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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百年來，有關對儒學現代價值、儒學當代命運和儒學前途等涉及儒學未來和復興的問題的探討引起學者廣泛的參與。我們應當關心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命運，對中國核心文化儒學的未來充滿信心。

　　關鍵詞：儒學;未來命運;復興

　　近百年來儒學生存土壤的逐漸蝕解，極大地增強了當今儒學研究者對儒學未來命運的恐懼。于是，一幅極富幽默感的畫面呈現在我們面前：一邊是對儒學現代價值的肯定性的闡發和呼吁，另一邊則是對儒學當代命運的擔憂和對儒學新途的積極拓展。吳光先生提出了一個“變革型的后現代儒學”概念[1]，成中英先生則提出了一個“新新儒學”的概念[2]，蔣國保先生對于那種將儒學的危機歸為制度解體的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儒學之所以遭遇極大的生存困境，不是因為它失去了制度保護和缺乏正確的理解，而是因為它遭遇到了現代民眾的冷漠、淡漠和疏離……將儒學徹底化為與現代民眾情感認同合拍的意識形態，使儒學真正成為現代民眾的潛意識”[3]。李承貴則明確提出了“生活儒學”的概念，認為當今儒學的開展走生活儒學的路子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4]。景海峰先生以劉述先、杜維明等學者為例，說明展開文明對話對儒學開拓新路的意義。他認為：“通過開展文明對話，不但能讓更多的國際人士了解中國文化、了解儒學;而且也獲得了本身自我反觀、自我調整的機會，可以從對話中調整姿態、找準自己的位置。通過對話，也讓儒家的資源有了重新被排比和篩選的可能性，并為進一步的發展拓展出空間”[5]。李承貴還對儒學的當代開展應注意的問題進行了討論，認為開拓儒學新的發展方向必須處理好3種關系：“第一是儒學和西學的關系，第二是儒學多極化走向與儒學基本走向的關系，第三是學術儒學立場與意識形態助力之間的關系。儒學價值的落實當然歡迎政治政策的幫忙，但絕不以犧牲自身的獨立性為代價，因為儒學只有堅持話語的自我性、只有關懷民眾的利益、只有彰顯其批判的品質，才能成為廣大民眾歡迎的學說，才能成為對人類有意義的學說”[6]。

　　近百年來，學者們都積極參與了有關對儒學現代價值、儒學當代命運和儒學新途等涉及儒學未來和復興的問題的探討。筆者來自西域，在學習儒學過程中，日漸對儒學的未來充滿信心，這里，筆者對中國核心文化儒學的未來命運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所謂儒學的復活、復興，絕不是說儒學在當代已經成為歷史陳跡了，雖然其失去了兩漢以來兩千多年的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的優越地位，但它永遠存在于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存在于中華民族靈魂的最深處。

　　第一，幾千年來，儒學精神在中華民族、國家文化中的主干、主體地位基本上為學界所認同。無論在物質生活、教育體系、政治領域，還是國家統一的意識形態中，儒學精神向來都是中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處。當然，這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在古代，由于與物質文化有關的科學技術原因(交通、信息的傳遞)，中國大陸相對保持完全獨立的個體，中華民族在長江、黃河領域一直按自己的精神生存，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長久以來，中華文化受到外來的各種文化體系不同程度的影響，但種種外來的文化很快遇到強大的儒文化的有力排斥或同化。外來的摩尼教、祆教、猶太教、婆羅門教傳入中國后被儒家文化同化，佛教傳入中國，雖盛極一時，影響深遠，但最終沒有也不可能取代本土文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強大的儒道文化同化，具有了濃厚的儒家精神。到了19世紀，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的儒學精神面臨了嚴重危機。在此之前，從未有任何外來文化對中國本土文化儒學帶來如此致命的影響，1844年后的中國歷史進入特殊的階段。從此，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更為緊密。

　　第二，在我國，整體的文化氛圍不同于世界其他國家。我國古代先賢比較注重人生觀、實踐哲學，即倫理問題，而對世界觀、事物本原、人類歸宿等問題的討論則很不充分。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儒文化作為精神引導的中國人在物質生存方面沒有很大的進展。歐洲17世紀就開始進入工業化時期，經過短暫的幾個世紀的發展，物質生產已經達到了空前的水平，經濟領域的領先地位逐漸變成一種強勢文化。這對中華民族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包括儒釋道精神。西風吹進中國以前，從夏代到近代清朝，無論什么樣的朝代、什么樣的統治者都把中華自己特色的精神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雖然形式不同，但還是儒釋道精神，核心都是儒意識形態。雖然官方的意識形態和作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因素的公民這兩個階層之間有大大小小的摩擦，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儒學精神。但是到了近現代，西方文化強制性地通過各種途徑對中國文化領域產生影響，中國原有的整體性即上層和下層階級之間的關系、統一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進入了歷來沒有過的混亂狀態。民國時期，中國內部的儒學精神也失去了自己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但是并不是等于儒家已經沒有了，而是儒學精神回到最早的起源地，儒學精神再也不是國家認同的統一的意識形態。這種失去自己本我的后果使國家的統治階級和老百姓之間產生了無法跨越的分裂，這種分裂的狀態是中國當代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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