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清初開始，官吏貪腐就成為困擾清政府的嚴峻問題，并呈現持續嚴重化趨勢。清代地方官吏貪腐，既包括從州縣官員到低層胥吏均深陷其中的縱向貪腐鏈條，同時也存在一定范圍內沆瀣一氣、利益交織的橫向貪腐網絡。究其原因，主要是廉政制度缺失、官員權力欲、特權階層存在以及民眾的容忍和默認心理等。清政府雖采取了加強制度建設和立法以及宣傳教化等措施，但成效甚微。

　　關鍵詞:清初;地方官吏;貪腐;廉政制度

　　有清一代深受貪官污吏之患，貪腐之風給國家政治局勢、財政稅收、社會秩序和百姓生活都帶來諸多負面影響。“貪”，《說文解字》解釋為“欲物也。從貝今聲”[1]131，是從心理層面的闡釋，指人內心深處對于身外之物的追求或是面對功名利祿而無法克制的欲望。

　　“腐”，《說文解字》解釋為“爛也。從肉府聲”[1]90，從結果層面刻畫了腐敗之后果———糜爛與敗壞。有學者從現代法律層面界定貪腐:“指的是所有企圖增加個體私利益的不合常規的行為。賄賂、勒索、挪用公共資產、徇私、任人唯親及拉幫結派等在傳統中國都被看成是貪污行為。”[2]149賄賂、勒索等行為，都是清代官員貪腐最常用的手段。

　　清初，為從明末戰亂中恢復，清廷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等政策。順治、康熙、雍正諸帝厲行節儉，試圖成為官吏加強自律、廉潔奉公的表率。然而事與愿違，縱觀從順治至乾隆四朝，貪腐之風盛行、貪腐大案頻發，更有甚者，出現了大規模貪腐鏈條和網絡。關于清代官員貪腐現象的研究，目前學界已有諸多相關成果問世①。然而縱觀這些研究成果，對于清前期這一較長時間段內地方官員的貪腐問題，較少予以重視。本文擬通過對清初地方官吏貪腐狀況進行梳理，研究清代官員大規模貪腐行為的直接表現，分析其背后所蘊含的深層原因，探討清廷應對地方官吏貪腐過程中的得與失。

　　一、清初地方行政系統的貪腐情況

　　官員貪腐現象，從清朝入關之初即已顯露。清廷為盡快恢復統治秩序，將明代原“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3]57，因此，官吏腐化很大程度上是晚明政治作風的延續。清朝官員貪腐，又以地方上更為惡劣。清代地方行政系統，以州縣官為核心運轉。州縣官職責廣泛，《清史稿》概括為:“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滑除奸，興養立教。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4]

　　3357巨大的政務負擔給州縣官員造成巨大工作壓力，因此，清代地方官多雇傭大量行政輔助人員從旁輔佐，逐漸形成以“書吏、衙役、幕友、長隨”為主體的、較為固定的行政輔助系統，地方腐敗主要集中在這一系統。

　　(一)州縣官貪腐情況

　　清代州縣官掌握著地方行政權，其貪腐方式或依陋規向下級與百姓索取，或是將歷年虧空的攤捐支出，或是將招待上級、送往迎來、賄賂送禮等支出向下攤派。于成龍在《禁革里排碑記》記載了州縣官吏攤派與陋規情形:“經承有費，差役有費，科派雜項有費，以及站柜、修倉、解餉、兌漕、種植有費，大半入官胥之囊，而小民傾家敗產，甚且流離死徙矣。更有劣衿蠹棍，包攬代充，議貼銀一二百兩不等，此輩竟爾中飽，且包納錢糧，多勒耗費。不肖官吏，倚為腹心，指一派十，通用分贓，故鄉愚視里役為畏途，而衿蠹以里役為生涯也。”[5]472

　　從這段材料可以看出，地方官吏的肆意攤派，無疑已經成為造成社會動蕩、百姓生活困苦的重要因素。除向下攤派外，州縣官為追求權力或是謀求自保，賄賂之風亦頗為猖獗，表現最明顯的即是向上級官員行賄。這種送禮行賄行為往往伴隨著許多饋贈的理由，諸如節假日、上級親人的婚喪嫁娶等，甚至行賄者之間還伴隨有嚴重的攀比與交易之風氣。典型例證如地方官張九善與任一鴻之間的賄賂交易:“張九善原送一鴻祭奠禮物，值銀二兩，閻有德饋送奠禮，值銀六兩，比一鴻不合，皆收入已。

　　張九善原無用銀七十兩，托一鴻買三岔防守，閻有德亦無畏，委別人惶懼，央令一鴻與于參議過送銀一百二十兩，一鴻得謝禮銀一十兩。”[6]三方之間，既是掩蓋在禮節性饋贈之下的行賄與諂媚，更是彼此之間都有直接目的的交易。而這種交易，在清代地方官之間可謂比比皆是。

　　(二)行政輔助人員貪腐情況

　　清代州縣衙門書吏、幕友、長隨、衙役四種行政輔助人員中，真正擁有實權者當為書吏、幕友和長隨，這三種力量曾一度達到架空州縣官員的地步。這些人員同時也是清代官吏貪腐的最基層勢力，影響頗為惡劣。

　　1.書吏。

　　書吏———清朝各官署吏員的總稱，是地方政府中操辦具體事務的人員，與州縣官除了主仆關系外，往往也是其最為親信的團體。正是由于書吏直接處理州縣最基層事務，他們的行為可以很大程度上左右州縣官的判斷。因此，向書吏行賄現象普遍存在。如清廷曾一次性懲處“崞縣縣丞方道濟、臨晉縣縣丞辛樂堯、忻州吏目王進學、介休縣典史莊應麒、曲沃縣典史高日葵、浮山縣典史李國棟、榮河縣典史胡允遂、平陸縣典史李夢熊”共八名官吏，罪名為“貪酷踰閑，肆淫罔忌，此撫臣所謂臟私有據者也”[7]。

　　縣丞主要負責文書、倉庫等的管理，典史、典吏是地方上的“吏”，有時還會兼任縣丞。由此可見，地方官吏貪腐，在當時的山西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為防止地方州縣官在本省集中勢力，進而形成地方割據勢力，清廷曾規定:“州縣官既不允許在本省任職，也不允許在距其家鄉500里以內的鄰省任職。還有一個‘回避法’禁止同宗和外親姻親在同一省任職。”[8]

　　40在此規定要求下，遠赴他鄉的州縣官為熟悉所管轄州縣的地方情勢，利用當地書吏協助自己迅速熟悉和辦理當地事務就成為有效的方法。官員的遷徙與吏役的相對穩定形成對比，因此，書吏在一地，擁有長時間的較為穩定的勢力基礎，可以利用州縣官的重視和對地方事務的熟悉，為其收斂錢財制造機會。書吏的職能包括草擬公牘、填制例行報表、擬制備忘錄、填發傳票、填制賦稅冊籍、整理檔案等[8]73-75。

　　在這些職能中，擬制備忘錄、填發傳票和填制賦稅冊籍為其貪腐受賄、勒索敲詐提供了極大便利。與此同時，每年夏秋兩季的征稅也是書吏們伺機盤剝的絕佳時機。催科過程中收取百姓所給的寬限費、收稅過程中以各種理由進行敲詐，以及要求以官價購買物品等行為都成為其收斂錢財、中飽私囊的手段。

　　2.幕友。

　　幕友，又稱為幕僚、幕客，是清代地方政府中行政長官的助手，主要職能在于為州縣官員出謀劃策。關于幕友的來源和身份，鄭天挺歸納為朝廷指派、隨長官出差、特殊機會物色得來、國內著名學者、國內名流、地方人士、丁憂人員、退休或失意官吏、京官(未補缺者)、新貴(進士、舉人)、秀才、門生故吏、親屬、專業幕賓(紹興師爺)等14類[9]。

　　如此廣泛的來源，再加上幕友之間常采取推薦上任的行為，使幕友集團形成一個擁有眾多關系且與官府關系密切的職場網絡，“各省上司幕友，多有包攬分肥。州縣幕中，非其與類，一切詳案多苛駁。州縣官勢不能支，向上官稟請薦舉，以圖照應，上下勾連，作奸行賄”[10]1028。在這個網絡中，幕友與上級、幕友之間、幕友與下級之間的互動往來，為其貪腐斂財提供了機會。此外，幕友作為外省人，要想對任職地民情有所了解，也必須與書吏保持密切聯系，這也就為其串通書吏弄權舞弊提供了便利，形成了地方幕友書吏間的貪腐網絡。

　　3.長隨。

　　長隨，主要指長期隨侍在官員身邊的家丁。由于中國悠久的宗法傳統影響，官員在選擇隨侍家丁的標準上，與其有血緣關系的姻親家屬或有過交往的故舊友人家屬便成為首要對象。這些親族、家丁憑借與官員的密切關系，一方面把持官員與他人聯絡渠道，伺機索賄;另一方面甚至直接插手官府政務，收賄行為和貪腐行為較之書吏與幕友更為直接。有的官員甚至縱容長隨行為，“任內多用親族，或以手足而充奴隸之事，托以腹心;或以子弟而作內幕之賓，任其喜怒;甚至女婿，嬌客也，無事不管;郎舅，內親也，無惡不為”[11]358。

　　如潞城縣知縣唐樸，大肆貪婪，直接唆使“官門家人蕭二勒取銀匠，傾銷元寶、陋規銀五十兩”[12]。他們或是有人求見官員，非使銀不可見;或是以官員的名義收受見面禮;或是與吏役合伙，向有事辦理者索取銀兩。更有地方官的親族打著官員的名義，行使特權，在百姓中樹威，進而對百姓進行敲詐索取，形成令百姓痛惡的污濁勢力，助長了貪腐風氣。書吏、幕友、長隨，除了各自有各自的貪腐手段與途徑外，彼此之間也存在誘導性的利益關系，這層利益關系使他們為了擴大財源，相互結成謀取私利的小團體，沆瀣一氣、欺上瞞下，大大增加了懲治貪腐的難度。

　　二、清初地方官吏的貪腐原因

　　通過以上對清代地方最主要的幾股貪腐勢力的介紹可知，從清前期開始，貪腐之風在地方上便以難以遏制的趨勢蔓延開來。而究其貪腐盛行之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分析。第一，從制度層面來看，順治十八年(1661)，清朝廢除了沿自明代的巡按御史，宣告中央監察官以臨時地方官的身份監察地方的制度被取消。巡按制度有三大特點:一是內外相維、以小制大;二是巡按御史一年一代，以中央監察官監督久任的地方官;三是監察官受法律和皇帝“敕令”約束，職責分明[13]88-89。

　　以小制大可以防止監察官權力過大所導致的權力濫用;一年一代又避免了監察官在某地長期逗留，培養勢力、收取經濟利益，也將監察官與地方官的合流貪腐幾率降低。巡按御史取消使得地方權力之間的平衡與制約受到破壞。在明代，制定有在地方政府中正官與佐官相互牽制的措施以使其互相監督的制度:“凡內外各衙門印信，長官收掌，同僚佐貳官用紙與印面上封記，俱各畫字。”[11]

　　281這一制度雖然不能完全避免正官與佐官的同流合污，以權制權的方法卻也不失為抑遏貪腐現象的一種有效手段。而時至清代，正佐監督機制名存實亡，州縣多以主官負責為主，許多州縣已不再設置佐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對地方權力的約束和管理。

　　第二，清代官員薪俸微薄，無法養家。據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梳理，在順治、康熙時代，州縣官僅能得到一份名義上的薪俸。其中州縣官的薪俸大致為:知州每年名義薪俸80兩銀子，知縣在首府者年俸60兩，在外地者年俸45兩[8]41。從雍正朝開始，在名義薪俸之外，還發給州縣官一份實質性的津貼，即養廉銀[8]40。

　　但實際上，經過層層盤剝，州縣官所得養廉銀是非常少的。顧炎武就曾明確提出:“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14]510僅靠薪俸，連維持州縣官平日里的各項支出都有困難，更莫論對下屬崗職經費的支出和填補歷年虧空的攤捐支出，以及招待上級、送往迎來、賄賂送禮等支出。向上的高額支出，導致了向下的雜費。州縣官利用自身權力，從順治到康熙年間，火耗加收現象越來越嚴重。與此同時，直接向下級及百姓索取，以此來充實自己的私囊，并以各種理由將其納入約定俗成的合理范圍。

　　第三，對權力的追求是清代地方官員貪腐的直接動機。“作為個人具有的屬性或品質，權力可能被視為人們追求的，甚至是人類奮斗的基本目標。因此產生了涉及人性本身性質的人類基本動機問題。”[15]3中國古代政治中“官本位”文化深入人心。在這種文化影響下，將公共權力轉換為私人權力或是如何在私人領域擴大個人的權力和影響，無論對官員還是普通士人都具有巨大誘惑力。

　　儒生向士大夫階層不斷轉化，也是社會觀念從重倫理道德向重名分和社會地位的轉化，以此謀求更大的權力。這種心態和作風，在清代科舉舞弊案頻發、無法保證公平以至于士人對官府失去信任的社會環境里，一些長年求仕不得者便開始試圖以賄賂手段謀求所愿，更加劇了科舉舞弊行為并導致惡性循環，賣官鬻爵亦隨之猖獗。與此同時，不滿足于自己所處地位的官員，也通過相同的方式向上級“饋贈”。他們認定不同價值的禮物能夠換取不同等級的權力和地位。而在贈禮和行賄并沒有絕對的界限的清代，所產生的惡果更為嚴重。

　　第四，諸多特權階層的存在加劇了貪腐之風。清代最龐大的特權階層是滿族貴族。清朝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最大的憂患即在于防范漢族。清代官僚系統最重要的使命，亦在于維護統治的穩定。在這一前提下，地方官員的貪腐問題被大大忽略，甚至貪腐曾一度被接受和縱容，以用作帝王分散地方官僚政治野心的手段。因為貪腐而被嚴懲的案例，大多包藏有政治動因。以乾隆帝為例，即位之初頻繁向雍正舊臣發動攻勢，以此來樹立新朝權威，多以貪污腐敗作為罪名和攻擊武器。后來，又以此為由，告誡官員們不得謀反或是對抗皇權[2]150-153。

　　體現在科舉考試和授官方面，州縣官員的入仕途徑既有科舉考試，也有捐納、蔭生，無論以何種途徑當官，州縣官一職如果由漢人擔任，便要求同時有滿人官員任同級之職。“滿族人謀求官位靠得是出身……而大批有能力也有崇高志向的漢族人則被排除在官僚機構之外，在謀求官位時屢遭挫折與失敗。”[2]151

　　滿人更易為官的優勢使他們擁有漢人所不及的各種特權，而對漢人來說，這種政治權力的不平等和法律地位的低下使其將眼光轉向實利，漢族官員對金錢名利的追求是對滿漢不平等地位的反擊，也是其在經濟領域尋求的一種暫時的心理平衡。與此同時，在民間士紳和百姓之間，亦存在嚴重的司法不平等。根據黃宗智的研究:“二十世紀前的國家政權沒有完全滲入自然村。它直接的權力，限于這個雙層的社會政治結構的上層。

　　在下層之中，它一般只能透過士紳間接行使權力，并靠吸引下層結構中的上移分子進入上層來控制自然村。”[16]229士紳作為鄉村的領導階層和地方官在鄉村中的代表，其身份具有特殊性，士紳既幫助地方官吏管理民眾，傳達命令，參與催糧、征稅、司法等活動;也幫助民眾傳達對上級官吏和清政府的意見。

　　士紳享有社會、經濟和法律上的各項特權，“不在當地司法管轄之下，也不受常規司法程序的約束。學紳和官紳可以免除徒刑之下的刑罰”[8]295-296。這些特權無形中助長了士紳肆無忌憚搜刮百姓的氣焰。士紳受到當地官員敬重，打著官員名義為自己謀取私利，甚至與地方吏役勾結，形成小團體，在各項基層經濟活動中貪污、勒索、敲詐，進一步加重了百姓的日常負擔。百姓的容忍和默認也是促成地方官吏貪腐風氣盛行的直接推手。

　　中國古代官方長期倡導的君權神授的天命觀使百姓對官府的畏懼心理較強，逐漸培育出馴服的、具有強烈依賴色彩的國民性，容忍程度甚高。加之在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小農經濟環境中，民眾被束縛在土地上，地域的封閉性、對土地的依賴性，都造成了民眾安于現狀、缺乏創造力、以安定和諧的生活方式作為唯一訴求的心理特征。

　　因此，在無力改變眼前困局的時候，“大事化小、小時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成為無奈之下的選擇。如陜西吏員董思義，于順治五年(1648)除授山西平陽府蒲州臨晉縣樊橋驛丞，順治十年(1653)便被革職，因其“于順治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就不合，故遠官犯贓，問發為民事例，揩印馬騾、查驗肥大，向本驛四十五家馬戶每家索要銀一兩，共索銀肆拾伍兩，入己”[17]。從這條資料中可以看出，僅用不到一年的時間，這位“不入流”的吏員就憑借微薄的權力，向馬戶索要賄銀，而四十五家馬戶無一拒絕繳納。民眾容忍度之高，可見一斑。而一年兩稅，即每年夏秋兩季的征稅更是吏員們擴大收入的最佳機會，催科過程中百姓所給的寬限費、收稅過程中以各種理由進行敲詐，以及要求以官價購買物品等行為都為其收斂錢財、中飽私囊提供了便利。

　　三、結語

　　清前期地方官吏貪腐原因是多樣的。但就地方來說，一方面形成一條從州縣官員到低層胥吏均深陷其中的縱向貪腐鏈條;另一方面也在所謂“禮”和“利”的驅動下，貪官之間在一定范圍內形成沆瀣一氣、利益交織的橫向貪腐網絡。在這種環境中，即使是起初清正自廉的官員，為求自保或是升官，也往往不得不同流合污，以致慢慢走上貪污腐化的不歸路。典型例證如山西省潞城縣知縣唐樸，為官之初“尚知檢束，身心不敢蕩閑踰矩”，然而在混亂污濁的官場環境中日久之后，“因亂服，知府季進德既系同鄉，又屬瓜葛，遂敢藐視功令，日漸縱恣”[12]。

　　唐樸的墮落過程，是個人意志力和心理的抉擇，更是遷就于整體官場環境的無奈之舉。而清政府對于官員貪腐的預防和懲治措施，卻是在中央革除六科給事中、在地方廢除巡按御史，大大降低了中央對地方的監察力度。具體行政過程中，又往往只將“貪腐”作為懲治犯有政治錯誤官員的借口，對于真正的貪腐行為長期忽略，反而試圖通過皇帝對清廉官員的嘉獎、宣傳來對官員進行感化，成效甚微。伴隨著政府的監管不嚴、制度漏洞，清朝整體地方官場貪腐規模日益擴大，對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和社會的和諧穩定，都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而加強貪腐治理、增強行政立法、完善制度體系、鞏固廉政建設仍是當時清政府應對地方官吏貪腐的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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