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神經科學是關于人類神經系統的結構、功能和發展等方面的學科,它致力于研究大腦的結構、功能以及大腦局部刺激對大腦的影響和大腦的性能反應。腦成像技術作為神經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領域,由于其能夠直接觀察大腦在信息處理和應對刺激時的神經化學變化、能夠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提供重要參照從而備受醫療界的青睞。

　　然而,在其明耀光環的照耀下,人們卻往往忽視了伴隨于其中的一些社會、法律及倫理問題,例如,腦成像信息不但能夠作為人們預測疾病的手段,在醫療事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是個體唯一性的鑒定工具、是探測人類思想的有效途徑,在非醫療領域中被廣泛地應用。隨著腦成像技術的發展和其成果在各個領域中的運用,腦成像技術所產生的社會、法律及倫理問題逐漸引起了各個領域人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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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隱私保護的特殊性

　　隱私作為人類的一項基本權利,指主體不愿意被公眾知悉的并與公共利益沒有關系的私人信息(包括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個人秘密、個人的生存與活動空間、個人的行為、私人活動及私人領域等等),隱私與個人的尊嚴、人格等緊密相連,是個人價值的重要基礎。隱私權一直受到諸多學者的重視,一些學者認為,與生活權、自由權、財產權相比較而言,隱私權可能更為基本。[1]

　　有些學者甚至認為隱私是民主社會的重要標志,具有促進社會民主的巨大作用。[2]隱私是保持個人獨立性及個體尊嚴的重要基礎,但是傳統意義上的隱私是真正的個人隱私嗎?與個體腦信息比較而言,傳統隱私只能作為一種外部意義上的相對隱私,而腦信息才是真正的個體隱私,是個體最重要的隱私———思想隱私。

　　腦成像技術涉及到的個體隱私有其獨特性,屬于人的思想隱私,是真正意義的個體隱私。在進行個體腦部信息掃描時,腦成像技術能夠利用遺傳信息預測人類精神疾病的發生,當個人從事一項特殊任務時,血流類型和腦部成像可能與指紋、基因一樣作為個體識別的唯一標識。腦成像信息會像遺傳信息一樣作為個體鑒定的一種途徑。正如一根頭發一樣,它能夠很容易地被獲得并作為個體的結論性鑒定,一個即時的大腦掃描也能被用來鑒定主體并揭示個體詳細的個人信息。腦信息與人類認知和情感也存在緊密聯系,MRI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大腦結構出現了反常,腦掃描顯示,大腦前額葉和顳葉等灰質含量較正常人有所減少。

　　這種結構的反常和過量的多巴胺導致的功能性反常通常和認知功能混亂和情感障礙等緊密相連,而認知功能混亂和情感障礙通常是疾病發生的一種預兆。同時,腦成像研究的成果可能揭示個體的無意識偏見及個體無意識的偏愛信息。[3]

　　腦信息還能揭示有關人格特征、精神疾病、性偏好或者藥物成癮的易感性等基本信息。[4]相對于我們的基因組來說,我們的大腦更是我們的自我概念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一場“神經科學革命”。[5]腦成像信息已經成為個體思想信息的一種標識、成為個體的結論性鑒定,腦成像技術已經“威脅或侵犯到了自我的最后一個區域”。

　　腦成像信息涉及到的隱私保護的特殊性問題主要反映在腦信息獨特性的三個方面

　　:(1)腦隱私是人的思想隱私。腦信息揭露了個體自我的、唯一的和不可控制的方面,而這些方面在以前是不可觀察的。正如個人的基因構造是獨特的一樣,大腦被認為是一個“具有個性的器官”,這種隱私信息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個體心理特征;

　　(2)腦隱私具有可預測性。腦成像提供了一條觀察大腦結構和功能的途徑,大腦血流和神經活動成像被用來顯示發展成一定疾病和精神反常的可能性。腦成像信息可作為人類疾病和行為的可靠性預測,反映著個體的生理特征;

　　(3)腦隱私保護的特殊性反映在腦信息的雙重性。雖然腦成像技術目前主要作為疾病觀察和治療的有效途徑,然而在醫療領域里的腦成像往往伴隨著非醫療性領域里的運用,例如行為的預測、思想的探查等,也即腦信息具有雙重效應,不僅可以預測疾病,同時這些信息也是對人類行為和思想的預測和反映。

　　腦部血氧含量檢查可能揭示額外的物理變量,導致潛在性的隱私泄露和醫療問題的暴露,例如當測謊的時候,fMRI可能揭示受試者患有腫瘤或將來可能患有腫瘤的風險,也可能揭露受試者顯示智力障礙或推理能力缺失的大腦神經類型。

　　思想使人區別于機器,心理的公開化和生理的可預測化使人沒有隱私,而一個沒有任何隱私的人同僅僅擁有簡單程序的機器沒有本質差別。思想作為個體最重要的隱私信息,是個體人格和尊嚴的重要保證。腦成像技術可能使個體思想信息公開化、生理信息可預測化,嚴重威脅到了個體的隱私權,是對主體人格和尊嚴的嚴重挑戰,突破了對主體隱私權保護的傳統界限。

　　二、安全性

　　腦成像技術目前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由于腦系統的高度復雜性以及開放性特征,腦成像技術對人類疾病、行為和認知預測的不確定性對受試者的生理和心理安全性產生了嚴重影響。PaulRootWolpe等把腦成像技術目前存在的諸多限制分為內在可靠性限制和外在可靠性限制兩個方面,他們認為腦成像技術測量的有效性還不知道,規范和制約目標行為的心理范式尚不明確,腦成像技術測量和預測尚沒有標準化;人類思想是非常復雜的、依賴具體情境的活動,具有各種各樣變化的可能性,因此實驗室里那種具體環境中的探測能力并不等同于實際復雜情境中的能力,腦成像技術的語言是不精確的。[3]

　　WalterGlannon認為,腦成像技術仍然在以下五個方面受到限制。

　　首先,目前沒有足夠充足的腦成像數據庫證實腦部所有成像都能證實或預測重要的臨床結果。

　　其次,一種特殊的大腦狀態可能依賴于一些腦區的激活和其他腦區的抑制。雖然一個大腦區域相當程度的新陳代謝不足或過度激活可能和精神病理學相關聯,但是新陳代謝活動水平比正常水平略微低或高些是否具有臨床意義還不清楚。

　　第三,認知和情感能力基于大腦區域的諸多神經回路的活動,因此,單個腦區活動成像可能會導致對此圖像的狹隘的神經病理或心理意義的解釋。

　　第四,雖然腦成像能夠顯示正常和反常的大腦狀態及精神狀態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是它不能對神經及精神疾病的病因和發病機理給予原因性解釋。

　　第五,腦成像不能捕獲機體與外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大腦功能狀態不僅服從于內部的制約因素和規律,而且還有賴于它們與外界的動力相互作用。因為腦成像至多提供了大腦狀態與精神狀態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因果聯系,因此把腦成像描述為讀心的一種方式將會是誤導。[6]

　　另外,我們知道,生物電流是生命過程中的普遍現象,人體內部幾乎每個組織和器官都伴隨著電流的產生和釋放過程,例如腦電、心電、肌電等等,伴隨著這些電流的是腦磁場、心磁場和肌磁場等。此外,人體組織內還含有一些磁性物質,例如血紅蛋白、肌紅蛋白、鐵蛋白中都含有鐵物質;血漿銅白、肝銅蛋白和尿酸酶中都含有銅物質。

　　它們在外磁場的影響下是否會引起人體內部組織的病變和錯亂呢?是否會導致大腦結構和功能的改變呢?EthanMcMona-gle認為,腦成像技術會對受試者的身體和心理產生嚴重的影響。由于fMRI技術基于與個體身體相互作用的極強的磁波,因此存在相關的物理風險。例如,如果受試者體內有植入式裝置(如電震發生器:用電流停止心臟纖維性顫動器),那么fMRI測試就可能導致嚴重的傷害或者死亡。[7](102)

　　另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總的受試運動(grosssubjectmotion)和生理相關變化會影響到fMRI數據的波動,從而對fMRI的精確性產生影響,那么在檢測時就需要限制受試運動。[6]因此,就相應地存在一個鎮靜的問題。EthanMcMonagle認為,假如個體在受試過程中不能完全地平靜的話,甚至一個人偷偷摸摸晃動舌頭的動作就足以改變檢測數據;[8](44)假如一個被告被迫進行掃描,為了希望獲得有意義的結果,操作者可能必須對被告使用鎮靜劑以使其平靜。鎮靜劑有許多風險,包括死亡。冒著死亡的風險去建立可信度是殘忍和異常的。最后,腦掃描可能造成受試者的恐慌或焦慮等讓人不高興的經歷。

　　安全是我們在發展科技手段謀求福祉首先應該考慮的問題。不傷害原則是生命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之一。傷害又可分為有意的傷害、無意的傷害和傷害的風險。[9]目前,腦成像技術還存在很多限制,本身技術性限制對人體產生預期以及不可預期的心理和生理的安全性隱患是無法完全避免的。

　　其實,腦成像技術的臨床運用過程中還存在許多安全性問題,腦成像信息的保護、轉移和利用等都會對受試者造成安全隱患。例如,由于腦信息的非必然性或不確定性,利用腦信息預測、治療疾病和孩子監護等都存在安全性問題或安全性風險。這些都是我們在發展和運用腦成像技術時必須慎重考慮的,如何在利用腦技術時尋求一種權衡利弊的張力是我們不可回避的問題。

　　三、知情同意的復雜性

　　知情同意是研究倫理問題的基本原則之一,知情同意是指患者在醫生提供足夠的相關信息的基礎上作出選擇的自主決定。知情同意包括知情和同意兩個方面,知情作為患者決定的基礎,關鍵取決于醫生充分的信息告知和患者對信息的理解,同意則是患者自主決定的權利。1946年《紐倫堡法典》中規定:“在研究試驗中,受試者的自愿同意是絕對必須的”,1964年第18屆世界醫學大會通過的《赫爾辛基宣言》在肯定人體醫學實驗必要性的同時,強調了自主原則、知情同意原則和無傷害原則。[10]

　　知情同意包括四個要素:信息的告知、信息的理解、同意的能力、自動表示的同意。[11]腦成像技術所涉及到的知情同意的復雜性問題主要集中在信息的告知和信息的理解兩個方面,同意的能力和自動表示的同意不存在太多的復雜性問題。信息的告知是醫務人員的職責,由于腦信息的高度復雜性,醫務人員能否擁有信息的充分告知能力取決于自身對腦信息的理解能力;而受試者對信息的理解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受試者和醫務人員對復雜性的腦信息的理解;二是醫務人員充分的信息告知。

　　由此可見,知情同意的復雜性問題聚焦于一點,即腦信息的高度復雜性。加拿大戴爾豪斯大學EthanA.McMonagle認為腦成像技術涉及到的知情同意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當針對欺騙對受試者進行腦部掃描時,一項fMRI掃描資料可能揭示主體患有腫瘤或在未來有潛在地引發腫瘤并發癥的危險。

　　可能掃描將揭示主體大腦有其他的神經模式,而這些神經模式顯示了主體有限的智力或推理能力。”[6]腦成像技術所涉及到的知情同意的復雜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知情同意的復雜性主要表現在腦成像信息高度的復雜性和不同腦部掃描之間的相關性。

　　由于腦信息的復雜性和不同大腦神經模式的高度相關性,一項腦部掃描資料不僅顯示某個預期的特定癥狀,而且能夠同時附帶性地揭示主體其他的代表疾病、認知或行為能力的神經模式;其次,腦成像技術屬于當代神經科學技術前沿,專業性極強,因此需要操作人員較高的專業知識素養以及對腦部神經連接模式成像規律嫻熟的掌握。在對受試者進行腦部掃描時,操作人員不僅需要告知受試者腦成像針對的靶部位的可能情況,而且為了尊重受試者的自主權和知情同意權,還需要告知受試者除靶部位可能病情之外的其他可能性的附帶病情。

　　這就需要醫生具備高度的專業修養才能全面、真實、準確、客觀地把握真實病情與可能性病情之間的關系并尋求對受試者的適度的信息告知,而這一過程是復雜的,也是困難的;最后,提供合適的、充分的、真實的醫療信息是受試者實現知情同意的重要前提,受試者對信息的理解是實現知情同意的關鍵。由于醫療服務對象個體的文化修養、受教育程度等都存在較大差異,怎樣選擇一種恰當的溝通方式和語言對受試者進行信息告知使其理解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一般而言,為了保護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權,充分的信息告知是必不可少的,腦掃描所可能帶來的影響及風險是研究者應該首先考慮的。受試者對信息的理解一般受到主客觀兩方面的限制:文化水平高低和醫療信息充分與否。因此信息的充分告知并非是受試者知情同意的保證,受試者對信息的理解能力也是知情同意的限制性因素,因此在實施腦部掃描實驗時,醫務人員較高的專業知識修養和崇高的職業道德將是受試者知情同意權利的真正保障。

　　四、人的自主性

　　人是萬物之靈,處于最高位置,具有最高的尊嚴和價值。正如康德所說“人本身就是目的”,“人,實則一切有理性者,……,在他的一切行為上,總要把人認為是目的。”[12](P449)康德認為,我們不應該把人當成工具使用,而且人的價值超于一切價值之上,人具有最高的價值,因為我們作為理性的存在者,是自在地作為目的而存在的,是受尊重的對象。違背一個人的自主性就是把他當做手段看待,即按照他人的目的使用,沒有考慮這個人本身的目的,因而也就違背了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絕對命令。

　　目前,腦成像技術的發展及其成果的運用已經涉及到了人的自主性問題,違背了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絕對命令原則。EricRacine,OfekBar-Ilan等對腦成像技術進行研究的文章做的定性特征統計分析中顯示,腦成像技術所涉及到的人的自主性問題已經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心和注意,神經營銷學成為了問題的焦點。一些學者認為:“有關消費者消費傾向的研究的可能性誤用和其推論意義把人僅僅作為了工具看待”,“神經營銷學產生了嚴重的哲學問題,它把人僅僅作為了一臺機器”,“為了市場營銷而不是健康運用醫學技術是錯誤的”。[4]

　　另外一些學者關注的焦點是:腦成像技術有可能被誤用為監控技術,“和指紋一樣……,大腦記錄了我們的行動甚至包含于我們行動中的思想,在將來,無論我們試圖如何聰明地欺騙,我們的大腦可能被用來作為反對我們的證據”。[3]

　　有關腦成像技術所涉及到的人的自主性問題,筆者認為,首先要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證實腦成像技術產生上述倫理問題的科學基礎,同時對此問題進行全面的哲學反思,這是目前研究所未涉及的。

　　作為一個有理性的存在者,人理所當然地應該作為目的而存在,不能一味地利用技術做嫁接作為他人或社會的工具,但是腦成像技術所產生的對人類自主性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大小、范圍和程度不一,我們在對腦成像技術進行反思的同時更應該重視它的價值,對之進行合理規范、評價和利用;其次腦成像技術所產生的對人類自主性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上述兩個方面,對于其他方面我們還需要進行充分論證、探討和歸類。例如,腦成像信息的保護、利用、傳遞和歸屬等都會對人的自主性造成一定影響,這就涉及到了很多問題,例如專屬個體隱私的信息一旦被外漏,是否會造成個體自主性的缺失?同時,在腦成像技術的研究和實驗中,我們應該如何保護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權?我們如何確保受試者的個人隱私權?最后我們認為,腦成像信息對于個體自主性的危害相對于遺傳信息來說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一方面,遺傳信息只能預示人類將來疾病的發生,這種預測基于人類致病基因片段,而腦成像基于大腦神經系統狀態信息不僅能夠預測人類將來的疾病,而且還能對人類當前或近期的大腦狀態做出檢測,預測近期疾病發生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遺傳信息對于疾病的預示比腦成像信息對疾病的預測具有更高的精確性,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遺傳信息的預示具有必然性,而腦成像信息的預測同時具有必然性和或然性兩種性質,例如,腦成像信息對于遺傳性疾病的預示具有必然性,而對非遺傳性疾病具有或然性。

　　因而,腦成像信息比遺傳信息對人類遺傳性疾病的預示精確性更高,而腦成像信息對非遺傳性疾病的預示具有不確定性,無論這種疾病將來會不會發生,受試者會不會把這種預測當成實際問題對待,都會對受試者的生活造成負面影響,對其自主性造成傷害。因此,我們認為,腦成像信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對個體自主性的潛在性和必然性損害比遺傳信息對個體自主性造成的傷害更大。

　　腦成像技術在國外發展迅速,在國內也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有關腦成像技術在醫學和認知科學領域中產生的倫理問題卻沒有引起人們的相應關注,國內研究更是鳳毛麟角。本文探討的四個倫理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希望引起相關領域學者的關注,如何更好地規范其發展,使其與社會發展、倫理道德和諧共存、攜手并進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應該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慎重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