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亙古遺存的石板書庫，見證著歲月長河中中華民族一次次在涅槃中重生和壯大，保存著國家民族血脈里永久傳承的文化基因，闡釋著何以中國、何謂中華的精神信仰‍‌‍‍‌‍‌‍‍‍‌‍‍‌‍‍‍‌‍‍‌‍‍‍‌‍‍‍‍‌‍‌‍‌‍‌‍‍‌‍‍‍‍‍‍‍‍‍‌‍‍‌‍‍‌‍‌‍‌‍。

　　帝都煙柳，籠罩著周秦漢唐的偉大和雋永‍‌‍‍‌‍‌‍‍‍‌‍‍‌‍‍‍‌‍‍‌‍‍‍‌‍‍‍‍‌‍‌‍‌‍‌‍‍‌‍‍‍‍‍‍‍‍‍‌‍‍‌‍‍‌‍‌‍‌‍。 在古都長安的三學街區域，孕育出了千年碑林的文脈和傳承‍‌‍‍‌‍‌‍‍‍‌‍‍‌‍‍‍‌‍‍‌‍‍‍‌‍‍‍‍‌‍‌‍‌‍‌‍‍‌‍‍‍‍‍‍‍‍‍‌‍‍‌‍‍‌‍‌‍‌‍。 金石不朽，典籍永存，四千余種碑刻，四千余部古籍，構建成中華文明璨若星河中的重要支點，造就了九百三十多年歷史的西安碑林。 西安碑林，被譽為中國最大的石質圖書館和書法藝術的寶庫，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第六批全國重點古籍保護單位，一個具有特殊人文情懷的5A級文化景區。

　　書法論文范例： 論書法的藝術價值和美育價值

　　肇建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的西安碑林，以深厚的歷史底蘊和獨特的藏品體系，成為中華文明傳統文化的核心載體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標識。 莊嚴肅穆的西安文廟，滿目琳瑯的厚重碑林，現代開放的博物館，三者完美融合為一體，散發著源遠流長的文化魅力。 文字書法，書寫著中華民族的根與魂; 文獻典籍，記憶著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 篆隸真草，刻畫著文人士子的不變衷心; 三教遺珍，點綴著盛世氣象的開放包容。

　　西安碑林的前世今生

　　西安碑林，是在唐末至北宋三次遷置唐代石經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第一次遷置發生在烽煙四起的唐代末期。 壯士暮年，日落西山，先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黃巢軍攻克長安，接著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占領京師，大唐長安的宮殿建筑損壞嚴重。 唐昭宗為了遠離危險的境遇，打算去太原獲得李克用的庇護，誰知半途中被華州節度使韓建所劫持，被迫駐蹕華州。 李克用得知此事后，決定出兵攻打韓建，韓建無奈之下只好放了唐昭宗讓其回歸長安。 當時，中原地區最有勢力的軍閥是朱溫，他在平定黃巢的過程中逐漸壯大，并與宰相崔胤相勾連，內外互動慢慢掌握了唐廷的中央權力。 在崔胤和唐昭宗合謀誅殺宦官集團的時候，事泄，唐昭宗被宦官挾持出奔李茂貞。 在此情況下，被免官的崔胤引朱溫入長安，重新迎回了唐昭宗。 這樣一來長安盡在崔胤和朱溫控制之下，二人借機誅殺宦官三百多人，完全清除了宦官勢力。 崔胤和朱溫彼此利用和被利用，矛盾逐步突出，最終以崔胤被殺而結局。

　　天祐元年(904)正月，殘陽如血，最后一縷陽光照耀著曾經輝煌數百年的大唐皇都。 朱溫派部將寇彥卿強迫昭宗遷都洛陽，“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余不息”[1]，長安城被徹底破壞，狼藉滿目。 是年八月，朱溫派人秘密殺害了唐昭宗，立其幼子為傀儡皇帝。 天祐二年(905)六月，朱溫在滑州白馬驛殺掉裴樞、崔遠、獨孤損、陸扆等朝臣三十多人，史稱“白馬之禍”，至此唐廷中央政府完全瓦解。 天祐四年(907)四月，唐王朝正式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朱溫即皇帝位，建立后梁。 朱溫一進入關中，韓建即以華州相投，唐昭宗東遷后朱溫以韓建為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鎮守長安。 天祐三年(906)，韓建改任青州節度使，離開了長安。 后梁開平三年(909)，鎮守同華二州的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叛梁投附李茂貞，朱溫派劉鄩領兵征討，劉知俊兵敗西逃。 朱溫改佑國軍為永平軍，遂任劉鄩為永平軍節度使，留守長安，以防備李茂貞東進。

　　北宋建隆三年(962)《重修文宣王廟記》載：

　　昔唐之季也，大盜尋戈，權臣竊命。 地維絕紐，八鑾遷脅于東周; 天邑成墟，三輔悉奔于南雍。 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韓公時為居守，才務萁修，遂移太學并石經于此。

　　太尉許國韓公，即韓建。 石經，包括石臺孝經和開成石經。 唐昭宗東遷后，長安毀壞嚴重，韓建基于防守需要，放棄了原來的外城，以皇城為基礎縮建了長安城，如此一來務本坊就成為城外了，于是韓建把太學與石經移到了城內，不過具體位置還不清楚。 第一次對石經等石刻遷置地點有明確記載的是在劉鄩鎮守長安時，北宋元祐五年(1090)《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云：

　　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筑新城，六經石本委棄于野。 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 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 玉羽紿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 ”鄩然之，乃遷置于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

　　唐尚書省西隅，大致相當于西安市北大街以西，北廣濟街以東，鼓樓以北，西華門街以南這一帶，約靠近北廣濟街一側。 韓建任職長安不到兩年時間，遷移石經工作可能沒有全部竣工，劉鄩的遷置標志著西安碑林藏品源頭的石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完成，韓建領前、劉鄩隨后的唐代石經遷移，可謂是碑林歷史的重要開始，奠定了碑林最終形成的基礎。

　　第二次遷置，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 元豐三年(1080)，知永興軍府事呂大防將文宣王廟和京兆府學遷移至“府城之坤維”，即府城西南部。 陜西轉運副使呂大忠目睹唐石經立于低洼之地，很多已埋沒腐壤，與其尊經重道的宗旨不合。 于是將唐石經及“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的唐宋碑刻，一并遷移至府城西南部，置于七年前呂大防遷移過來的京兆府學的北墉。 值得一提的是，呂大忠這次遷移石經，不僅改變了石經撲倒摧折的艱難處境，更難能可貴的是，還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加以陳列展示，碑刻數量初具規模，形成了一個由碑亭和碑廊構成的相對獨立的建筑群落，西安碑林初步形成。

　　北宋時期，藍田呂氏兄弟四人號稱呂氏四賢。 呂大忠，排行第一，皇祐年間進士，元祐年間(1086-1094)歷工部郎中、陜西轉運副使、知陜州，以龍圖閣知秦州。 紹圣二年(1095)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后徙知同州。 呂大防，排行第二，北宋仁宗皇祐初進士及第，歷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元祐三年(1088)拜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為相八年。 元豐三年(1080)，呂大防曾主持繪制并刊刻了《長安圖碑》，以計里畫方、二寸折一里的比例，刻畫出唐代長安城之城郭、街道、坊里、宮殿、衙署及寺廟、道觀、樓閣等，此舉對于后人考訂隋唐長安城布局大有助益‍‌‍‍‌‍‌‍‍‍‌‍‍‌‍‍‍‌‍‍‌‍‍‍‌‍‍‍‍‌‍‌‍‌‍‌‍‍‌‍‍‍‍‍‍‍‍‍‌‍‍‌‍‍‌‍‌‍‌‍。 排行第三的呂大均和排行第四的呂大臨則以學問知名。 呂大均首創《呂氏鄉約》，是古代最早見于文字的村規民約，推行鄉禮，關中化之。 呂大臨學術成就最高，初師從張載，后追隨程頤，一生著述頗豐，“通六經，尤邃于禮。 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2]，最知名者有《考古圖》十卷，成書于元祐七年(1092)，是現存第一本記錄研究當時公私收藏古代青銅器、玉器的著作。

　　2006年至2009年，陜西省藍田縣三里鎮五里頭村西北2.5公里處發掘了呂氏家族5代成員的墓地，共清理出了墓葬29座，時代在宋神宗到宋徽宗政和年間，其中成人墓20座，嬰幼兒墓9座，出土遺物約665件(組)。 這批墓葬有一個特殊之處，即“空穴”的設置，集中在呂大忠兄弟輩的墓葬排列線上。 空穴縱向分布在墓室之上，長方形，室內無遺物，一個作用可能是為了防盜，另一個作用可能是為了減壓，以分解下部墓室的壓力。 呂大忠暨妻姚氏樊氏合葬墓編號為M20，處于呂氏家族墓園北部墓葬區自南向北第三排東數第三座，長方形豎穴墓道的2重4室墓，為夫妻三人同穴異室合葬墓。 墓葬曾被盜過，留有墓志三方，記載了呂大忠夫妻的生平事跡。 呂氏家族墓規劃整齊、世代相序，這種墓地的結構和隨葬品，都與藍田呂氏的禮儀思想、文化傳承和仕宦進取息息關聯。 元祐年間，呂氏兄弟勢力達到了頂點，從呂大臨《考古圖》所展現出的呂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力即可窺一二，正因為呂氏兄弟從開封到長安的政治地位，給呂大忠遷置唐石經和相關碑刻提供了巨大的支持，進而促成了西安碑林的形成。 榮華富貴易逝，唯有賢者留名，呂大忠與呂大臨兄弟二人一金一石的成就，正是元祐年間金石學興盛的集中映現。

　　第三次遷置，在北宋崇寧二年(1103)。 知永興軍府事虞策將文宣王廟、府學和唐石經及諸多唐宋碑刻遷移到了西安碑林的現址所在地，不僅建起“宏模廓度，偉冠一時”的廟學，還將“玄宗注孝經石臺并文宗群經”，以及“蝌蚪篆隸，龜趺龍首之屬”的諸多碑刻，安置在孔廟“宣圣殿后”，建成了一個被稱之為“碑院”的相對獨立的建筑群落。 至此，一個以收藏和保護歷代碑刻為目的的特定場所——碑林，終于展現在世人面前。 北宋崇寧二年(1103)之后，孔廟、府學和碑林不再遷動，延綿至今。

　　唐長安遭遇的歷史性災難，讓曾經被認為承載著王化之本、使鴻學巨儒頂禮的石經差點毀于兵燹，幸好在一批有識之士的多方努力下，唐石經結束了短暫的顛沛流離的命運，至北宋崇寧二年(1103)找到了理想的歸宿。 當然，碑林之所以能夠在北宋漸成規模，與當時金石學的發展休戚相關。 宋代是金石學在中國歷史上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經過五代戰亂禮俗破壞殆盡，北宋王朝需要維護統治秩序，恢復禮制，獎勵經學，加上經濟的繁榮復蘇，古代的青銅器和石刻碑碣躋身于傳統精英文化之列，成為文人雅士的主要關心對象。 宋人熱衷于古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時常進行與金石器物相關的聚會活動，加之統治者以此布政教化的需要，宋人對金石的關注遂成為社會上的流行熱潮。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眾多好古之士陸續將許多名碑法刻移入孔廟，與唐石經一起得到較好的保護，從而促成了西安碑林的落定以及日后的發展。

　　自韓建以唐長安皇城城垣為基礎縮建長安城后，歷經五代、北宋、金、元，新長安城城垣一直未變，“京兆府”的建置也一直沿用至元初，其后改為安西路、奉元路。 明成化七年(1471)，陜西巡撫馬文升將長安、咸寧二縣學，遷建于府學、孔廟的東西兩側，自此形成了一廟三學的建筑格局。 有明一代，對西安孔廟、府縣三學和碑林的整修共計11次。 另外，“碑林”這個稱謂也是到了明代才真正出現在金石著作和碑刻題記上的。 在碑林藏史維則書《大智禪師碑》的碑陰，就有明代李贊稱之為“碑林”的題記。 而金石著作中最早使用“碑林”一詞的，則出現在趙崡《石墨鐫華》卷首的“自敘”中：“余居近周秦漢唐故都，諸名書多在焉，西安泮宮碑林為最。 ”清嘉慶之后，“西安碑林”遂名聞天下，成為石刻淵藪之所。

　　隨著21世紀的到來，西安碑林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紀元，形成了以孔廟古建筑群和碑林為中心，東有宗教類石刻藝術館，西有陵墓類石刻藝術室的“一軸兩翼”展陳格局。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文博事業的發展，提出“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的倡議。 西安碑林抓住機遇、迎接挑戰，開始了改擴建工程的籌備工作。 2019年，醞釀已久的“西安碑林博物館改擴建工程項目”獲得國家正式批復并進入實施階段。 不久的將來，一座嶄新的大型現代化展館將出現在古城中央，承載著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歷代寶藏將以全新的方式展現在世人面前，使其成為堅定文化自信、匯聚民族精神的珍貴財富，更好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

　　石頭上的儒學經典

　　同紙張相比，金石不朽，是中華民族記憶深處的認識和情懷。 儒學墳典的石刻化書寫就成為了一道歷史上的紀念碑，作為經典權威的官方昭示，豎立在都城內的教育核心之地。 遍數歷朝歷代，中國的石經刊刻行為共發生了七朝八次，分別是東漢的熹平石經、曹魏的正始石經、唐代的石臺孝經和開成石經、五代后蜀的廣政石經、北宋的嘉祐石經、南宋的紹興石經和清代的乾隆石經。

　　根據不同時代群經數量的不同，刻經數量也有差異，不過整體呈現出隨時間推移經數越多的現象。 書寫時代石刻校勘經典的作用較為明顯，進入印刷時期后石經定誤文字的使命越來越小，更多的體現出政治文化的表達，所以七朝刻經，在文本流傳史上發揮職責的主要是前面四次刻經。 隨著歷史風云滄海無常，熹平、正始二經殘亡嚴重，十不存一，而石臺孝經和開成石經均完整保存到了今天，成為我們了解古代社會文化的珍貴見證物了。 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流散各地，目前均有數塊殘石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館; 唐代石經作為最早入藏的石刻臻品，奠定了西安碑林文獻淵藪的重要根基。

　　依稀的文字，在方方青石上流動。 陳列在碑林展廳中的熹平石經《周易》殘石，出土于20世紀20年代末的洛陽，是現存體量中較大的一塊，主要內容是《周易》的卦爻辭。 從形狀來看，這塊殘石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兩塊殘石屬于一塊完整石碑的上下部分，碑林藏石為下面的部分。 完整的熹平石經總共46方石碑，刊刻了《周易》《尚書》《論語》《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七部儒家經典，豎立在東漢洛陽的太學門前，總字數約20萬字。 石經刊刻始于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完成于光和六年(183)，經文全部由隸書書寫，故又稱之為“一體石經”。

　　東漢末年，外戚、官宦交替專權。 靈帝時期，以梁冀為首的外戚勢力被摧毀，宦官專權尤為嚴重，導致士人清流被不斷排擠、黨錮之禍接連發生。 在這時，發生了一件學子在銓選考試后賄賂官員修改考卷文本的事件，從此事可以看出統一經典文本、抵御古文經學的沖擊，以鞏固今文經學的學術地位已經成為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的重要文化措施。 加上宦官專權的不利局面，漢靈帝想要在士人階層中尋找一股新勢力對宦官集團進行制衡，而要想得到士人的支持，最直接的做法就是通過刻經行動來表達其意愿。 在這種背景下，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和中郎蔡邕等六人共同上書，倡議正定六經文字，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于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有言說熹平石經皆乃蔡邕所書，其實不然，石經文字數量龐大，書法風格亦成于眾人之手，工拙攸分不盡統一。 蔡邕以文名垂譽后世，但在刊刻石經過程當中，其實有他個人仕途追求的考慮。 蔡邕得到靈帝的賞識是因為他的文學才華和家世，而他的經學造詣其實并不高，而且在刊刻石經三年(178)后，他就被流放朔方離開了洛陽，也就是離開了石經刊刻的事務了。 熹平石經前后歷經八年完成，大半時間內蔡邕并沒有參與其中，于校經和書丹事恐未親歷，最大可能只是題寫了碑額而已，以此推斷的話，他在這個事件中的作用可能并沒有史書記載的那么重要，熹平石經的刊刻只是為蔡邕坐擁藝林高位增添了砝碼。 同時，石經刊刻完成后在當時的影響力也沒有后來流傳的那么深遠。 東漢末年，古文經學已經成為學術發展的主流，經術深湛的古文經學通儒多居家教授，與蔡邕等人少有交涉，而熹平石經卻選擇了已如舊時黃花的今文經來刊刻文字，在當時并沒有得到大多數讀書人的支持，注定流為了形式化。

　　在石頭上刻寫經書的形式，首創于熹平石經，對后世影響重大。 熹平石經第一次從國家層面確定了六經的官方文本，漢代今古文經學爭斗多年，刊刻石經是有意識地去規范學術。 以國家名義對經書文本做出選擇，這是學術和政治之間體現出的一種權威化和標準化的特征。 雖然石經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目前有不同的觀點，但是客觀目的是國家想實現文化的重新整合，為當時歷史提供一個穩定的文化構建。 從正字意義上來說，石經是從官方的角度，把隸書放到優于古文和小篆的地位，以此確定隸書作為規范漢字的地位和作用。 這種做法是否合理暫且不論，重要的是它給出了一個終結爭端的官方意見，而石經用字無疑成為國家意志的一種體現。 熹平石經的刊刻，實現了社會權力在學術、文化和現實政治領域內的多向融通與互動，為漢末社會在一個較為穩定的文化構架上的繼續延伸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熹平石經刊刻完成第二年就爆發了黃巾起義(184)，東漢政權岌岌可危。 又過了五年(189)，董卓之亂爆發。 隨后袁紹討伐董卓，董卓失敗后挾持漢獻帝西逃長安，驅使洛陽百萬人隨行，臨走前士卒大肆燒掠，不可避免會破壞石經。 曹魏建立，很快被西晉所替代。 西晉永嘉五年(311)，永嘉之亂爆發，匈奴攻陷洛陽擄走了晉懷帝，西晉很快滅亡。 經過五胡十六國時代的戰亂，439年，鮮卑拓跋燾統一北方后，地方官員為了重建破壞多年的洛陽，很多石經被拿去做建筑材料了，并且還把石經砸掉用來修筑佛塔以資供奉。 北魏滅亡后東西魏對峙，東魏定都鄴城，高歡等人意識到石經屬于最高文化的象征，于是下令將殘存的石經運到鄴城，用來和西魏爭奪文化的正統性，可惜在運送的過程中，不少石經又散失亡佚了。 待北周確定政權后，又把石經從鄴城重新運回到了洛陽。 隋文帝定都關中，開皇六年把石經搬運至長安。 到了唐太宗時期，魏徵復重新整理熹平石經，此時保留下來的已經不足十之一二了。

　　宋代以后，偶爾有石經殘石發現，到了民國時期大量出土，而且私人收藏比較多，如羅振玉、王國維等都曾得到過石經。 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的這塊石經殘石亦出土于1931年，當時恰好被到洛陽開會的于右任先生花4000塊大洋所購買。 4000塊大洋在當時有多少購買力呢? 1933年，北京的西交民巷、王府井大街、正陽門大街和大柵欄這四處最繁華的地帶，每畝地價不過2000塊大洋。 1935年底，思鄉情深的于右任決定將自己收藏的鴛鴦七志齋三百多種碑志及一方漢石經殘石捐給陜西。 于右任所說的“漢石經殘石一方”，指的就是這塊珍貴的《熹平石經·周易》殘石。 后來經過陜西省政府與西安碑林監修委員會商定，將于右任捐獻的碑石安置在西安碑林保存。 熹平石經殘石由于價值珍貴，專門委托陜西考古會委員長張鵬一保管。 然而，隨著“七七事變”的爆發，殘石的命運也卷入了抗日戰爭的滾滾洪流之中。 1938年3月，日軍占領了山西大部分領土，多次出動飛機轟炸西安，隨時準備進攻陜西。 張鵬一等老一代碑林人把大批珍貴碑石拆下，裝入麻袋深埋地底，或者采取磚砌、泥封等方法保存。 甚至為安全考慮，張鵬一又將石經挖出親自運回老家保存。 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陜西省文管會方重新運回安置在碑林，至此這塊殘石漂泊的生涯才終告結束。

　　熹平石經零落了千載，現在殘石被分散收藏在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上海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河南博物院、洛陽博物館等多家單位，甚至還有部分流散到了國外。 我們期待或有一天，這些殘石可以再度團聚，重新散發出昔日的榮光。

　　古代立碑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尤其有著特殊政治內涵和針對特定人物的石碑更有著非比尋常的紀念性意義。 縱觀西安碑林博物館所藏的四種儒學石經，無不透視著歷史政治和文化傳承的雙重作用，二者組成雙螺旋的互動模式，推動著一次次的石經刊刻，使之成為中華文明根基深處的文化基因和永恒動力。

　　動物雕刻中的漢風唐韻

　　漢唐時期，石頭上的動物造型，既是族群圣化與政治秩序的表現，也是中原文明與域外文明交流的象征，它們縱橫交錯，身姿多異，在一定意義上重構著漢唐帝國歐亞視域中的人文地理格局。 古代動物既有自然屬性，也深刻地烙印著人類活動的痕跡。 在古代社會中，動物蘊含的文化象征意義，經常被用來構建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因此，在軍事和外交領域中，各類代表性動物的身影時有呈現。

　　1.東漢石獸

　　西安碑林石刻藝術室有一對精妙絕倫的東漢石獸，這對石獸很可能是東漢帝王來咸陽拜謁西漢帝陵時鐫刻而成的。 石獸闊口圓耳，瞪目利齒，昂首鼓胸，頸部刻有鬃毛，跨腿巧步，身體光滑柔順，長尾抵地，從頭頸、背脊至尾部形成流暢的曲線，軀干矯健挺拔，四肢強勁有力，極富動感。 左側石獸有長須垂至胸前，左前足向前邁步，右側石獸右前足邁步，二者形成對稱的左右平衡視角。

　　獅子是域外動物，中國人并不完全熟知，所以經常把認知中更熟悉的老虎造型與之結合，塑造出所謂的獅虎獸造型，西安碑林的這兩件石獸很可能就是這樣產生的。 東漢石獸一般分為無翼無角石獸和有翼有角石獸兩種，無翼無角石獸數量較少，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的這兩件石獸均呈現出圓耳無髯、虎爪鋒利的類虎形象，背部線條慢慢向后延伸，將后腿和臀部的力量聚集到一處，有著某種寫實的風格。

　　2.大夏石馬

　　石馬前肢腿屏上有“真興六年”“歲在甲子”“大將軍”等字樣，“真興六年”是大夏國的年號，據此可以判斷，石馬是赫連大夏國的遺物。 在人們的普遍認識中，赫連夏被視為五胡十六國之一，但赫連夏與其他國家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多本質的不同。 其實，赫連勃勃所屬的鐵弗部和北魏拓跋部在歷史進程中起著極為相似的作用，二者均興起于代北漠南之境，主體人群都是匈奴和鮮卑的混合族屬，它們都在塞外完成政治體的孕育，立都也都在傳統中原王朝的北境地帶，具有濃厚的內亞北族色彩‍‌‍‍‌‍‌‍‍‍‌‍‍‌‍‍‍‌‍‍‌‍‍‍‌‍‍‍‍‌‍‌‍‌‍‌‍‍‌‍‍‍‍‍‍‍‍‍‌‍‍‌‍‍‌‍‌‍‌‍。 可以說，五胡時代滅亡的號角吹響于赫連夏，而完成于拓跋魏，從這個角度來看，赫連夏占領關中在中國歷史上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

　　赫連夏留傳的遺存不多，具有紀年性質的文物尤為少見，更以大夏石馬最具代表性。 大夏石馬通高約2米，采用線刻、浮雕和圓雕相結合的雕刻手法,既保持了雕塑的厚重感和飽滿度，又具有一定的繪畫效果和裝飾效果。 大夏石馬的造型特征處于漢唐之間，明顯承襲了霍去病墓前馬踏匈奴的藝術形式，同時也具有獨特的表現手法，在采用直立式造型樣式的基礎上，在石馬腹部和基座部分使用鏤空技法，使整個石馬散發出一種飄逸的輕盈感，呈現出飽滿的生命力。

　　3.昭陵六駿

　　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坐落在陜西省禮泉縣城東北的九嵕山上，地勢高聳、雄偉壯觀，是“唐十八陵”中規模較大的一座。 在昭陵北司馬門處，神道左右兩側共有六塊石屏，一屏一馬，鐫刻著太宗生前最鐘愛的六匹坐騎。 從南向北，西側依次是颯露紫、拳毛騧 、白蹄烏，東側依次是特勒驃、青騅、什伐赤。 太宗對這些戰馬感情頗深，曾于貞觀十一年(637)下令，“朕所乘戎馬，濟朕于難者，刊名鐫為真形，置之左右”，故此，昭陵六駿流傳于世。 據說，六駿圖案由初唐著名畫家閻立本起樣，之后，由其兄工藝美術家閻立德指導良匠采用高浮雕技法刻成，太宗曾親自為每匹戰馬撰寫贊詞，由歐陽詢將贊詞書丹于石屏之上，可謂集萬千榮耀于一身。

　　對于昭陵六駿的刻立原因，學者觀點有四種：一、從六駿來源、名稱、陪葬習俗乃至“六”的特殊含義來看，昭陵六駿與突厥習俗密切相關; 二、昭陵布局和長安城的布局十分相似，太宗在昭陵北司馬門放置六駿，正符合宮城北側有六廄的設置; 三、昭陵制度源自漢代，六駿的設計融合了霍去病墓前石雕和北魏永固陵青石屏風的做法，并按照六駿象征五方五色的觀念，以其象征大唐帝國的疆域; 四、六駿是太宗為自己營造的紀功碑，籍以書寫戰功，進而確立帝王身份的合法性，而六駿的設立似乎可以從波斯薩珊王朝的類似做法中得到啟發。 不管何種緣由，昭陵的整體格局都是太宗把自己作為皇帝兼天可汗的形象化為永恒的一種外化表現，同時又展示了帝國秩序中的天下觀念。

　　六駿石刻是英雄時代的象征，只可惜，六駿中保存最好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兩石，于1914年左右被盧芹齋指使不法商人盜運出國，現藏于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博物館。 其余四駿也被打碎，在盜運時被當地有正義感的鄉紳民眾截獲，現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 連橫《關中紀游詩》感嘆云：“戰罷歸來血尚紅，東西馳騁逐群雄。 昭陵六駿今亡二，片石猶銘討伐功。 ”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六駿還有真正重逢的一天。

　　結語

　　西安碑林名碑薈萃，法刻如林，可以說一部中國書法史，半部珍品在碑林。 遒勁飄逸的東漢隸書，鐵畫銀鉤的北魏碑版，初唐四家的秀麗楷體，顏筋柳骨的自由舒展，顛張醉素的狂放草書，各類書體的余韻緩緩流淌。 書圣王羲之的如椽巨筆，輝映著顏真卿的七星碑石，組成書法史上兩座豐碑。 石頭久遠，凝固出不朽流動的樂章，點畫書寫的文字典籍，精美絕倫的石刻藝術，姿態萬千的宗教造像，共同組成千年碑林歷史長廊中的華麗音符。

　　過去的時間和現在的時間，都存在于未來的時間里，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指向一個始終存在的終點。 遠去的刀戈鐵馬，或是世俗平常，都化為方方青石紋理上的一筆落定，從秦漢到隋唐，再到明清近代，西安碑林的藏石時代序列完整，為華夏文化保留下了一條延綿不絕的文脈。 西安碑林，一座亙古遺存的石板書庫，見證著歲月長河中中華民族一次次在涅槃中重生和壯大，保存著國家民族血脈里永久傳承的文化基因，闡釋著何以中國何謂中華的精神信仰。 豐碑如藪，寶刻成林，西安碑林從歷史中走來，經歷過輝煌，見證過滄桑，在文化強國的時代旋律下，“讓歷史說話，讓文物說話”，又將去擁抱一個更加包容、更加燦爛的未來。

　　作者：王慶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