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廣州時期的夏衍有不少作品處于散佚狀態，《在轟炸中生活》就是其一。此作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夏衍研究資料已有提及，但始終未見披露，呈現一種由“隱現”而“消失”的狀態，且相關記載也值得辨析。此作初刊1938年6月29日上海《導報》第一版，后載1938年7月7日成都《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創刊號，是夏衍又一篇描寫廣州大轟炸的力作，堪稱夏衍名作《廣州在轟炸中》的姊妹篇。《在轟炸中生活》表達更為曲折、細膩而又不乏機智與幽默，包含更多夏衍對自己及同人“在轟炸中生活”的個人化記錄和書寫，也更見理性深度與反思力度，具有重要文學價值，也是研究廣州大轟炸的重要史料。

　　關鍵詞:夏衍;佚文;廣州大轟炸;《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導報》

　　《魯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6期刊有小文《新發現夏衍1941年紀念魯迅的集外文———從夏衍研究說起》，從基本文獻整理，年表、年譜、傳記等重要資料編寫等方面討論“與夏衍地位不相稱的夏衍研究”，指出夏衍研究的“滯后與羸弱”，“呼吁更多的學人關心夏衍研究，投身夏衍研究，推動夏衍研究的新崛起和再出發”[1]。隨后果然有勤勉的“80后”才俊持續推出成果，比如金傳勝、邱晶晶的《夏衍佚文鉤沉》(《上海魯迅研究》2016年冬之卷)，以及宮立在《劇作家》先后發表的《夏衍在〈黃白丹青〉公演特刊上的一篇佚文》(2016年第6期)與《夏衍佚文兩篇》(2017年第5期)等。但新見夏公佚文力作《在轟炸中生活》，確乎未見學界披露討論，今作脞談。1937年8月31日，日軍首次空襲廣州。1938年10月21日，余漢謀部棄守廣州，廣州淪陷。

　　在近14個月的時間里，廣州遭遇了日軍的瘋狂轟炸，災情非常慘烈，損失相當慘重。在這場慘絕人寰的曠世大轟炸中，當時生活在廣州的文人如巴金、夏衍、司馬文森、靳以、祝秀俠、草明等都留下了一批兼具紀實性與文學性的作品。其中夏衍作品已收入《夏衍全集》的就有《對全世界人士的一個急迫的呼吁》《把這曠史的慘劇記錄下來》《廣州在轟炸中》《向全世界反對轟炸不設防城市運動大會呼吁:反對轟炸，需要切實的制裁》等。

　　其中最具藝術性與影響力的作品，當首推《廣州在轟炸中》。夏衍曾回憶說“在《救亡日報》的四年間，除劇本外，平均一天總得寫一千五百字以上，就形式說，除詩之外，什么東西都寫，但說實話，什么也沒有寫好”[2]。“什么也沒有寫好”雖是自謙之詞，但從中也可見夏衍自我要求之高。而“平均一天總得寫一千五百字以上”的創作量，與目前所知的夏衍1938年1月至10月在廣州居住期間的作品體量尚有較大差距。廣州時期的夏衍應當還有不少作品處于散佚狀態，《在轟炸中生活》就是其中之一。

　　一、“隱現”“消失”與必要的辨析

　　翻檢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夏衍研究材料，就會發現《在轟炸中生活》曾在不少研究資料中提及，卻始終未見披露，呈現一種“隱現”狀態。茲舉數例:①1980年徐州師范學院中文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夏衍專集》之《夏衍著譯目錄索引》有“《在轟炸中生活》(1938)”條，出處是“(成都)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創刊號”[3]。②1983年第3期《抗戰文藝研究》刊有陳堅的《抗戰烽煙中的夏衍(上)》，有“夏衍自己又寫了《廣州在轟炸中》《在轟炸中生活》《把這曠史上的慘劇記錄下來》等五六篇文章，如實地報道了這場駭人聽聞的慘劇”[4]之說，同樣內容又寫入陳堅的《夏衍的生活和文學道路》[5]。③

　　1983年9月，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之《夏衍研究資料》，其中陳堅輯錄的《夏衍著譯系年(1919—1981年)》有“《在轟炸中生活》”條，所系出處與署名為“載《新新新聞》1938年6月《每日增刊》創刊號，署名夏衍”[6]，此書后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總纂的《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相關內容沒有變化。④

　　1990年12月，浙江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巫嶺芬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之《夏衍研究專集》，其《夏衍著譯系年(1919—1989)》也有“《在轟炸中生活》(散文)”條，系其出處為“成都《新新新聞》每旬增刊1938年7月創刊號”[7]。⑤1994年12月出版的周斌著《夏衍傳略》，也稱“他懷著極大的憤怒，接連寫了《廣州在轟炸中》《在轟炸中生活)》《把這曠史上的慘劇記錄下來》等文章，向全世界報道了這慘絕古今的慘聞，揭露和控訴了日寇禽獸不如的殘暴行徑”[8]。由此可知，在1980年到1994年的10多年時間里，夏衍的這篇作品被多種資料反復提及，幾乎是呼之欲出了。

　　然而，它的具體內容卻始終未見披露。不僅未見披露，而且在后面的幾種夏衍傳記里面，它甚至神奇地消失得無影無蹤。比如1997年9月，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陸榮椿《夏衍評傳》第九章雖列有“報告文學作品一束”節，但所談也只是“《廣州在轟炸中》《廣州最后之日》《長途》《粵北的春天》《廣州灣通訊》《上海見聞別記》和《走險記》”[9]，所附的《夏衍主要譯作、著作、文章目錄匯編》也沒有了《在轟炸中生活》的蹤跡。

　　更有意思的是，曾經多次提及《在轟炸中生活》的陳堅先生，在其后來的《夏衍傳》(與陳抗合作，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夏衍》(與陳抗合作，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版)、《世紀行吟———夏衍傳》(與張艷梅合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及最新的《夏衍傳》(與陳奇佳合作，中國戲劇出版社2015年版，陳抗原名陳奇佳)中，都刪除了關于《在轟炸中生活》的內容。究其原因，不知是不是和研究者查詢此文無果，認為當年的記載不準確有關。事實上，前述5種記載的確有值得辨析之處。首先，就篇名而言，《在轟炸中生活》只是目錄頁上的題目，而正文中的標題是《在轟炸中的生活》。

　　從表達效果看，兩個題目各有千秋，《在轟炸中生活》側重“生活”，“生活”可以視作動詞，是動態的，有延續感與全息性;而《在轟炸中的生活》強調“轟炸”，其后的“生活”是名詞，是靜態的，有凝固感與平面性。筆者起初以為，在這兩個不一致的篇名之間，在衍文與脫字之間，脫字比衍文發生的幾率要大一些，《在轟炸中生活》可能是《在轟炸中的生活》脫一“的”字所致;但看到此期《編輯后記》提及此文題目時也稱“《在轟炸中生活》”后，就不由得改變了觀點。因為目錄和后記本來就是編校人員比較著力的地方，同時出現文章標題《在轟炸中的生活》脫一“的”字之可能性極小，應該說比衍文還要小得多，所以應該是《在轟炸中的生活》衍一“的”字。

　　當然，我們難以知曉前述幾種材料將題目著錄為《在轟炸中生活》時有沒有查閱原刊，有沒有注意到正文中標題為《在轟炸中的生活》的事實，也無從了解如有注意到標題差異者，他們一致選擇《在轟炸中生活》時有沒有經歷筆者這樣的糾結。但我們堅持認為，無論如何選擇，這種標題差異都是值得注意并應加以注釋說明的。也就是說，忽略這種差異而沒有相應的說明可能失之謹嚴。

　　其次是刊物名稱，①的“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囿于體例，刊名沒有加書名號;③的“《每日增刊》”則是出現了明顯失誤，是“每旬”出增刊，而不是“每日”有增刊;④的“《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僅將報館名稱“新新新聞”置于書名號之內，但從刊物封面頁、目錄頁和版權頁的“每旬增刊”之醒目字體看，雖與“新新新聞”存在差別，但其地位也非常重要，超越了標明刊期“每旬”與性質“增刊”的地位，所以也應當是刊名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置于書名號之內為宜。

　　第三是刊物的出版時間，①僅標明“創刊號”而不著錄出版時間是不夠完善的，③的“1938年6月”則是又一次明顯疏漏，只有④的“1938年7月”是準確的。當然，如果找到了“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創刊號，只需展讀刊物，后兩個問題很快就會得到修正。查《1833—1949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就會知悉此期創刊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等機構有藏[10]。只需按圖索驥，就算會有期刊損毀、遺失及有目無書的情況，不出三家單位，就會一睹其真容，發現夏衍這篇《在轟炸中生活》。遺憾的是，相關研究者似乎無暇顧及。

　　二、《在轟炸中生活》原文出處與輯校

　　當年筆者正是在重慶圖書館得以翻閱《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創刊號并展讀夏衍佚文《在轟炸中生活》，原文在第23～24頁。《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創刊號1938年7月7日出版，“直接訂戶隨報附送不另取費”。1939年1月11日第19期起改為單獨訂閱，刊名也簡化為《新新新聞旬刊》。

　　拙作《董每戡紀念魯迅的集外文<魯迅先生死了嗎?>及其他》已經輯校該刊2卷12期“魯迅逝世三周年紀念特輯”之董每戡集外文并有《新新新聞旬刊》簡介[11]，這里不再重復，僅就創刊號之重要文學內容略作補充。《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創刊號刊有文學名家朱光潛、茅盾、夏衍、周文的作品。其中朱光潛的《文學與民眾》已收入《朱光潛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卷，周文的《肚皮里的國家》已收入《周文文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4卷，均標明出自《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創刊號。

　　而茅盾的《關于利用舊形式和創造新典型》未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和黃山書社先后出版的兩種《茅盾全集》，是值得注意的集外佚作。金傳勝博士已在2018年10月西南大學“中國茅盾研究會第十一屆年會”提交之論文《茅盾抗戰時期史料五則》中有過披露，但論述比較簡略，此不贅述。夏衍佚文《在轟炸中生活》計2700余字，連篇幅都和《廣州在轟炸中》非常接近。輯校如次:在轟炸中①*生活夏衍五月二十八日，在敵機大舉轟炸廣州市區的第一天，我送一個朋友到香港去，那朋友似乎很關心我的安全，皺著眉頭說:“我看你還是避一避吧，炸彈是不生眼睛的。”可是我卻回答得很隨便，笑著說:“對啊!炸彈不生眼睛，所以不一定會揀準了我丟下來的。”

　　事實上，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多少帶著一點自己在轟炸中的廣州已經住了五個月這經驗的夸示的，初到廣州來的人，聽到警報，聽到機聲和高射炮，總會有點覺得害怕的，可是在這“長期轟炸”的地方住上這么一兩個月，這恐怖的感覺就會無形跡地消去，而奇妙地發生出一種類似看不起轟炸的心情。

　　和那無邊無際的空間比較起來，一個人的目標是何等的渺小!真的會有一顆炸彈從幾千尺的高空丟下來恰恰的中在我這個渺小的目標，那么這只是一種極偶然的不幸吧了，而這種極偶然的不幸，在人世上不是多得很嗎?走馬路也許可以被汽車撞死，屋頂上的扇風機葉子掉下來也許會將你斫死，一日三五次的飲食里面混進一粒②**毒菌也許會使你病死，所以在廣州添上一種在高空中投彈的敵機，那也不過是再在有幾百萬分之一的死的可能性里加上若干分之一罷了，我憑這種樂觀的看法鼓勵自己，同時也用這種看法穩定初到廣州的朋友。嚴肅一點的場合，我說:“要仔細，當心，要遵守防空條例所規定事項，但是用不著無原則的恐怖，敵人空襲市區的目的是在消滅我們的民氣。

　　所以對空襲恐怖就做了敵人的精神上的俘虜。”在隨便一點的場合，我帶開玩笑地說:“你知道馮玉祥先生對弟兄們講的話嗎?講到敵人飛機的時候，他問:弟兄們在路上走，有鳥糞落在你頭上過嗎?兵士們齊聲地回答:沒有!于是馮先生決斷地說:鳥糞還不會落在你們的頭上，炸彈會落在你們頭上嗎?”

　　我憑這自信從容地在廣州住了五個多月，這五個月內差不多天天都有警報，我住的屋子和放警報的地方很近，所以警報催我起來，照例的洗盥，看報，照例的到報館去辦事，有時候跟著就是第二次警報，有時候可以聽到猛烈的高射炮的聲音，但是街上的人，對于這種日常應有的事情并不感到驚奇，在馬路上照常往來，公共汽車照舊掀著很響的喇叭走著，有一次我在中山公園看見半空中布滿了高射炮彈黑煙的時候，草地上依舊有幾對男女坐在那兒愉快地談笑，廣州人對于空襲，真有點像漁夫們對于海一樣地失卻了恐怖的觀念了，天氣晴朗而沒有空襲的日子，人們反而會感到類似寂寞的異樣，“怪了，今天為什么沒有警報?”在廣州幾個月來變成有警報是平常，無警報是例外了。

　　當然這時期轟炸的目標是兩條鐵路，而日本空軍的指揮官飛機師又是天生的“公式主義者”，他們每天在一定的時候于唐家灣起飛，幾點幾十分經過市空，盤旋一周分赴廣九粵漢兩路投彈，幾點幾十分南飛出海，這種公式主義者作風影響了廣州的新聞記者，每天的“空襲情報”欄也變成公式記載而引不起市民的注意了。

　　但是，五月二十八日之后，這種公式主義的作風突然的變了!企圖在徐州一舉打潰中國精銳部隊的“軍事上的殲滅戰”不能成功，他們便想在廣州這革命策源地來一次“精神上的殲滅戰”了，他們大規模地，無目的地轟炸群集的市民，目的是在造成一種使人戰慄的恐怖，用這種恐怖來動搖人心，使這轟炸和在隴海線上的攻勢配合起來，沮喪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心，而釀出一種對①*長期抗戰悲觀失望的空氣。

　　二十八二十九這兩天的繼續的猛炸，使我也不能像平常一樣地做工作了，被炸地點，和報館漸漸接近了。來襲的敵機每次都在二十架以上，轟炸的時間有時持續到三四小時，炸彈爆裂的時候窗框會發出格格的震響，人們開始搖動了，但是依舊開玩笑似地說:“喂，鳥太多了，鳥糞也許會落在頭上吧。”

　　“真的打中了編輯室，那么執筆而終，也算是文人的本色啊!”我們沒有搬，預備挺下去，而三十，三十一，一日之后，整個廣州的情勢就兩樣了，警報來的時候，街上擠滿了人，到沙面去，到沙面鄰接的地區去，晚上，晚上②**終夜的腳步聲音，從深夜一直到天亮，大部分的市民開始往香港澳門和四鄉移動了，每個人的臉上罩著一種緊張的神色，見了熟人也不講話，女人們抱著背著，和拖著睡眠不足的孩子，車站上擠滿了人，但是天亮還擠不上車的時候他們又很性急地回去。

　　因為他們知道，天一亮，車站又會變成敵人的目標;人，漸漸地少了，而血肉模糊的尸首，大廣州的瘡疥一般的炸彈疤，卻不斷地在增加，旁晚③***在路上走的時候，總要看見許多炸碎了，壓扁了，燒焦了的大大小小的尸體，今天堆著的，到第二三天還不收拾，這一方面因為不斷的有新的尸體掘出來，另一個原因卻因為被炸的地方實在太多了，舊的災場還未整理，新的災場又開拓了，一天十二小時里面有六七小時有警報，在警報的時間沒法子發掘和掩埋，無人性的敵機殘忍到幾次三番的轟炸和用機槍掃射救護人員，因此繼續了一星期之后，廣州本身就變了一座大的陳尸場了!一禮拜之內，廣州人口減少了五十萬，街道的模樣漸漸地變了。五月是廣州一年中最美麗的季節，作為街道樹的一種葉子很像含羞草的影樹，正是開花的時候，這種花的鮮艷和好看，不到過廣州的人是想像不到的。

　　為了這影樹，我不知有多少次呆站在街道上不忍離開，而今年，這影樹也遭殃了，被炸中時候，整棵的樹連根拔起，鄰近被炸的時候，花和樹葉全被震落在地上，在路邊看到一堆樹葉，就能知道這近旁被轟炸了。轟炸繼續著，六月六日那一天是轟炸廣州的最高峰，那天從清晨六時起，五十多架轟炸機盤旋在我們頭上，回旋機的聲音消散了人們的講話。聲音④****，實在說，在那樣大規模轟炸下面，不論怎樣鎮定的人也不會再有心情講話了，我在報館的寄宿舍里，正在翻譯一篇下午要發稿的鹿地亙兄從武昌寄來的特稿，突然，兩架銀色的敵機正從我的頭上直飛下來，擲了兩個炸彈，落彈的地點離開我們住的地方不滿兩百碼，小寫字臺震得跳起來，臨空掛著的電燈著力地在墻上碰了兩響。①*

　　敵機望我們的窗前掠過去，機翼上的數字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停了筆，起來站在窗前，P和L性急地從樓下跑上來:“下來，下來!到隔鄰醫院的草地上去避一下吧!”我跟著下去，在草地上伏了一個半鐘頭，這一天，在市區人煙最稠密的地方投了一百多彈，死傷了二千多人，但是他們聲明了要炸的軍事機關，官廳，甚至那目標怪大的海珠橋也不曾炸到。因為停電和印刷工人逃亡，報紙停刊了一日;但是第二日，我們又在轟炸中采訪，編輯，和出版了。依舊沒有死。憑經驗，使我知道了人在一種絕對沒有保障的條件之下生活，反而會覺得安心，反而會覺得無掛礙的。

　　但是望著那些殘肢斷胴，負傷殘廢，乃至流離失所的同胞，我卻感到了一種未死去的羞惶，廣州轟炸中死了二千人，傷了六七千人，但是其中政治上文化上負有責任的一共死了幾個?死的傷的流離的還不是下層的勞苦大眾!抗戰以來已經有了壯烈戰死的師旅軍長，可是壯烈地戰死的和直接死在敵彈下的文化人究竟在那里?現在，已死者的責任是加在未死者的身上了。第三部分是末尾的兩段，反思“在轟炸中生活”暫時告一段落之后，“未死者”的責任問題。雖然《廣州在轟炸中》末尾推測、預言“今后未死的廣州人是要遭遇到更慘的夜襲了”也顯示了夏衍敏銳的洞察力和過人的預見性，但終究只是對敵人行為的預測，對廣州未來的擔心，而沒有涉及敵人深層意圖，也沒有必要的自我反思。

　　也就是說，《在轟炸中生活》更見理性的深度與反思的力度，這是此作的第三個文本特點。如果說“我卻感到了一種未死去的羞惶”已是難能可貴的自我反思，那么“政治上文化上負有責任的一共死了幾個?”與“可是壯烈地戰死的和直接死在敵彈下的文化人究竟在那里?”兩個追問，則進一步深入到文化人的群體反思層面。而末尾的“已死者的責任是加在未死者的身上了”，更是將反思落到實處，主動扛起“已死者的責任”繼續前行，顯示出難得的擔當精神與行動勇氣。

　　有意思的是，《在轟炸中生活》完成后的第5天，1938年6月20日，夏衍又作了一篇文章，題曰《未死者的感想》，是以此文倒數第二段為主體，再加上新的開頭和結尾組合而成的，刊《新戰線》第25期，可以視作對“未死者”之思考的繼續。此文《夏衍全集》失收，甚至所見夏衍研究資料都不曾提及，是夏衍的又一篇佚文。從此文末段明確提出的“當然我們不必求死，但是求民族生存的戰爭中，我以為文化人對于自己的生命也不值得評價得過高”[17]，可以看到夏衍思想的發展。

　　《在轟炸中生活》的理性深度，其實在前面兩個部分中也有體現，特別是第二部分首段關于日軍5月28日開始大規模轟炸廣州市民，“在廣州這革命策源地來一次‘精神上的殲滅戰’”之目的在于“造成一種使人戰慄的恐怖，用這種恐怖來動搖人心，使這轟炸和在隴海線上的攻勢配合起來，沮喪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心，而釀出一種對長期抗戰悲觀失望的空氣”的分析，尤其深刻，令人敬佩。解志熙先生曾指出:“發掘出一些現代作家的重要佚文、整理出一些現代作家的重要遺文，既會使有關作家的創作成果更為完整，也是對整個現代文學寶庫的添加和豐富”[18]，我們在非文學期刊《新新新聞每旬增刊》上發現的夏衍佚文《在轟炸中生活》也可作如是觀。

　　《在轟炸中生活》的重要性，來自于其史料價值與文學價值之重要性。史料價值又主要體現在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對抗日戰爭研究及廣州轟炸研究的價值，二是對夏衍研究的價值。就前者而言，《在轟炸中生活》提供了關于1938年5月底6月初日軍轟炸廣州、屠殺無辜市民的新鮮材料，是記錄、揭露和審判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又一鐵證，其中記載的諸多數據和鮮活細節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正如論者所云:“時至今日，史學研究的對象更為廣泛、更為多元，政治制度史、社會史、法制史、地方史等學科發展迅速，在研究中學者對歷史的‘細節’更加關注”[19]。

　　對后者而言，《在轟炸中生活》的價值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它是夏衍1938年6月15日完成的作品，可以充實其年表中的當月創作情況;其次，它是以《在轟炸中生活》為題刊發于1938年7月7日出版《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創刊號，可以糾正部分已有研究資料的疏誤;第三，它記載了不少當年夏衍及《救亡日報》同人的生活、工作、言行細節，對還原《救亡日報》階段夏衍的形象風采，研究夏衍之于《救亡日報》的影響與互動，都具有重要價值。

　　比如單列的第八段雖然只有一句話，但這句“真的打中了編輯室，那么執筆而終，也算是文人的本色啊”，可謂交織著玩笑與認真，融合著悲切與凜然，將堅守崗位、笑對災難、視死如歸的文人情懷及其自我解嘲逞口舌之快的姿態記錄在案。夏衍有“墨寫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20]之說，這些“墨寫的字”，也是“刀也砍不掉的”，記載著夏衍與《救亡日報》同人的鐵骨與笑容，令后世讀者銘感。再如“性急地從樓下跑上來”叫夏衍“到隔鄰醫院的草地上去避一下吧”的“P和L”，應當就是用姓名拼音的第一個字母代稱當年《救亡日報》社的彭啟一和林林。從“性急”“跑”與連續的“下來，下來”，可以感受了二人對夏衍的關切和愛護，同時也顯示了夏衍在社中的魅力與影響。

　　文學價值方面，《在轟炸中生活》是1938年6月夏衍創作的文學作品的重要補遺，是可以和其名作《廣州在轟炸中》相提并論，進行比較閱讀的姊妹篇，其中的變化與勾連，是研究夏衍的文學創作手法和風格的重要文本。從我們前面分析的《在轟炸中生活》的三個文本特點，就可見一斑。對大轟炸期間文藝作品的獨特價值，夏衍在《把這曠史的慘劇記錄下來》中有這樣的觀點:“單單新聞報導，已經不夠了，他們要知道得更多，知道更詳細，而我們，除出供給他們更多更詳之外，還要進一步地用我們文藝工作者的筆，去使他們得到更深刻的感動”[21]。

　　夏衍佚作《在轟炸中生活》與其姊妹篇《廣州在轟炸中》一樣，不但記錄了新聞報導之外的“更多更細”的轟炸境況，而且是用了“文藝工作者的筆”，用了名作家大編輯的生花妙筆，給了當年的讀者與如今的我們“更深刻的感動”。筆者初讀此文，就深深地被轟炸之慘烈與同人的風采所打動，一度沉入關于廣州大轟炸的史料中無法自拔，可以作為這篇佚作之文學價值與感染力的一個見證。夏衍雖稱《廣州在轟炸中》是“介于新聞報導和速寫之間的文章”[20]，但其文學性是有目共睹的，被夏衍遺忘了的《在轟炸中生活》也是如此。

　　無論如何，我們應當對1938年7月在內地成都果斷“仍為刊載”夏衍此文的大后方非文學期刊《新新新聞每旬增刊》及其編輯心存感激。如若不然，《在轟炸中生活》這篇力作就難以為大后方讀者所知，讓讀者、讓民眾“知道得更多，知道更詳細”的目標之完成度就要大打折扣，動員百姓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歷史價值也會極大削弱。

　　識者有云:“媒介一般是分等級的，在中國，活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國家級刊物的等級，總體而言，甚至不言而喻，要高于省、地、縣等地方刊物”[24]。上海的《導報》與成都的《新新新聞每旬增刊》，也有大城市媒介與地方刊物的差別，但地方刊物的重要性顯然不容忽視。甚至在區域分化非常明顯的抗戰時期，大后方成都的地方性刊物，包括文學期刊與《新新新聞每旬增刊》這樣的非文學期刊，都有著重要的中國抗戰文學之“地方路徑”意義。

　　李怡教授說得好，“成都在近現代演變過程之中，又的確表現出了一系列源于本土的個性與格局，這都不是簡單的‘外來影響’所能夠解釋的”[25]。即便如此，先后在上海與成都兩次刊發的夏衍力作《在轟炸中生活》仍長期湮沒，昭示著夏衍研究資料整理的薄弱，也預示著夏衍研究的巨大空間。進而言之，《在轟炸中生活》不僅僅是可貴的夏衍研究史料，也是重要的廣州大轟炸研究史料。夏衍研究史料發掘整理是夏衍研究的重要推動，而轟炸史料鉤沉匯編也是廣州大轟炸研究的歷史基礎。2018年版《廣東省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之“口述資料”第一則仍是夏衍的《廣州在轟炸中》[26]，可知史學界對《在轟炸中生活》這樣的“新史料”發掘同樣不夠充分。

　　參考文獻：

　　[1]凌孟華.新發現夏衍1941年紀念魯迅文章———從夏衍研究說起[J].魯迅研究月刊，2016(6):49-58.

　　[2]夏衍.《劫余隨筆》前記[C]//夏衍全集(文學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294.

　　[3]徐州師范學院中文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夏衍專集[M].內部印刷版，1980:539.

　　[4]陳堅.抗戰烽煙中的夏衍(上)[J].抗戰文藝研究，1983(3):66.

　　[5]陳堅.夏衍的生活和文學道路[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166.

　　[6]會林，陳堅，紹武.夏衍研究資料[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3:340.

　　作者：凌孟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