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化期刊投稿發表了當代西方大眾文化本質解讀，對于西方大眾文化對感性欲望的訴求與張揚，我們既要看到其中所體現的積極性，也要看到它的消極性。論文探討了西方大眾文化對感性欲望的訴求的主要表現。
 

　　關鍵詞：文化期刊投稿,西方文化

　　大眾文化是當代西方社會的一種主要文化形態。它是西方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發展的結果，是一種商業化、娛樂化、消費化的文化形態。由于大眾文化以滿足大眾的娛樂、消遣、休閑需求為旨歸，因此，它的一個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對感性欲望的訴求與張揚。

　　西方大眾文化對感性欲望的張揚，是與20世紀重寫感性欲望歷史的理論潮流分不開的。進入20世紀以后，人類社會隨著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日漸凸顯出的工業文明隱患，技術理性的統治以及功利主義的膨脹，使近代確立起來的崇尚理性、張揚主體的現代性價值遭遇嚴重的危機。反理性主義或非理性主義思潮，人性至上以及對自我個體的強調，成為西方20世紀普遍的文化心態。其中，尼采、馬爾庫塞、�？�、利奧塔等思想家對理性與感性的關系、欲望、本能等理論進行了重新闡釋，反對啟蒙運動以來對感性的貶低及身心二元論。如尼采主張將人回復到最自然的狀態，高度肯定人的原初本能和欲望情感的正當性，反對任何抑制和控制自然欲望的交易和道德原則。而作為后現代主要代表人物的利奧塔對感性欲望進行了更進一步的闡釋。在他看來，欲望能夠提供經驗的強度，能夠使人們從壓抑的狀態下解放出來，而且能夠給人帶來創造力。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的“快樂原則”、巴赫金的“狂歡理論”、馬爾庫塞的“愛欲理論”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感性欲望進行了描述。尼采、利奧塔等理論家對感性生命價值的重新闡釋，把人的感性與人性的體驗放在了一個新的位置上。他們認為要反抗技術理性所造成的對人的壓抑與物化，就要恢復人的本真的需求與欲望，呼喚新感性。而大眾文化就是適應這種要求的一種新的文化模式。大眾文化使理性的人進入體驗性、感受性狀態，甚至是感覺的“碎片”狀態。因此，對感性欲望重新闡釋的后果，是使大眾文化成為表達當代社會人的情感、欲望訴求的一種文化形態，一種表現欲望敘事的文本。

　　西方大眾文化對感性欲望的訴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視覺影像的泛化。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指出，在當代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是視覺觀念、聲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參見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56頁)。大眾文化是以形象和影像為中心的感性主義的形態。影像就是圖像。影像由于其直觀性和直接的視覺反應，往往比語言等其他符號更具感官喚起功能，因而成為表達感性欲望的最佳工具。視覺影像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將意義的豐富性讓位于欲望的訴求。當代的影視劇作、網絡、廣告、傳媒等影像所帶來的視覺盛宴和視覺狂歡空前地激發了大眾的欲望、沖動、潛意識等感性心理。欲望的訴求不但反映在視覺內容的豐富性所帶來的快感上，而且反映在視覺的影像強度和沖擊力上。從性感的直觀到艷俗強烈的視覺訴求，從蒙太奇似的混雜拼接到影像塑造的新詭獨特，大眾文化通過影像訴諸人的欲望的企圖直露而坦率，處處體現出對視覺愉悅和快感體驗的強烈渴求。

　　第二，感性化的娛樂取向。大眾文化的基本形態就是一種快樂原則的文化，一種欲望的文化。用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快樂原則與本我的欲望直接相關，它固有的趨樂避苦的本能傾向使擁抱快樂拒斥悲苦成了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這就決定了大眾文化偏重感性化、娛樂性的取向，以最大的限度滿足了人們的感性娛樂需求。這種感性特點主要通過大眾文化的內容表現出來。

　　在幾乎所有當下西方大眾文化產品中，所表達的人性的豐富都和人們的欲求相聯系，或多或少、或顯或隱都離不開感性刺激的要素，他們使人們意識深處的本能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宣泄，感性取向成為大眾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如當代西方的一些影視文學作品，在藝術創造上極力張揚感性和欲望，借助大量的隱喻、象征的暗示來渲染烘托男女之間的情欲和性愛，極度地夸張了感性化。一方面是對于人的生命欲望的關注;另一方面又躍動著現時的欲望和沖動。因此，從衣食住行，到流行歌曲、影視文學作品、搖滾樂、廣告、電子游戲等，西方感性文化的氣息無處不在。

　　第三，情感的訴求與宣泄。進入數字化時代的大眾文化，網絡、媒介等手段比過去任何時代都能更強烈、更徹底地表達出一種情感狀態的視覺、聽覺、觸覺效果。對情感的訴求已成為西方流行歌曲、影視節目等大眾文化產品核心的商業元素。如流行歌曲是大眾文化時代的“情詩”，流行歌曲的主題是愛情，是生活中、情感中人內心的無限感受。人們在歌詞里能找到一種情感體驗，是人們無限的感性訴說和新語言。因此，情感的訴求不斷被觸發、被相互分享、被批量化地生產、被越來越多的浸潤到人的情感世界之中。這種大眾文化對情感的強烈訴求正如約翰·奈斯比克在《大趨勢》中所說，信息時代是個高技術、高情感的時代。他認為人類社會正在從強迫性技術向高技術與高情感相平衡轉變，我們必須學會把技術的物質契機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來(參見約翰·奈斯比克：《大趨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9頁)。

　　一方面，這種大眾文化作為現代信息社會的產物，所表現的是西方現代社會的新的生活體驗與文化體驗。它張揚感性欲望，表達了人性的豐富性、多樣性和新的欲求。它反映的是現代社會生活物質資料豐富條件下的人們的一種生活體驗和狀況，是人們內在焦慮、孤獨的一種心理釋放，滿足了大眾的精神和娛樂需求，成為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去解碼現實、創造心理平衡的一種方式，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西方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悖論存在的文化，有著追逐市場利潤的本性，因而導致感性欲望訴求的泛化，而感性欲望泛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們對感性的持續的欲求期待。在大眾文化市場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大眾文化極力張揚感性欲望，追求不斷上升的欲求滿足，對于作為文化根底的終極性的東西如信念、信仰、理想等產生著嚴重的消解作用;將感性生命價值夸大，必然導致欲求焦慮與感性生命的空洞。當把欲望作為信念，把需要當作原則之時，也就必然導致文化終極意義被放逐、被庸俗化及享樂主義的泛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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