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性公共圖書館法規伴隨著地區公共圖書館的發展而產生，恰當評價其影響不僅能對后續政策的實施和完善提供參考，還能為其他地區公共圖書館發展提供借鑒‍‌‍‍‌‍‌‍‍‍‌‍‍‌‍‍‍‌‍‍‌‍‍‍‌‍‍‍‍‌‍‌‍‌‍‌‍‍‌‍‍‍‍‍‍‍‍‍‌‍‍‌‍‍‌‍‌‍‌‍。文章以《四川省公共圖書館條例》為實驗對象，采用合成控制法探究其對所轄地區公共圖書館經費的影響‍‌‍‍‌‍‌‍‍‍‌‍‍‌‍‍‍‌‍‍‌‍‍‍‌‍‍‍‍‌‍‌‍‌‍‌‍‍‌‍‍‍‍‍‍‍‍‍‌‍‍‌‍‍‌‍‌‍‌‍。研究發現，條例的實施對四川省公共圖書館經費提升有顯著促進作用，平均經費支出高出潛在水平約15.29%‍‌‍‍‌‍‌‍‍‍‌‍‍‌‍‍‍‌‍‍‌‍‍‍‌‍‍‍‍‌‍‌‍‌‍‌‍‍‌‍‍‍‍‍‍‍‍‍‌‍‍‌‍‍‌‍‌‍‌‍。各地應在《公共文化保障法》《公共圖書館法》框架下，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性圖書館法規，為地區公共圖書館發展提供經費保障。

　　關鍵詞圖書館條例經費保障合成控制法安慰劑檢驗

　　0引言

　　2018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第四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公共圖書館事業納入本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將公共圖書館建設納入城鄉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加大對政府設立的公共圖書館的投入，將所需經費列入本級政府預算，并及時、足額撥付。”該條款明確了提供經費的責任主體，為各地公共圖書館經費保障提供了法律支撐。

　　但是，各地如何把圖書館經費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就需要配套制定專門的管理辦法，確保�？顚Ｓ谩＝刂聊壳埃�我國僅有深圳(1997)、內蒙古(2001)、湖北(2001)、北京(2002)、四川(2013)和廣州(2015)等6個地區出臺并實施了地方圖書館條例。2018年憲法修改，增加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規定，允許設區的市制定適宜本區域發展實際的地方性法規。為此，客觀評價地方性圖書館專門法規的實施效果，有助于其他地區更好地制定契合本地公共圖書館現實需求的法規。

　　1政策背景及研究假說

　　圖書館屬于社會公共文化機構，因此財政資金投入和捐贈成為其運轉經費的最重要來源。在現階段的中國，政府投入是公共圖書館經費的單一來源，然而單純靠政府提供圖書館建設運行經費的模式具有局限性，尤其是在地區性圖書館專門法規缺位的條件下。從這個意義上講，影響公共圖書館法規或規章建設的關鍵性因素是當地政府部門對公共圖書館立法工作的重視程度，而非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因為，圖書館經費保障常具隨意性，政府財政撥款往往難以保證。

　　目前我國擁有1部全國性圖書館法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以下簡稱《圖書館法》)和6部地方性圖書館法規：《深圳經濟特區公共圖書館條例(試行)》(以下簡稱《深圳條例》)《內蒙古自治區公共圖書館管理條例》(以下簡稱《內蒙古條例》)《湖北省公共圖書館條例》(以下簡稱《湖北條例》)《北京市圖書館條例》(以下簡稱《北京條例》)《四川省公共圖書館條例》(以下簡稱《四川條例》)和《廣州市公共圖書館條例》(以下簡稱《廣州條例》)。

　　通過表1可以看出，所有法規都明確圖書館支出經費要保障到位，“實行�？顚Ｓ�”“不得挪作他用”，反映出在地方圖書館發展過程中經費保障是一個普遍性問題，需要使用法律法規手段加以明確。《圖書館法》還強調運用政策扶持手段，鼓勵社會資源參與公共圖書館建設，拓寬圖書館經費來源�！稄V州條例》則首次全面細化公共圖書館的經費項目，為未來發展預留空間[1]。

　　無論是第一個實施公共圖書館條例的深圳，還是2015年最新出臺公共圖書館條例的廣州，公共圖書館條例都在打造“圖書館之城”的道路上發揮著保障作用。據此，本文提出一個有待檢驗的假說：地方性專門法規的出臺，通過細化公共圖書館的經費項目，可進一步明確當地政府發展圖書館的責任，從而保障地區圖書館事業發展所需的經費。囿于相關數據限制，下文以《四川條例》為自然實驗對象，采用Abadie等[2-3]提出的合成控制法來定量研究其對所轄地區公共圖書館經費的具體影響。

　　2研究方法、數據來源與變量選擇

　　2.1研究方法

　　按照案例項目的評估邏輯，結合本研究內容，通常比較直觀的研究方法有：(1)縱向比較法，即對比實施圖書館條例前后試點省份圖書館支出費用水平的變化;(2)橫向比較法，即對比實施公共圖書館條例之后，試點省份圖書館支出費用水平的變化和其他地區(省份)圖書館支出費用水平的變化。然后，比較兩種情形下二者的差距來反映圖書館條例對支出費用的影響。在人文社科領域，學者一般使用雙重差分的方法來進行政策評估。

　　但該方法存在兩大缺陷：一是控制組的選取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隨意性，難有較強的說服力;二是政策效應的有效剝離問題。政策的影響是內生的，其效應難以準確界定，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存在系統性區別，如財政收入、市民素質、資源稟賦。Abadie等針對以上缺陷，在改進雙重差分方法的基礎上，采用合成控制法來評估政策的執行效果。

　　合成控制法邏輯實質是利用數據選取最優的控制組，通過賦予多個控制組以不同權重(加總為1)擬合成一組虛擬控制對象，這樣會比主觀隨意選擇的控制組更具說服力。該估計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所有考察對象被某一特定發生的事件分成處理組(直接受該事件影響的)和控制組(不受該事件影響的)，合成控制法就是在同時期不受事件影響的控制組中尋找與處理組情況類似的對象，通過對不同類似對象賦予相應的權重來擬合處理組的反事實結果，實際處理組與擬合控制組之間的差額就是事件影響的凈因果效應。

　　為了量化分析地方性專門法規對公共圖書館經費保障的影響，本文利用Abadie等[3]提出的合成控制法來合成構造與處理組最為匹配且合理的控制組。四川公共圖書館于2013年10月1日施行《四川條例》，受制于實證研究數據的可得性，把《四川條例》看作是對試點省份公共圖書館實施的一項自然實驗，構造反事實結果與真實四川公共圖書館的支出費用水平作比較，從定性和定量兩方面研究圖書館條例的出臺對四川公共圖書館支出費用的影響。

　　本文利用全國其他省市擬合出一個沒有受公共圖書館條例直接影響的四川，通過比較真實的四川與擬合(合成)的四川二者公共圖書館不同的支出費用情況，得出地區公共圖書館條例的實施有助于圖書館支出經費保障的結論，并利用兩種不同的“安慰劑”和類似于計量模型的顯著性，對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肯定了如上結論。

　　合成控制法在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最早是Abadie和Gardeazabal[2]利用西班牙兩個未受恐怖襲擊的地區，組合構造虛擬巴斯克地區的控制組，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區恐怖襲擊對其經濟產生的作用;Abadie等[3]使用美國其它州的組合來擬合一個沒有控煙的加州，對比評估美國加州控煙立法在減少人均煙草消費的影響;Abadie等[4]認為東德、西德合并減緩了德國發展速度。

　　近年，國內開始有學者利用合成控制法來進行相關研究。比如，王賢彬和聶海峰[5]認為1997年重慶升為直轄市可以促進重慶經濟增長;王賢彬和謝小平[6]認為佛山撤縣設區對佛山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劉甲炎等[7]認為房產稅對試點城市的房價上漲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

　　2.2數據來源及變量選擇

　　本文使用2009-2015年31個省市的平衡面板數據，探究地方性專門法規對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的長期影響。由于北京、內蒙古、湖北、廣東、四川等地已出臺實施地方性圖書館條例，因此在31個省市中將其剔除，最后使用26個省市作為控制組的選擇對象。需要強調的是，本文所用變量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圖書館年鑒》，該年鑒最新的數據截至2015年，而2009年之前的數據存在斷年的情況，為此最終選擇樣本期為2009-2015年。

　　目前6個實施公共圖書館條例的地區中只有四川處于樣本期內，即所取樣本期涵蓋條例出臺前后幾年。四川2013年開始實施圖書館條例，故將合成時間段設定為2013年之前(不包括2013年)，以滿足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的預測變量匹配，進而比較四川和其它地區在2013年前后經費支出情況。從條款數角度比較，《四川條例》共6章46條，僅次于《廣州條例》(6章58條)。在現有可獲取數據的條件下，《四川條例》可以較好地代表地區性公共圖書館條例的水平。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各省市公共圖書館的每年總支出。“量入為出”以及公益單位的性質，使得該指標既可以衡量各省市圖書館每年實際的支出情況，又可以反映出各省市每年對公共圖書館的經費支持情況。根據合成控制法，在構建權重組合時要使真實四川與合成四川在《四川條例》生效之前兩者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的決定性因素應盡可能一致。

　　《廣州條例》規定圖書館經費支出要圍繞人員、文獻信息資源等具體項目展開，要與圖書館的服務范圍、服務人口、服務需求等相適應。結合國內外關于地區公共圖書館綜合績效評測的研究成果[8-10]，選擇的預測變量包括總流通人次、圖書外借冊數、有效借書證數、從業人數、公共圖書館個數和總藏書量，數據來源于2010-2016年《中國圖書館年鑒》《中國統計年鑒》等。此外，為增強驗證處理組和控制組在圖書館條例實施前的擬合精確度，加入2009年以及2011年各省份公共圖書館每年總支出的對數作為預測變量‍‌‍‍‌‍‌‍‍‍‌‍‍‌‍‍‍‌‍‍‌‍‍‍‌‍‍‍‍‌‍‌‍‌‍‌‍‍‌‍‍‍‍‍‍‍‍‍‌‍‍‌‍‍‌‍‌‍‌‍。

　　3圖書館條例對四川省公共圖書館經費保障影響的實證分析

　　3.1合成控制組的構建

　　利用Stata14統計軟件，使用Abadie等開發的Synth程序包對模型進行運行，得出估計結果。將26個樣本地區作為控制組，通過賦予其中若干地區一個合理權重組合的方法來構建合成四川(虛擬四川)，作為合成對照組。

　　按照合成控制方法的原理，在確定相關控制組地區額權重指標時，應當滿足一個基本前提，即在《四川條例》實施(2013年)前合成四川的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的主要影響因素要盡可能與真實四川公共圖書館相一致，從而使真實四川和合成四川公共圖書館兩者之間均方誤差最小化。為此，最終得出一個由山西、江蘇、河北和貴州4個潛在控制樣本所構成的合成四川。

　　3.2合成控制模型的實證分析

　　合成四川在總流通人次、圖書外借冊數、有效借書證數、從業人數、公共圖書館個數和總藏書量等方面均與真實四川相關數據非常接近。如果采用這些影響因素的擬合值和真實值差距的絕對值與真實值之比表示差異度，所有預測變量的差異度值均在9%以下，表明真實四川和合成四川相似程度較高。

　　2009年和2011年合成四川每年的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與真實四川也擬合得較好。從26個控制組的預測變量平均數據來看，其與真實四川相關數據相差較大，表明如果單純以數據均值作為衡量指標去比較分析法規政策效果，將會對有關結論的準確度產生較大偏誤性影響。

　　在2013年之前真實四川與合成四川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的軌跡大致重合，表明利用合成控制法可以較好地擬合2013年前四川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的變化路徑。2013年以后兩者差距逐漸拉大，真實四川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高于合成四川。具體而言，2013-2015年，真實四川與合成四川公共圖書館每年經費支出的差距分別約為12836萬元、590萬元和12049萬元，這說明《四川條例》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四川公共圖書館的支出經費總額。

　　為了更直接地觀察《四川條例》對四川公共圖書館經費的影響，本研究計算了2013年前后真實四川與合成四川公共圖書館每年經費支出的差距。2009-2012年真實四川與合成四川公共圖書館每年經費支出的差距在0上下波動，而2013年后兩者差距顯示出擴大的趨勢。具體而言，真實值分別高出24.37%、1.42%和20.09%，平均增長幅度約為15.29%，這一增長率相對于地區經濟發展程度而言已是一個較大數值。綜上所述，《四川條例》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四川公共圖書館的支出經費總額，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一步增強。由此可見，圖書館專門性法規有助于保障地區公共圖書館經費的實際支出。

　　4相關穩健性檢驗

　　其實早在2013年之前，就存在四川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增加的情形，那么2013年之后四川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的增加是否僅僅是一種偶然現象?上述關于地方性圖書法規的促進作用對其它省份是否也成立?為此，采用Abadie和Gardeazabal[2]提出的安慰劑試驗(PlaceboTest)方法來對分析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

　　4.1排列檢驗

　　Abadie等[4]提出的排列檢驗(PermutationTest)方法與統計中的秩檢驗(RankTest)方法相似，目的在于驗證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在統計上是否具有顯著性。該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隨機從參照樣本組中抽取一個研究對象，假設其也制定并實施了地區性公共圖書館專門法規，然后利用合成控制法構造其相應的合成值，最終得到與四川相同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

　　對27個省市逐一進行安慰劑檢驗(PlaceboTest)，并將每個省市公共圖書館每年實際支出費用與合成支出費用的差距作為統計量進行檢驗。如果發現，四川公共圖書館的差距與控制組中其它城市的差距有顯著不同，這就意味著四川公共圖書館支出費用的增加不是一種偶然性現象，換言之，證明了《四川條例》的出臺對當地公共圖書館費用保障作用是顯著的。

　　由于用各省市2013年之前的預測變量來合成其公共圖書館支出費用情況，進而估計其2013年后的支出費用變化，因此如果實證發現在2013年之前存在省份合成情況與真實情況誤差較大，則說明其合成對象不能被視作優良的控制組。此時，如果仍用2013年后的預測誤差與四川的預測誤差進行比較，則所做的統計與推斷具有不可靠性，結論的穩定性也無法保證。據此，在控制組中刪除平均預測誤差是四川兩倍以上的省市，其中包含上海、山西、海南和西藏。

　　可以看到，相較而言，2013年前四川公共圖書館的預測誤差與其它省市的預測誤差沒有較大的差異，而2013年后四川公共圖書館和其它省市的差異趨勢顯現。四川公共圖書館的預測誤差為正值，說明受圖書館條例的影響，四川公共圖書館每年支出費用逐年上升，而且四川公共圖書館的預測誤差基本位于其它省市的上方，而其它省市并沒有顯著出現如四川這樣幅度的支出費用增加情況。因此，如果在這些控制組中隨機的抽取一個省市，要得到與四川相同的預測誤差，其概率為1/23，約為4.34%，說明地方性圖書館法規的出臺實施導致當地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的改善在95.66%的置信度上是顯著的。

　　4.2處理組特殊變換

　　Abadie和Gardeazabal[2]、Abadie等[3]提出類似于虛假實驗(FalsificationTest)的安慰劑檢驗方法。其基本思路是：選擇一個沒有出臺實施圖書館條例的地區進行同樣的分析，如果發現該地區真實圖書館的支出費用和合成圖書館支出費用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并且和四川的情況基本一樣，就表明在合成控制法下并不存在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證據來驗證地區圖書館條例對四川省的影響。

　　以兩個省作為特殊變換對象：一個為合成四川中權重占比最大的省份——江蘇省(59.2%)，最大權重即表明在所有的省市中，江蘇與四川最為相似;另外一個是沒有權重的省份——福建省，沒有權重則意味福建在各種影響因素上都與四川存在較大差異。據此，通過構建江蘇和福建兩個極端情況下的處置組，對比檢驗圖書館條例實施前后真實圖書館支出費用和合成圖書館支出費用的情況。

　　從中看到，對福建和江蘇在假定2013年出臺實施圖書館條例的前后，真實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始終沿著合成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的走勢，即使有所變動也是圍繞著合成公共圖書館經費支出上下微弱起伏。這種變動的幅度相對較小，尤其是沒有權重的福建省在2013年之后幾乎是零變化。這說明合成控制法可較好地對圖書館條例實施前后的經費支出變化進行擬合。結果顯示，兩個省份在擬合圖書館條例實施前后并沒有發生突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圖書館條例的出臺影響了四川公共圖書館的經費支出，而不是其他共同的偶然性因素。

　　5結論與啟示

　　圍繞圖書館經費問題而展開的學術探討一直是圖書館學研究熱點[11]，但學術界傾向于關注圖書館經費的來源、保障形式、存在問題等定性問題，較少關注圖書館專門性法律法規對圖書館經費保障的影響及其定量評估。這與法治中國下公共圖書館的健康發展狀況是不相適應的。

　　在政策法規的案例研究中，如何選取處理組和如何統計推斷關系到是否可以有效剝離非政策效應，從而較準確地評估政策影響問題。本文利用《四川條例》這一案例首次分析了地區公共圖書館條例對圖書館支出經費的影響。通過挖掘數據信息，采用合成控制法賦予處理組適當的權重組合，得到一個政策法規發生前擬合最優的處理組，然后對合成控制法構造出的“反事實”現象與真實四川公共圖書館支出費用進行比較。

　　研究表明，《四川條例》的出臺實施對所在省市公共圖書館支出費用的提升有顯著促進作用，平均經費支出高出潛在水平約15.29%。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一系列安慰劑的檢驗，發現地方性圖書館專門法規對經費保障的支持作用并不是一個偶然性現象，換言之，各地可以在《圖書館法》的總體法律框架下，利用2018年憲法修改所賦予的權利，盡快出臺適宜地方具體發展的圖書館條例或實施細則。比如，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靈活動態調整運行經費比例，對公共圖書館經費數量的規定應體現指標化、數量化和具體化等特征，切實保障地區圖書館事業發展所需的經費，促進公共圖書館整體水平的健康躍升。

　　參考文獻

　　[1]潘燕桃，張琳.創新的法規內容先進的立法理念——《廣州市公共圖書館條例》與我國其他地方圖書館條例的內容比較[J].圖書館論壇，2015(8)：22-36.

　　[2]AbadieA，GardeazabalJ.TheEconomicCostsofConflict：ACaseStudyoftheBasqueCountry[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3，93(1)：113-132.

　　圖書館員評職稱論文投稿刊物：圖書館論壇是集學術性和實踐性于一體的綜合性圖書情報學期刊，一方面注重基礎理論研究，反映我國圖書情報學研究最新成果;另一方面重視實踐研究，報道、交流和推廣業界新成果、新技術、新經驗以及國內外業界動態，展示我國圖書館建設的最新成就。追求學術質量，注重導向性、創新性和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