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義]文章旨在探究健康焦慮人群在信息需求、健康信息搜尋、信息加工等方面的特征，并構建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產生、發展、影響效應和結果的生態機制。[方法/過程]采用理論生成元綜合的方法，以Wilson信息行為模型和健康焦慮CBT模型為開端，發展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的理論。[結果/結論]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經歷需求產生、信息搜尋、信息加工和處理直至產生影響結果的循環過程，其注意偏見和災難化解釋等認知障礙會強化焦慮情緒，并觸發以被動搜尋為代表的安全行為，造成健康焦慮情緒和信息行為之間的互循環。本研究結論為健康焦慮的實證研究提供指導作用，并為其治療及健康信息服務的提升提供了借鑒。

　　關鍵詞：健康焦慮;信息行為;元綜合;作用機制;影響因素

　　引言健康焦慮(HealthAnxiety)通常被定義為基于感知到的健康威脅和對身體癥狀的誤解而產生的對自身健康狀況的擔憂，即使個體經過正規的醫療檢查并確認無恙后，仍持續恐懼自己可能患上某種嚴重的疾病[1]。心理學與流行病學將健康焦慮的極端形式稱之為疑病癥(Hypochondriasis)[2]。

　　隨著利用互聯網平臺獲取醫學健康信息的普遍流行，也有學者提出了“網絡疑病癥”(Cyberchondria)[3]的概念，代指由于在互聯網上反復搜索醫學信息而加劇的健康焦慮。《2019國民健康洞察報告》顯示我國近96%的公民就不同的健康問題表現擔憂[4]、《2021國民健康洞察報告》調研結果表明[5]，對心理健康狀況的擔憂已經成為全社會普遍存在的共性現象。健康焦慮不僅給患者及其周圍的人帶來巨大的痛苦，而且在醫療保健利用率方面也代價高昂[6]。探討健康焦慮人群的信息行為將為健康信息服務鏈的優化和完善提供方向，提升我國健康信息服務能力和水平，助力實現“健康中國”戰略。健康焦慮與健康信息行為之間存在互作用機制[7]。

　　一方面，大量針對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的研究發現健康焦慮情緒促使該群體在信息搜尋強度[8-10]、搜尋策略[11-12]等方面呈現出不同于一般健康個體的特征。健康焦慮患者越來越多地使用互聯網作為醫學信息來源[13]，并高頻次、大量地搜尋健康信息，同時積極采取一系列旨在防止疾病發生、減少焦慮、獲得安慰等尋求確認的安全行為(ReassuranceSeeking)[10,14]，如反復確認以尋求一致的答案或者面對多次線下就醫以獲得對健康問題更權威的解釋等。

　　另一方面，心理學領域中的健康焦慮認知行為(CBT)模型(CognitiveBehavioralModelofHealthAnxiety)[15]認為某些認知變量有助于發展和維持健康焦慮，自身和環境的刺激都會觸發個體生理感覺的惡化，導致部分認知障礙，隨后是情感、行為和身體感知更糟糕的生理后果。例如，Hirsch[16]發現70%的個體在最初搜索常見的、不影響健康的癥狀后，會接觸到大量關于嚴重和罕見醫學名詞的解釋信息，進而搜索嚴重疾病的信息并經歷焦慮情緒增加。大量研究發現對健康信息產生的注意力(AttentionalBias)[17-18]、確認(ConfirmatoryBias)[14,19]、記憶(MemoryBias)[20-21]等認知偏差在個體健康焦慮的發展和維持中起著關鍵作用。

　　上述文獻回顧表明健康信息行為和健康焦慮之間呈現出一種較為復雜的影響關系。然而現有的文獻很少能系統深入地揭示和解釋這種關系，究其原因，一方面健康焦慮群體的信息行為研究較為分散，吸引了來自多學科不同角度的關注，信息行為領域致力于研究焦慮人群的信息行為規律和特征，心理學則更關心個體的信息加工過程是否是健康焦慮產生的誘因，相關研究雖相對豐富但是缺少一個能系統集成各領域的成果的脈絡，以清晰、全面刻畫健康焦慮群體的信息行為產生、發展、影響因素和影響效應的生態機制。

　　另一方面，健康焦慮個體在線健康信息搜尋與焦慮情緒之間互作用的方向性缺乏共識[20]，健康焦慮可能是尋找健康信息的主要動力，信息搜尋引起的健康焦慮可能反過來導致進一步更詳細的搜尋行為[22]，健康焦慮個體對疾病信息的認知偏差是否存在影響仍有爭議[23-25]。以上矛盾的結論表明，存在一些影響健康焦慮和信息行為兩者關系的干擾因素。但現有的研究中鮮有關注干擾因素，影響了對健康焦慮群體信息行為機制的深刻認識。

　　綜上所述，有必要采用一種系統集成的方法對健康焦慮的信息行為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提煉、歸納整合，系統揭示研究主題和相關結論并構建健康焦慮與信息行為的互影響機制，為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的研究和信息服務的優化提供思路。本文具體的研究問題為：①健康焦慮人群在信息需求、健康信息搜尋、信息加工等方面具有什么特征。②哪些干擾因素會影響健康焦慮與信息行為的關系。③如何構建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機制，體現出健康焦慮和信息行為的互影響關系。

　　1數據和方法

　　本文利用理論生成元綜合方法對健康焦慮人群的信息行為進行數據提取和綜合。理論生成元綜合(theory-generatingmeta-synthesis)是元綜合方法的一種[26]，它從研究主題相關的主要定性、定量或混合方法研究中提取和分析定性的研究結論，在匯總數據并探索解釋概念的基礎上闡明概念之間的動態關系，以過程模型的形式呈現新的綜合理論[27]。本文以Wilson模型和健康焦慮CBT模型作為理論構建的開端，生成針對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的更為明確的理論。

　　信息行為領域中Wilson模型是一個通用的模型，其關注了“信息需求情境”“干擾因素”“信息搜尋行為”“信息加工和處理”四個要素[28]，但未能反映信息行為的影響結果。為形成一個完整的生態模型，本文還參考了健康焦慮CBT模型中從生理(Physiological)、情感(Affective)、認知(Cognitive)和行為(Behavioral)角度對健康焦慮情緒形成機理及影響結果的分析觀點[15]，以指導元綜合研究。提取相關文獻的研究結論，精化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的各環節，分析概念間的動態關系以構建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產生、發展、影響效應和結果的生態機制。

　　1.1文獻收集策略

　　本文以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Scoups文摘數據庫、Proquest碩博士論文全文庫綜合數據庫作為主要文獻來源，輔以PsycARTICLES美國心理學會心理學電子期刊、Psychology&BehavioralScienceCollection心理學及行為科學全文庫補充。鑒于健康焦慮群體的特殊性，本文僅以“健康焦慮”作為檢索詞，并將其相關術語寬泛地設定為“cyberchondria”“healthanxiety”“illnessanxiety”“hypochondria”“healthanxious”等，以提高文獻收集的全面性。在中國知網(CNKI)中以主題=((健康焦慮)OR(疑病癥))獲取中文文獻。最后通過目標文獻的引文和參考文獻進行滾雪球式追蹤增補文獻。

　　1.2文獻篩選標準和質量評估

　　元綜合建立在嚴格的文獻篩選基礎上，本文的篩選標準如下：①文獻類型僅限于中英文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學位論文，包括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綜述、書評等不納入研究;②若研究討論健康焦慮人群對信息的需求、獲取、加工、認知、使用、分享等行為，或根據健康焦慮程度推測行為數據的，則保留。若探討主題為健康焦慮的成因、治療等非信息行為內容，則排除;③合并同一作者的相似研究，如Hadjistavropoulos以其1995年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發表了相同標題的期刊論文，則僅納入期刊論文。

　　由于理論生成元綜合的分析單元是定性的研究結論，而不是研究文獻本身，定性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會造成質量判斷主觀性的偏倚風險，且鮮有研究論文由于質量問題被排除的情況[27]。因此，本文以對定性研究結論詳細的內容分析代替質量評估工具審查并評估定性的研究結論的有效性。

　　1.3研究選擇過程

　　筆者從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Proquest學位論文庫、Scoups數據庫、中國知網中分別檢索出2643篇、790篇、2199篇、158篇文獻，按照1.2的篩選標準初篩得到文獻38篇(WoS)、8篇(Proquest)、36篇(Scoups)、4篇(CNKI)，通過PsycARTICLES、Psychology&BehavioralScienceCollection補充31篇和43篇，合并去重后共獲得潛在合格文獻51篇。隨后，閱讀51篇文獻的全文，剔除非信息行為相關的研究14篇、同一作者的相似研究1篇、綜述類的二手研究3篇、書評1篇。再追蹤32篇文獻的參考文獻和引證文獻，并重復上述篩選過程后增補9篇，最終納入研究的文獻共41篇。

　　1.4數據分析

　　1.4.1數據抽取和編碼

　　本文采用歸納演繹法對目標文獻進行編碼。

　　一是在歸納思想的引導下，將相關研究中的觀點歸并到Wilson信息行為模型或健康焦慮CBT模型中的固有概念下。如：有研究提出[29]“未解決的問題加強了焦慮情緒，促使健康焦慮者需要尋找解決辦法或補救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體現了Wilson提出的信息搜尋中“認知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概念，故將其歸入“認知需求”和“情感需求”兩個編碼下。

　　二是遵循演繹的思想，對粗粒度概念進行細化時不預設編碼標簽，基于材料內涵，對各行為環節進行分析和提煉，產生新編碼。例如，就“信息加工與處理”環節而言，Brown等[21]提到，“這種模式與疑病患者精心處理與健康相關的信息的假設是一致的，或許因為其有意識地反芻健康類的信息多于其他類型的信息”，可將此觀點提煉為“信息反芻”。按照上述思路使用Nvivo11軟件的Plus版本，對41篇目標文獻的定性研究結論語句進行編碼，共編碼參考點457個。

　　1.4.2數據綜合提煉低層級編碼的共性，將共同的概念梳理形成高層級的概念。例如，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在情感上產生的“焦慮增加”“焦慮維持”“焦慮減少”三類標簽可歸納為“焦慮未被控制”和“焦慮得到控制”兩種編碼，再提煉至“信息行為結果的情感層面”標簽。本文陸續形成了“信息需求情境”“干擾變量”“信息搜尋行為”“信息加工和處理”“信息行為的結果”5個概括性最強且彼此之間無概念重合的高層級概念標簽。

　　1.4.3理論生成元綜合的理論生成過程強調了對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的各環節概念的細化，并分析概念間的動態關系而生成新的理論。基于數據抽取、編碼和綜合，本文構建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產生、發展、影響效應和結果的生態機制的理論模型，以揭示健康焦慮人群在信息需求、信息搜尋和加工處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健康焦慮者在情感、認知、行動方面的行為結果對信息需求的反饋作用，并識別“干擾變量”的具體內容和作用環節。

　　1.5結果

　　納入元綜合的文獻包括期刊論文33篇,會議論文1篇,英文博士論文7篇，以國外研究為主，國內相關研究僅3項;從發文年代來看，2000年以前6篇，2000—2009年12篇，2010—2020年23篇，該主題在近幾年成為關注焦點。大部分研究以實驗為主(n=23)，少數使用主題分析[29-31]、內容分析[32-33]等定性方法，主要通過調查問卷(n=37)和半結構化訪談(n=9)采集數據。

　　數據來源大多為在校學生(n=19)和醫院臨床樣本(n=7)，少數通過圖書館[8]、患者數據庫[12]、在線信息系統[34]、人口登記冊[35]抽取，樣本量在18～720之間。

　　2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特征

　　2.1健康焦慮人群信息需求的情境

　　健康焦慮人群出于其自身、工作生活中的角色，或所處環境的需要，產生了生理、認知和情感等方面的信息需求。

　　2.1.1生理需求健康焦慮人群搜尋信息以預防疾病和掌握自身健康狀態是生理層面的需求，樣本文獻對該驅動因素關注不多。不斷獲取健康信息來跟蹤并確保個人具有健康的身體狀態[36]，預防現有癥狀的惡化[29]、防范疾病和并發癥[8]是健康焦慮人群使用互聯網的重要原因。

　　2.1.2認知需求認知需求是個體在情境中彌補知識不足、滿足好奇心的需要[37]，作為探索、理解健康相關問題的內在動力，健康焦慮人群在認知上還具有輔助就醫決策[8]、獲得自我認同的需求。健康焦慮群體在互聯網上搜尋疾病預防和營養健康等知識[11,31]，檢驗健康信息是否是對個人癥狀的可信解釋[22]均是為了滿足個人對健康知識的渴求。Lagoe等的實證研究指出健康焦慮者通過網絡信息搜尋來獲得對自身識別線上健康信息能力的自信[38]。Musarezaie進一步發現，高健康焦慮者在就醫前更有目的地搜尋并解讀健康信息，以此判斷是否有必要就醫，并在就醫中以自身經驗向醫生證明其疾病的存在和就診的合理性[8]。

　　2.1.3情感需求

　　健康信息行為中的情感需求是指人們為應對威脅生命的疾病或醫療方案對個人情緒造成的影響而獲取信息的需要[39]，其顯著地驅動著健康焦慮群體的信息行為[38,40]。

　　元綜合發現，強化正面情緒和緩解負面情緒是健康焦慮者的核心情感需求。前者指健康焦慮人群增進對自身健康狀況的信心的需要，例如，健康焦慮者利用各種健康信息源證明其癥狀不會引起重病，以尋求內心安慰(Reassurance)[36]。后者指健康焦慮人群緩解潛在健康威脅給自身帶來的焦慮、緊張、痛苦的情緒，例如，健康焦慮者希望廣泛的信息搜尋能降低個人罹患重病的風險性[30]以及對軀體癥狀和健康問題的焦慮與擔憂[9]。

　　2.1.4社會角色需求個體所承擔的社會角色(如親情、同事、朋友)所賦予的責任也會引發信息搜尋[37]。Zhang[41]的研究揭示了朋友或同事等社會角色對一般健康信息用戶需求產生的重要推動作用。但健康焦慮人群目前僅關注了家庭角色產生的信息搜尋需要，Singh[29]指出，一方面，健康焦慮人群擔心家人患病，為確認家人的健康狀況而搜尋信息;另一方面，健康焦慮人群為減少忽視家人健康問題、不幫助家人獲取醫療和疾病預防的信息等未履行家庭角色責任的內疚感，也會產生健康信息搜尋行為。

　　2.2健康焦慮人群的信息搜尋行為

　　2.2.1信息搜尋渠道

　　健康焦慮人群主要通過網絡資源、傳統媒體和人際渠道搜尋健康信息。由于在線搜尋信息的阻礙較少，沒有尷尬或恥辱感，花費和時間成本更低，且具有能夠從與有類似病癥的人的經歷中獲得建議的優勢，多數健康焦慮人群將其作為首選方式[11]。搜尋引擎是他們獲取網絡健康信息的主要途徑[10,42]，高健康焦慮者充分利用谷歌等綜合搜索引擎[34]和NHSDirect、BootsWebMD[11]等熟悉、可信、富有聲譽的政府和專業醫療機構信息源展開在線搜尋[29,39]。

　　Eichenberg[10]指出，健康焦慮人群廣泛使用在線健康咨詢服務，偏愛留言板、話題小組、論壇、博客等在線健康互動社區。傳統媒體雖不如互聯網普遍，但也為部分健康焦慮人群偏愛，Pugh[43]發現，與一般健康信息用戶類似，一些健康焦慮人群會通過收音機、電視等傳統大眾媒體了解一些疾病的病理特征或日常保健、疾病預防等方面的健康知識。作為對網絡資源和傳統媒介的補充，還有研究發現健康焦慮人群經常通過醫生、家人、朋友等人際渠道[11,29]補充部分缺失的健康信息，完善已有的知識體系[38]。

　　2.2.2信息搜尋內容

　　由于個體搜尋動機和情境的多樣性，健康焦慮人群搜尋的信息內容也各不相同，主要包含4類：一是關于治療方案[8]、治療藥物[32]、治療策略[34]、他人治療經歷[12]等內容的治療類信息;二是確認自身未診斷和已診斷的急慢性癥狀[10]，進一步理解醫生做出醫學診斷[38]，以及疾病并發癥的診斷類信息;三是疾病的科學背景[12]、潛在病因[32]等病理類信息;四是醫療保健服務[11]、日常健康[10]、營養學知識[8]等有助于提升個人健康狀態的保健類信息。自我診斷、慢性癥狀問題、日常健康信息或健康改善等信息通常屬于計劃內的搜尋內容，而不熟悉的醫學術語或治療類信息通常是健康焦慮人群在搜尋計劃內問題的過程中臨時展開的計劃外搜索[22]。

　　2.2.3信息搜尋模式

　　Wilson將信息搜尋行為劃分為“主動搜尋”(ActiveSearch)、“被動關注”(PassiveAttention)、“被動搜尋”(PassiveSearch)和“持續搜尋”(OngoingSearch)4類[28]。元綜合樣本反映出健康焦慮群體主要采取主動搜尋、被動搜尋、持續搜尋三種模式，被動關注行為在該群體中沒有體現。主動搜尋是健康焦慮人群首選的搜尋方式。健康焦慮人群積極主動、目的明確地尋找健康信息[8]一是為了盡快解決存有隱患的健康問題[43]，二是為了安撫焦慮，減少與健康相關的恐懼[42]。

　　被動搜尋行為是健康焦慮人群的顯著特征。一般健康信息用戶經常在個人無意識情況下通過電視、廣播或社交網絡被動地關注和獲取健康信息，而在健康問題發生之前不會搜尋健康信息[8]，但對健康焦慮人群而言，無論健康問題是否真實存在，健康焦慮人群對不確定性的難容忍性將導致他們在信息搜尋中面對每一個未曾聽聞的健康相關詞匯時都會對其展開強烈而持續的被動搜尋行為[44]。

　　3影響健康焦慮與信息行為關系的干擾因素

　　前文的綜合研究發現，健康焦慮人群在認知行為、搜尋行為等方面均有不一致的結論，表明存在調節變量等干擾因素，但一些能深刻反映信息行為與健康焦慮內在關系和影響過程的中介變量未被識別。本文基于元綜合結論進一步區分研究兩個變量作用于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的方式。

　　3.1調節變量

　　3.1.1人口統計變量元綜合發現，性別和社會階層兩項人口統計因素會影響健康焦慮群體搜尋健康信息的強度和對健康詞匯的認知偏差。具有健康焦慮情緒的女性和男性相比具有更廣泛的健康信息需求和搜尋主動性[41]，Brown還發現，較低社會階層的個體對健康相關詞匯的災難化解釋等認知偏差更為明顯，而這些個體中大部分屬于健康焦慮群體[21]。

　　3.1.2自我效能互聯網使用的自我效能感會促進已產生健康焦慮情緒群體的線上信息搜尋行為。自我效能是主體對自身及某一行為活動完成情況的信心[59]，自我效能感越強的焦慮人群對于使用互聯網進行信息搜尋具有更強的偏好和主觀能動性[60]。

　　3.1.3壓力應對方式

　　遲鈍型(Blunter)和監測型(Monitor)是個體在處理壓力情境中的威脅信息時的兩種常見應對策略[61]。遲鈍型應對者將注意力從威脅信息的刺激上轉移，而采取監測型策略的人群將注意力保持在壓力刺激信息上。與選擇監測應對模式的健康焦慮者相比，遲鈍型應對者對健康相關圖片的刺激表現出更強的注意偏向[57]。

　　3.1.4網絡信息質量

　　網絡健康信息數量多、質量參差不齊的固有缺陷給健康焦慮人群搜尋有用的健康信息造成阻礙，促使其加強搜尋強度的同時也導致了其憑借個人主觀經驗和直覺來評估健康信息可信度的甄別錯誤[29];網絡中對同一健康問題或癥狀病因繁雜矛盾的解釋，也使健康焦慮人群產生了更強烈的情感和認知需求[11]。

　　3.2中介變量

　　3.2.1醫患誤解(Misunderstanding)

　　健康焦慮情緒導致的對軀體感知的災難化解釋和對疾病嚴重性的認知偏差造成了醫患誤解，強化了健康焦慮人群的信息搜尋的動機及其線上搜尋行為。對醫生而言，健康焦慮人群對疾病的自我診斷和擔憂都是無端夸大且錯誤的[9,34]，而健康焦慮者則認為醫生沒有用心研判其病癥并幫助他們消除健康困惑[61-62]。正如Mcmanus的訪談研究所示，高健康焦慮者至少有一次直接或間接地與專業醫療人員接觸的不愉快經歷，這種醫患誤解的過往經歷使得部分焦慮者擔心咨詢醫生會導致他們被貼上浪費時間或多疑的標簽，從而他們產生了向醫生證明自身患病的事實的動機，并更廣泛地搜尋健康信息[11]。

　　3.2.2焦慮特質

　　長期的健康焦慮情緒會導致部分健康焦慮人群產生某些性情特質，這些焦慮特質影響了健康焦慮人群對健康信息的認知和處理方式。焦慮人群的神經質(neuroticism)傾向[34]、對消極后果恐懼的焦慮敏感性(AnxietySensitivity)[63]、對不確定性情境的容忍度(ToleranceofUncertainty)[25]以及網絡疑病癥個體想要對癥狀進行詳細解釋的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傾向[33]等焦慮特質都會導致個體強化對軀體不適癥狀的感知和對負面健康信息的選擇性注意及災難化解釋[57]。

　　4健康焦慮與信息行為的互作用機制

　　基于本項元綜合研究工作，最終抽取出的健康焦慮與信息行為的互作用機制以刻畫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經歷需求產生、信息搜尋、信息加工和處理直至產生影響結果的循環過程，反映健康焦慮與信息行為的相互影響關系。驅動健康焦慮人群產生信息行為的生理、認知、情感、所承擔社會角色等層面的需求來源于兩部分：一是健康焦慮人群對健康風險和威脅刺激的直接反應，比如為解決由不適的身體癥狀產生的生理需求，為緩解負面情緒的情感需求，為彌補知識不足的認知需求，以及在家庭責任驅動下為親人搜尋信息的社會角色需要等;二是在搜尋、加工等一系列行為后新增的需求。在搜尋開始后，健康焦慮人群可能發現自己還面臨新的健康隱患，進而產生的新的信息需求。

　　健康焦慮者采取了三種搜尋模式，其分別發生于兩個階段：一是當其發現自身健康狀態改變時，為實現特定目的而產生的主動搜尋。網絡為此階段的主要信息源，健康網站通常被用于搜尋不熟悉的疾病，自身熟悉或以自我診斷為目的的搜尋通常通過博客、論壇和維基百科開展。二是基于用戶執行信息行為后，隨著其認知、情感、生理層面的變化而導致的安全行為。持續搜尋行為發生在健康焦慮人群完成搜尋目標后，是以人際渠道為主對已建立的疾病知識的擴充。

　　醫學論文投稿刊物：《中國全科醫學》雜志創刊于1998年，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管，中國醫院協會、中國全科醫學雜志社主辦的國內公開出版發行的全科醫學學術性刊物(旬刊)。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ISSN 1007-9572，國內統一連續出版物號：CN 13-1222/R;郵發代號：80-258。《中國全科醫學》為旬刊，上、中、下旬的出刊時間分別為每月的5、15、20日。

　　5結束語

　　本文就信息行為、健康信息學、認知心理學等領域中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相關文獻展開理論生成元綜合研究，以Wilson的信息行為模型和健康焦慮CBT模型為開端，發展并生成了針對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的更明確的理論，為未來的實證研究驗證提供了方向。

　　本研究在歸納的基礎上演繹并生成理論，聚焦健康焦慮人群特性，彌補了Wilson模型中對信息的加工和處理內涵以及對信息行為結果等關鍵環節的忽略，進一步區分了調節變量和中介變量的不同干擾因素的具體內容和作用環節，識別出健康焦慮人群在健康信息的認知加工上的關鍵特性，以及健康焦慮者在情感、認知、行動方面的行為結果對信息需求的反饋作用，闡明了構念之間前因、屬性和結果的動態關系，形成了需求產生、信息搜尋、信息加工、行為結果再到反饋信息需求的健康焦慮人群信息行為歷程閉環，構建了健康焦慮與信息行為的互作用機制。

　　本文發現低質量的網絡健康信息影響健康焦慮人群的信息需求、搜尋強度和認知過程，是造成焦慮情緒難以控制的潛在因素，因此，未來應加強對網絡健康信息質量的監管和控制，從技術上優化健康信息生產、加工、傳播的服務鏈，同時，健康焦慮人群選擇性接觸等認知偏差也為健康焦慮的治療、預防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借鑒。本文仍存在一些缺陷，由于本領域研究學科交叉較多，雖已采用滾雪球的文獻收集策略并著重關注心理學領域對于健康焦慮個體認知過程的研究，但仍可能存在對跨學科知識的理解不足而造成的文獻遺漏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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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耿悅曦，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