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社會保障私有化已經是世界各國社保改革的一個趨勢，然而私有化本身并不是終點。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社會保障私有化要趨利避害，避免好事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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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會保障私有化的趨勢

　　1979年，撒切爾夫人對英國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作為私有化改革的組成部分，英國鼓勵雇員從原來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中“合同退出”，加入到私人部門退休金計劃。英國的改革可以看做是社會保險私有化的開端。此后，有二十余國進行了全部或部分的私有化改革，選擇了強制性個人賬戶制度。因此，有論者稱這一現象為“社會保障私有化趨勢”。 社會保障私有化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一種模式，它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規定收益制(benefit-defined)下的公共帳戶轉為規定繳費制(contribution-defined)下的私人帳戶;二是政府公共部門的集中壟斷性管理轉為私人基金公司的分散競爭性管理。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西方各國嚴重的經濟滯漲、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以及計劃經濟國家的經濟轉軌，越來越多的人反對國家干預，認為政府只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和管理者。在社會保障方面，新自由主義認為慷慨的養老社會保險制度不僅引起了高稅率，導致了代際矛盾的產生和發展，同時導致儲蓄率低下，經濟受損，所以他們提倡將養老金私有化，即將私營管理引入市場機制，這樣就可以提高養老金投資收益率、調動投保者投保的積極性。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智利率先掀起了全球改革的浪潮，從1981年開始實行新的個人帳戶存儲式養老保險制度的。新制度規定，廢除20年代從西歐引進的現收現付統籌制模式，勞動者每月按工資收入的10%繳納養老保險費，存入個人帳戶，免征所得稅。基金營運引入競爭機制，政府授權25家私營性質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對養老基金實行資本化管理，代表投保人使用這些基金參加生產性投資以及法律允許的股票、債券等金融證券投資，收益歸投保人，以后隨退休金支付給退休者。由于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的效益有高有低，服務有優有劣，投保人可自由選擇效益好的管理公司投保，以后也可以隨時將基金從一個公司轉到另一個公司。為了保障舊制度下已繳費人員的利益，參加舊的養老保險制度的老職工轉入新制度時，對他們以前已繳納的保險費，由國家給予承認，政府發給“認可債券”，在他們退休時由國家財政按保險費金額并考慮消費價格指數再加上4%的利息撥入他們的個人帳戶。南美的秘魯、巴西等國先后走向了私有化的改革之路，新加坡、馬來西亞也開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養老金私有化改革，中國也從現收現付制轉向了部分積累制，從本質上講，中國在1991年推出的“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并按照“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方式銜接的改革已邁出了社會保障私有化的第一步，即公共帳戶轉為私人帳戶。

　　二、社會保障私有化的局限

　　在有些情況下私有化也許是最好的選擇，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對公共部門進行改革反而是最好的選擇。我們應該對私有化的局限有一個健康的認識，而不是無條件的接受或拒絕。在社會保障私有化這一趨勢中，很多國家都在某些領域嘗試了私有化，然而其結果確有些差強人意。

　　(一)智利醫療保健的部分私有化 這是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思想的指導下完成的，1981年起，智利軍政府的將經濟學家們主持的改革集中在醫療保健上。在這之前智利的醫療保健基本上是由政府負責的。其中最重要的舉措之一就是引進私營保險公司——智利醫療保險機構，目標是在智利醫療保險機構內部以及智利醫療保險機構與智利國家醫療保險基金之間建立競爭機制，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競爭將導致醫療衛生部門為被保險人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但結果卻事與愿違，新成立的智力醫療保險機構開始對投保人進行選擇，只有健康富裕者才能承擔智利醫療保險機構的保險并接受私營醫院高水平的醫療，而智力國家醫療保險基金不得不與剩下的所有人簽訂合同，到1998年1/5高收入家庭中有55.4%人投保了私營的智利醫療保險機構的保險，低收入的1/5投保該保險的只占 4%，2/5的最低收入群體在智利國家醫療保險基金中占壓倒性多數。智利前衛生部長這樣評價醫療保健改革的結果：私營保險公司挑選了年輕健康的進行保險。由于沒有合適的法律進行管制，這最終導致了低效，不公，瓦解與社會分裂。

　　(二)美國的私人養老金 在美國，職工將固定的一部分工資繳入一個個人賬戶，而他們的退休金額取決于股票市場是否成功以及自己在投資方面的知識，然而很多人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公司還經常用公司股票來補足員工的繳費。這樣，一旦公司破產，職工們就失去了能為其退休提供資助的養老金。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得不工作更長時間以彌補所經受的損失。而對于年紀較大的職工來說，有可能即使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齡還不得不為了生計而繼續工作。顯而易見，即使在今天，尤其是考慮到人口的增多，單靠社會保險不足以過一個有品位的退休生活。但是私人養老金計劃是否是一條可行之路呢?因為這一計劃期望職工來作投資決策并獨自承擔股市失敗的風險，另外該怎么對待那些無法掙到足夠的錢來負擔退休金計劃的職工呢?無論從長期看還是從短期來看，由于社會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到個人賬戶，美國社保體系的支付能力從整體上來說將受到嚴重的削弱。建立個人賬戶的結果是用個人賬戶系統替代了傳統社保體系的整體“縮水”。對那些選擇了個人賬戶的人來說，他們的一部分繳費被轉移到了個人賬戶里，換來的是他們在傳統體制內養老金給付的進一步削減，社保體系的財政條件將不可逆轉地會惡化，并且，社保基金“流失”的這筆基金的數額超過了受益人被削減的養老金給付的數額。

　　(三)藥物研發的私有化 目前由私營公司進行藥物研發的現象越來越多，為了將競爭作為推動力引入市場，從而促進新藥的研發，政府逐漸從制藥部門退了出來。這樣，救命的藥品就成了商品必須通過成本-收益計算而不是通過健康方面的收益來證明其附加值。結果，藥物研發開始為預期利潤所左右，而不是被滿足需求和增進健康的目的所驅動。為了應付殘酷的競爭以及股東的監督，制藥公司被迫使其行為越來越“理性化”，中斷無利可圖的研究活動或者將無利可圖的生產線關閉。而且，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公司對那些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并非醫藥領域的興趣日增，比如健身和美容。這些變化助長了這樣一種情形，即大部分人口的健康問題逐漸被忽視了，他們的疾病也被忽視了，尤其是窮人。另外由于好多公司越來越依賴極少數暢銷藥品所產生的巨大收益，它們再沒有力量來研究主要影響到窮人的疾病。這些不足之處對于成千上萬個病人都是生死攸關的。

　　從上面三個例子可以看出，社會保障私有化有著其灰暗的一面，在引進競爭的同時也有可能導致壟斷的出現，以及會加劇社會的貧富分化，導致社會的不安與動蕩。所以在推行私有化的時候不僅要堅持起點和機會的公平，即要確保公平的、有意義的競爭，又要兼顧結果的公平，即保護弱勢群體，不能以犧牲他們為代價來實現效率，而是要使效率提高的成果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社會共享。

　　三、中國社會保障完全私有化為時過早

　　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有的學者開始提出要將中國的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金完全私有化。但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真的那么可怕嗎?最可怕的其實是對人口老齡化過分夸大及一邊倒，并對社會保障改革產生誤導。雖然中國今后人口老齡化程度是相當高的，但到21世紀中葉，中國也絕不是世界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同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相比，中國的老齡化程度絕不是最突出的。到我國高齡化程度最嚴重的2050年，雖然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急劇提高到6.8%，占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達到23%，但整個發達地區平均屆時已達到30%,像日本、新加坡等已向40%靠近。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孫炳耀先生建議，要區分老年型社會的兩種狀態：一種是動態的老齡化過程，另一種是作為老齡化結果而形成的靜態老齡社會。第一種狀態是由于某個時期人口出生率的突然變化，而對人口年齡結構形成巨大的影響，比如美國二戰后的“嬰兒潮”，以及我國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出現的“文革一代”。正如有的人口學家所指出的，人口老齡化這種階段性快的特征，持續一段時間就會穩定下來，大約到21世紀后半葉，隨著人口出生高潮時期的老年人逐步故去，就會出現靜態老年社會。而孫先生認為，在靜態老年社會，現收現付制并沒有明顯的缺點，反而還表現出一定的優點。

　　另外，從文化方面來說，在我國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積淀下來的優良傳統，我國家庭一直是實現老年經濟、精神保障的重要的社會制度。這和國外親子關系淡漠、家庭功能淡化的社會文化是有很大區別的。

　　其次，實行養老金的私有化改革，就是要把養老金交給私人投資公司去管理，并允許個人自由選擇退休賬戶的開戶公司，但這種體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環境、發達的資本市場、高效的投資機構和一大批具有豐富的養老基金管理經驗的專業人士為依托。然而，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的發展才剛剛起步，金融和投資方面的法規也不健全，高素質的投資管理人才更是鳳毛麟角，在這種情況下把職工的養老金交給私人機構管理，讓廣大職工自己去管理自己的投資命運，承擔自己的投資風險，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再次，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仍能滿足“艾隆條件”。到2030年之前，雖然我國的勞動力的自然增長率在逐漸放慢，但始終保持增長態勢。根據原國家計委“中國勞動就業預測”課題組的預測，我國勞動適齡人口將從2000年的3.204億增加到2030年的6.222億，平均每年增長3.1%。根據世界銀行對我國未來世界工資增長的預測，2011—2030年將達到4%，2030年后為3%。對于利率的預測雖然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但有理由相信我國居民的儲蓄習慣短時間內不會改變，那么在如此高的儲蓄率之下利率還將維持一個較低的水平，因此，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口增長和工資增長之和將大于利率，也就是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是符合“艾隆條件”的。

　　社會保障私有化是在目前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繳費替代率低這兩大熱門話題的催生下產生的，私有化固然能解決政府財政壓力大，替代率低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它又不可避免的帶來一些難以解決的消極影響。所以我個人認為中國是否要進行社會保障私有化改革仍需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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