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旅游中的跨文化主客交往現象是旅游地理學與旅游者行為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一直被學術界所關注。文章通過群體態度語意差別量表調查法考察入境旅游者對東道主的外顯態度，通過語言偏見測量法發現入境旅游者對東道主的隱性偏見，在此基礎上采用雙向指示種分析、均值比較、T檢驗、方差分析、皮爾遜相關分析等方法比較入境旅游者外顯態度、隱性偏見之間的差異性和關聯性及其受社會人口統計特征的影響。

　　研究結論顯示，根據外顯態度的不同，入境旅游者可以分為顯性尊敬型旅游者、顯性友好型旅游者、顯性中間型旅游者和顯性偏見型旅游者等類型;語言的“抽象-具體”差異作為隱性偏見的外化表征，可以反映出來華入境旅游者對內、外群體的不同態度;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來華次數等因素令游客在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及二者相關關系上表現出了各自的差異性。來華入境旅游者對中國人具有雙重態度，表現為顯性積極態度的策略性表達和隱性消極偏見的策略性藏匿。

　　[關鍵詞]主客交往;外顯態度;隱性偏見;語言偏見測量法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交流更加頻繁。國際旅游作為推動民間文化交往、促進民眾感情交流的重要載體，不僅為世界經濟注入活力，還對國際外交關系格局施加影響[1]，民間層面的文化交流與相互理解是國際旅游發揮經濟與政治效應的底層基礎[2]。國際旅游活動中最重要的特征是行為的“跨文化”性，入境旅游者與東道主之間無疑會在語言表達、飲食行為、生活習俗、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多個方面形成沖突[3-4]。

　　相較于移民者、旅居者，國際旅游者在別國的訪問時間要短暫的多，不易完全沉浸在異域文化中，難以獲得良好的文化適應與文化認同[5-6]。他們在本土國家環境下形成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受到東道國文化的挑戰，在旅游中所呈現的文化沖突會更加強烈和典型[7]。國際旅游者不能與東道國居民進行長期社會交往，甚至不會產生理解異國文化的欲望，而東道國居民往往也缺乏適應國際旅游者文化需要的意愿，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沖突更易產生[8]。

　　已有研究也表明，在不同文化群體交往中，人們常常表現出“內-外群體效應”，即在對人類行為進行態度評價時，會更包容內群體，而對外群體存在偏見[9-10]。人們對他人所持有的態度評價有兩種形態，分別是外顯態度(explicitattitude)和內隱態度(implicitattitude)[11]。外顯態度容易被人們意識和承認，且極易受到社會贊許效應的影響;內隱態度是無意識中自動激活的態度，且不易改變并能保持穩定。人們對外群體的態度評價往往是復雜且矛盾的，常有著以隱性偏見為代表的內隱態度[12]。

　　換言之，一般情況下人們對外群體的外顯態度是友好、平等的，且是公開承認的，但在內心卻隱藏著并非敵意的厭惡、回避等態度。在全球化或跨文化的宏觀視野當中，入境旅游者群體與東道國居民群體之間往往會形成復雜的相互態度[13-14]。這種旅游跨文化行為中的主客交往一般不會產生沖突強烈的顯性偏見，但隱性偏見卻可能深刻且不易察覺地影響著入境旅游者的旅游體驗、滿意度以及重游和推薦意愿[2]。

　　基于旅游主客交往中跨文化群體間偏見的復雜性和隱蔽性，引發出中國語境下的兩組問題：(1)來華入境旅游者對內、外群體的態度是否不同?(2)來華入境旅游者是否存在對中國人的隱性偏見?其對中國人的外顯態度如何?不同社會人口統計特征的入境旅游者在外顯態度與隱性偏見上是否存在差異性?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解答將為我國旅游理論界提供一個探索性的實驗研究視角，同時研究結果也會引起我國旅游地經營管理者的正視與關注。

　　1研究基礎

　　1.1旅游跨文化主客交往的態度

　　1963年Nunez發表第一篇旅游主客交往的文章[15]，國外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從此開始了此領域的研究，而我國學者較之晚了約30年。除理論[16-17]、模型[18]外，旅游跨文化主客交往的研究內容集中在主客交往前因(即主客交往意愿影響因素[19])、主客交往過程(即主客交往情景[20-21])和主客交往后果(包括主客交往效應[22-23]、主客交往滿意度[24])3個層面。

　　其中，主客交往后果中被研究最多的是主客交往導致的旅游者與東道主之間的相互態度[25-26]。在旅游跨文化交往的相互態度研究中，多數學者從東道主的角度分析旅游地居民對旅游活動和旅游者的態度變化[27-28]，而從旅游者角度考察其對東道主態度的學者相對較少。杜江、張輝等發現中國出境游客始終對旅游地居民持一種友好和尊重的態度[29]。

　　Pearce認為主客交往不會改變游客的態度，只會強化之前的態度[30]。Amir和Cook分別提出了旅游者的交往態度發生變化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31-32]，然而在旅游跨文化主客交往中往往很難實現這些條件，也就是說，主客之間對彼此的態度較難改變。與此觀點不同，Griffiths和Sharpley認為旅游主客之間的態度關系是動態的[33]。

　　Welds和Dukes比較了旅游者在旅游前后的態度變化方向、強度及與體驗的關系[34]。Anastasopoulos運用分組實驗法調查到訪土耳其的游客的態度變化情況[35]。Pizam等認為旅游跨文化主客交往能夠加強雙方的理解和尊重，并減少不同文化之間的偏見，但交往強度是影響主客交往后果的重要因素[36]。Luo等發現主客交往中的感知對態度評價起到中介作用[37]。張宏梅和陸林也發現密切的主客交往能夠對旅游者態度中的認知和情感部分產生正向影響作用[6]。

　　不同學者對旅游跨文化主客交往是否會改善游客態度存在爭議，這一方面與旅游者類型[38]、旅行社安排[39]、文化距離[40]、交往強度[31]的差異有關，另一方面可能是一些學者忽視了跨文化群體間存在著的隱蔽性偏見差異。也就是說，態度是一個籠統的整體概念，其內部可以細分為不同的維度。如果將態度細分，分別考察和比較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或許能夠使得旅游者的真實心理表現更加清晰。對國內外文獻的梳理發現，關于旅游者對東道主態度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在旅游主客交往態度的形態類型方面，學者們很少關注隱性偏見的存在，更鮮有對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的比較研究。

　　1.2偏見

　　“偏見”在英文中對應的詞匯是prejudice和bias，兩者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但其涵義都是負面的。漢語中“偏見”最早出現在《漢書·匈奴傳贊》中，表示“片面的看法”。偏見是指對某一社會群體及其成員的一種不公正態度[41]，中英文內涵都是負面的、消極的。偏見被學術界關注始于20世紀20年代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之后逐步擴展到跨文化傳播和族群關系領域;在我國，心理學者也在近10年開始了此方面的研究。國內外有關偏見的研究主要包括偏見的形成原因(認知性根源[42]、動機性根源[43]和社會性根源[44])、偏見的控制與消除[45]、偏見的形式[46]及相關影響因素[47]。

　　在關于偏見的形式方面，學者們發現人們對于同一個對象會產生不同的顯性偏見(overtprejudice)和隱性偏見(covertprejudice)。在以往跨文化交往態度的研究中，顯性偏見得到的研究較多，隱性偏見受到的關注較少。顯性偏見能夠被人們所承認，是可以經過有意識的思維控制的。在平等主義觀念的影響下，人們為了規避由于公開表達偏見而受到的社會壓力，往往會有意克制顯性偏見的表達，但是隱性偏見卻是自發和無意識的。由于隱性偏見的無意識性，所以很多人認識到了偏見是不合理、不道德的，但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外群體抱有隱性偏見。

　　尤其在群體交往中，人們具有保護內群體的傾向，因此對內群體成員和外群體成員會產生不同的心理期待，期待內群體的行為是積極、正面的，期待外群體的行為是消極、負面的[48]。不同學者也對造成隱性偏見的可能影響因素給出了不同視角的解釋。Fazio發現被試面對敏感問題會修飾、調整自己的外顯態度，但內隱態度卻因為無法被其所意識而表現出來[49]。Plant和Devine從被試的內、外部動機角度進行分析，認為擁有內部動機的人們發自心底地贊同平等觀念，其外在和內在的態度都不存在偏見;而擁有外部動機的人們則是為了獲得或避免外在積極或消極評價采取精細加工行為，其存在偏見，并對偏見進行了隱藏[50]。

　　Reid等證實了種族群體之間的顯性偏見與隱性偏見在性別方面具有區別，發現女性比男性的隱性偏見更強烈[51]。Werkman等探討了年齡的差異影響，得到隱性偏見在青少年中隨年齡的增長而上升的結論[52]。在旅游主客交往研究中，社會人口統計特征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因素[53]。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等個體因素的不同，會引起旅游主客交往意愿、交往效應的差異[54]，但學者沒有進一步探究社會人口統計特征是否會造成顯性態度與隱性偏見的不同。

　　1.3內隱態度測量方法

　　由于跨文化交往中偏見的復雜性和隱蔽性，這要求對其測量方法要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在考察旅游者真實態度時，如果直接詢問被試對某一問題的態度，往往很難獲得其真實的想法，傳統的瑟斯頓等距量表、李克特量表等問卷調查方法受到了質疑。有學者通過測定被試的瞳孔擴張、心率速度、皮電反應和面部肌肉圖等生理反應來獲得。盡管這些方法更為客觀、準確，但卻對實驗儀器、實驗條件和實驗環境有非常高的要求，這不利于研究的應用和普及。

　　目前，在社會認知心理學領域中，學者們較為廣泛接受的方法是內隱聯結測驗，其采用的是一種計算機化的辨別分類任務，以“反應時”為指標，通過對目標詞和屬性詞之間的自動化聯系的評估，進而對個體的內隱態度進行間接測量[55]。然而，也有學者對這種方法提出異議，并認為內隱聯想測驗缺少合理的效度[56]，也就是說，測驗數據反應的不是內隱態度，而是作業的難度[57]。在此情況下，對內隱態度中的隱性偏見的測量，語言偏見測量法不失為一種合適的方法。

　　語言結構是人類思維結構的一種反應，即表達偏見的語言形式往往關聯著人們內心的偏見思維。人們對內、外群體的思維認識也會間接地表達為不同的語言特征。Semin和Fiedler[58-59]提出的語言范疇模式是較早探討語言與心理之間關系的。

　　他們發現人們傾向于用抽象度高的詞匯表述內群體的正面行為或外群體的負面行為，而且越抽象的詞匯越有長期、穩定和普遍的特性。在此基礎上，Maass[60-61]提出群體間語言偏見理論，并認為對于同一個行為而言，如果其是正面的，人們傾向于對內群體成員采用抽象的詞匯描述，對外群體成員采用具體的詞匯描述;如果其是負面的，人們傾向于對內群體成員采用具體的詞匯描述，對外群體成員采用抽象的詞匯描述。

　　這種對內、外群體同一行為所采用的語言“抽象-具體”描述差異就是人們隱性偏見的外化表征。語言偏見測量法不針對詞匯的字面含義，而關注詞匯的類別功能屬性。它根據詞語從具體到抽象的不同程度，將詞匯分為4種類型：描述性動作動詞(descriptiveactionverbs,DAVs)、闡釋性動作動詞(interpretiveactionverbs,IAVs)、狀態動詞(stateverbs,SVs)和形容詞(adjectives,Adjs)。

　　描述性動作動詞具有具體、可觀察、無意義等特征，如親吻、察看和奔跑等詞匯。闡釋性動作動詞仍指某一具體行為，但相比描述性動作動詞擁有一定的闡釋性和意義，如冒犯、欺騙和威脅等。狀態動詞具有持久性狀態，但沒有動作行為的起始終結，如愛慕、崇拜和嫉妒等。形容詞具有最高等級的抽象性和解釋性特征，如誠實的、可靠的、創造性的等。人們在描述內部或外部群體行為時所采用的不同抽象程度的詞匯揭示著其對內、外群體的內隱態度。

　　2研究設計與分析方法

　　2.1實驗調查設計

　　本研究采用語言偏見測量法探究入境旅游者對中國人的隱性偏見，采用群體態度語意差別量表檢驗入境旅游者對中國人的外顯態度。語言偏見測量法借鑒趙欣所使用的包含20個圖片的新聞報道集[62]，并根據原國家旅游局公布的《中國公民出國(境)旅游文明行為指南》①、人民網報道的《圖解老外不文明行為》②、新華網發布的《盤點那些外國人在中國的不文明行為》①，由研究團隊成員經過獨立篩選、集中探討的方式，并通過德爾菲法，選取國內外公民常有的、具有代表性的不文明行為圖片。

　　其中，為隱藏實驗目的設置10個與實驗無關的圖片，剩余10個為考察語言偏見的圖片，包括不排隊、隨地吐痰、踐踏草坪、毆打他人、寵物擾人、高空擲物、在公眾場所赤膊、在公共場所高聲喧嘩、拒絕給老幼病殘孕讓座、違反交通規則等負面行為。

　　同時，為檢驗入境旅游者對內、外群體的態度差異，10張負面行為的圖片中有5張是中國人面孔、5張是西方人面孔。每張圖片下都有4個描述圖片的話語，這些備選答案分別代表從具體到抽象的不同語言差異。例如，在踐踏草坪圖片下的4個描述詞匯分別是：A.坐在草坪上;B.踐踏草坪;C.破壞環境;D.沒有道德。對從具體到抽象的選項，分別給予1、2、3、4的分值。考察入境旅游者對中國人外顯態度，本研究在通過德爾菲法征詢10位專家學者的建議后，采用了中國學者陳欣月等[64]在Wright等[65]量表基礎上修正后的群體態度量表，刪除了“信任-懷疑”“欽佩-厭惡”，剩下“溫暖的-冷漠的”“積極的-消極的”“友好的-敵意的”“尊敬的-輕蔑的”等4組兩極形容詞。

　　修正的主要原因是相較于一般其他群體之間的交往程度，入境旅游者與東道主的交往程度十分有限[54]，較少出現信任、欽佩這類的態度。外顯態度量表以語意差別5級評分形式要求被試選取兩極形容詞間從1到5的數字，代表其對中國人的外顯態度，分數越高，外顯態度越消極。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8，說明量表信度良好。外顯態度問卷還包括被試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來華次數、國籍等社會人口統計特征，采用單一選項回答。

　　之所以未采用顯性偏見量表而采用群體態度量表與隱性偏見進行對比，其一是因為本研究的初衷是探查入境旅游者對內、外群體的態度差異，而非對內、外群體的偏見差異，并且旅游主客交往中一般不會出現普遍強烈的顯性偏見。第二，由于顯性偏見測量量表因類型群體不同而各異，而應用群體態度量表更具有包容性和操作性[63]。第三，群體態度量表測量的是積極/消極態度，這種消極態度盡管不等同于偏見，但二者卻可以在一個層面上直接對比。

　　因為學者們所界定和關注的偏見也主要是針對外群體的一種消極態度[66]，Crandall就將偏見定義為具有消極性的群體態度[67]，因此采用二者進行對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調查實驗和問卷量表的設計中，研究團隊釆用“雙翻”程序來保證語言的準確性。同時，邀請筆者所在單位的漢語言文學、英語語言文學、新聞學專業的教師對問卷進行了審查修訂。在正式實驗調查前，研究團隊以本校30名外國留學生為對象進行了小規模預測試，并修改了量表中的個別細節，最終完成實驗設計工作。

　　3結果

　　3.1被試對外群體的外顯態度分類

　　聚類分析是常用的數量分類方法，但聚類分析難以將類間可能存在的梯度變化關系進行排序，而雙向指示種分析可以把相似的樣本歸入一組，且把組排入反映不同梯度相互關系的樹狀結構等級系統中[68]。因此，本文借鑒程占紅等采用TWINSPAN分類對旅游者類型劃分的方法[69]，通過WinTWINS軟件，以外顯態度問卷中的群體態度語意差別量表為指標，將175個樣本對中國人態度的4個指標值組成175×4維的數據矩陣，該矩陣反應樣本和指標間的關系，并以相互平均排序(reciprocalaveraging，RA)軸作為分類基礎，對數據進行相互平均排序，同時得到樣本與指標的第一排序軸，分別用于樣本分類和指標分類，最終劃分為4個類型是顯性尊敬型旅游者、顯性友好型旅游者、顯性中間型旅游者和顯性偏見型旅游者。

　　第1次劃分的指標是“友好的-敵意的”和“尊敬的-輕蔑的”，第2次劃分的指標是“積極的-消極的”，第3次劃分的指標是“溫暖的-冷漠的”。根據被試對外顯態度指標的回答，通過計算平均值了解各類型入境旅游者對中國人的外顯態度差異。顯性尊敬型旅游者有71人(占總樣本的40.6%)，他們在各個指標上的均值皆為最高，說明其對中國人的外顯態度最為正面，認為中國人是友好、受尊敬的。一般友好型和態度中間型旅游者分別有57人(32.6%)和31人(17.7%)，前者的均值高于后者，他們都對中國人存在一定的友好度，但并無很好的尊敬感。偏見型旅游者最少，只有16人(9.1%)，他們公開表達對中國人的負面態度。

　　3.2被試對內、外群體的內隱態度對比

　　針對被試在語言偏見測量法中所選取詞語的抽象程度，計算均值和標準差，研究結果顯示入境旅游者對內群體和對中國人的內隱態度之間存在差異性。其中，入境旅游者對內群體所使用的詞匯傾向于具體性(M=1.89)，而對作為外群體的中國人所使用的詞匯傾向于抽象性(M=3.11)。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探究入境旅游者對內、外群體內隱態度的均值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結果顯示，t=16.485，顯著性水平為0.000。

　　3.3被試對外群體的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對比

　　通過對外顯態度的分類，得到相應不同外顯態度類型的入境旅游者隱性偏見，進而分析不同社會人口統計特征的入境旅游者對中國人的外顯態度與隱性偏見之間的差異和相關關系。通過ShapiroWilk檢驗、Levene檢驗，得到Sig.值均大于0.05，說明下列各組數據均符合正態分布和方差齊性，可以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和方差分析。

　　3.3.1不同性別被試之間的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比較

　　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考察不同性別被試在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上是否存在差異性，結果顯示，在性別屬性上I顯性尊敬型旅游者的外顯態度、IV顯性偏見型旅游者的隱性偏見存在顯著差異。對于顯性尊敬型旅游者，男性比女性更有積極、正向的態度傾向。對于顯性偏見型旅游者，在外顯態度上沒有差異性，而在隱性偏見上差異顯著，這說明女性更易于受到外界壓力的影響而隱藏對他人的外顯態度。

　　3.3.2不同年齡被試之間的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比較

　　對不同年齡段的入境旅游者，顯著差異存在于I顯性尊敬型旅游者的內隱態度、III顯性中間型旅游者的隱性偏見和IV顯性偏見型旅游者的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上。15~24歲的顯性偏見型入境旅游者外顯態度均值在所有年齡段中是最高的。隨著年齡的增長，均值逐漸降低，65歲及以上旅游者的外顯態度均值達到最小。年輕人勇于表達自己的態度，較少受外界的影響。而年長者會更多考慮周邊人的看法，也更傾向于隱藏真實的態度。

　　3.3.3不同受教育程度被試之間的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比較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顯著性差異表現在I顯性尊敬型旅游者的隱性偏見、II顯性友好型旅游者的外顯態度和III顯性中間型旅游者的隱性偏見上。對于I顯性尊敬型旅游者的隱性偏見，碩士和博士得分較高，高中及以下、大專和本科得分較低。

　　這類游客盡管對中國人的態度最為正面，但隱性偏見也隨著學歷的提升而有所增長。II顯性友好型旅游者與III顯性中間型旅游者對中國人的外顯態度較為中庸，然而隨著學歷的提升，II顯性友好型旅游者的顯性偏見降低，III顯性中間型旅游者的隱性偏見卻升高。這說明高學歷者在回答外顯態度問卷時，有意隱瞞了其真實的態度，而在完成內隱態度實驗時無意識地表現出來。

　　4討論與結論

　　旅游跨文化交往是旅游學科體系中非常重要的內容，通過探析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者的心理行為異同，可以為旅游企業與當地政府的管理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實踐啟示。雖然國內外有關旅游跨文化交往方面的成果已有一定積累，但鮮有主客交往中對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的探討。

　　本研究通過群體態度語意差別量表問卷法和語言偏見測量法，對來華入境旅游者的外顯態度、隱性偏見及其之間的差異性進行實證研究，得到如下結論：

　　(1)采用群體態度語意差別量表問卷法，通過TWINSPAN方法劃分出來華入境旅游者外顯態度的4個類型，分別為顯性尊敬型旅游者、顯性友好型旅游者、顯性中間型旅游者和顯性偏見型旅游者。從分類比例來看，多數入境旅游者(顯性尊敬型和顯性友好型)都表達出對中國人的友好態度，只有少數人(顯性偏見型)會直接表達對中國人的反感。這與馬耀峰團隊在2008年和2009年對入境游客主客交往旅游行為的系列研究成果相一致[54，70]。在國內跨文化主客交往的研究成果中，學者們普遍認同多數外國游客對當地居民的友好態度，然而皆未對態度的形式類型進行劃分，更未對態度中可能存在的隱性偏見進行測量。

　　(2)作為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語言顯示的抽象性和具體性區別，折射出入境旅游者對中西方群體的態度差異。采用語言偏見測量法，通過T檢驗，發現入境旅游者較多使用抽象的詞來描述中國人的負面行為，而更多采用具體的詞來描述內群體的負面行為，即被試對中國人存在群體性的隱性偏見，而對內群體中出現的消極行為歸結于某些具體的個人。

　　對于負面行為，抽象的詞匯具有解釋性特征，描述群體的持久狀態，暗含對外群體的偏見和貶損;具體的詞匯暗指該行為純屬個人所為，而非所屬群體的普遍行為，這是對內群體的偏愛和保護。語言的“抽象-具體”差異成為隱性偏見的外化表征，反映出人們對內、外群體的不同期望態度。

　　在以非慣常環境為特征的旅游活動中，入境旅游者出于對自身保護的心理作用，會不自覺地將人群進行分類，并傾向于表現出內群體(西方的游客)偏好和外群體(中國的東道主)貶損。因研究目的原因，本文并未就二者是否存在零和博弈進行深入研究，但該結論對已有群體效應研究進行了有益補充。

　　(3)運用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和皮爾遜相關分析等方法，比較不同社會人口統計特征的被試對中國人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之間的差異性和相關性。結論表明，來華入境旅游者對中國人具有雙重態度，在外顯態度上多數表現為積極、正面，而與此同時，在內隱態度上則呈現出消極、負面的評價。被試在回答外顯態度問卷時，是知曉調查目的的，偏見與無偏見的界限是明晰的，外顯態度的表達受到了外在社會輿論壓力的影響而被進行了人為的修飾。

　　被試在進行隱性偏見測量時，是不知道實驗目的的，偏見與無偏見的界限是模糊的，隱性偏見不被人們自身所認識，無法進行掩飾處理。在實驗比較環境下，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來華次數的游客在外顯態度和隱性偏見及二者相關關系上表現出了各自的差異性。其中，性別和主客交往次數在其中的作用是學者們較為關注的變量。Ekehammar等發現對于其他種族群體，男性比女性有更強烈的顯性偏見，女性比男性有更強烈的隱性偏見[71]。

　　本研究結論在顯性偏見上并未發現性別上的差異，這可能與特殊的旅游情境有關;但在隱性偏見上與Ekehammar等[71]的觀點相同。在來華次數方面，研究結果與Pizam[36]、張宏梅等[6]的觀點相一致。然而，盡管來華次數或時間能夠起到態度改善的作用，但在華時間更長的旅居者仍然對中國人存在隱性偏見[62]。

　　假設以時間為自變量，在華外國人對中國人的隱性偏見為因變量，二者關系也并非一定表現為線性負相關。根據心理學的社會優勢理論，種族優越感深深植入在當代社會中[72]。但這種態度又恰恰是矛盾的，Katz和Hass發現白人對少數族裔的支持與反對態度是同時存在的，支持態度反映了人道平等與社會公平的意識，反對態度反映了新教徒的道德價值[73]。

　　可以看出，群體間隱性偏見研究仍是紛亂和不成熟的。來華入境旅游者對中國人外顯態度的策略性表達和隱性偏見的策略性藏匿，是旅游者的“客位文化”與旅游地的“主位文化”接觸和碰撞的表現，折射出跨文化主客群體交往中的復雜性。不同的人類文化群體之間不存在孰高孰低，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他們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增多，以傲慢姿態直接表達顯性偏見的人們在逐漸減少，但是受“內-外群體效應”的影響，跨文化群體交往中仍然廣泛存在著隱性偏見。

　　綜上，筆者對來華入境旅游者的外顯態度、隱性偏見進行研究，期盼研究成果對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和營銷起到幫助作用。同時，本研究在視角與方法上也擴充了跨文化旅游主客交往研究的范疇，回答了中國語境下入境旅游者對中國人態度表達的相關問題。在此基礎上，未來可進一步細化考察入境旅游者的外顯態度與隱性偏見對旅游體驗及游后行為的差別影響。

　　再進一步，旅游中的主客交往是一個雙向的、互動的過程，某一方的態度能夠影響另一方的態度改變。所以，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增加一個維度，即中國人對入境旅游者的外顯態度與隱性偏見。更加全面、深入認識跨文化主客交往的內涵，才能尋找到平衡不同文化群體之間訴求的有效機制。

　　文化方向論文投稿刊物：《文化交流》Cultural Dialogue(月刊)1987年創刊，主要介紹浙江的歷史文物、風情民俗、名勝風景、物產工藝、古今名人、科技成果，特別是建設新貌等。它的宗旨是“立足浙江，覆蓋全國，面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