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城市歷史文脈延續和地域特色文化代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一直以來受到人們較多的重視和關注。當前社會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瀕臨消失，絨花是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民間傳統手工技藝的代表之一，同樣面臨著諸多困境。文章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南京絨花傳承人的調查研究和理論分析，深度探究了南京非遺絨花現狀及其困境的成因。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南京絨花,傳承環境

　　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環境的闡釋

　　在西方語境下，與“環境”相當的“Environment”一詞出現在19世紀，最早由日本引入亞洲。小林新兵衛于1872年在其主持編撰的英日詞典《英日對譯辭書(開拓使)》中最先收錄此詞，其中，“Environ”被譯為動詞“包圍”，“Environment”被譯為名詞“包圍”1。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為：“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

　　在一定程度上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界定為“活態”的、生動的、過程性的、變異中的文化現象，并且明確指出了自然環境、歷史條件、文化場所是與其密切關聯的情境因素[1]。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環境應由于技藝種類和表演形式的不同或其所處社會性質和時代的不同而具多樣的內涵。非物質文化遺產多以一項傳統技藝或傳統習俗呈現。一般傳統工藝定義為：“旨在解決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物質性生存問題的知識、技能、技藝和技巧。”

　　一種技藝在實現某種作品創作中所需要的材料、所使用的工具和富有一定技能實現該作品創作的創作者本身即作為一種原始的存在環境，而當該作品完成后呈現出的某種形態、作品形態間所蘊含的帶有當地歷史文化特色的和富有時代發展信息的元素能夠被普遍社會環境和廣大人群所認同接受并開展使用，此時的社會和人群即作為另一種傳承的存在環境而出現。費孝通提出我們不能把古鎮當作一件古董進行保管。

　　社會生產急劇加速，傳統技藝生存的物質和精神土壤急速惡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環境日益嚴峻。在城市化不斷發展，產業經濟結構加速轉型升級，城鄉差異逐步縮小的今天，人們有更多的權利爭取現代化生活。在現代文明極大豐富的物質生活條件下，人們已具有更多自主的文化選擇意識，逐步擺脫被動接受舊有文化環境所帶來的文化影響。

　　因此，目前傳統技藝在傳承過程中多需要適應市場經濟環境和綜合考量社會實際文化求需。在一定量的轉型和改變中，文化遺產所代表的傳統文化會面臨現實意義上的沖擊，因此文化遺產面臨的傳承環境亦更為復雜。

　　二、南京絨花的傳承困境

　　非物質文化遺產誕生于特定的歷史環境，其生產方式與當時的生產活動緊密相連，因此具有一定的活態屬性，即存在維持其“生命”的生存環境。據于富業研究歸納可以得出，其間不僅有自然生態環境，還有人文生態環境等[2]。傳統絨花是將蠶絲煮熟后染色，用極細的銅絲為蕊制成不同規格的長絨條，再盤制成各種式樣的花朵，供婦女和小孩佩戴的傳統民間工藝品。

　　南京絨花色彩品種多樣，諧音“榮華”頗為吉利，自唐至明清一直作為皇室貢品，民國之后傳入民間。20世紀三四十年代，南京有張義泰、德勝祥、馬榮興等40多家絨花作坊，主要分布在城門南、門東等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絨花生產實現了工廠化制作，當時的南京工藝制花廠以流水線制作絨花工藝品并一度外銷，十分興旺。

　　(一)絨花生產原料不足，制作成本較高

　　據南京非遺絨花傳承人趙樹憲本人口述，目前絨花在制作工藝上完全沒有改變，制作材料和工具全都盡力保持原始。較早的絨花多采用云錦下腳料作為材料，但隨著云錦產量降低，邊角料很難找到，絨花業戶所用的蠶絲材料則到城南釣魚臺膺府街絲行進貨5。20世紀四十年代末，絨花、絹花行業日趨蕭條。現如今南京絨花制作所使用的材料是專門去蘇州購買蘇繡用的蠶絲，成本較高[3];制作絨花花蕊的黃銅絲也是特制的，五金店一般不賣。

　　在非遺技藝傳承中，技藝所使用的原材料和傳統工具即作為一種自然環境存在。絨花制作中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工具雖較為簡單，但依賴天然，尤其是蠶絲和特制的銅絲等，其對材料的生長環境和加工方式要求較為嚴苛，易被各種條件所影響改變，需要去專門的地區定制和采購，無疑增加了制作成本。一旦提供該材料的單一生長環境被破壞，原材料產量將會銳減甚至無法正常供應，絨花這樣較為依賴原始材料的手工藝亦無法完成制作。

　　(二)絨花制作工藝復雜，難以發揮技藝優勢

　　絨花的制作過程為三道工序：勾條、打尖、傳花，工序不多但頗為繁雜，極其需要耐心和技巧。雖一直秉承純手工制作還原，但在產品樣式方面也會隨著時代需求有所調整，調整方向主要為將傳統樣式與現代流行相結合。非物質文化遺產若是以一種行為和表演技藝為主，與其相關的物質聯系便會隨著情境中各種因素發生變化，傳承人需要在有效把握主體技藝的同時亦適時進行調整，擅于利用周遭環境作為主體技藝傳習的有力補充。

　　如南京絨花藝人必須長期耳濡目染南京鄉土藝術，長期處于傳統文化的渲染氛圍中，否則難以做到對藝術的完整理解和存錄[4]。由于目前存在對絨花制作技藝保護的定位尚不明確，對絨花的固有特色重視度不夠，對傳統技藝掌握程度較高的傳承人缺乏等問題，一味地依靠單個傳承人和采用帶有個人固有經驗的手段方式很難在完整保存技藝基礎上，將原有技藝所賦予作品的帶有重要傳統文化特點的部分加以整體再現，極易造成重視作品觀感和銷路，忽略復原技藝生命的局面。

　　(三)職業化傳習人員少，傳承難度大

　　非遺傳承人趙樹憲先生還擔心絨花技藝“無人可傳”的問題�？上驳氖�，在近日走訪調查中，工作室中已經多了兩位年輕的學徒。基于目前現狀，收徒的選擇幾乎沒有，“學的人不多，所謂要求的話，唯一條件就是職業化，只是業余愛好的不收。”6工作室對傳習人員的參與持歡迎態度，然而用心學藝者卻寥寥無幾，年輕人更是較為缺乏，由興趣所致而奉行“手藝職業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業余愛好者在學習時間上隨意，學習技能怠慢，學習態度輕率，造成傳承難度的增加。然而就職業化傳習來說，由于人員選擇的門檻幾乎沒有，人員前期文化素質的培養和操作技能的訓練良莠不齊，不同人對藝術的審美標準和個人實踐經歷無疑會反映于作品的創作中。這種現狀必定會改變傳統技藝傳承中一直延續的單一、封閉的傳授方式。傳承人需要克服復雜傳承環境的挑戰，較大程度依賴徒弟的學習主動性和職業選擇性。傳承人本身的傳承能力由于受到經濟來源的壓力，傳授技藝的能動性和機動性明顯不足。

　　(四)區域環境改變，原生狀態被打破

　　于20世紀開遍南京城的絨花坊均是“前店后坊”結構，是一種鋪面在前，住家在后的家庭小作坊形式，大量分布于南京城南地區。早在南唐時期，金陵城南地區，御街兩側外集中的手工業作坊專為居民日常生活服務之用，“花行”則是專門制作裝飾用花的地方[4]�，F今南京城內三山街至長樂路一帶，因曾是絨花、絹花、紙花的主要銷售地，故曾有“花行街”的美譽7。南京工藝制花廠成立后就已是獨立車間流水作業，作坊式加工制花逐漸減少。

　　2006年起，南部城區因為大面積拆遷曾引發了諸多關注。城南作為“南京縮影”，明時即為居民區中心部位，是南京居住文化、手工業、商業文化的集中典型，然而因區域危舊房改造和區劃調整等多方因素，城南地區多方動遷，居民離開，房屋新建，原本保留在城南地區的作坊痕跡也再難找尋。南京工藝制花廠在改革開放的洶涌浪潮中倒閉，大批工藝設計師和學徒也紛紛轉業，離開了原本的行當。絨花因時代環境的沖擊遭遇到了毀滅性的沖擊，失去了原本穩定的環境庇護，絨花不得不卷入市場洪流之中。

　　三、結語

　　面對傳承環境中存在的問題，南京絨花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不應該簡單地等級化和標簽化，應該積極落實保護傳承政策，給予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生活保障。加大宣傳力度，特別是城市鮮活名片的自我更新，積極參與影視和文化作品，提高公眾的認知度和參與度。絨花是南京城中的鮮活生命，它的存在承載了一份歷史，代表了一種文化，帶來了一方歡笑。絨花傳承理應先“活起來”，再“傳下去”，讓絨花這一南京奇葩再次走入南京人的生活，延續南京特有的文化精髓。

　　[注釋]

　　(1)早田宰：日本における用語「環境」の導入過程，早稲田社會科學総合研究，2003年第3巻第3號。

　　(2)李曉岑，朱霞：云南民間工藝技術，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年1月。

　　(3)費孝通：江村故事，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

　　(4)俞允堯：秦淮古今大觀，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第300頁。

　　(5)南京市第二輕工業局，南京市城鎮集體工業聯社編：南京二輕工業史料：第一輯，南京：南京市第二輕工業局，1991年，第248頁。

　　(6)南京民俗博物館：趙樹憲2016年11月19日采訪記錄。

　　(7)葉楚槍、柳治微：《首都志》，正中書局，1935年�；ㄐ薪治挥诮袢�山街，中華路中段。

　　[參考文獻]

　　[1]黃濤.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情境保護[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20(5):67-72.

　　[2]于富業.我國傳統制造技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生態環境研究[J].廣西社會科學,2014(1):47-51.

　　[3]雷虎,阮傳菊.絨花開不敗[J].中華手工,2014(2):71.

　　[4]姚亦鋒.南唐金陵城格局追溯[J].現代城市研究,2006,21(8):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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