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施蟄存的小說創作融匯了中西文學的傳統,不僅借鑒西方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也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呈現出濃郁的傳統文化特質。本文試從施蟄存小說對傳統文化的汲取、對傳統文化的反叛以及受傳統文化的制約等三個方面,來分析傳統文化對施蟄存小說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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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蟄存作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新感覺派”代表作家之一,其小說創作在文化取向和審美選擇上鮮明地呈現出了有別于其他新感覺派作家的創作特點。他不僅靈活地運用西方現代主義的創作手法,對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分析,充分挖掘人物的潛意識,成功地創作出了一系列優秀的心理分析小說,而且其小說也明顯地保留著傳統文化的印記,無論是表現都市快節奏生活下分裂的人格,還是回望鄉鎮惆悵憂傷的往昔,或者是審視遙遠歷史人物內心的苦悶,都表現出鮮明的傳統文化的特征,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傳統文化對其小說創作的影響。對這種影響的分析,大致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 施蟄存小說創作對傳統文化的汲取

　　施蟄存小說中所包含的傳統文化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創作時所帶有的傳統文化心理,而這種傳統文化心理與其早年的鄉鎮生活經驗和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密不可分。施蟄存原籍浙江杭州,幼年隨父母遷居蘇州,八歲時又遷居松江,中學時學作舊體詩,取法黃庭堅,后來轉而學唐詩時又喜歡李賀、李商隱。早年鄉鎮生活的經歷以及古典文學素養的積累對他后來的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反映在小說創作中,則是創作方法上始終注意傳統的寫實手法的運用,注意抒情寫意,重視含蓄之美的表現,有時流露出感傷與懷舊的鄉土情結,在含蓄優美的語言中傳達出詩意的美,這也是其傳統美學思想和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早期的小說集《上元燈》。這里面的作品大多是對蘇州古城和松江小鎮早年生活的懷舊和感傷。在這些作品中,作者大多在一個追憶性的敘事結構中,納入諸多懷舊感傷的情緒,小說常常在追憶中開始,又在惆悵中結束,而整篇小說則在意境的營造或意象的選取等方面表現出傳統文化的影響。如短篇小說《扇》,文中所描繪的清麗的月色,靜穆的花圃中的蛙鳴蟲噪,以及少女珍官小小的倩影,無一不具有傳統文化美的印跡,而一對少年男女在花前月下以團扇追撲流螢的意境,更是容易使人聯想到杜牧的《秋夕》。再如《上元燈》也描寫了少年男女純真的愛情,他們把仿北宋南院畫本畫起來的上元燈當做愛情的信物,柔婉含蓄地表達愛情,蕩漾著古時文人幽遠的惆悵和濃重的懷舊情調。

　　除了早期的作品之外,施蟄存在后來的表現心理分析的作品中也體現了對傳統文化的濃厚興趣。例如《梅雨之夕》一篇,主人公由偶遇的少女、初戀的情人和現實中的妻子這三個女子聯想到“擔簦親送綺羅人”的詩句和日本畫伯鈴木春信的一幀題名叫“夜雨宮諧美人圖”的畫;《魔道》中的主人公看見村姑洗衣,浮現在腦中的則是“休洗紅,洗多紅色淺”的古謠句;《將軍底頭》開篇即引用了杜甫的詩句“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由此可見,對傳統文化的汲取貫穿施蟄存小說創作的始終,在早期的感傷與懷舊的作品和后來具有明顯現代色彩的作品中均能尋找到一種古色古香的韻味。

　　二、 施蟄存小說創作對傳統文化的反叛

　　施蟄存在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對傳統文化有所依戀和汲取的同時,也熱衷于在創作中另辟蹊徑,引用西方現代主義創作理論,用精神分析學說剖析人的行為,還神和英雄以人的本來面目,這種對傳統創作手法的顛覆和在創作中打破傳統歷史定論的理念則體現了對傳統文化的反叛。

　　首先是對傳統手法的顛覆。施蟄存曾有過這樣的自述:“二十年代末我讀了奧地利心理分析小說家顯尼志勒的許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緊了對這類小說的涉獵和勘察,不但翻譯這些小說,還努力將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接連出版了《將軍底頭》、《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集子,這一時期的小說,我以為把心理分析、意識流、蒙太奇等各種新興的創作方法,納入了現實主義的軌道。”①

　　心理分析、意識流、蒙太奇等新興的創作方法,本是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而施蟄存卻說將其納入現實主義的創作軌道,這無疑是創作手法上的顛覆。在創作實踐上,尤其是《將軍底頭》和《梅雨之夕》這兩部小說集,確實是施蟄存運用現代主義創作手法進行藝術探索的結果。施蟄存成功運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在作品中大量運用內心獨白、聯想、虛構、象征、荒誕等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創作技巧,著重揭示主人公性欲與文明相沖突所導致的精神病態與精神分裂。

　　除了創作手法之外,施蟄存小說對傳統文化的反叛還表現在打破幾千年來傳統歷史的定論,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將神和英雄化為凡人,還以普通人的本來面目。如《李師師》一篇,歷史傳說中的宋代名妓李師師本也是才貌雙全、孤傲高潔的女子,然而到了施蟄存筆下,李師師則成為一個充滿著底層人的俗氣和世故的妓女,看到“癡呆地沉睡著,打著雷針般的鼾聲,嘴角邊淌著好色的涎沫”的巨商趙乙,她本是覺得“銅臭熏人欲嘔”,“即使那樣的豪富,一個市儈總無論如何是個市儈”,滿是對市儈的不屑和鄙薄。

　　可是當得知這個嫖客趙乙原來竟是當今天子之后,其態度馬上由先前的厭惡變為曲意逢迎,甚至做上了被娶進宮的美夢了。另外,在《將軍底頭》《鳩摩羅什》《石秀》等小說中,施蟄存也對人物進行了細致的心理分析,消解了英雄的崇高和偉大,揭示了他們掩飾在光鮮外表下不光彩的內心世界,還原了他們作為人的本性。關于這些作品的論述頗豐,這里不再贅述。

　　三、 施蟄存小說創作受傳統文化的制約

　　施蟄存小說創作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除了表現出其對傳統文化的汲取與反叛之外,還表現為受傳統文化的制約,如果說汲取和反叛均是有意為之的話,那么這種制約則是被動的了。這種制約可以理解為施蟄存對傳統文化的汲取的結果,同時也是對傳統文化的反叛的不徹底性的表現。

　　這種受傳統文化的制約的情況主要通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表現出來,我們可以從這些形象入手來進行具體的分析。例如《魔道》一篇,小說講述了主人公“我”在去朋友陳君的寓所度假過程中看到黑衣老婦后一系列奇怪而詭秘的遭遇,在這一連串的遭遇中,“我”的荒誕恐怖的怪異心理其實都是都市人內心焦慮的外化。

　　尤其是在主人公幻想自己與陳夫人“已經在接吻”的時候,腦海里立馬閃現出“我犯了罪,會得到天刑吧,也許我立刻會死了的”的念頭,這便表現了主人公這一形象被中國封建傳統束縛而不能自拔。另外,正如施蟄存自己所說,《將軍底頭》所表現的是種族和愛的沖突,《鳩摩羅什》所表現的是道德和愛的沖突,這種沖突也正是作品中人物形象內心原始本能在傳統文化的制約下力圖沖破束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