯佩里，邦格也提出了他的“突現的唯物論”，試圖建立一種有別于行為主義等極端唯物主義的科學的唯物主義。1989年，艾克爾斯在梵蒂岡科學院研究周的科學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新的假設。根據這種假設，精神事件通過選擇突觸前小泡柵極的泡吐作用可以有效地作用神經事件，在這個過程中，有意識的精神事件引起了相關的神經事件。也就是說，精神事件能夠有效地增加泡吐作用的概率，從而能夠有效地增加特定皮層區的神經活動。1994年，艾克爾斯在其新著《自我如何控制大腦》中進一步論證了精神事件作用于神經事件而不違背能量守恒定律的假設。他認為，“我們的假設提供了一個關于精神意向引起隨意運動而不違背能量守恒定律的自然解釋。”〔8〕

　　如今，從總的趨勢來看，我們有理由認為，精神已經取代行為成為心理學研究的中心。心理學家們現在了解，作為了解心理過程的一個方面，行為無疑是重要的，但行為主義并不是萬能的。在心靈哲學(或心理學哲學)中，常識心理學的實在論(肯定常識的精神信念、愿望等的實在性、自主性、因果性的理論)正在取得對于常識心理學的反實在論(取消精神存在事實的極端唯物主義)的理論優勢。最近三十年來，非還原的唯物主義已經成為心靈哲學中的主流。即使在正統的科學界，特別是在唯物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神經科學領域，精神或意識也已經成為一個合法的研究對象。多年來，西方研究大腦和精神的科學家們一直回避對意識的研究。“為什么我們要討論那種不可測量的東西呢?”學術界曾經普遍認為，研究客觀現實的科學無法接納象意識這樣主觀的東西。然而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開始批評意識無法研究的觀點。從心理學到分子生物學到神經生物學和神經心理學再到量子物理學，等等，在許多領域，科學家們正在以無可駁辯的證據表明，理解意識的本質是科學的一個重要的目的，這也許是當代科學面臨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如今，不僅權威的科學雜志如《自然》和《科學》已經發表了關于意識的大腦基礎的研究成果，而且新出版了許多專門研究意識科學的雜志，如《意識科學研究》、《意識與認識》、《大腦與行為》、《心靈：意識研究的跨學科雜志》、《心靈與腦科學雜志》、《心靈與機器》、《哲學心理學》等，專門探討意識現象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也接連召開，如1992 年雅典“科學和意識”討論會、 1994年美國意識科學研究會舉辦的圖克森會議(會議的主題是“通向意識的科學基礎”)、1996年舉行的第二次圖克森會議、1997年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和愛爾西諾里舉行的關于大腦與自我的國際會議。1998年4 月底至5月初召開的第三次圖克森會議�？梢钥隙ǖ卣f， 目前國際范圍內正在興起一個跨學科的意識研究的新高潮。這一切雖然有些珊珊來遲，但畢竟體現了后行為主義的、后現代的心理學、哲學和科學的新趨勢。

　　最后，行為主義的哲學困境告訴我們，當今的唯物主義必須正視人類精神。九十年代以來，西方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正在以一種少有的一致性致力于說明精神在自然界中的本體論地位和作用，這個趨勢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切關注。甚至連一直頑固堅持還原論立場的著名分子生物學家克里克，在其新著《令人驚奇的假設》中也呼吁：現在是正視意識問題的時候了。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傾向于承認自然界的突現屬性和等級層次，承認意識的實在性和因果效驗，并通過科學和哲學等的跨學科研究來確立意識的本體論地位，進而尋求溝通科學與價值、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途徑。這也正是斯佩里所說的七十年代以來科學和哲學中的整體論和精神論趨勢。在當前的種種研究綱領中，唯物主義仍然是占主導地位的，但這種占主導地位的唯物主義是肯定精神實在及其因果效驗的非還原的唯物主義。極端唯物主義(如取消論唯物主義)雖然仍有一席之地，但目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這種趨勢表明，唯物主義再也不能回避、排斥和否定人類精神的存在及其現實作用了。當今的唯物主義必須正視人類精神，必須肯定精神的實在性、自主性和因果性等特性，并在此基礎上尋求將精神概念納入我們的“自然”概念，進而在更高的層次上確立新的客觀性原則。這或許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戴維·查爾默斯語)，但它確實是當代科學和哲學中最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等閑視之。

　　【參考文獻】

　　〔1 〕　　Terence　Horgan,　 "Supervenient　Qualia",　 ThePhilsophical Review XCVI, 1987, p. 504.

　　〔2〕　George Graham, "The Origins of　Folk　Psychology", in Scott M. Christensen and Dale R.　 Turner　( ed. ) ,　 FolkPsych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1993, p.201.

　　〔3〕　Mario Bunge, Treatise on Basic Philosophy, VOL.5,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p.45.

　　〔4〕　Ned Block and Jerry A. Fodor,　"What　PsychologicalStates are not", Reprented, with revisions by the authors,　inNed Block(ed),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Vol. 1, Methuen, 1980,p.237.

　　〔5〕　John R. Searle,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TheMIT Press, 1992,p.19.

　　〔6〕　Terence Horgan, "Nonreductive Materialism　and　theExplanarary Autonomy of Psychology", Reprented in　Steven　J. Wagner and Richard Warner (ed. ) ,　 Naturalism:　 A　CriticalAppraisal,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93,p.295.

　　〔7 〕　　Benjamin　Libet,　 "Cerebral　Processes　thatDistinguish　Conscious　Experience　from　Unconscious　 MentalFunctions", in John C. Eccles and Otto Creutzfekdt(ed.),　 ThePrinciples of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the Brain,　 Springer —Veriag, 1990,pp.185—186.

　　〔8〕　John C. Eccles, How the Self Controls　Its　Brain, Springr—Verlag, 1994,p.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