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行政學的發展會涉及到多個學科之間的融合和交叉，似乎難以展現出涇渭分明的發展邏輯，以至于對于自身各時期的范式解讀并不明朗;同時行政學的各個發展時期始終繞不開政治與行政、價值和效率這兩個元命題，而當前公共價值管理理論將行政學的發展推向了兩者相結合而尋求一種平衡導向‍‌‍‍‌‍‌‍‍‍‌‍‍‌‍‍‍‌‍‍‌‍‍‍‌‍‍‍‍‌‍‌‍‌‍‌‍‍‌‍‍‍‍‍‍‍‍‍‌‍‍‌‍‍‌‍‌‍‌‍。文章旨在研究政治性對于行政學發展的重要性，并且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角度探究在政治性這一根本導向下，行政是否能獲得公共性的準確定位‍‌‍‍‌‍‌‍‍‍‌‍‍‌‍‍‍‌‍‍‌‍‍‍‌‍‍‍‍‌‍‌‍‌‍‌‍‍‌‍‍‍‍‍‍‍‍‍‌‍‍‌‍‍‌‍‌‍‌‍。因此，文章回歸到政治性的視角，認為行政學未來的發展可能需要借助政治學知識來獲得延伸，并且其指導下在內容合理性上形成理性格局，從而更好地引領行政技術性上的發展，實現社會的良治‍‌‍‍‌‍‌‍‍‍‌‍‍‌‍‍‍‌‍‍‌‍‍‍‌‍‍‍‍‌‍‌‍‌‍‌‍‍‌‍‍‍‍‍‍‍‍‍‌‍‍‌‍‍‌‍‌‍‌‍。

　　關鍵詞：學科發展;政治性視角;工具理性;價值理性

　　一、行政學的發展指向何處

　　行政學的發展都是需要政治學、管理學等多個學科為其提供概念借鑒，汲取著各大學科的經驗和知識才能建構起相關的理論，行政學包涵有很多的東西。尤其體現在西方行政學說從建立那時起就與政治有著很深的淵源，行政是從政治中獨立出來。很多人會對這門學科本身產生一定的質疑，尤其質疑行政學研究理論在范式解釋上的不確定性，正是因為行政學理論對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管理學、經濟學尚未從根本上擺脫一種固有的依附性，以至于屬于行政學自身的思想模式、學理途徑和研究方法的理論尚無法形成共識，無法依靠幾個原則就構建“范式”理論體系。那么究竟行政學得以發展的最終動力來源于哪里?行政學的內容包容很多，那其特質是什么?回溯行政學的發展歷史，行政學的未來指向何處?本文以政治性的視角來看待行政學各個階段的發展，探究行政學的未來發展終歸是要回歸于政治性，需要強調行政的政治性追求。

　　二、行政學內在述求具有政治性

　　追溯行政學的發展，可以發現行政學的發展總是繞不開這兩個元命題“政治與行政”、“價值與效率”。將行政思想的各個階段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傳統公共行政時期，即從威爾遜時期開始創立的行政學單獨將行政學從政治學中獨立出來，將行政從政治中分離使行政成為一個獨立學科，將更多是將公共行政作為實踐上的一門顯學，是將其視為政府在運用技術性的、中立的一種管理過程，不涉及政治價值而單純是為著實現民主價值的手段。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威爾遜所堅持的政治與行政二分原則并非是絕對的分割或是分裂，而是保持著一種相對獨立，并不代表著行政完全不受到政治的影響，西方公共行政學與政治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發展同步的。正如尼古拉斯?亨利在《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一書中指出的那樣，政治學是公共行政的母學科，對這個領域的性質明顯有著深遠的影響，公共行政學在政治學的大廈中誕生，在政治學的后院里被撫養長大。

　　威爾遜認為作為美國行政科學基礎的原則，本質上也應該包含民主決策的原則，這表明這也是由于公共行政中所包含的“公共”一詞的特性所決定的，“公共”實現涉及到政治哲學，沒有民主、公平等價值作為目標，邏輯實證主義只會成為無方向的利器，“行政”一詞有保有理性主義的傾向，更帶著管理主義，沒有邏輯實證主義的研究，我們無法了解真實的世界。雖然兩者都重要，但是最根本的依舊是以政治導向為根本，效率更多的是一種工具輔佐。通俗地說，在行政過程中，縱然強調技術性，例如邏輯實證主義的代表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就認為公共管理是純技術性，他強調價值中立。但是行政終究是人的活動，在決策和活動過程中做出選擇，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色彩。因此，可以將行政看成“是一種政治行為也是一種管理行為”。

　　政府行政也與管理密不可分，需要依靠不同的管理技術。再者，我們可以看到行政學科的主流范式似乎并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對于范式的解讀是存疑的，這也與行政學自身特殊的學科背景有關。正如沃爾多所認為“如果要滿足現代世界文明對公共行政的需求，那么，行政思想就必須與人類知識王國中每一個主要領域都建立起一種工作關系。”行政學自身的學科定位是建立在各學科知識之上的運轉，為著提升行政的效率，需要了解、借鑒和吸收不同的學科知識，以開放的方式拓寬自己的技術與知識基礎，這就涉及到人文價值關懷、社會科學思想、專業技術和自然科學等等。

　　那么，在這些學科知識的結合之上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指引，那就必須強調行政學上的政治性追求，這種行政的政治性的強調并不是只關注政治統治，而是會從行政自身的需要來考慮政治性其他的內涵。作為國家生活和國家體系的一部分，國家行政的政治性和統治性及其功能是客觀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離開政治和統治談何國家行政。正是政治和統治的存在決定了行政眾多的生態及其演變，并且政治和統治會直接影響到國家治理秩序、價值利益分配和權力責任配置的格局及演變其過程。因此，如果在行政學的發展中過于強調去政治的研究取向，就會阻礙公共管理與現實政治實踐的對接程度提升，使得公共管理發展對于變革和變化中的政治生活缺失靈敏度，降低對現實矛盾和問題的解決能力和應對能力，這就會阻礙行政學科的正常發展，使得行政難以與現實相適應。

　　三、理性考量與人文關懷之必要

　　行政學的發展從正統論到新公共行政，再到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和公共治理，再到現在的公共價值管理，這些理論或執著于追求效率，或執著于追求價值。并且從西蒙的價值中立標準建立之后，西方行政的主流思想就演變成以技術性為唯一的最高追求，這樣的標準堅持所造成的就是公共管理主要依賴科層制的治理形式，技術理性夸大化，沒有現實的價值分析維度，公共管理與現實價值問題亦不相關，公共管理只會越發脫離現實人們的期望和需求;并且在這期間，當科層制的變革缺乏足夠的力度時，危機便出現了，學科也就變成了烏托邦式的虛擬研究空間。

　　當具體分析行政學的思想時，會發現行政學發展依賴于技術性的發展，技術帶來創新的行政方式，或是帶來新的衡量指標等等，技術成為了行政提升效率的典型途徑。尤其是當現今網絡時代的到來，在互聯網、大數據和虛擬化平臺的技術支持下，辦公系統逐步實現電子化，網絡化操作的實現解決了很多行政效率提升的現實問題，同時資源共享更加便捷，再加上網格化的治理模式提出，公共參與將實現前所未有深度和廣度。這些都體現著現代技術給行政帶來的便捷和高效。此時，網絡化帶來了國家行政能力體系變化，豐富著各類知識體系，也推動著國家和社會關系與治理體系的變革。國家治理將走向更加民主和開放的多元合作治理，日益僵化科層制及其治理方式也有望被網絡化的組織體系和治理方式所取代和打破。

　　在這些過程中，我們可以將行政看做是一種理性的行為和思考方式，因為在追求某一水平的達成和目標的實現過程中，會運用到各種現有的資源和體系來提升行政有效性。這樣看來，行政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在同等地位上的，價值理性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意蘊上的指導和內心的期望，行政的利益導向、使命和意義的合理性，是行政的價值訴求和政治考量，而非是單純的工具理性，當然也需要工具理性的加持，因為其反映了行政作為管理行為所應具有的屬性和邏輯。只有這樣，行政才能走得更遠。當我們看到“行政的價值內容與技術內容糾纏在一起，這是行政區別于一般管理和社會事務，區別于一般政治行為的特質所在。”并且從行政學的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公共行政學界在要么偏向于價值理性的公共價值管理理論，要么偏向于工具理性的整體性治理理論之后，將逐步接近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一種融合狀態。

　　四、行政學的政治性視野的回歸

　　政治性視野的回歸依舊是行政學發展的必然，行政學的發展和行政效率的提升依賴于政治性的概念和原則指導，政治與行政并非絕對的分離，行政依舊是在政治的指導下、潛移默化的干預下發揮著自身的作用，只不過在隨著時代的發展，政府工具的創新性出現使得行政呈現出大量的技術性色彩。

　　那我們可以將政治性的發展，視為行政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使得行政在其指導下有著整體性、系統化的發展概念、理念和框架，從而行政能更加深刻、全面系統地被認知。同時需要正視行政之于統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促使政治性視野回歸，準確定位公共性的坐標，引領行政得以取得技術性的發展。當行政將精力過多的投入如何去完善已存在的手段來達到某些目的，往往會忘記之前所堅持的目的是什么。

　　借用巴德?舒伯格的話，大意就是恰恰是奔跑會使得我們去奔跑，然而當我們如此地忙于奔跑而拼命向前，卻忽略了一個問題：沒有時間來思考一下到底是往哪里跑?同樣的，過度強調技術性的發揮，效率的提升，而沒有政治性作為最終的導向與原則支撐，只會將行政帶入一個南轅北轍的境地，效率越提升，離公共性和最終的行政期望只會越走越遠，政府效率的提升會導致一種行政發展上的政府悖論，政府會成為效率的最大阻礙，從而影響政府的合法性地位，行政的意義也將不復存在。使政治性回歸到行政的理論與實踐視野，或許能為為行政未來開啟新的助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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