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活方式研究是我國社會學恢復重建時期一個極具特色的研究領域。生活方式研究的興起反映了改革開放以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企盼并成為那個時期思想解放的一項重要成果。生活方式研究在近40年的發展歷程中經歷了不同的命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所確立的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奮斗目標中，其研究意義更加突顯。

　　要依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去理解生活方式研究的重大意義，從學理層面把它視為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的基本范疇，要具體分析它在美好生活建構中所發揮的功能，同時要從學科理論建設上解決好生活方式研究同社會學學科理論和話語體系相融的問題。

　　[關鍵詞]社會學;生活方式;美好生活;學術價值

　　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的創新性成果之一是，把生活方式研究納入自己的學科體系，并確立了分支學科的地位。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中已把“生活方式社會學”作為特長詞條收錄其中。“生活方式專業委員會”是中國社會學會最早成立的專業委員會之一，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也最早把生活方式研究列為重點項目，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陸續出版了嘗試構建生活方式學科體系的著作和大量理論與經驗研究的成果。時值我國社會學恢復重建40年標志性的時間點，我們很有必要總結生活方式研究領域的學術實踐經驗，認識生活方式研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意義，并探討其學科體系化的路徑問題。

　　一、我國生活方式研究的學術歷程

　　我國的生活方式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差不多是同社會學學科的恢復重建同時發生的。時代是思想之母。生活方式研究的興起有著強烈的時代呼喚背景。以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國社會生活的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并重提黨的“八大”關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和調整，喚起了人們對于發展生產力、實現現代化的巨大熱情，擺脫物質匱乏，改善自身生活，過上好日子，成為億萬人民追求的夢想。于是，一些學者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和使命感對時代的呼喚做出了自己的回應。最早倡導生活方式研究的學者①遵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發展路線，并鑒于“早發”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教訓，都不約而同地提出，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要把中國人獲得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作為現代化的議題應有之義，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于光遠先生在1981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人的成長》一文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議題：應該將有助于人的成長和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問題納入我國現代化發展戰略層面加以考量[1]。

　　羅元錚先生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為題，提出了我國的新型生活方式的建構應是“屬于社會主義類型但又具有中國特點的”、并“符合人類先進文明方向”的，以平等、和諧社會關系為基礎的生活方式等觀點[2];王玉波先生從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出發，提出只有“把握住生活方式的變化，才能完整地說明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各個環節”等觀點[3]。

　　王雅林從多方面具體論述了生活方式研究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現實理論指導意義，指出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生活方式概念較完整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屬性和發展目標，并對社會生活的組織和社會問題的合理解決能提供具體價值導向等觀點[4];杜任之先生還運用生活方式觀點就如何具體解決人們的“食、衣、住、用、行、樂”以及家庭、閑暇、消費生活提出具體設想，等等[5]。

　　由于社會學研究剛剛起步，這一時期有關生活方式的研究課題主要是由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素養的學者提出來的，但已有了社會學的思考方式和問題意識。站在今天的理論和實踐認識高度，對于上世紀80年代初生活方式研究課題提出的重大意義，可以用“生活方式的發現”加以表述。

　　因為在此前我國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不但人們的生活長期處于物質匱乏狀態中，疲于解決的問題是溫飽，不會有生活方式意識和語言表達，而且在政治生活中生活方式常常是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系在一起使用的，講究生活常常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在學術和理論上，以往編寫的各類辭書也見不到“生活方式”一詞的蹤影，而且在講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時，也是把生活方式排除在外的。

　　因而，生活方式研究的提出無論從現實還是理論層面看，都是一種地地道道的“發現”，構成當時撥亂反正、思想解放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這一時期生活方式研究處于啟動和倡導階段，因而研究的重點是提出課題，從宏觀層面闡述生活方式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理論問題，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把生活方式和人的發展納入即將啟動的現代化發展戰略和價值目標之中，牢牢把握生活方式建構的中國化道路和社會主義屬性，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但當時的研究還不主要是來自對實踐經驗和研究的總結，對中國化社會主義道路怎么走還沒有具體的認識，更多地表現出一定的理想主義情懷。從后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又出現“生活方式的困境”來看，今天我們不是真切地感到，我國的經濟社會生活正需要正確的價值導向和理想之光的照耀嗎?

　　1984年發生了推動生活方式研究掀起熱潮的重要事件，在同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了“要努力在全社會形成適應現代生產力和社會進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學的生活方式”的任務，《人民日報》也以《重視生活方式的改革》為題發表了評論員文章。黨的全會《決定》具有歷史意義的表述，吸引了多學科學者對生活方式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其中社會學成為那一時期的主力軍，并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其理論構建還“輸出”到和影響了其他學科的相關研究。

　　在生活方式的學科理論建設的探索上出版了《生活方式概論》(王雅林主編)、《生活方式論》(王玉波、王雅林、王銳生著)、《生活方式》(王玉波、王輝、潘允康著)、《新時代與生活方式》(劉崇順著)等十余部專著，這些著作的共同特點是，試圖以馬克思的社會理論為指導建立生活方式的理論、概念分析框架。

　　在應用研究方面，社會學者探討了勞動、閑暇、消費、交往、家庭、日常生活等廣泛領域的社會問題以及青年、婦女、老年、中年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城鄉、各階層的生活方式，還有的從應用理論層面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活方式的特點和發展規律，對我國社會生活方式的模式選擇、生活方式指標體系、生活方式的國際比較等做了范圍廣泛的研究，發表論文上千篇，各種專題學術會議紛紛舉辦，一些研究成果還對人民生活和國家政策的制定發揮了一定的影響，成為那一時期撥亂反正、思想解放潮流的組成部分。

　　還應指出，這一時期的生活方式研究之所以能吸引多學科學者，是因為在社會思潮中人們對自身生活的理想主義期待之光依然閃爍。但是，因為這一時期我國的社會學剛剛處于“搭臺”階段，生活方式研究能吸納的社會學乳汁尚不多，其理論概念體系構建尚屬草創過程，由于自身理論不夠成熟，經驗研究多為現象描述，形成了理論研究不足同經驗研究缺乏反映現實生活力度并存的現象。還應看到，這一時期雖然從事生活方式研究的人數眾多，但不乏趨時性、炒熱門的因素，因而一些研究在艱苦細致的探索工作方面也顯得不足。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生活方式研究的熱潮逐漸退去。從鄧小平同志“南方講話”到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發布，我國進入了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發展物質生產力為社會生活重心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生活方式研究由熱潮轉向常態，原有的一些從事生活方式研究的學者轉移到社會學其他領域，以生活方式研究為穩定方向的學者和機構明顯減少，在社會學研究的整體進程中，生活方式研究也出現某種邊緣化趨勢。

　　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第一，從社會因素上看，經過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的摸索，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理論上取得的突破是，創造了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發展模式，資本的邏輯被接納到正式制度之中。市場經濟的發展呼喚出巨大的生產力，使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在經濟發展上創造了世界奇跡，但尚不成熟的市場經濟的急劇推進和物質生產力的大發展，也出現了某種“進步悖論”，即在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作用、促進生產力大發展的同時，也陷入了GDP崇拜和市場迷信之中，資本邏輯不但主導著經濟生活，也在不小程度上越界支配著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社會主導價值觀也發生了斷崖式變化，改革開放初期的理想主義為物質主義、金錢至上價值觀所代替，對待市場經濟的態度也由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此之前較長時期奉行的“市場萬惡論”轉變為“市場萬能論”。

　　其結果是，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價值觀的迷失、偽文化盛行的現象并存，社會生活中出現許多消極扭曲現象和“生活方式危機”。這一時期出現的消極社會生活現象，仍然深刻地影響今天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生活方式觀念，需要正視和總結這一經驗教訓。

　　這就提出一個重要理論問題，即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如何既要接納市場經濟，又要駕馭市場經濟，把它置于“工具”的地位，將其納入為創造人民美好生活服務的軌道，要認識到，市場價值永遠不能高于社會生活方式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看，改革開放初期學者們提出的要在現代化建設中把生活方式問題置于戰略地位加以考量的觀點，以及要把發展的科學性和價值性結合起來的諸多觀點，經過實踐檢驗是正確的。

　　第二，從學術背景來看，上世紀90年代初以后，伴隨著社會學恢復重建進程的推進，西方社會學的理論體系逐漸取得支配地位，而在西方經典社會學話語體系中，生活方式并不是一個種概念，而只是解釋別的概念的屬概念和描述社會現象的一個詞語。這樣，伴隨著社會學“規范化”和“西化”過程，加之社會學研究領域擴大到主要傳統領域，生活方式的研究包括某些人文領域的研究，則必然逐漸淡出主流地位。

　　但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時期，在社會學研究范圍內，仍保留著一個穩定地專注于生活方式研究的學術共同體，他們的學術活動和對現實生活的學術參與仍比較活躍，并緊緊圍繞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生活方式的建構、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五位一體”的建設等每個時期重點發展任務，從生活方式視角做了大量研究，產生了質量很高的研究成果。從現象上看，直接以生活方式研究為穩定方向的人數減少，但對生活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卻又在社會學研究的各領域中得到一定呈現，說明對社會的研究不論自覺程度如何，總是繞不開怎樣生活問題的，所以費孝通先生才說，社會學研究要“一路有生活”。

　　二、新時代生活方式研究的學科價值

　　黨的十九大把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確立為全黨的奮斗目標，明確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同上世紀80年代初倡導生活方式研究時期沿襲黨的“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之間，已發生了質的躍遷，即由主要滿足生存的剛性需要上升為生活質量提升的需要，由主要解決物質層面的基本需要上升為日益全面的生活需要，需要呈現出彈性大、多樣化、個性化和更加突出主觀意愿導向的特點，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的重要標志。

　　需要明確的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主體承擔者是一個個具體的“現實的個人”，是一個個過日子的家庭，他們對什么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價值體認和需要各不相同，而且一個人、一個家庭的生活幸福美好，單有生活資源擁有的條件還不夠，它必然還是生活主體個性化選擇和營造的過程。因而，從社會層面來看，實現美好生活奮斗目標，除了需要社會供給條件、不斷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外，還必須解決一個個生活者美好生活自我建構的問題，處理好主客體的互動生成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好生活的實現必然是一個社會建構和生活者自我建構的統一過程，而如何實現兩者的統一，正是生活方式研究的課題。認識生活方式研究在我國進入新時代發展的重要意義，在學理層面如何突破西方社會學的理論局限，創新性地認識生活方式是怎樣一個概念，以及它在社會整體系統中的地位，這將是一個重要的并在理論上尚未得到很好解決的問題。比如，從目前的學術生態上看，如果只把生活方式視為一個局限于“日常生活”狹小領域的屬概念和前科學概念，那么研究它的意義將大為縮減。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論淵源來自馬克思的理論譜系。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從民族、階級、階層、社會群體和個人等多層次、多向度上使用了生活方式這一分析概念，為我們今天闡釋生活方式這一復雜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但最有意義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奠基之作中，賦予生活方式以歷史唯物主義“元概念”的地位。

　　為此，我們重點解析以下這段經典話語：人們用以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僅應當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6]

　　(P24)在這段話語中，馬克思恩格斯同時提出了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兩大基本范疇，他們首先把生產方式置于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的地位，但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生產方式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始終是以“人的生活的生產”為歸宿的。馬克思恩格斯反復強調，生產方式是“保障自己生活的方式”，恩格斯在晚年時對此曾做了總結性表述：“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7]

　　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生產方式不限于“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如果只停留在這樣的觀點上，那么同當時的庸俗唯物主義就難以劃清界線了。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的重點是生產方式“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這一重要表述就把生產方式納入了人類區別于動物所獨有的生活世界，強調了生活資料的生產活動同人類的所有活動一樣，都具有“屬人性”、“屬生活性”，都是人的本質的確證和廣義的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

　　因此，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雖然都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但生活方式具有更加本體的地位，是人的社會存在的基本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學者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本體論思想的解讀已超越“物質本體論”，提出了“社會存在論”、“生存論”等觀點，這應視為一種理論進展。但還應進一步指出，人的特有生命存在或生存形式只能是生活，因此表述為“生活本體論”更為合適，表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以“現實生活”、“生活方式”作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的。在今天，我們需要從人類歷史的基本走向的高度深刻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重要思想。

　　三、生活方式研究同社會學理論體系如何相融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生活方式研究的起步同我國社會學的恢復重建差不多是同時發生的，由于實踐需要的推動和黨的《決定》的倡導，生活方式研究成為那個時期社會學研究的熱點領域，社會學恢復時期的一些重要學者也參與了生活方式的研究，加之兩者的研究都處于初創時期，各自的理論體系都沒有形成，所以兩個方面如何整合的問題并沒有突顯出來。

　　但隨著社會學從“搭臺”走向“唱戲”，學科體系逐漸形成和模式化，生活方式研究則逐步淡出社會學的重點視域并形成了不同走向，此時，生活方式研究在社會學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和兩者如何相融問題就突顯出來了。今天，我們尋求解決之道則是，“一個巴掌拍不響”，需要從兩個方面找原因。

　　參考文獻：

　　[1]于光遠.社會主義建設與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人的成長[J].中國社會科學，1981，(4).

　　[2]羅元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N].經濟學周報，1982-01-04(5).

　　[3]王玉波.要重視生活方式變遷史的研究[N].光明日報，1984-05-02(3).

　　[4]王雅林.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問題[J].江漢論壇，1982，(10).

　　[5]杜任之.談談生活方式[J].社會，1982，(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11][法]艾德加·莫蘭.社會學思考[M].閻素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相關刊物推薦：《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81年1月，原名《學習與思考》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主辦的綜合性學術刊物。1979年出版試刊號，1981年《學習與思考》正式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