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政府支持與創新環境均會影響企業研發的理論預期，在構建創新環境指數、分階段測算企業研發效率的基礎上，運用納入政府支持的面板計量模型，按創新環境高—中—低分組檢驗金融市場與創新環境對企業研發投入、研發效率的影響以及政府支持改善創新環境的路徑與效應。結果表明：(1)所有企業的研發投入均面臨來自金融市場與創新環境的嚴重約束，創新環境對技術研發的約束在創新環境高、中兩組中表現得更為突出，中檔組受創新環境的約束最為嚴重。(2)政府支持緩解創新環境約束存在多重路徑，直接路徑可使創新環境高、低檔組約束發生由負到正的逆轉性改變，但在中檔組失靈;間接路徑的股市效應強于信貸效應。(3)創新連續性是制約成果轉化的核心因素，高質量創新環境是保持創新連續性、提高研發效率的重要支撐，政府支持破解創新困境的路徑要在準確甄別創新環境水平的前提下分類施策方能奏效。

　　關鍵詞：政府支持;創新環境;研發投入;研發效率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已進入創新驅動發展的新時代，要堅持創新在經濟建設中的核心地位，十九大報告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十四五”規劃中進一步明確，要以創新驅動逐步實現高質量供給，進而創造新需求。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研發資金籌集與投入是企業創新的起點，但宏觀經濟環境及企業性質會改變資本成本對企業投融資的影響[1]。市場環境與政府引導對制造業開展創新活動影響顯著[2-3]，我國制造業以研發投資推動技術創新，進而推動生產率提升，優化營商創新環境可以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使資源得以重新配置[4]。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為創新驅動，創新環境對提升創新驅動能力有長期持久影響[5]，良好的創新環境能夠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績效[6]，但區域間的創新環境差距會抑制高新技術產業競爭力的提升[7]。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創新不僅對創新環境反應敏感，政府支持同樣會對其產生顯著的影響，尤其在企業自主研發領域政府的支持作用更為突出[8-11]。創新環境的構建、優化離不開政府參與，其中，政府會通過發放創新補貼、給予企業稅收優惠以及直接提供研發資金等方式支持企業研發創新。

　　國內外諸多學者圍繞政府補貼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展開研究，但由于存在計量指標選擇、研究方法、樣本空間等異質性因素，目前雖然對政府補貼影響技術創新的觀點已達成共識，但在具體作用方向上卻存在較大分歧。部分學者認為應以補貼激勵企業創新[12-14]，持該觀點的研究大部分以緩解企業研發資金約束為切入點[15-17];但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補貼對創新的激勵效果不明顯[18-20]，甚至會擠出企業自身的研發投入[21-22]。創新在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政府補貼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存在的非線性關聯被挖掘出來[23]，二者的非線性關聯較為突出地表征為倒“U”型[24]，倒“U”關系顯然意味著補貼存在理想(最優)強度，適度補貼可以使補貼效率最大化并產生最優的創新激勵作用[25]。

　　雖然創新環境與補貼支持影響企業創新活動的觀點得到了眾多學者基于不同視角的驗證，但仍然存在進一步挖掘的研究空間，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索：一是目前對政府補貼關注較多，但對補貼之外的政府直接提供研發資金支持企業研發活動會取得何等效果缺乏關注。二是企業技術創新是一系列過程的組合，政府支持在研發投入、研發產出的不同階段(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發揮了何等作用，政府支持是否使創新保持了更好的連續性，進而使得研發效率得到了提升。三是政府支持除了對企業研發產生直接影響外，是否會通過創新環境對企業研發產生影響。若存在政府支持—創新環境—企業研發投入與產出的作用路徑，那么其作用關系又如何，是僅通過直接路徑影響創新環境，還是存在多重間接作用路徑;針對不同的創新環境水平，政府支持發揮作用的空間與作用路徑是否有差異。

　　本文將對上述三方面問題開展深入細致的研究，以便對政府支持企業研發創新的作用路徑進行深度揭示，尤其是對政府支持通過創新環境影響企業研發投入與產出所發揮的作用予以深度剖析，以便為優化政府支持路徑、最大化提高企業創新效率、加快創新驅動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提供相關決策參考。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各省份創新環境指數構建與分組剖析，第三部分是基于DEA方法的技術研發與研發成果轉化效率的測算與分析，第四部分為基于面板模型的政府支持、創新環境與企業研發投入及研發效率的計量檢驗，第五部分為各組模型的回歸結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結論與啟示。

　　二、創新環境指數構建與分析

　　創新環境應該包含硬件基礎設施和相關軟性因素[26]，創新環境作為創新系統的基礎支撐，對創新效率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早期研究中的創新環境指標除考慮了最基本的經濟環境外，大多都關注了基礎設施因素。近期，信息基礎設施逐漸被納入創新環境的范疇[27]，也有人將金融發展納入了創新環境[28]。

　　鑒于本文需將金融市場作為獨立的核心變量予以分析，以及側重研究政府行為對創新系統的影響，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中投向科技與教育的資金是政府支持科技創新的直接表現。因此，本文納入了財政科技支出、城鎮化率、信息基礎設施以及技術市場發展四項指標構成創新環境的基礎指標。

　　(一)創新環境指標選取

　　本文選取2009—2019年中國各省份(不含港、澳、臺)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研究對象，由于西藏數據缺失嚴重，因而將其剔除，最終研究樣本為30個省份。

　　1.各省份財政科技支出財政支持可以通過研發投入與研發產出兩方面發揮作用，財政科技支出對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30]。隨著財政科技支出規模增長，地方創新環境得到提升，吸引了更多研發要素流入，形成正向循環。當各地紛紛增加財政科技支出時，地區間會形成財政科技支出競爭效應，這種競爭可以影響創新差距，推動區域創新格局演變[31]。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結構還反映了地方政策的創新偏好，這一偏好已成為區域創新的重要因素[32]。因此，財政科技支出應該作為影響創新環境的正向因子納入。

　　2.各省份城鎮化率城鎮化程度是一個地區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總體環境的直觀體現，要素向城市流動是城鎮化演進的主要特征。隨著一個地區人口向城市集聚，一方面會帶來內生于勞動力的知識要素集聚的協同效應，相對更容易引發創新潮流;另一方面會不斷改變城市原有的發展方案，城市通過不斷增加各方面的要素供給，為新要素和勞動力提供更多融合的機會，這個過程本身就蘊含著創新，當二者有效融合時便可為城市發展貢獻活力。因此，城鎮化率可以作為度量創新環境的正向因子納入。城鎮化率越高，創新型人力資本流動、集聚效應越顯著。同時各省份對城市的軟、硬環境建設投入越多，二者越能形成正向互動循環。

　　3.各省份信息基礎設施完善的基礎設施可以帶來市場擴張并加劇市場競爭，市場擴張引致企業加大研發投入[29]。通信技術、互聯網等信息基礎設施是數字基礎設施的基本支撐，信息基礎設施可以改善企業獲得信息的便利性，降低信息獲取成本，大大克服要素在地理空間和時間上的約束，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降低企業的沉沒成本和新產品推介費用，擴大市場交易邊界。因此，各省份的信息基礎設施水平是影響創新環境的正向因子。

　　4.各省份技術市場發展

　　新技術需要通過各種渠道被廣泛應用才能轉換成真實的生產力，進而帶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當今世界，信息傳輸已成為技術擴散的主要載體，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能夠為工業企業提供數字化、信息化服務，提高其創新活動的速度和效率。技術擴散可以驅動創新資源進一步集聚，從而提升區域創新能力，區域內部的技術擴散可以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從而提升其創新效率。由于省份間經濟總量差距較大，因此以技術擴散強度(各地技術市場成交額與GDP之比)代表各省份的技術市場發展水平。

　　根據主成分分析結果，按照所選指標對地區創新環境的影響程度進行排序，位列第一的是各省份的財政科技支出，系數為0.54，接下來依次為各省份的城鎮化率，系數為0.519，各省份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系數為0.467，各省份的技術市場發展情況，系數為0.47。

　　各省份2009—2019年的創新環境測算得分結果如表3所示。依據各省份創新環境指數值的大小將全部樣本劃分為三組。其中，創新環境指數大于0的為第一組(高檔組)，有北京、天津、內蒙古、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青海、新疆11個省份;創新環境指數大于-1且小于0的為第二組(中檔組)，包含河北、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山東、湖北、海南、重慶、四川、陜西、甘肅、寧夏14個省份;其余創新環境指數值完全為負的為第三組(低檔組)，包含河南、湖南、廣西、貴州、云南5個省份。

　　究其原因，是因為創新環境度量的是各省份的整體情況，部分經濟強省的經濟重心集中在省內幾個區域，如果該指標是以中心城市為對象進行測度的，則得到的結論可能與目前有很大不同;當以整個省份為測度對象時，有關支撐創新的資源被整個省份分攤了，而北京、上海在基礎設施、科教、城鎮化程度以及技術擴散等方面的整體水平遠高于其他省份。

　　第二組的省份大部分經濟發展平緩，進一步分析創新環境得分差距發現，導致創新環境得分低的因素主要是技術市場發展強度和財政科技支出強度兩項指標。由于在數據標準化中采用了均值歸一化處理，因此，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充分反映了省份間的分化程度，技術市場發展強度是所選指標中分化程度最大的一項，政府財政科技支出強度同樣出現了絕大部分省份低于平均值的情況。

　　本文構建的創新環境指數本質上反映以均值為中心的省份間的差距，高檔組在四項指標得分上都占據優勢，該組中除了經濟強省外，還包含了新疆和青海兩省份，這可能源于選用強度作為基礎指標，兩省份的國內生產總值較低抬高了其強度得分，因此，在最終創新環境得分中進入了高檔組。中、低檔組創新環境水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對其內部因素進行分析后發現，財政科技支出與技術市場發展強度這兩項共同弱項始終存在，省份間信息基礎設施差距在逐年拉大，雖各省份間城鎮化率差距在逐年減小，但創新環境在省份間的分化并未見收斂趨勢，反而因前述三項因素的影響逐漸拉大。

　　三、基于DEA-Malmquist指數的工業企業研發效率測算

　　企業研發創新以資金籌集為起點，研發過程體現為研發資金投入、技術研發以及研發成果轉化。已有研究中，有部分學者注重對研發投入的考查，主要討論研發的資金約束及其破解路徑;也有學者著重關注研發效率，圍繞一系列影響研發效率的因素展開深入討論。實際上研發活動是一系列過程與結果的有機組合，研發投入—技術研發—成果轉化環環緊密相扣，每一過程的績效都會通過研發傳遞鏈向下傳導，最終影響創新轉化為生產力的效能。本部分將對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的效率分別予以剖析。

　　函數形式的依賴，尤其是在多投入與多產出的效率評價中體現出較生產函數法更明顯的優勢而被廣泛運用。靜態效率評價中的CCR和BBC模型分別被運用于規模不變與規模可變的投入產出決策單元的效率測度。靜態效率僅能對參與評價的單元之間的差距給出解釋，卻無法測度每一個決策單元在時間演進過程中的效率變化。經濟學家Malmquist提出了用于縮放的因子以構造消費指數;Shephard在生產分析中提出了距離函數。

　　Charnes、Cooper和Rhodes提出運用線性規劃測度技術效率后，借用Malmquist的投入和產出距離函數定義了TFP指數，即MTFP指數。該指數可以基于投入與產出導向分別建立，由于研發活動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基于投入導向的決策雖然可以在研發資源配置上盡可能節約，但卻可能導致創新產出難以滿足創新驅動型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因此，本文選擇產出導向的MTFP指數對企業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的效率予以測度。

　　四、政府支持、創新環境與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及研發效率檢驗

　　創新環境指數得分表明，我國省份間的創新環境發展差異明顯，效率測度同樣體現出省份間技術研發、成果轉化效率的顯著性差異。企業投資是在充分考慮外部環境與自身條件的情況下，融合企業家精神的決策行為，其結果體現為企業生產投資、研發投入以及各類型創新產出。

　　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不同的外部環境與內部條件均會以市場主體獲取的不同績效作為反饋。由于創新活動相對于一般生產活動具有更強的產出不確定性和前期投入沉沒性，且要求更高的研發投入連續性，需要接受試錯多元性帶來的相關成本。因此，本文接下來進一步挖掘當企業面臨一定水平的創新環境、金融支持(約束)時，如何結合自身的財務狀況做出研發投資決策，進而形成相應的創新成果，并進一步考查政府支持通過不同路徑(金融市場、創新環境以及內部現金流)對企業研發投入與技術研發效率以及成果轉化效率的影響。

　　(一)金融支持、創新環境與企業內部經營狀況影響企業研發的理論分析

　　持續而充足的資金支持是企業研發創新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金融市場與內部收益積累是市場主體的主要資金來源。企業研發會受到資金約束已無爭議，只是基于不同產權、規模、地區、行業等細分市場將表現出融資約束在程度上的差異，較為常見的情況是，國有企業、大規模企業相較于非國有和中小微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相對弱化，這與我國以銀行業為主導的金融市場發展特征高度吻合。企業研發活動對資金需求具有量大、周期長、專用性投入附帶極高沉沒性、投資回報高度不確定性等基本特征，這些現實使企業創新的主動性降低，導致社會創新氛圍不濃，創新成果不理想。也正因為如此，為鼓勵和助推企業研發，各國政府紛紛采用各種策略直接或間接參與企業的研發活動，以便以政府支持之手助力企業創新發展。

　　1.政府支持企業研發的路徑分析

　　已有成果中部分研究肯定政府支持的激勵作用，認為其主要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來實現，但并未區分政府支持具體緩解了企業來自外部的資金約束，還是緩解了企業內部的現金流約束。由于企業對外部的資金與內部現金流在使用自由度上存在較大差異，一般而言，內部現金流充足的企業本身對金融市場的依賴性會降低，因此可以推斷，政府支持在通過金融市場路徑與企業內部現金流路徑緩解研發金融約束上會出現兩種可能的異質性特征：一是因企業資金持有狀態不同而體現出的異質性效應，二是由于內部現金流對外部資金存在單向完全替代或二者的雙向部分替代關系，使得政府支持在金融市場與內部現金流兩個路徑上緩解企業資金約束的效應存在異質性。

　　綜上可見，政府支持對緩解研發資金約束的機制也較為復雜。因此，首先分別考查股票市場與信貸市場以及企業內部自由現金流對企業研發投入與研發效率的影響，再將政府支持納入，考查政府經由金融市場支持與自由 現金流支持對企業研發投入與產出效率的影響。

　　2.創新環境對企業研發影響的理論分析

　　創新環境作為企業賴以生存的外部環境，對企業創新意愿和創新能力均有顯著影響，企業研發投入與創新產出水平是其創新意愿和創新能力的直觀體現。政府支持可以部分彌補不夠理想的創新環境對企業研發創新的負面影響，助推企業進行研發投入，改善其研發產出效率，但作用效果可能因創新環境差異而表現出異質性特征。

　　通常創新環境水平越低，企業創新活動受到的約束越強，因而政府支持容易發揮出明顯激勵創新的作用;在創新環境水平相對較高的條件下，企業得到的外界支持會多一些，其獲得政府支持的急迫程度會下降，政府支持的有效程度可能降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計量經濟模型用以綜合考查金融市場、創新環境、政府支持等外部因素以及企業內部經營狀況對企業創新活動產生的影響。

　　五、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一)研發投入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1.研發投入面臨嚴重的來自金融市場與創新

　　環境的約束，政府支持發揮部分化解作用模型1估計結果顯示，從全樣本看，工業企業研發投入整體面臨明顯的外部資金約束和外部創新環境約束，企業內部現金流是支持企業研發投入的主要動力。回歸系數表明，所有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中，研發投入對自由現金流的彈性為0.08，對信貸資金的彈性為-0.08，對股票市場的彈性為-0.04，對創新環境的半彈性為-0.07。

　　可見，金融體系和創新環境均制約工業企業的研發投入，當前資金約束仍然是制約企業研發投入的核心因素。基于政府支持的不同介入路徑考查其對企業創新投入發揮作用的回歸結果顯示：政府支持與信貸資金的交叉項為0.01(1%顯著)，政府支持與股票市場的交叉項為0.02(1%顯著)，政府支持與創新環境的交叉項為0.007(5%顯著)。

　　可見，政府支持通過金融體系可以發揮緩解企業研發資金約束的作用，助力企業研發。同時，政府支持也改善了創新環境約束，明顯降低了創新環境對研發投入的抑制，但信貸資金、股票市場以及創新環境并未在當前的政府支持模式下完全由負轉正，即本文考查的政府直接投資模式僅能部分緩解外部資金與創新環境的約束。

　　(二)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效率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1.政府支持通過多重路徑改善創新環境

　　全樣本組企業內部現金流制約技術研發效率(彈性-0.02)，信貸資金與股票市場均發揮了支持技術研發效率(彈性分別為0.02、0.003)的作用，可見，金融支持技術研發的動力主要來自信貸資金，創新環境制約所有企業的技術研發效率(-0.03)。

　　考慮政府支持因素后，通過交叉項回歸系數可以看出，政府支持通過兩個路徑改變了創新環境對技術研發效率的抑制作用：一是直接路徑，納入政府支持后創新環境對技術研發效率的影響轉負為正;二是信貸資金與股票市場的間接路徑，政府支持通過信貸市場使創新環境不再顯著制約技術研發效率，而通過股票市場使創新環境對技術研發效率的影響發生逆轉。政府支持未能改變內部現金流對技術研發效率的約束。

　　六、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選取2009—2019年中國30個省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研究樣本，完成了如下研究工作：選取財政科技支出、城鎮化率、信息基礎設施及技術市場發展等相關指標完成了各省份的創新環境指數構建與分組;運用DEA-Malmquist方法進行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兩階段研發效率的測算;構建面板模型，對影響企業研發投入、技術研發效率與研發成果轉化效率的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并通過在基本模型中引入政府支持變量，分類考查政府支持的直接與間接作用路徑，以及對研發投入、技術研發效率與研發成果轉化效率的影響效應，得到如下結論：第一，當前我國各省份創新環境差異巨大。

　　創新環境高檔組11個省份，創新環境指數得分位于(0，5)之間;中檔組14個省份，創新環境指數得分位于(-1,0)之間;其余5個省份為低檔組，得分均低于-1。第二，技術研發效率組間存在差異，成果轉化效率組間未見顯著差異。運用MYDEA分別測算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兩階段的Malmquist指數，結果表明，技術研發階段效率高于1的組別中包含10個省份，效率達到1的組別包含13個省份，其余7個為效率低于1的省份。研發成果轉化階段除去三個效率為1的省份外，其他省份效率均低于1，且省份間未見顯著差異。可見，技術研發階段效率遠高于成果轉化階段，制約整體創新效率的主導階段是成果轉化階段。

　　第三，基于面板模型的研發投入回歸分析得到如下結論：一是樣本期間，所有企業的研發投入均面臨嚴重的資金約束。按創新環境分組研究發現，高檔組同樣受到信貸資金、股市融資以及創新環境的約束，但約束程度均顯著低于全樣本，處于創新環境高檔組的企業的研發投入相較其他企業具有明顯優勢。二是創新環境約束研發投入在中檔組樣本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信貸資金對低檔組樣本的制約作用最強，處于創新環境高、中檔組的樣本研發投入主要依賴企業內部的資金支撐，低檔組企業內部現金流與信貸資金同樣制約研發投入。三是政府直接投資模式能夠使所有企業的來自金融體系與創新環境的研發投入約束得以緩解，助力企業研發。

　　第四，基于面板模型的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效率回歸分析得到如下結論：一是創新環境對技術研發的抑制作用普遍存在，分組研究發現，其對創新環境高、中檔組的抑制作用更為突出，低檔組未見顯著影響。二是政府支持緩解創新環境約束的路徑并不唯一，全樣本檢驗發現，政府支持的直接效應使創新環境的影響由負轉正;間接效應在股票市場路徑上同樣使其影響發生了由負到正的逆轉，信貸資金則使創新環境約束不再顯著。

　　三是分組檢驗政府支持的結果存在顯著異質性。政府支持改善創新環境影響的直接路徑在高檔組與低檔組有效，在中檔組失靈;改善創新環境的間接路徑在高檔組信貸與股票市場均失靈，在中檔組中僅股票市場路徑有效，在低檔組中股票市場路徑發揮了極大的反轉作用，即創新環境質量越低的省份，政府支持作用越顯著。

　　四是成果轉化效率模型回歸結果表明，內部現金流和股票市場是支持研發成果轉化的主要影響因素，信貸資金和創新環境均對成果轉化有抑制作用，創新環境約束集中體現在低檔組樣本中，但由于在技術研發階段創新環境對全樣本約束嚴重，導致成果轉化效率整體偏低。創新連續性差異在不同的創新環境組顯著存在，在高檔組樣本中技術研發對成果轉化的支撐作用最為顯著，能夠保持創新連續性是該組樣本整體創新績效理想的根源，中檔組的創新連續性最差，技術研發嚴重制約成果轉化，低檔組雖然具有創新連續性，但來自創新環境與金融體系的約束極為嚴重，導致其成果轉化效率仍然偏低。

　　上述研究結果表明，破解成果轉化困境的路徑具有明顯的組間差異：創新環境高檔組著重解決信貸資金約束問題，中檔組需要多方助力保持創新連續性，低檔組的重點則落在提高創新環境質量上。基于以上情況精準施策，方能實現在提高創新環境質量的同時取得更為理想的創新績效，以產業創新驅動創新型社會發展。

　　(二)啟示

　　盡管在對研發投入問題的研究中發現，政府的直接資金支持可以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改善創新環境并助力企業研發，但對于不同創新環境空間的企業其影響機制與效果存在明顯差異。創新環境高檔組企業受到的資金與環境約束程度并不嚴重，政府只要稍加支持便可解決企業研發創新的困境，取得較好的創新績效;但中檔組的企業卻受到最為嚴重的環境約束，政府支持應優先選擇改善這些企業的創新環境;低檔組企業受到的信貸資金約束最為嚴重，對于這些企業，政府支持應優先幫助其緩解信貸資金的約束問題。

　　對技術研發階段的分析發現，創新環境是本階段的主要約束條件，政府可以通過多重路徑幫助企業改善創新環境，雖然信貸資金與股票市場是政府支持的間接傳導路徑，但影響效果極其顯著。針對不同創新環境組中的企業，政府支持路徑的有效性存在差異，高檔組企業只能通過直接路徑，中檔組企業的直接路徑失靈，僅能通過間接路徑奏效，政府對低檔組企業的支持應優先選擇改善其創新環境。綜上，只有因具體情況施策方能使政府資金在助力企業研發方面發揮最大化效能。

　　參考文獻：

　　[1]MAZZIA，TONIOLOS，MANZARDOA，etal.Exploringthedirectionontheenvironmentalandbusinessperformancere⁃lationshipatthefirmlevel:Lessonsfromaliteraturereview[J].Sustainability，2016，8(11):1-25.

　　[2]田彩英.宏觀經濟環境、資本成本與企業融資約束[J].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101-112.

　　[3]張啟龍.以高質量為目標的制造業企業創新對生產率提升的影響[J].調研世界，2019(7):9-14.

　　[4]夏后學，譚清美，白俊紅.營商環境、企業尋租與市場創新——來自中國企業營商環境調查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19(4):86-100.

　　[5]周超.創新驅動能力影響因素與經濟增長質量關系研究——基于全國1990—2017年統計數據的VAR模型實證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19(5):12-22.

　　[6]魏新穎，王宏偉，徐海龍.創新投入、創新環境與高技術產業績效[J].中國科技論壇，2019(11):30-37.

　　[7]葉堂林，毛若沖，李國梁.城市群內創新環境差異與高技術產業競爭力的關系探究——基于京津冀和長三角兩大城市群實證分析[J].經濟與管理，2020(1):16-23.

　　[8]BERGERAN，BOUWMANCHS.Howdoescapitalaffectbankperformanceduringfinancialcrise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13，2(8)：146-176

　　[9]葉祥松，劉敬.政府支持與市場化程度對制造業科技進步的影響[J].經濟研究，2020(5)：83-98.

　　作者：趙天宇1，孫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