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科舉考試的刺激下，南宋古文選家呂祖謙、樓昉、周應龍、謝枋得等檢擇出蘇軾文中以歷史人物論為主的篇目并施以評點‍‌‍‍‌‍‌‍‍‍‌‍‍‌‍‍‍‌‍‍‌‍‍‍‌‍‍‍‍‌‍‌‍‌‍‌‍‍‌‍‍‍‍‍‍‍‍‍‌‍‍‌‍‍‌‍‌‍‌‍。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揭示出蘇文立意追求新巧奇險與行文富于轉折波瀾的特點，使得士子可以在研習蘇文的過程中領悟時文的技法，從而在蘇文與時文之間搭建起了一道橋梁‍‌‍‍‌‍‌‍‍‍‌‍‍‌‍‍‍‌‍‍‌‍‍‍‌‍‍‍‍‌‍‌‍‌‍‌‍‍‌‍‍‍‍‍‍‍‍‍‌‍‍‌‍‍‌‍‌‍‌‍。選家的編選與評點對于擴大蘇文在南宋科場中的影響有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子對蘇文的理解。

　　[關鍵詞]南宋古文選本蘇文時文科舉考試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九云：“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1\](P100)這則材料經常被學者引用，用來說明南宋之后蘇軾文章的流行程度以及其在科場中產生巨大影響的情況。而蘇文與南宋科舉考試關系的核心，則是蘇文與時文的關系。

　　不過，南宋時期時文的程式化程度已高，而蘇文大多“自出機抒,未嘗屑屑于頭項心腹腰尾之式”，\[2\](P2619)在形態上與之相去甚遠，而且當時蘇文選本如《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等篇目數量偏多，連選篇最少的《東坡先生文粹》也有200余篇。在這一情況下，士子們很難在短時間內通過研習蘇文獲得“時文速化之術”。\[3\](P32)南宋古文選家之所以開始從事對蘇文的編選與評點工作，正是為了解決這一難題。

　　四庫館臣在談及南宋古文選本時說：“宋人多講古文，而當時選本存于今者不過三四家……世所傳誦，惟呂祖謙《古文關鍵》、謝枋得《文章軌范》及(樓)昉此書(《崇古文訣》)而已。”\[2\](P2619)以呂祖謙、樓昉、謝枋得所選作為南宋古文選本的代表。明人葉盛則云：“宋儒批選文章，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4\](P103)除上述三書之外，葉盛還提到了周應龍的《文髓》。以下即圍繞這4位古文選家對蘇文的編選、評點展開分析。

　　一、以歷史人物論為主：

　　南宋古文選家對蘇文之編選

　　及其動因

　　編選與評點是古文選本的兩翼，以往的古文選本研究多將重點放在選家的評點上，對于選目則重視不足。選家檢擇哪些篇目、偏重哪類文體以及如何安排次序，都各有用意。離開選目孤立地討論評點，則失之片面。下面就先從這4種選本的蘇文選目說起。

　　呂祖謙所編《古文關鍵》(以下簡稱《關鍵》)約成書于乾道年間(1165-1173)，是4種選本中時代最早的。其中收入蘇文16篇，包括論10篇，策、序各2篇，碑、贊各1篇。“論”占比高達62?5%，近2/3。對論的重視是南宋蘇文選本的共同傾向。就內容看，其所選之論除《王者不治夷狄論》為蘇軾嘉祐六年(1066)所作制科試論外，其余全為歷史人物論。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這些歷史人物論主要源自以下兩部分：一是蘇軾在嘉祐五年(1060)編定的《進論》，包括《孫武論上》《子思論》《荀卿論》《韓非論》《留侯論》《晁錯論》6篇;二是紹圣四年(1097)蘇軾遠謫儋州以后所作的《志林》，涉及《范增論》《秦始皇扶蘇》《孔子墮三都》3篇。那么，呂祖謙選文為什么會緊扣《進論》《志林》中的歷史人物論呢?這一問題可從兩方面來解答。

　　其一，蘇軾“論”文創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時間段，即治平三年(1066)之前與紹圣四年(1097)之后，其中又以早年的《進論》與晚年的《志林》最具規模。《進論》出于蘇軾在應制科考試時繳納的“賢良進卷”，共25篇，包括《中庸論》等經籍論3篇、《大臣論》等主題論2篇及帝王論、名臣論、圣賢論等歷史人物論20篇，具有較強的體系性，是他引以為傲的作品。至于《志林》，也是其加意之作。蘇軾在北歸時曾將此書與意欲傳諸后世的《書傳》相提并論，對其“竟未成”\[5\](P1675)似乎頗感惋惜。其子蘇過也說：“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6\](P112)從擬定的篇目數量看，其書規模龐大，似乎蘇軾有意借此總結一生讀史的經驗與教訓以為后鑒。其書如果撰成，應當也與“賢良進卷”相近，是一部近于子書的結構整飭的著述。現存《東坡后集》卷十一《志林》之下收有13首，宋人左圭《百川學海·丙集》所收《東坡先生志林集》一卷亦同，當即此未成之作。引人注目的是，這兩部成規模的著作主要內容都是歷史人物論。朱熹說：“若長公之《志林》，則終身不能有以少變于其舊。”\[7\](P3500)雖是批評之語，倒也揭示出了其間的相通之處。在蘇軾的著作中，《進論》與《志林》可謂遙相呼應，共同彰顯出其文章學術“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8\](P958)的特點。要之，《進論》《志林》中的歷史人物論是蘇“論”的精華。

　　其二，從科舉考試的情況看，論，當時又稱子史論，主要考察的是士子的才學，即對歷代子史之書的記問情況。由于歷代子史所載都已固定，所以試論的題目一般也沒有太大變化，主要還是圍繞三代、戰國與漢唐之君臣展開。《論學繩尺》中保留了不少當時科場試論的題目，如《湯武仁義禮樂如何論》《孟荀名世之士論》《文帝不及賈生論》《晁錯不能過崔寔論》《太宗之美幾成康論》《顏真卿何如人論》等，都屬于歷史人物論的范疇。而蘇論在歷史人物論的上又最為突出，某些內容甚至可以直接沿用，因此非常適合用來教導士子。就《進論》來說，蘇軾本人在教導侄子時就曾以其作為指導初學的范本。他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且當學此。”\[5\](P203)呂祖謙在編選《古文關鍵》時將目光聚焦在《進論》《志林》中的歷史人物論，舍棄了如《屈到嗜芰論》《孔子從先進論》《儒者可與守成論》等不成體系之作，也基本不選經籍論與主題論，正是基于上述考慮。

　　《古文關鍵》不僅在選目上用心良苦，在編排上也頗費斟酌。在宋刻蔡文子所注《增注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中，蘇文被分為7卷，自卷十一《晁錯論》《范增論》《秦始皇扶蘇論》始，以卷十七《孫武論》終，中間論、策、序、碑、真贊等混合排列。居首的《晁錯論》等三論的評語最為詳細，之后評語的數量就逐漸減少，到最后的《倡勇敢》《孫武論》等文幾乎沒有評語，前后差距極大‍‌‍‍‌‍‌‍‍‍‌‍‍‌‍‍‍‌‍‍‌‍‍‍‌‍‍‍‍‌‍‌‍‌‍‌‍‍‌‍‍‍‍‍‍‍‍‍‌‍‍‌‍‍‌‍‌‍‌‍。這顯然出于有意安排。推想呂祖謙的用意，應當是以《晁錯論》等三論作為重中之重，先仔細剖析這三篇文章以指示學者研習蘇文之法，士子們如果能熟讀此三論，其實也就大致了解了蘇論的特點。故而在這三論之后，呂祖謙就不再逐字逐句地分析，往往只用三言兩語點出要害，欲收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之效，此舉真可謂循循然善誘人。在這最為重要的三論中，有兩篇源于《志林》，也體現出呂祖謙對蘇軾晚年之作的重視。因為《進論》與《志林》雖然關注重點無異，但畢竟功力不同。相對而言，《志林》的筆法與論斷更為成熟老辣，如《范增論》之類堪稱深思極構、超逸絕倫之文。清人儲欣說：“東坡先生少時即以論策傾一世。及涉世既深，更變已熟，讀書史益精明，故《志林》所載，比少作萬萬有加。”\[9\]雖稍嫌夸張，但也正說明了這一問題。

　　樓昉《崇古文訣》(以下簡稱《文訣》)的成書時間約在嘉定八年(1215)以后。其卷二十三至二十五所選蘇文共15篇，包括上書3篇，策、記、銘各2篇，論、說、碑、贊、制、祭文各1篇。與《關鍵》相比，《文訣》所選蘇文不僅與《關鍵》重合者極少，在文體選擇上也與《關鍵》大相徑庭。樓昉受業于呂祖謙，可能恰恰因為師承關系，樓昉在具體篇目的選擇上有意避重，以免落入《關鍵》的范圍，另外又新增了不少其他文體的作品，以彌補《關鍵》之不足，但是其關注議論的傾向其實與《關鍵》一致。這就使得《文訣》在繼承了《關鍵》編選精神的同時，又展現出自身特色，可與《關鍵》并行而不悖。

　　周應龍的《文髓》，約成書于紹定五年(1232)至寶祐四年(1256)之間。其卷六至卷九收入蘇文35篇，包括論12篇，記10篇，上書、祭文、狀、賦、銘各2篇，策、序、神道碑各1篇。《文髓》選論的傾向與《關鍵》大體一致，其中歷史人物論共有7篇，且同樣在《進論》《志林》范圍之內。增入的主要是幾篇程試之論，包括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御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等，這與《關鍵》選入秘閣試《王者不治夷狄論》的目的相近。

　　謝枋得所編的《文章軌范》(以下簡稱《軌范》)，成書時間最晚，約在度宗初年(1267-1275)。其書選入蘇文12篇，包括論6首、碑2首，書1首、銘1首、賦2首。《軌范》所選6篇全見于《關鍵》，且同樣最重歷史人物論，再加上《潮州韓文公廟碑》，共有7篇與《關鍵》重合，占全部12篇的58?3%，也可謂深受《關鍵》的影響。

　　與南宋時期蘇文選本的篇目數量相比，上述4種古文選本中的蘇文可謂少之又少。這就大大減輕了士子的閱讀負擔。如果說蘇文選本源于書商的編選，他們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初步檢擇蘇文之有資于場屋者，以便士子流觀泛覽的話，那么如呂祖謙等古文選家從事的工作則是從蘇文中精簡篇目，以便士子仔細研習。士子翻閱前者是為了對蘇文形成一個整體印象，因此多多益善，而研讀后者則是可以事半功倍，故在精不在多。兩者分別適應了士子的不同需求，似相反而實相成。

　　《關鍵》《文髓》《軌范》三書就文體選擇而言，最突出的特點是以論為主。四書中入選超過兩次的篇目共13篇，其中有6篇是論。具體來說，《范增論》入選4次，《荀卿論》《留侯論》《晁錯論》《王者不治夷狄論》《秦始皇論》均入選3次。這6論全部見于《關鍵》之中，而且有5篇是出于《進論》《志林》中的歷史人物論。可見呂祖謙所確立的重歷史人物論的傾向，成為古文選家編選蘇文時的主導傾向。

　　在《關鍵》之前，蘇文選本的篇目均數量較多，呂祖謙則從眾多的蘇文中遴選出極少數篇目將之作為蘇文代表以供士子研習。這項工作不僅具有開創性，而且十分考驗選家的水平。呂祖謙的選目的確精簡而恰當，因此為后人所繼承，甚至成為必選篇目。清人張云章說當時的古文選本“皆東萊先生開其宗”，\[10\](P133)誠非虛語。

　　二、立意行文之法：

　　南宋古文選家對蘇文的評點

　　及其與時文之關系

　　從大量蘇文中遴選出少量篇目還只是第一步，畢竟僅僅依靠選文還無法教會士子如何時文，這時評點的功用就凸顯出來了。

　　評點包括評語與圈點兩部分。這一形式本身就是受科舉的刺激產生的。就評語而言，更直接源于科舉考試時考官對時文的批語。在南宋古文選本中，《關鍵》的評點同樣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呂祖謙確立了一套靈活多樣的評注方式與相對穩定的圈點符號系統，使文章的主意要語、結構脈絡清晰地呈現在讀者眼前。此后古文選本評點的內容與形式雖仍有發展，但總體而言沒有突破《關鍵》所確立的范式。陳振孫在評價《文訣》時說：“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警拔，皆探索而表章之，蓋昔人所謂‘為文之法’備矣。”\[11\](P313-314)這句話也完全可以視為對4種古文選本評點的通評。因此，本部分將諸家的評點視為一個整體，并參考當時“論學”的有關材料，綜合分析蘇文在立意、遣詞方面對時文的指導作用，而不再分開討論。

　　(一)立意：新巧奇險

　　南宋時期的作論高手陳傅良說：“凡論以立意為先。”\[12\](P4)此處之“先”有兩層含義，一是從時間先后上說，立意是時需要準備的第一個步驟，只有在確定主旨之后，才可能落筆行文;二是就重要性而言，立意是中最為核心的一個環節，立意的高下決定了一篇文章的優劣。

　　不難想象，當成千上萬的士子同題之文時，在立意上最容易出現陳陳相因、千篇一律的現象。如果考官在閱卷之時忽然見到一篇立意新穎的文章，自然會眼前一亮，從而將之擢至高等。因此，南宋古文選家在輔導士子閱讀之時也首先提醒他們關注文章的立意‍‌‍‍‌‍‌‍‍‍‌‍‍‌‍‍‍‌‍‍‌‍‍‍‌‍‍‍‍‌‍‌‍‌‍‌‍‍‌‍‍‍‍‍‍‍‍‍‌‍‍‌‍‍‌‍‌‍‌‍。如呂祖謙即云：“看論須先看主意。”\[13\](P73)在指導時同樣強調立意的新穎。陳傅良甚至說：“如立意高妙，而遣辭不工，未害為佳論。茍立意未善，而文如渾金璞玉，亦為無補矣。”\[12\](P4)

　　蘇文正是在立意新穎這一方面有著出色的表現，多有超越世俗、別出眼目之論，因此適宜作為時文的模擬對象。選家在評點蘇文時也往往重點提示這一方面。如樓昉評《晁錯論》“議論不蹈常習故”，\[14\]周應龍以《留侯論》《漢鼎銘》《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均為“翻案體”，\[15\]都強調蘇文議論出人意表的特點。

　　蘇文的議論能出人意表，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別出眼目，得間而入。即跳出原有評價的范圍，尋找一個事件的縫隙，從他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從而得出新的觀點。如謝枋得評《留侯論》云：“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唯年少氣剛，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錘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上，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所以折其不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16\]一般論張良早年偶遇圯上老人一事，關注點大多落在此事的傳奇性上，世人通常認為張良日后之所以能夠輔佐劉邦取得天下，《太公兵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司馬遷說：“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17\](P2036)即將之落實，以為確有其事。蘇軾雖然同樣從老人授書、橋下取履一事說入，但卻另辟蹊徑，別立新說。他認為圯上老人不過是“秦之隱者”，再用“其意不在書”\[5\](P103)一句一翻，就完全消解了此事的奇遇色彩，使得對它的討論產生了新的可能。接下來，蘇軾便從“忍”字切入，并緊緊扣住此意論說，指出圯上老人的用心并不在于傳授奇書，而在于教會張良能涵養忍耐。這完全跳出了之前的論說框架，顯出立意之巧。

　　二是刻意相反，翻新出奇。如荀子其人，歷代都頗為推崇，《史記》以孟子、荀卿合傳，將之視為與孟子并稱的大儒，韓愈也認為其人“大醇而小疵”。\[18\](P37)但蘇軾在《荀卿論》中卻認為“荀卿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圣而自是”，\[16\]予以酷評。又如《莊子祠堂記》，周應龍指出：“人皆以莊子為詆孔子，而公獨以莊子為助孔子，出人意表之議論也。”\[15\]再如《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周應龍評云：“說著用兵，人皆以敗為不幸，勝為大幸。公獨以勝為不幸，敗為大幸。即諺所謂‘姜在樹上生’是也。”\[15\]“姜在樹上生”，意指姜本來長在地中，但偏要說它長在樹上，幾近于顛倒是非。這里用來形容蘇軾在討論戰爭勝敗之幸與不幸上，提供了顛覆常識的意見。凡此，都堪稱險論。

　　當然，對于一篇好的議論文來說，立意之新只是第一步，在立意之后，還必須展開具體的論證說明。呂祖謙說：“文字一意貴生段數多。”\[19\](P177)即指出要將某一主意化為多段之意，以多個分論點支撐起總論點。而有心翻案甚至刻意立異在論證上的風險顯然是極大的，稍不留神，就會露出破綻，被別人抓住猛烈攻擊。蘇文的立意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于他善于彌補這些看似新巧奇險的觀點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始終可以自圓其說，既能夠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生成反常合道的奇趣，真正令人耳目一新。以《荀卿論》為例，謝枋得將此篇的主意概括為：“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不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圣以自是。李斯學其學無忌憚、有甚于荀卿者。”\[16\]這揭示出了此篇立意的三個環節。一是高度肯定圣人立言之平易正直，不敢放言高論;二是將荀子與圣人進行比較，對荀子提出批評;三是將荀子與其學生李斯比較，拈出“異說”“高論”四字，指出李斯繼承了荀子之學而變本加厲。李斯之破壞先王之法，無所忌憚，源出荀子。蘇軾以圣人為參照，突出了荀子的不足，又以李斯為參照，說明了荀學的流弊。如此一來，蘇軾通過將荀子放在歷史脈絡中考察的方式，準確地給予定位，斷定了荀子之罪。論點雖然苛酷，但又讓人不得不承認其中確有合理之處。

　　總之，呂祖謙等人在評語中著意揭示蘇軾在立意時追求新巧奇險的特點，如果士子在熟讀蘇文之后能夠熟練運用這種方法，自然不難在場屋中脫穎而出。

　　(二)行文：轉折波瀾

　　上文已經提到，自立新說、聳人眼目的奇論并不易作，稍有不慎，就容易漏洞百出，導致滿盤皆輸。另一方面，雖然立意新奇可能獲得考官的青睞，但也完全有可能背離考官出題的用意，同樣導致科場失利。因此，在考場中，士子們未必敢于冒此風險，對他們來說，確立一個不至于偏題、跑題的中心思想，然后再加以論說，才是一個更為穩妥的方式。因此，在主題基本一致的情況下，如何遣詞，如何在文辭的形式技巧方面超出儕輩，就成了關鍵所在。蘇文在結構章法、文勢脈絡、煉句下字以及使證省文等諸多方面，都有可供士子取法之處。

　　呂祖謙在《關鍵》卷首“看蘇文法”之下拈出“波瀾”兩字，用以概括蘇文的風格特色，與韓文之“簡古”、柳文之“關鍵”、歐文之“平淡”相對，最為有識‍‌‍‍‌‍‌‍‍‍‌‍‍‌‍‍‍‌‍‍‌‍‍‍‌‍‍‍‍‌‍‌‍‌‍‌‍‍‌‍‍‍‍‍‍‍‍‍‌‍‍‌‍‍‌‍‌‍‌‍。所謂“波瀾”，本指水波起伏，此處用以形容文章多轉折，有如波浪一般起伏跌宕。不過，如此抽象的表述并不容易讓人形成具體的感知。要理解“波瀾”的意義，還有賴于選家在分析具體作品時的提示。《晁錯論》第三段起首云：“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又云：“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之后忽起一句：“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5\](P107)呂祖謙評云：“此數句起得好。如平波淺瀨中，忽跳起一浪。”\[20\]周應龍評云：“卻起一浪頭。”\[15\]這兩則評語大概是對“波瀾”最為形象的說明。此段的前半部分都在說欲削強勢之七國，故七國之反本不足怪。接下來進一步分析晁錯欲求其名而不欲居其患。如果按照常人的行文方式，此時似乎正當引出晁錯受禍也是理所當然的結論。但蘇軾并沒有直接表達這一觀點，而是忽然一轉，以“且夫”兩句連續發問，通過明知故問的方式，斷定晁錯之過。連用反問增強了文章氣勢，并與此前的平平說來形成鮮明的對比，有如在一片平靜的湖面中掀起波瀾。如此行文超出了讀者的期待視野，于瞬間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力，使文章躍動生姿。換言之，“轉折”或許可以視為形成“波瀾”這一風貌的核心要素。當然，上文所舉《晁錯論》只是其中一例而已，蘇文“波瀾”的表現形式變化無窮，遠不止于此。

　　首先，是謀篇布局層面的波瀾。所謂謀篇布局，也就是選家經常提到的規模與格制。就歷史人物論的結構而言，蘇文運用抑揚格制造波瀾最為純熟。所謂“抑揚格”，即在總體布局上先揚后抑，或者先抑后揚，運用辯證之法論說人物功過。如《荀卿論》，呂祖謙評云：“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后面略放一步與他，言荀卿亦是一個賢者，大抵作文體式要如此。”\[20\]在《范增論》的評語中，他又重申了這一觀點：“大凡作漢唐君臣文字，前面若說他好，后面須說他些子不好處。”\[20\]從這兩則評語看，其所論已不限于蘇文，而從之引申開去，將之提升為同一類型文章在時所要遵守的共同規范。抑揚格法的先揚后抑或者先抑后揚，與先褒后貶或者先貶后褒不同，后者截然分為兩段，往往平滯呆板，而在抑揚格中，雖然其主要觀點落在前半部分，但又借助結尾部分的抑揚，突起波瀾，使得文章忽生轉換、富于變化。在這一起一伏之間，有如峰回路轉，令人尋味。而且論難一概，運用這一方法，也能夠使觀點不至于落于一偏，而且顯得更為客觀公允、圓融周密，具有辯證色彩。謝枋得評《秦始皇扶蘇論》云：“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16\]正指出了這種寫法可以取得的良好效果。

　　蘇文在行文表達時講求轉折波瀾之處更多，選家在評點時所說斡旋、開合、抑揚、擒縱等往往與此有關。這類評點如果離開具體作品就難以理解，因此下文即圍繞入選最多的《范增論》展開說明。

　　呂祖謙、樓昉等人曾對此篇作了詳盡的剖析。呂祖謙云：“漸次引入難一段，曲折。若無陳涉之得民一段，便接羽殺卿子冠軍一段去，則文字直了。無且義帝之立一段，亦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后見曲折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來，忽換起放開說，見得語新意屬，又見一伏一起處。”\[20\]這里提示了段落之間的三大轉折之處。在此論中，蘇軾先肯定范增離開項羽的決定，但認為他離去的時間不當。那么，范增當于何時離去呢?蘇軾并沒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觀點，而是拋出一個常見的看法，即認為范增當在勸說項羽除掉劉邦而項羽不聽時離去，再針對這一觀點發問，范增是否當在此時離去呢?之后又立刻給予否定的回答，再加以辯駁，指出此時項羽不殺劉邦尚有君人之度，還不是范增應當離去之時。在完成了兩段自設問難之后，方才引出正意，提出范增當于項羽殺宋義之時離去的觀點。因此呂祖謙說“然則當以何事去”是“先難起”，自“增勸羽殺沛公……當于是去耶”以下“漸次難入”“有此兩段，然后見曲折”。\[20\]

　　接下來一般來說會繼續直接申說這一觀點，但蘇軾也沒有循規蹈矩，而是宕開一筆，從陳涉說起。先說“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5\](P162)再說項氏之興在立楚懷王孫心，最后才點出項羽失去民心在于弒義帝。換言之，為了引入項羽之敗與義帝的關系，先以陳涉與項燕、扶蘇的關系及項氏之興與義帝的關系作為陪襯，深得掩映之妙。呂祖謙指出“欲說義帝，先說陳、項”，\[20\]就點出了這第二大曲折之處。

　　不過此文的觀點在于范增當在項羽殺宋義之時離去，此處引入項羽之敗與弒義帝的關系，其用意何在呢?蘇軾指出：“且義帝之立也，范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同禍福也。”\[5\](P162)如此斡旋轉折，就揭示出了義帝與范增兩人性命休戚相關之處。這是第三處轉折所在‍‌‍‍‌‍‌‍‍‍‌‍‍‌‍‍‍‌‍‍‌‍‍‍‌‍‍‍‍‌‍‌‍‌‍‌‍‍‌‍‍‍‍‍‍‍‍‍‌‍‍‌‍‍‌‍‌‍‌‍。如此一來，就不難將項羽、范增、宋義、義帝四人的關系鉤連起來。這樣既避免了平鋪直敘的毛病，又能夠自然而然地引出正意，提出“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5\](P163)這一核心觀點，而且使得這一論斷極有分量，富于說服力。樓昉在總結此段寫法時說：“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弒義帝便是要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而義帝是范增所立，三人死生、存亡、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得出，筆力老健，無一個字閑。”\[14\]正揭示出了此論的訣竅所在。蘇軾行文運筆，每每欲言此事而先言其他，有如山間泉水，縈回曲折，一步步將讀者引入勝境。

　　進而言之，這類文章的最大困難在于，歷史已經確定、無法改變，即便可以提出一個新穎的觀點，又該如何展開論說呢?這就有必要提到蘇軾運用得最為純熟的設身處地、將無作有之法。呂祖謙評《范增論》時說：“大抵文字要用無作有說，須漸引入，轉無為有。”\[20\]樓昉評《倡勇敢》時亦云：“看東坡文字，須學他無中生有。”\[14\]謝枋得在《范增論》《晁錯論》《秦始皇扶蘇論》的總評中也一再申說這一觀點，解釋得最為詳盡。他在《范增論》的評語中說：“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弈棋然，敗棋有勝著，勝棋有敗著，得失在一著之間。棋師旁觀，必能覆棋，歷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長于作論。”\[16\]即將此法視為歷史人物論的關鍵。而這一方法的訣竅在于把自己代入到當時的環境之中，替所論之人出謀劃策，揣想歷史發展的其他可能趨勢，借助大膽的假設與合理的想象，寫出歷史上本無其事的內容。這種方法既能夠給予歷史以情景化的解釋，使得文章內容豐贍，靈活生動，又能夠跳出史跡的限定，以化虛為實的方式拓展文境。上舉《范增論》中“增勸羽殺沛公……當于是去耶”一節，樓昉評云：“此假設。此一轉，其實未正說文字節奏。”\[14\]即為一例。

　　此后蘇軾在為范增設想當項羽殺宋義以后應當如何處置之時，更將此法運用得出神入化。其文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增之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5\](P163)此段設想范增在項羽殺義帝時的反應。蘇軾先通過闡述范增在項梁時勸立義帝的態度，說明項羽殺義帝絕非范增本意，再一翻轉，以“夫豈獨”這句反詰引出范增可能采取的態度與行動，帶出項羽對于范增的懷疑。這里假想的情況，已經完全超出了歷史事實的層面而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蘇軾通過揣測、描摹人物的心理反應來論證自己的觀點，雖然于史無征，卻合于情理。如此空中結撰，翻新出奇，的確為人所不及。此后的層層推進也仍以此法為主。其文曰：“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5\](P163)呂祖謙評云“語壯”，\[20\]樓昉評云“發明人所不及”，\[14\]謝枋得則云“此一段最妙，乃無中生有、死中求活”。\[16\]他們都高度評價了這種寫法的作用與意義。在此之前，蘇軾已經論證了范增當于項羽殺宋義之時離去的觀點，此段更進一步，提出了“力能誅項羽則誅之”的處置方法，不僅論斷清晰斬截，行文也雄健有力。借助此法，蘇軾將本篇文勢的波瀾推向了最高潮。歷史不可以假設，但寫文章恰恰需要假設，可以說，蘇軾將這一方法發揮到了極致。

　　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也正是時文所追求的效果。呂祖謙即認為作文貴多有轉折波瀾。他說“文字貴曲折斡旋”，又說“文字若緩，須多看雜文。雜文看他節奏緊處，若意思新，轉處多，則自然不緩。善轉者如短兵相接，蓋謂不兩行又轉也”。\[19\]這是因為士子初學論文之時，往往會遇到前后斷裂、文思艱澀乃至無話可說等各式各樣的問題，而蘇文則可謂對癥之藥。因此，選家在評點之時有意提醒士子通過熟讀蘇文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士子鉆研這些文章，如果能領悟其間的抑揚反復、將無作有之法并加以運用的話，自然能夠“筆下無竭源，亦無窘步”，\[21\]能夠正說、反說、順說、逆說乃至四面說，形成曲折有致、起伏跌宕的效果，寫出夭矯百變、色彩絢爛的時文，而不至于板滯枯淡、毫無意味，更不至于面對前人的議論無從置喙、無話可說了。

　　總之，選家通過對蘇文的評點，揭示出蘇文在立意上追求新巧奇險與在行文中富于轉折波瀾的特點，而這正是時文中常用的技法。士子如果能夠真正領悟其中的訣竅，便不難在考場上應對自如。因此，評點是溝通蘇文與時文的關鍵所在。

　　三、南宋古文選本中蘇文的比重

　　及其在科場的影響

　　上文分別討論了南宋古文選家對蘇文的編選與評點情況，現在不妨再將眼光放寬，考察蘇文在各選本中的占比情況，這將有助于了解在當時整個時代環境中蘇文的影響‍‌‍‍‌‍‌‍‍‍‌‍‍‌‍‍‍‌‍‍‌‍‍‍‌‍‍‍‍‌‍‌‍‌‍‌‍‍‌‍‍‍‍‍‍‍‍‍‌‍‍‌‍‍‌‍‌‍‌‍。下面仍以成書時間為序來說明。

　　《關鍵》選錄唐宋八家文共62篇，其中蘇文16篇，占25?8%，居于首位。《文訣》收入先秦至宋代48位作家之文共193篇，其中蘇文15篇，占7?8%，居于第三。《文髓》選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五家之文共74篇，其中蘇軾文35篇，占47?3%，也居于首位。《軌范》選錄漢、晉、唐、宋15位作家之文69篇，其中蘇文12篇，占17?4%，居于第二位。

　　不過僅就蘇文占比位次還不易確定其影響變化的趨勢，必須參照其他作家作品所占的比重才好說明。上述4種選本涉及的古文，時間跨度極大，上自先秦兩漢，下至北宋中后期，不過要以后世所說的唐宋八大家特別是韓、柳、歐、蘇之文為中心。下文即以韓愈、柳宗元、歐陽修三家之文作為參照，進一步分析蘇文比重及位次的變化情況。

　　在《關鍵》《文髓》中蘇文都居于首位，不過具體情況略有不同。在《關鍵》中，蘇文雖然居于首位，但是韓(13篇，占21%)、歐(11篇，占17?7%)、柳(8篇，占12?9%)三家之文緊隨其后，特別是韓文的比重與蘇文十分接近，在四家之中以韓、蘇為重的情形已經初見端倪。《文髓》選入蘇文最多，遠遠超過韓(10篇，占13?7%)、柳(10篇，占13?7%)、歐(9篇，占12?3%)三家，可謂名副其實的“尊蘇”選本。但是由于其書在隱顯之間，流行不如其他三種廣泛，因此不宜過高估計其影響。不過綜合《關鍵》《文髓》來看，說蘇文在南宋科場之中地位顯赫，蘇軾甚至一度成為對時文影響最大的古文家，大概并不為過。

　　在《文訣》中，蘇文居于第三，在柳文(14篇，占7?3%)之上而在韓文(25篇，占13%)、歐文(18篇，占9?3%)之后，就比重而言，四家之文實相去不遠，因此在總體上仍然繼承了《關鍵》所確立的韓、柳、歐、蘇的格局。另外，這四家之文在《文訣》所占比重都不太大，這應當與樓昉所選篇目眾多、跨度漫長有關。不過也應當承認，在《文訣》中蘇文的地位開始有所下降，與此同時，韓文的地位開始上升。

　　至《軌范》時，蘇文的占比居于第二，似乎有所回升，但是如果將之與居于首位的韓文(32篇，占46?4%)比較，就可以發現兩者差距極大，韓文所占接近一半，而蘇文只占1/6左右。由此可見，至南宋末期，韓文的地位日益尊崇，而蘇文的影響有所減弱。當然，并列第三的柳、歐兩家之文(均為5篇，占7?2%)的比重又不及蘇文，可謂韓、蘇并重而又以韓為主。究其原因，則在于理學思想興起之后，選家對于蘇文議論不正頗有非議，因此他們在選文中也開始更加推崇思想純正的韓文，在檢擇蘇文時則日趨嚴格。

　　不過，正如葉適所指出的，“以文為論，自蘇氏始”。\[22\](P744)蘇文長于議論，在論體文的發展史上占據了關鍵性的地位，因此對時文而言，蘇文始終有著不可取代的指導作用。葉適稱蘇軾為“科舉之宗”，\[22\](P726)也正反映了這一情況。所以，從《關鍵》到《軌范》蘇文比重位次的變化來看，它在科場之中影響雖然略有減弱，但始終占據重要地位。

　　這一風氣直到明代依然沒有太大改變。如萬歷八年(1580)敖鯤在所編《古文崇正》的序中即說：“刻中惟蘇文幾四之一，以其于舉業尤最為近。”\[23\]蘇文的占比不僅重新回歸首位，而且具體的比重數值也與《關鍵》極為接近。這當然是一個巧合，但也反映出蘇文確有近于時文的性質，因此選家始終無法忽視它的作用。在《古文崇正》中，蘇文復又回到與《關鍵》相近的比重、位次，恰恰反映出蘇文在科場中的地位雖然一度有所動搖，但最終還是得到了眾人的認可。

　　在古文選家編選、評點蘇文之前，世人所能接觸到的蘇文都是白文形態，沒有人規定應該如何閱讀，觀者可以無拘無束、各隨所得。這顯然無法滿足專為應舉的士子們的需要。當時的問題是，士子們不可能把時間、精力完全放在蘇軾一家之文上，這一時期蘇文選本的篇目數量又多，難以盡覽，而且只閱讀白文文本，也無法從中掌握時文的技法。因此，迫切需要一種可以聯結蘇文與時文的讀本，使士子在閱讀之后能夠迅速掌握有關時文的一些基本方法。正是在這一刺激下，古文選家開始從事編選、評點蘇文的工作。

　　南宋時期流行的蘇文選本，如《東坡先生文粹》之類，所錄大多“皆議論之文，蓋備場屋策論之用”。\[2\](P2717)古文選家則在蘇文選本以策論為主的基礎上進一步刪芟遴選，將眼光集中在少數篇目尤其是歷史人物論上。與此同時，他們精心安排篇目次序，借助卷首的讀法，卷中的眉批、夾批、圈點等評點，將理論融入到具體文章之中。借助在每篇文章之前、之中、之后的提示，選家引導士子關注與時文相通的謀篇布局、立意遣詞之法。有些選家甚至直接從時文角度出發審視屬于古文的蘇文。如謝枋得評《王者不治夷狄論》云：“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16\]即借助南宋試論的程式術語解析蘇文的章法結構，這就大大縮短了蘇文與時文的距離，顯示出鮮明的科舉導向。

　　如果借用“副文本”\[24\]這一概念來說，古文選本中的評點也屬于副文本，它們附著在正文之上，與之共生。這是一種與白文截然不同的嶄新形態。在此之后，士子們不會再陷入閱讀白文時僅憑一己之力、暗中摸索的困境，借助古文選本的編選、評點，他們獲得了呂祖謙、樓昉等人的輔導。這使得士子們能夠看清蘇文有資時文之處，進而由熟知讀法領悟作法。因此，作為載體的古文選本堪稱溝通蘇文與時文的橋梁。

　　要之，選家精心選擇出十數篇蘇文再施以評點，揭示出程式差異極大的蘇文與時文的相通之處，并嘗試將蘇文中有益于時文之法傳授給士子。選家的這種方式在最大限度上減輕了士子的負擔，因此自然獲得了他們的青睞，古文選本也在南宋科場中迅速流行開來。古文選本中蘇文的比重是其在科場之中產生巨大影響的證明，而古文選本出現后又為擴大蘇文在科場中的影響推波助瀾。出于指導時文的目的，選家的關注點也不僅限于蘇文本身，他們也注意從蘇文的實踐中提煉規律‍‌‍‍‌‍‌‍‍‍‌‍‍‌‍‍‍‌‍‍‌‍‍‍‌‍‍‍‍‌‍‌‍‌‍‌‍‍‌‍‍‍‍‍‍‍‍‍‌‍‍‌‍‍‌‍‌‍‌‍。蘇文評點中涉及的翻新出奇、先抑后揚、一正一反、將無作有等方法，已經成為論體文的通則。而且，如果將之與現在的議論文原理比照，會驚異于其間的相通之處居然如此之多。換言之，選家從蘇文中提煉出的一些基本文法，至今也還有其指導意義。

　　以蘇文學時文對蘇文的流傳固然有極大的推動作用，但由于時文本身的功利性，這一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諸多弊端。

　　由于選家在編選、評點蘇文之時都帶有鮮明的科舉導向，這就使得他們往往只注意到蘇軾的論體文，而忽視了其他文體。與此同時，選家對于蘇文議論方法的興趣也要遠大于對議論內容的興趣，他們的關注重點始終落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中，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論文思想層面的價值。不過即以法而論，也仍有不同層面。蘇軾在自評其文時曾說：“(吾文)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5\](P2069)這里就涉及到文章當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至法。但選家所強調的議論之法，卻與此無關，大多是一些基本的行文法則。如此批點，固然可以部分揭示蘇軾構思行文的情形，使其方式變得具體可感、有跡可循，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蘇文的理解，抹殺了蘇文的豐富內涵。朱熹在談到呂祖謙的批選時曾質疑說：“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25\](P3321)指出了選家以一種僵化死板的眼光審視蘇文的毛病。在古文選本的影響下，士子在閱讀蘇文時也難免形成重法而輕義、重論體而輕其他的不良傾向。明人所說“而世腐儒小生輒舉一二論策為便舉子，便以盡長公”\[26\](P628)之弊，已初見于南宋。

　　錢穆認為，唐以下的中國社會可稱為“科舉社會”，其原因在于當時“社會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舉制度上”。\[27\](P31)這一社會形態在宋代最終定型。在此之后，絕大多數士人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能踏入仕途、躋身上層。在這種形勢下，士人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學習時文上，他們的一切閱讀活動也是為此服務的。因此，南宋古文選家通過編選與評點的方式教導士子以蘇文學時文，可以說是這一社會形態下必然出現的現象。這種以時文為出發點的剖析方式因為切于實用、受眾廣泛，已經逐漸成為南宋士人理解蘇文的一種底色。較之專家學者對蘇文的解讀而言，古文選家對蘇文的編選與評點更能代表南宋一般士人對蘇文的理解與接受情況。

　　相關論文投稿刊物：《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要刊載政治學、經濟學、哲學、語言文字學、歷史學、教育學、圖書館學、美學理論、音樂理論等學科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教學研究以及有關邊緣、交叉學科的優秀科研成果。讀者對象主要是各級各類學校的師生和科研工作者。獲獎情況：中文核心期刊(1992)、遼寧省一級優秀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