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針灸銅人是與中國針灸療法相關聯的實用模型與文化載體，最晚在公元14世紀已傳至日本，在江戶時代，日本自制針灸銅人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本文扼要梳理日本江戶時代的針灸業發展特點，論證其流派授學、執業宣傳等對針灸銅人的市場需求;在客觀層面，說明紙質銅人在江戶時代備受青睞這一特殊文化現象的現實原因;在主觀層面，結合江戶造紙業的興盛、紙塑模型制作工藝的精湛，分析紙質針灸銅人的輕便、精準、美觀等三方面優勢;通過與中國針灸銅人在制作目的、制作者身份、使用范圍、通用材料背景等四方面的對比，闡釋何以二者的選材上呈現分歧，并進一步探討由此透現的日本學習外來文化過程中的特點。

　　關鍵詞：針灸銅人江戶時代和紙紙塑模型

　　中國針灸銅人最晚在公元1378年傳入日本，時來華日人竹田昌慶在學后回國時，一并帶回明代民間制造的針灸銅人一尊。此后，這一銅人在日本被供奉了近300年，卻不幸于1657年的江戶大火之中焚毀。([1]，p.709)根據現有資料記載，自竹田昌慶帶回第一尊針灸銅人，至其毀于江戶大火期間，日本尚未有自制銅人記錄;而在明銅人焚毀的第三年，則出現了現存年代最早的日本自制的針灸銅人，即藏于森宮醫療學園的知新流針灸木人，([2]，pp.2-3)以及藏于東京大學的巖田道雪制針灸木人。

　　([1]，p.733)我們推斷，明銅人的毀壞應是日本自制針灸銅人的重要起因。由此，隨著日本制作針灸銅人材質的多樣化，雖在一定時期內仍稱“針灸銅人”，但實為對所有不同材質針灸人體模型的統稱。更有趣的是，在此后的江戶時代200余年間，制作針灸銅人幾乎成為一種風潮，根據17世紀70年代在日本旅居兩年的荷蘭醫生瑞尼(WillemtenRhyne)的載述，當時大多數針灸醫師都在家門外陳列一個小銅人以作宣傳之用，([3]，p.122)可以想見這一時期針灸銅人的泛濫。筆者現已收集的文本與圖片資料中，江戶時代的針灸銅人即有31個之多，且其中紙制者多達23個，更不計自家收藏未得面世的諸多針灸銅人。

　　此外，根據江戶時代《人倫訓蒙圖匯》(1690年)([3]，p.122)以及各職人手冊《京羽二重》(1745年)的記載，制作針灸銅人的手工者在當時已發展為一個專門的職業，稱“胴人形師”(圖1)，足見針灸銅人在當時的廣泛性與普及性。這一類紙質銅人，又稱“紙塑針灸銅人”，源于江戶時代紙塑技術(張り子)，是通過改變紙原來的形狀，再用模型制作的中空造型藝術。[4]針灸銅人作為舶來于中國的文化載體，至日本不僅落地生根，且衍化出更多的數量與式樣;而這種紙塑銅人更是成為其標志性特征。這一現象與針灸療法在江戶時代的興盛有關，同時也有其復雜的社會文化動因，本文將試圖對這一現象及其背后的原因進行幾個方面的分析。

　　一、江戶時代日本針灸發展背景

　　中國針術流傳日本有著悠久的歷史。根據文獻記載，早在公元552年，南北朝梁文帝曾賜針書與日本醫家紀河邊多兔磨;其后，陸續有中國僧人、醫家赴日本授針術與明堂圖，亦有掌握針術的朝鮮醫師赴日傳播，此外，日本曾多次派留學生來華習醫。([1]，p.688)雖然針灸的傳播在日本始終未斷，但在江戶時代以前，并未形成十分顯著規模的影響。至16世紀安土桃山時代，針灸醫家漸多，且出現了御園意齋、曲直瀨道三等不同流派的、對后世日本針灸發展影響深遠的針灸家。([1]，p.710)

　　此時，針灸論著亦隨之增多，至后期，滑壽的《十四經發揮》傳入日本，并隨著活字印刷術的逐漸興起，于1596年由小瀨甫庵正式出版，([3]，p.120)亦帶來了空前的針灸熱潮。針灸在江戶時代受到德川幕府的官方推崇與支持。1685年，盲人針灸師杉山和一為德川綱吉將軍施針救治，從而獲得了豐厚獎賞，并于其后任“關東總錄檢校”，統領全國的盲人，[5]這也成為杉山和一后期開辦針灸學校、推廣管針術以幫助更多盲人成為針灸醫師的契機;同時也是針灸在江戶時代備受推崇與得到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與針灸執業本身的發展相伴，江戶二百余年間，從事針灸的行醫者日增，名醫輩出;針灸流派愈漸多樣，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現象。除早期延續的道三派、入江派、吉田派、意齋派之外，又衍生出杉山派、扁鵲新派等數十個新的針灸流派，[6]在操作方法、學說理論上都有或微或著的標新立異。此外，自1593年，日本仿朝鮮活字而制木活字，印成《古文孝經》一卷，成為活字印書的開端，([7]，p.33)加速了文本與知識在民間的傳播。

　　于是，江戶時代涌現出大量的針灸專門論著，一方面是對中國傳入的針灸文獻進行翻刻與注釋，其中影響最廣泛者屬《十四經發揮》;([2]，p.58)另一方面，則是不同流派針家自撰專論，如杉山和一的《杉山流三部書》、《意齋流針書》、《宮本流針書》等。([1]，pp.724,742,766)在這樣的“行業”背景下，針灸圖像與模型作為傳授專業知識與吸引注目的生動載體，其需求量亟增。既是針灸培訓與教學的有效工具，亦是從業過程的重要輔佐，同時還有著專業象征性的招牌作用。為了實現多樣的使用目的，日本人似乎以紙質針灸模型作為最理想的選擇，這既是客觀條件的促成，亦是主觀上的偏傾。

　　二、紙質銅人現象的客觀成因

　　如前文所述，目前筆者已知江戶時代至明治時代早期的現存31個針灸銅人中，以紙塑工藝制作者多達23個，占總量的74%;此外，木質雕刻的銅人有5個，銅制銅人僅3個。從文物的保存角度來看，勢必銅制與木制的銅人會相對易持久，而紙質者畏火、畏水、易腐;盡管如此，現存針灸模型仍以紙質為主，足見當時日本針灸界對紙質銅人的推崇。返觀銅人的功用，最初的針灸銅人固然因標識腧穴定位、描摹經脈循行路徑等用途而制。至江戶時代，銅人的制作目的出現分流，在基本的針灸專業用途之外，還衍生出其他文化功用。

　　在專業層面，針灸的蓬勃發展促使學習者與從業者日漸增多，且江戶時代針灸流派爭鳴，各家自立門派傳授針術，而針灸銅人作為最直觀的教學與參考工具，需求量勢必增多;在社會文化方面，針灸銅人則成為濫觴于江戶時代的一股風潮，如前文所述，17世紀在日本針灸師之中，十分流行將針灸銅人擺在自家門外，來表明自己的專業性，以招攬顧客，([3]，p.122)進一步暗示了對針灸銅人的大量需求。

　　且無論是上文所言的《京羽二重》中對制造銅人專門人士的記載，抑或1690年的《人倫訓蒙圖匯》中對“胴人形師”的描繪，([2]，p.70)都側面佐證了這一潮流的形成。如此觀之，作為教學中的教具，施治時的輔助工具，抑或從業者的招牌，早先從中國引來的銅制針灸銅人的形式，都無法滿足這種大量、普及、高效、價格低廉等需要。

　　因此，日本對針灸銅人的改造首先選擇了材質上的創新。我們所分析的客觀成因，主要從經濟角度考慮，一方面，是材質本身價格與價值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由制作工藝的難易程度所決定的制作效率。首先，材料本身的經濟因素應是銅人制作選材的首要考慮。銅制固然具有易于保存、堅固牢靠的特點，且江戶時代雖實行“鎖國令”，但冶銅業仍有一定發展，迄1700年，大阪住友家族和其他冶銅業業主已成為城市中最大的雇主之一，城市中共有17家精煉廠，約10000個家庭靠冶銅業維持生計，([8]，p.50)長崎出島的外運船只還會與日本商人進行銅交易，([8]，p.61)我們推知，大阪府的銅業發達，大概也是同位于日本本島南部的紀州藩地區幾個銅制針灸銅人[9]制作的重要支撐。

　　盡管如此，以銅制的針灸銅人仍會較木制、紙制貴重。與之相對，紙質針灸銅人在經濟角度具有絕對優勢。造紙術自公元3世紀從中國經朝鮮傳至日本后，[10]至6世紀得到了政府的重視，公元8世紀，造紙術已在日本普及;公元8世紀至12世紀，日本京都設有官辦的制紙工廠，在生產官用紙張之余，也為個人書信、作畫、作詩等使用，假名亦于此階段問世，從而日本逐漸脫離中國唐朝影響，開始逐漸形成獨特的文化;至17世紀時，隨著遷都江戶，色彩豐富的“和紙”開始大量生產并用于日常生活，[11]此時政府鼓勵各藩造紙并實行專賣制度嚴格管理;19世紀初，江戶成立“紙問屋立會所”。

　　直至18世紀末引進了法國造紙工廠，手漉和紙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讓位給機械化工廠。[4]種種這些都標志著江戶時代亦是和紙文化的黃金時代。因此，紙業的興旺也促成了紙質物品的大量創新，從而在文化藝術、民間手工藝、科技模型制作等方面，出現了諸多和紙塑產品，針灸銅人亦是其代表之一。客觀因素的第二個方面，則是由制作過程的簡便程度所決定的制作效率。即便江戶時代銅的產出量再高，以銅制作針灸銅人，仍需經過銅材的冶煉、鍛造、塑形、打磨、熔鑄經穴等一系列復雜工序，因此無論從耗材上，還是耗時上，都無法滿足經濟高效的需求。與銅制相較，木制和紙制的工序則簡易得多。

　　據筆者目前收集的針灸銅人資料中，明確為木材質的銅人有5個，其中一個為專門供盲人針灸師使用的模型，其表面有經穴為突出的小球狀。然而木制雖較金屬模型工藝簡單，但由于多數木制模型的表面經穴為陽刻工藝，制作所耗時力終究不若紙質模型直接描畫那樣便利;此外，木制銅人的突出優勢是四肢可拆卸，便于裝箱，壓縮體積，但從實用性上來說，江戶時代多數作為招牌的銅人也似乎并不必需此類功用，何況木制銅人搬運相對沉重，實并不便于教學使用和攜帶。

　　三、紙塑工藝：輕便美觀的成全

　　如果說制作上的經濟、便捷等因素是針灸銅人選材的客觀實際考慮，那么江戶時代紙塑工藝本身所能達到的輕盈、精細、美觀等特點，則是紙塑針灸銅人蔚然成風的主觀原因。日本特殊的地形使地震、海嘯等災難頻發，這種地理特點影響著日本人至今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促使類似“斷舍離”、“極簡主義”等觀念在此萌發，其終極標準即包含了物品的簡約與輕便，一方面可避免地震中物品倒塌、墜落致傷亡，另一方面也便于搬離受災地區;而從文化層面上，日本自古即有出于信仰或衛生原因考慮而定期遷移住所的習慣。

　　([12]，p.50)種種這些都同樣適用于江戶時代的日本生活，也由此輕便成為當時對許多物品的衡量標準之一。紙塑各式模型的制作亦可推知有這方面的考慮。當時的諸多手工業者所制作的物品多以紙為材料，《人倫訓蒙圖匯》中即繪制了多種與紙相關的手工業者圖像。在科技模型的制作方面，紙質針灸銅人亦非先例，如江戶時代天文學家渋川春海所制和紙地球儀，亦屬紙塑模型之類。這種造物用材的普遍特征，也是紙制針灸銅人誕生的重要背景。

　　四、銅人形?胴人形?

　　同根異色的中日針灸銅人“銅人”一詞，最早用在指示針灸模型之義，見于北宋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也由此對針灸銅人的認識與定義漸趨固化，中國后世的針灸銅人亦多從其類。而在傳至日本之后，“銅人”的術語有了“銅人形”與“胴人形”的分化。在翻譯、補充《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的專著中仍依循“銅人”之謂，但在一部分針灸模型制作的說明文中卻出現了從“銅人形”向“胴人形”的分化。

　　寬文銅網狀銅人書于1797的說明文，則用了“胴人形”之語。這種用字上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日本針灸模型制作中觀念的改變，從對材質的界定逐漸轉為對功用與特征的描摹，同時也就解釋了其后日本對針灸模型制作材料的創造與發揮。五、結語針灸銅人在從中國向日本傳播的過程中，經歷了由神圣至普及、由官方至平民、由特殊功用至普通模型的蛻變。這一轉變一方面因于針灸銅人的專業特征，另一方面也部分體現出日本在接受外來文化過程中的普遍特點。

　　舶來文化不若本土原生文化，其更易隨事物本身的流行性而呈現波動，針灸銅人的制作時代集中，也側面反映出針灸療法的發展潮流;就本文所論針灸銅人的制作選材而言，則表現出明顯的趨同于大眾器物用材趨勢的傾向，可見舶來文化極易受到日本當時自身的社會經濟、科技、藝術發展趨勢的影響，從而融合出一系列自身的創造與發揮。此外，對外來文化的學習往往流于表面的效仿，更深層的內核與精神則難以全盤接納。故而脫離神圣與官方的限閾，亦是日本舶來中國科技的普遍特征之一，因此，針灸銅人的制作，從材質到過程，都不若中國銅人那般具有儀式感，而更似是普及大眾的功能性器具而已。

　　這也暗合了文化自西向東愈漸重實用的總體特征。在文化的傳播與交流中，應該說有兩方面互動的作用。一方面，是源頭文化以主動與被動的方式，流傳引入，并對接受者帶來或大或小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作為接受外來文化的一方，在學習借鑒過程中，“為我所用”，結合自身的價值體系與發展需求，進行“趨利避害”的選擇和調適，其終極目標則是使外來文化和科技能夠順應與推動自我的延續。這種文化傳播特征，在日本對中國針灸銅人從接受到創新的過程中也有體現。同時，這種看待和解釋文化傳播的思想，也有助于理解歷史上的諸多文化交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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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評職知識：中醫類論文發表學報

　　南京軍醫學院學報;井岡山醫專學報;陜西中醫學院學報;湖北省衛生職工醫學院學報;邯鄲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