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世界文學投稿論文發表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焦慮困境與出路，當代文學中存在的焦慮困境和出路是如何產生的呢?這是目前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窘境，論文擬在分析這種焦慮困境如何產生的基礎上，指出擺脫困境的出路。

　　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理論發展此起彼伏。從方法論熱到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再到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熱，再到晚近文學理論的反思熱，文學理論研究已有長足進展，形成了多種理論觀點，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從另一個層面看，當代文論研究卻始終暗含著危機和被質疑的聲音，諸如研究對象邊界的模糊、方法的碎片化和研究的有效性等問題。錢中文先生在2012年中國中外文論第九屆年會上的致辭中，通過回顧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指出這種危機的存在，認為當下文學理論處在焦慮與不安中，似乎一切還沒有真正開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來。[1]換言之，中國當代文論患上了“焦慮癥”或“經驗貧乏癥”。

　　一、“他者化”的影響而產生的

　　“失語”焦慮

　　按理說，中國文論的整體形象實際上是我們自己對本土文學和文學理論認知的結果，其研究對象、言說方式和理論價值應當體現中國的時代品格和民族特色。但是，30多年來，形式主義、唯美主義、精神分析、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后殖民理論、國外馬克思主義等西方文藝理論思潮在中國文論的土壤中生根發芽，成為文學理論研究成員共同探討的話題，即以西方的問題為自己研究的問題，把西方的規則奉為自己知識創新的規則。西方

　　文論就像“鏡像”一樣，只有通過它來觀看自己，最終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論的話語空間中，我們似乎找到了研究的問題和方法，至于歷史語境、文學歷史發展變遷、邏輯起點等等是否與中國當代文學與文論的發展有相似、相通之處，彼此之間有沒有對話的可能，這些問題則沒有很好地考慮到。如果說，我們只是研究西方文學理論，研究其發展演變的規律以及討論其熱點前沿的問題，類似西方文學界研究中國文學一樣。但是，當這些理論主宰中國當代文論發展的時候，西方文論就像幽靈一樣，構成了中國當代文論言說方式的陰影。

　　美國當代文論家布魯姆寫過《影響的焦慮》一書。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兩位非美國本土理論家的思想觀念，并把他們的理論成功地運用到西方傳統詩論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傳統影響的焦慮以及超脫這種憂慮的方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逆反”式批評理論。布魯姆給我們的啟示是，他者化的理論是自我創造新的觀念和方法的基點，在否定、抵制與接納、對話中，以現實的文學文本為依據，讓異域的理論話語在本土理論建構中釋放出新的生命力，實現理論的創生。筆者以為，這也是西方文論之所以不斷發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學發展的基本途徑。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加強，社會文化生活也隨之發生了深刻變遷，西方各種學術資源在中國不斷傳播，使我們討論一些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具備了外在的可能性，擁有了一個“發軔的環境”，按說應該成為中

　　國文學理論發展和創生的契機。遺憾的是，精神分析、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理論等學術話語系統，我們在吸收和接納的過程中走向了“濫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國內學者提出的“失語癥”命題，就是對中國當代文論面對西方文論話語時發出的“集體無意識式”的責難，這也是中國當代文論患上“焦慮恐慌癥”的深刻表征。

　　中國現當代文壇，為什么沒有自己的理論，沒有自己的聲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們根本沒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有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個“啞巴”在學術殿堂里高談闊論!怎么能指望一個患了嚴重學術“失語癥”的學術群體在世界文壇說出自己的主張，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沒有自己學術話語的民族，怎么能在這個世界文論風起云涌的時代，獨樹一幟，創造自己的有影響的文論體系，怎么能在這各種主張和主義之爭中爭妍斗麗![2]

　　這番話把整個文論界壓抑已久的“焦慮不安”的精神窘境集中表達出來，展現出整個中國當代文論“焦慮恐慌癥”的面相。正如蔣寅先生評論道：“其實我感覺，近年‘失語癥’一詞的流行，已表明在這個問題上的確集中了學術界的某種焦慮。”[3]周憲先生也分析道：“其實是一種文化認同焦慮的表征。這種焦慮自近代以來像一個幽靈始終縈繞在文化共同體中。說穿了，這是一種對中國文化“他者化”的憂患意識。”[4]“失語癥”的提出以及對其分析的態度和立場讓我們共同體悟到：中國當代文論的焦慮癥狀就是西方他者的影響造成的。我們知道，西方現代文論深刻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發展，包括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朱光潛和宗白華等老一輩文學理論大家，他們深受西方“他者”文化的影響，能融通中西、匯聚古今，創造了中國現代文論輝煌的畫卷。但是，目前來看，作為“強者”的西方文論遮擋和壟斷了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無法真正觀察和表達自己，在很多層面上“模仿”和“遷就”西方的文論話語，致使自己完全籠罩在西方文論的光芒中，一旦脫離這種光芒，我們就無法按照自己的邏輯去推理和求證，進而喪失了自己說話的權力和創新的能力。布魯姆在論述“影響”的負面效果時引用王爾德的話說：“影響乃是不折不扣的個性轉讓，是拋棄自我之最珍貴物的一種方式。影響的作用會產生失落感，甚至導致事實上的失落。”[5](4)筆者以為，“失語癥”的表述就能說明這一點。在西方他者面前，自我轉讓了自己表達的個性，對文學和文學理論的想象不再是從自己內心發出的真正屬于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論所發出的聲音的回音。 　　在對待外來文學理論的態度上，我們并沒有像布魯姆那樣去“誤讀”，去闡釋與過度闡釋，完成對西方文學理論話語的轉換，在交流與沖撞中提出新的命題或理論。“一些理論話語的引進，往往只維持一種話語的簡單復制層面。一旦某種話語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戀地迅速撤離，轉入其他話語的復制工作中。這樣一種浮在表面的學術話語實踐方式，必然導致對話能力的喪失、話語轉換的失效。”[6]因此，在充分認識到這種簡單的復制對中國當代文論造成的“精神創傷”之時，也是文論自覺之時，失落感和焦慮感自然會從看似熱鬧的場面浮現出來。當再次面對西方文論的“他者化”影響時，我們不難覺察西方文論在中國文論面前像一個虛假的“鏡像”，像一個虛幻的“父親形象”，彼此之間充滿矛盾。一方面我們把西方文論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發展的重要參照系，對西方文論流派眾多、思潮迭起的發展趨勢心存敬佩，感嘆西方文論對西方文學史、文學發展變遷和文學文本的深刻認識;另一方面為了保持中國本土文論話語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對西方文論預先搶占了中國當代文論的建構空間而無法超越，表現出更多的擔憂、害怕和驚恐。如此一來，只要這種局面存在，中國當代文論患上“焦慮癥”也是必然的，這也是目前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窘境。

　　二、主體主同危機而產生的身份焦慮

　　隨著消費文化的到來，視覺文化日益占據社會文化的主導地位，視覺愉悅壓倒理性的靜觀，以語言文字為媒介進行書寫的文學開始逐漸被邊緣化。與之呼應，經典意義上的文學理論的言說空間變得越來越狹窄，無論是在大學課堂，還是在社會文化領域，聽眾越來越少，文論研究也就成為少數專業人士在小圈子談論的話題。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性的主體，文學理論研究者自然會意識到如下問題：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應該做什么和能夠做什么?我們所做的關于文學理論知識的闡釋和建構能不能在彼此的交流和對話中站得住腳，我們所推進的文學理論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戲”的層面上，還是與現實的文學、時代緊密結合在一起，充分發揮出理論的解釋能力?當文學理論研究者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中找不到確切的答案，或者說自我在學術共同體和現實社會經驗的位置得不到主觀肯定的時候，認同危機及其誘發的身份焦慮便由此而生。

　　在文學理論界，文論家大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扮演著“立法者”的角色，他們“牢牢地控制著趣味和藝術判斷領域。這里的控制意味著不受任何挑戰地操縱各種機制，以使不確定性變成確定性，意味著做出決定，發表權威評論，隔離，分類，對現實施以限制性的規定。換句話說，控制意味著對藝術領域行使權力”，[7](179)因此，在立法者的維護之下，文學理論形成了一套充分體現知識分子良心、社會責任、人文精神和審美觀念的知識體系。在此基礎上，立法者之間的立論、辯論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那樣一個充滿追求崇高精神的意義世界里，文學理論研究者能夠確認自己的身份認同。

　　根據美國存在主義理論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實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虛、無意義)所包圍著，隨時可能陷入虛無。個體體驗到自身被這種非存在所包圍并為之擔憂，這便是焦慮，即意味著對自己認同的存在可能會喪失的擔憂，或者自己的同一性喪失的恐懼，進一步說，一種熟悉自身的感覺，一種從他信賴的人們中獲得所期待的內在自信的感覺遭受到詆毀和威脅。針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者來說，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學理論的學科界限以及研究對象不斷擴容，研究方法開始向多學科、跨學科的方向發展，研究視角也向多元和建構主義的方向發展，這樣一來，文學理論所預設的對文學經典的闡釋、文學永恒價值和普遍審美法則的建構被充斥著物欲與粗俗氣息的大眾文化包圍，而大眾文化培育的實利主義又讓高高在上的文學理論的精英主義難以適應，同時，過去以哲學和美學為主導的文學研究方法被多學科和跨學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學的本質主義和統攝性思維被許多文學理論研究者指責為“一種僵化、封閉、獨斷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生產方式”，[8](3)諸如此類觀念和方法論上的輪番沖撞，讓大多數人對自己認同的存在感到擔憂，一種熟悉自身的感覺開始消逝。即使那些主張解構主義的文學理論工作者，雖然他們抵制文學的本質主義特質，把解構和建構作為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方式，強調地方性建構和知識社會學的反思，但是圍繞知識建構引發的一些問題：建構什么?如何建構?建構的價值標準是什么?知識建構在什么條件下成為可能?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不確定的，懸而未解的。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伴隨著文論的研究成為一種當下知識分子的精神體驗。借用蒂利希的話說：“人的存在包括他與意義的聯系。只有根據意義和價值來對實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為其人。”[9](46)面對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快速轉換和現實世界的工具理性的價值訴求，文學理論研究者對于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容易產生一種喪失意義之源的焦慮。換句話說，建立在共同體基礎之上的意義世界已經倒坍，相對主義、價值虛無主義開始盛行，固定與安身立命的價值準則喪失，面前永遠飄蕩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虛無”的東西，再加上學術道德的滑坡，無意義、無根基、無方向感和漂泊感成為當代學人的精神狀態，認同的焦慮將是許多有學術良知的知識分子精神上的“慢性病”，即他們對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擔憂。

　　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工作者而言，那種滿懷雄心壯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權威的認同是一種不太現實的想法。筆者以為，在一個到處浮現“合法性危機”的時代，我們只有在一種流動性、不穩定和矛盾的狀態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認同，這也是面對五花八門的文化現實所做出的一種正常和健康的反應。如法國當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評價現代文化時所說：“今天，如果承認世界是不穩定的，其中包括貨幣本身也是不穩定的，那么，認為存在著超越時間、永恒的模型的觀點，在我們眼里就會顯得有些荒謬。”[10](28)用一種普適性思維、一勞永逸的觀念去關照和審視文化現實反而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病態”。海德格爾說，“只有面對虛無，才會想到存在”，所以，面對流動、不確定和可能性的虛無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焦慮不安的心境，文學理論工作者更像一個“擺渡者”，擺渡于歷史與未來、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現代與后現代、中國與西方、中心與邊緣、地方性與總體性之間，在擺渡和動蕩中經營和體驗對文學和文學理論的認識。她認為，“現代意識是‘擺渡’和‘過客’的意識。今后我們要這樣去思維：一切都‘到達”和“經過”。沒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賦予事物扎根現在并抵制時間所必須的東西”，“‘擺渡’是一種運動和短暫的體驗，一種起伏變動和必然消失的體驗，那么它應該有很多面孔;現代不僅拋棄了永恒，也拋棄了時間性和歷史性的單一形式”，[10](10?11)對于文學理論工作者來說，做一個理論的“擺渡者”，脫離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權威性，同時把自己拋入一個非存在(哲學講存在與永恒等同起來)中，用變動不居的方式來體驗這個世界，在喪失了一切意義的語境中思考世界，從這一點來看，“擺渡者”與“闡釋者”區別開來。如此這般，回過頭來看看，文論家的身份演變經歷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再到“闡釋者”的興起及其地位的確立，再到當下“擺渡者“形象的浮現，由此，我們可以斷定，文論家應該在變動和搖擺中確立和尋找自己的身份感。 　　三、焦慮困境的出路

　　從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發展來看，從本質主義、歷史主義到解構主義，再到文化研究，文學理論研究大都圍繞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對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演繹展開討論，并且這些概念和理論觀點的討論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經驗的基礎上，日益悖離中國鮮活的文學經驗和現實。換句話說，當代文論離我們的現實經驗越來越遠，即使我們試圖為自己建構一個如何多元開放的文論形象，也無法掩飾實際上的精神空洞和“經驗貧乏”，因為，中國當代文論尚未從根本上形成屬于自己的言說方式，既與歷史經驗相隔閡，又缺乏現實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醫治好中國文論的這一“經驗貧乏癥”，是中國文論擺脫“影響的焦慮”和確立“本體安全感”的關鍵所在。

　　首先，文學理論應該直面中國文學鮮活的經驗與現實問題。這些現實問題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為支撐，其建立在中國本土文學經驗基礎上的學術命題有真實性和現實關懷性。正如有學者所言：“如果我們不能面對當下的文學現實，也就失去了理論的有效性，意義不大。我們當下所面對的文學花樣翻新，目不暇接，豐富多彩，我們的文學理論應該面對這一現實，應該花費更多的精力去關心和闡發這一現實。”[11]的確，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豐富多彩，文學現象層出不窮。比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先鋒文學、網絡文學、超文本、口語詩、微小說、生態文學、底層文學、圖文敘事體等等，這些鮮活的文學形式體現了中國文學現實和經驗的復雜性、特殊性、多元性和異變性，我們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術語去歸納和闡釋中國文學的經驗和現實問題，否則可能就是隔靴搔癢，這就要求文學理論必須從中國的文學實情出發，跳出單純地追求文學理論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的沖動或設想，從中國文學的經驗中產生本土性和原創性的理論。比如，晚近在文學理論界出現的文學與圖像的關系問題日益成為新世紀的“新學問”。文學與圖像關系問題直面文學遭遇到了“圖像時代”而帶來的“文學危機”，以及此危機背后整個人類所面臨的“符號危機”，這一現實經驗把一個鮮活的、有意義的問題推至學術前沿，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識，不“停留在文化研究層面反復‘打滑’”，不過分“迷戀西方現代西學”而感到“影響的焦慮”，而是“注重中國傳統和本土資源，更強調歷史縱深感和實證精神，更關注個案分析和小中見大”。[12]像類似這樣的研究，超越了以往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各持一端的做法，從歷史命題和現實課題的立場上生發文學研究的理路，為走出文學理論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種可供參考的解決方案。

　　其次，倡導多元主義的方法論理念。文學是多元復雜的，由于主觀價值判斷的不同，以及種種價值判斷隨著不同歷史發展而不斷變化，因此，文學始終從整體上呈現出非穩定的特質，那么設想用單一的或者統一性的研究方法來解決文學的相關問題，這是不現實的。在這個意義上，強調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差異性以及合法性，不是只承認一種方法或一種價值的合法性，而是在平等、民主和協商的語境中，堅持自身的差異與尊重他人方法的不同，達到最終肯定不同研究方法及其價值的合理性的目的。但是，在堅持多元主義方法論的合法性之下，我們還必須關注一些容易被忽視的相關問題。正如伊格爾頓所認為的那樣，我們應該慶幸各種批評方法的多元性，采取一種寬容的普世主義姿態，并為我們能夠擺脫任何單一方法的專制而歡呼鼓舞。然而，且慢興奮過度。這里依然存在著某些問題。其一，這些方法并非都能并行不悖。其二，這些方法中有些幾乎就不是什么方法。[13](199)我們應注意到，一方面尊重文學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差異性，從某種意義上為研究者奠定自身進行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和建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義研究方法存在的基礎是差異，但問題是，一些方法是不是切實可行，是不是并行不悖，能不能符合當前文學理論研究路徑，這是必須引起我們警惕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多元性和差異性被不適當地無限夸大，以致走向一種工具性的技術形態，或者僅是一種研究的意識形態，就有可能走向研究價值的混亂和無序，必然導致不同方法之間的沖突和對立，因此，多元主義方法論觀念需要建立在文學研究方法發展規律的基礎上，貼近文學理論和文學發展的現實，超越不同方法各執一端的做法，在彼此互補協商的情形下，推進文學研究的不斷發展。

　　最后，重建文學理論的公共性品格。按照伊格爾頓的理解，“現代文學理論的歷史乃是我們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歷史的一部分”，“是由以觀察我們時代的歷史的一個特殊角度”，“純文學理論只是一種學術神話”，[13](196)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理論與時代的政治、意識形態、文化現實等有著特定而密切的關系，因此，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不應該直接為大眾的物質消費服務，為大眾獲得審美快感而辯護，也不應該脫離作家、現實文本只是作為文學批評理論不斷演繹的工具而變得越來越深奧。筆者認為，文學理論承擔著

　　向社會傳播公共文學經驗，以及以文學經驗為基礎向公眾傳達對社會現實的批評和反思的職能，表達一種公共性的主體性話語。比如進入新時期以來，在撥亂返正、思想解放的時代語境下，文學理論擺脫了依附于極左“政治”的地位，逐漸確立自主性的地位，表現出對個體與社會的本質關系、權力和生命的關系、歷史文化傳統和當下社會人的主體性等問題的反思和批判。滲透著文學理論工作者對知識、真理、生命存在、自由、社會正義、良心和個體價值的深刻思考。雖然這些體現終極關懷的思考未必直接能夠指導公眾的生活，但是這些具有深度的思想觀念能夠影響社會公眾對文學價值和人文精神的感知和評價。而當下的事實是，視覺文化的崛起和消費主義的盛行，使得人們的生活轉向對個人物質幸福的追逐，而對社會公共領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顯得相對匱乏。與之相應，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呈現出公共精神素養“缺失”或者“消失”的景象，當下文學書寫時尚、娛樂、休閑、驚悚、玄幻的世界遠遠多于對人性、道德和民族精神世界的沉思，而文學理論知識的價值取向也不再面對社會現實而獲得自己的公共性品格。更為值得思考的是，文論成果也成為文學理論學科建設、高校研究者職稱評價體制中的硬性材料，或者成為物質消費和文化消費以及專業化道路上知識生產鏈條上的“零部件”和“副產品”，這種過度“專業化”和“專家化”的走向，必將使得研究者陷入身份認同的焦慮和知識生產的合法性危機，而不敢“獨立關注”公眾文學經驗和重大的公共領域事務。雖然上個世紀80年代的社會語境和文化氛圍不可能重現，但是作為一種精神沉淀，公共性品格應該是當下文化實踐和理論思考的基點， 　　所以，面對消費意識形態的“吞噬”和學術體制的“規訓”，文學理論工作者應該設法避免退縮和徹底的整合，重建文學理論知識擁有的批判和反思的公共性品格，發揮其在中國當下文學現實和社會公共領域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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