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積重難返的美債問題給中國等債權國的資產安全帶來隱憂;而中國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同樣造成了美國國家安全的擔憂。由于中美債務關系的非對稱性,美國的行動能力并未受到影響。美債問題還間接加劇了中美貿易摩擦及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議。中美債務關系的相互依賴還將長期持續,并將對中美關系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詞：政治經濟論文發表,發表論文期刊網,中美關系,美債問題,美國對華政策

　　引言：近年來,美國國債問題日益引起國際社會的矚目。奧巴馬政府采取了削減預算赤字等措施來緩解國債劇增的壓力。積重難返的美債問題給中國等債權國的資產安全帶來隱憂;而中國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同樣造成了美國國家安全的擔憂。由于中美債務關系的非對稱性,美國的行動能力并未受到影響。美債問題還間接加劇了中美貿易摩擦及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議。中美債務關系的相互依賴還將長期持續,并將對中美關系產生深遠影響。

　　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國內經濟復蘇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嚴重沖擊。在此背景下,事關眾多投資者利益的美國國債問題日益引起世人矚目。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的資產安全面臨嚴峻考驗。同時美債問題對中美政治關系和經濟議題產生了廣泛的重要影響。

　　一、美債問題的產生及其嚴峻性

　　1.美債問題的產生。

　　由于美國的經濟結構、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國內長期的高消費和低儲蓄率等因素的影響,美國常年保持經常賬戶赤字與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造成國債規模不斷攀升。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國過度的家庭消費和政府支出助推著經濟增長。此間選舉政治導致福利支出有增無減、布什政府大幅減稅、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的戰費高昂,加之次貸危機后政府救市規模浩大等因素導致政府預算赤字居高不下。

　　據美國白宮辦公室統計,聯邦政府2001財年尚有128億美元財政盈余,次年即出現約158億美元赤字,到2009財年赤字已達1 413億美元,其后略微下降為2011財年的約1 230億美元。[1]貿易赤字的長期化加劇了美債困局。美國制造業的衰落導致了美國國內對進口消費品的依賴,經濟結構的制約導致經常項目赤字狀況難以扭轉,外資注入又助長借錢消費的膨脹。

　　據美國財政部公債局統計,2001年美國國債約為5.8萬億美元,截止2012年3月6日總額已累積至約15.5萬億美元,其中,美國政府持有4.74萬億美元,公眾持有10.76萬億美元。[2]另據經合組織統計,2010年相比2003年,美國的GDP增加了約30%,同期美國國債總額卻增加了118%。[3]一國不可能長期維持債務增長率超過經濟增長率的狀況,否則將導致國家收入越來越多地用于償還債務本息。雖然在經濟衰退、失業增加時,較高的政府開支和較低的稅收政策,通常會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復蘇,但這一政策也導致財政赤字及政府債務上升,進而制約政府運用財政政策應對突發挑戰的能力,并有可能導致突發性財政危機。

　　2.美國政府減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機發生后,奧巴馬政府通過提升美國的經濟競爭力、上調國債上限、削減政府預算等措施,遏制國債快速上升的趨勢。其中,美國政府削減財政赤字的相關措施目前已經并將繼續產生較大影響。

　　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主要分為自主性支出項目 (discretionary spending)和 法 定 支 出 項 目(mandatory spending)。根據《1974年國會預算與撤消支出授權控制法案》,支出上限適用于像國防、行政經費等必須每年經國會審核、授權和撥款,具有調整空間的項目,這些項目支出若超出上限,旨在全面削減支出的“扣押性機制”將自動生效;對于醫療、福利、社會保障等不需要國會每年討論的法定支出項目,則適用現收現付機制,即誰提出一個增加支出的項目,必須同時提出相應增加稅收或減少支出的項目,以保證總額不會被超越。[4]2011年聯邦財政預算中的自主性支出約為1.35萬億美元,約占預算總額的近40%。[5](P1)自主性支出的約一半為國防開支,其余主要包括教育培訓、就業與社會服務、交通運輸、收入保障、退伍軍人福利、公共衛生、國際事務以及執法開支等。由于削減醫保及醫療補助、社會保險支出等法定支出很難獲得民意支持,而削減國防支出等自主性支出的壓力較小,因此國防支出成為削減重點。如果自主性支出均按上限成比例削減,2021年的國防開支將占GDP的2.7%,而最近10年這一比例約為3.4%。[6]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宣布,2012年 以 后5年 五 角 大 樓 必 須 削 減2 590億美元軍費,10年的削減目標則為4 870億美元。[6]

　　即使大力壓縮軍費開支恐怕也仍然不夠。雖然美國政府力圖通過削減自主性預算來降低財政赤字,進而緩解、改善國債狀況,但法定支出特別是醫保支出的增加無法遏制。由于國民平均壽命的延長及嬰兒潮一代的退休,未來數年符合醫保條件的老年人數量會激增。國會預算局在2011年8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醫保支出占GDP不足5%,預計 到2050年 前 后,這 一 開 支 將 占GDP的12%左右。如果這一趨勢不改變,醫保支出的增速將繼續大大超過經濟增長速度。[7](P82)如果不對醫保政策采取結構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將無法徹底解決美國面臨的債務困局。所以,美 國政府減 赤計劃的實際效果仍然具有不確定性。

　　3.美債問題的嚴峻性。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將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國家信用擔保。美國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鈔消費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鑄幣稅特權;還可通過發行美元的方式償債、付息或直接“借新債還舊債”。這也是美國可以用擴張性貨幣政策應對經濟危機并轉嫁危機代價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機發生后,美聯儲的兩輪“量化寬松”向全球輸出大量美元,直接導致美債價值“縮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國國會兩黨的國債上限之爭及其后標普公司調降美國主權信譽評級的舉動,加劇了全球主要債權國和投資者對美債信用狀況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