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列斐伏爾的學說探討再現在空間生產中的能動作用。列斐伏爾認為，再現是空間生產的必然組成，它既來自建筑師的勞動，也緣于居民的創造。不同再現間相互競爭，共同協商。這種協商和競爭最終會消耗建筑師的勞動，但同時也是現實的空間生產推力。本文以波蘭第一座“社會主義新城”新胡塔為研究對象，從“住宅問題”和“玫瑰巷項目”兩個具體實例出發，觀察并探討了1989年后相互矛盾的空間再現如何介入后社會主義時期空間生產的發展過程。

　　關鍵詞：空間生產;再現的作用;建筑項目;波蘭;社會主義城市

　　亨利·列斐伏爾(HenriLefebvre)的空間理論針對的是物質環境及其再現、使用與經驗的聯合——它們是《空間的生產》(TheProductionofSpace)討論的三個“環節”(moment)，即空間實踐、空間的再現、再現的空間[1-2]。列斐伏爾并未提出解釋三環節關系的空間本體論，也沒有在倫理學和美學中規范它們的關系，而是從社會實踐的角度描繪三個相互關系密切的空間環節，貫穿它們的是開放的“空間辯證法”。換句話說，空間生產總會包含它所有環節的聚合。本文認為，建筑項目(architecturalproject①)是由這種聚合的勞動所定義的[3]。列斐伏爾寫道，建筑師是“空間的生產者”，但從來不是唯一的生產者[4]。

　　更確切地說，他們是空間再現的生產者。因此，列斐伏爾半開玩笑半正式地說，他們特定的空間是“一張白紙”[4]。建筑師生產圖紙和模型，這樣做的同時回應了其他動因(agent)生產的空間再現，這些動因包括個體的欲望、具現的記憶、制度化的意象、集體共有的象征。不論是被理論總結為“集體無意識”“慣習”“生活方式”，還是“文化模型”(1960年代，列斐伏爾在城市社會學研究所的合作者曾探討過后兩個概念[2])，這些共享的再現成為空間生產的社會過程和設計實踐自身積極和消極的基準點。

　　接下來，筆者將以波蘭新胡塔(NowaHuta)為例，討論在特定地理和歷史局勢中，空間的再現如何介入空間生產的發展態勢(dynamics)：自1940年代后期，戰后社會主義政府在克拉科夫(Kraków)附近建造了這座“波蘭第一座社會主義城市”。自其創立以來，再現始終是新胡塔城市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最終以“新胡塔”之名將克拉科夫五個區集合起來的是一組牢固嵌入各種社會實踐的再現，而不是行政或空間整體(遵循這些再現，本文稱新胡塔為“城市”，盡管它事實上在1951年就不再是獨立的行政實體)。列斐伏爾強調再現是空間生產的必然組成而不是它們的反射、結果或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觀點為討論新胡塔城市空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起點。本文聚焦于依附蘇聯的波蘭人民共和國末期(1989年)到波蘭加入歐盟(2005年)這段時期的新胡塔再現。

　　研究的基礎是已刊印的大眾媒體，特別是當地媒體。例如：周刊《新胡塔之聲》(GłosNowejHuty)，該刊在1957年成立時名為《建設社會主義》(BudujemySocjalizm)，1991年更名為《呼聲，新胡塔周刊》(GłosTygodnikNowohucki)。評估《新胡塔之聲》1988—2003年間發行的所有期刊，可以形成量化比較。其他信息來源是兩份社會主義時期的克拉科夫日報——《波蘭克拉科夫報》(GazetaKrakowska)和《波蘭日報》(DziennikPolski)，以及1989年后成立的日報——《克拉科夫時報》(CzasKrakowski)和《克拉科夫報》(GazetawKrakowie)，后者是全國性日報《選舉報》(GazetaWyborcza)的克拉科夫版。這些當地報刊內容都與其他區域和專業的期刊(如《補充》[Suplement])以及全國性日報(《共和》[Rzeczpospolita])和周刊(《橫切面》[Przekrój]和《政治》[Polityka])的文章進行過對證。

　　本文對民族志和人類學研究中大量的“再現城市”討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研究認為城市是居民和來訪者進行解讀和重新詮釋的信息庫[5]。例如：詹姆士·霍爾斯頓(JamesHolston)在其巴西利亞的民族志研究中指出了城市的烏托邦意象與其日常現實間的協商(negotiation)[6]。盡管有些作者會強調居民在解碼這些城市信息時的積極作用，但建筑師常常被視為“支配性”再現的生產者，他們對立于居民，受到居民及其敘事的抵制。

　　在兩極對立意象中，建筑師的英雄敘事常常被同樣英雄的居民敘事所替代。不同于這種兩極化意象，筆者會在理論上說明再現之間的協商消耗了建筑師的勞動。用列斐伏爾的理論來觀察新胡塔，不僅可以更好地理解建筑師在設計時都做了什么，而且可以更廣泛地反思空間生產過程中的建筑實踐[7-8]。

　　1新胡塔中的對抗性的再現

　　座落于波蘭歷史都城克拉科夫10km之外的新胡塔(波蘭語“新鋼廠”之意)是為附近鋼廠工人而建的獨立工業城。早在1951年，它就成了克拉科夫的一個區。1991年行政體系改革之后，新胡塔被分成五個較小的區，現今其總人口約22萬，克拉科夫的總人口達到近76萬。新胡塔基于鄰里單元的理念布局，調節住宅和社會設施分布，其建筑語匯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式的，大量引用了克拉科夫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筑風格。1960年代早期，這種風格被摒棄并轉向現代主義。可悲的是，這種風格在隨后的歲月中變得越來越貧乏[9-10]。這座城市見證了很多政治上的動蕩不安。1980年代，新胡塔是當時民眾抗議波蘭政府的重要中心。

　　1989年政治轉型結束后，鋼廠被私有化，新的所有者米塔爾鋼鐵(MittalSteel)重組了鋼廠，但既沒有大量裁員也沒有增加新的工作崗位，而且犯罪與失業問題逐漸與新胡塔區聯系在一起。由于官方的統計并不支持這種聯系①，所以研究1990年代城市轉變進程的社會學家擔心“被預言的社會危機正在應驗”[11]。事實上從一開始，新胡塔的再現與物質現實之間就有間隙。這種間隙始于其“創立神話”——描繪了一個年輕人被“波蘭第一座社會主義城市”吸引而來，雖然發現城市并未建成，但仍決定留下來為新胡塔的建設貢獻一份力量。自此，這種敘事遍及1950年代國家控制的報刊且不斷重復。這種敘事采用大眾媒體再現作為新胡塔經驗的初級框架，用這些再現將追趕的欲求轉換成城市發展的潛臺詞。

　　2再現的工具性：新胡塔的住宅問題

　　列斐伏爾理論要求追問新胡塔這些矛盾再現的作用(agency)，而不是接受“矛盾城市”話語的靜止狀態。新胡塔的這些矛盾再現一直相互協商并常常易手。下文將證明再現間的協商是集體經驗的“容器”，在其中，物質外殼的生產與共有的主體性密切關聯。這些想法來自于列斐伏爾對法國西南新城穆朗(Mourenx)的分析(1960年)——他辨別出工廠周邊建成社區的想象與都市領域的沖突，后者取代工廠成為社會化、生產、斗爭的場所。列斐伏爾思索著戰后歐洲福特主義的終結，他記錄了不同集體想象的沖突，這些集體想象不僅折射出穆朗空間生產的變化，而且揭示了可能形成政治同盟的結晶點[2,21]。1989年后，新胡塔的再現介入了該城最有爭議的問題——住宅問題——的斗爭。房地產市場的后社會主義自由化損害了新胡塔主要的城市前景——獲得住宅的可能性②。

　　住房社團(housingcorporation)擁有城市中最多的住宅儲備，面對其商業化以及住宅租金急劇上升等問題，當地領導人認為有必要捍衛人們獲得住宅的權利并支持個人所有制③。借住房社團的社會主義根源，有人攻擊反對快速私有化的人是舊體制的支持者④。新立法支持了住房社團成員以市值的一部分購買公寓的要求，與之并行的還有公有房產的私有化政策。成為業主后，居民有權組建波蘭法律允許的“居民社區”(inhabitants’community)——每套公寓的業主都享有一定面積的公共區域，并對公共區域進行共同管理。如此一來，居民社區與住房社團的摩擦很大程度上定義了1989年后的新胡塔地產場景，同時住房社團轉變成提供“服務”并與市場上其他“公司”相競爭的“公司”⑤。

　　居民社區通常緣于某個公寓樓的居民對住房社團的抗議：當面對服務供應商和政客時，成員的鄰里紐帶、與其他居民社區的非正式聯系助長了彈性同盟的形成。如此，建立公共聯結的訴求激發人們創建了居民社區。居民社區深深印在1989年之前的新胡塔意象中，鄰里共同成長，相互幫襯⑥。這曾是社會主義新胡塔官方再現的流行主題，強調共同的工作和休閑經驗。然而，強大的鄰里關系和社會網絡總是比社會主義更持久。對于有些人來說，這是重要的資源，他們以之對付市場代替國家提供服務時出現的服務降級。它包括了大量瑣碎但對許多新胡塔家庭維持生活非常關鍵的活動，如借進借出食物、小物件(比如燈泡、止痛藥)和用于修繕和看護空置公寓的小額資金。

　　最近研究表明，1960年代后建成的社區(如社區“德維茲亞努303”[Dywizjonu303]和“奧斯韋瑟尼亞”[Oświecenia])居民的聯系頻率要低于舊社區(如社區“維洛維”[Willowe]與“古拉里”[Górali])居民的聯系頻率。作者認為，其原因在于更老舊的鄰里住有大量老人，他們與鄰居的關系更持久;同時，建筑類型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在維洛維鄰里，由綠化圍繞的2~3層公寓樓促進了社會交往[22]。從這層意義上來看，對住房儲備的重組展現了新胡塔再現的靈活應用，居民回憶并具現了這些再現，尤其是“社會主義城市”的再現。

　　居民社區成員選擇性召喚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經驗和不服從體制經驗，以面對已成為商業化服務供應者的住房社團。但是，也有活動人士借用同樣的新胡塔集體經驗去責備居民社區，認為它們對新主動性造成了封阻，對引入能夠激活城市中心的新功能造成了妨礙。當然，這種將社區視為城市結構中私有化孤島的批評并不適用于所有社區，例如：特阿特拉勒(Teatralne)鄰里的居民社區不僅與其他社區合作以獲取歐盟改造公共空間的資金，它們還共同組織了文化活動⑦。

　　3玫瑰巷：建筑項目的作用

　　在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ofEverydayLife)中[23-25]，列斐伏爾描述了空間的再現是如何滲入日常實踐、普通語言、空間的使用方式、空間的經驗方式中的。在《空間的生產》中[1]，這種方法發展成為對空間生產過程中空間再現調動方式的更全面的質疑。新胡塔的新近歷史揭示了再現的各種作用。在討論是否發放城區投資和為鋼廠提供市政貸款擔保的問題時，從社會主義時期繼承的再現成為論據③。反對者認為，新胡塔的建立是“斯大林的報復”和“對克拉科夫的敵對”，這也是它的利益被認為與舊王室都城的利益有所不同的原因④。這是個很不錯的理由，最初人們就決定不給鋼廠提供財務擔保⑤。新胡塔社區的領導者用“抵制共產主義教化”的反叛城市形象來反對這種再現⑥。在這些爭論之上，新胡塔的大眾媒體再現成為新街道名稱的倉庫，因為1989年后，那些提到社會主義英雄、機構、事件的街道名稱大多被撤掉了。

　　此外，這些再現為新胡塔建筑和城市設計競賽提供了參考。例如：“表達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城市敘事成為2002年克拉科夫第九屆建筑國際雙年展的起點。這次雙年展在新胡塔舉辦，其口號是“少點意識形態，多點幾何學”。展覽的介紹文字聲稱這座城市被建設成了統一“意識形態”和“幾何學”的實體;意識形態逐漸逝去而幾何學尚未完成[26]。“完善”城市遂成為雙年展的目標，大多數參賽設計接受了這個目標。更為普遍的是，空間的再現構成了公共建筑(如教堂、住宅綜合體)的建筑環境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設計師稱后現代住宅綜合體“中心E”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建筑的抗議”①。

　　在新胡塔中央軸線的玫瑰巷設計中，也能探查到空間再現與城市設計的密切關系。1989年之前，這里佇立著列寧的紀念碑，一條不通車的寬敞走廊連接著中央廣場(PlacCentralny)與市政廳廣場(PlacRatuszowy)。這塊場地沒有被設計成城市廣場，它也很難成為廣場：圍繞著場地的建筑物只有一幢幢公寓，進入場地的唯一入口是與公寓連接的樓梯。從1959年出版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按照原始總平面，這些建筑前面建造了一個玫瑰園[27]。其設計與主軸整體對稱，但小路和座位的位置強化了垂直于軸線的方向，這些橫貫的小路通向公寓的入口，方便居民進入玫瑰園。

　　因此，玫瑰園被設計成兩處空間之間的安靜場所，被紀念性建筑包圍。不過這些紀念性建筑并未建成：一邊是中央廣場的劇院，另一邊是市政廳——1951年，當新胡塔不是獨立城市后，人們便不再需要市政廳了。1973年，由于城市需要一個適合政治慶典的象征性場所，場地被重新裝修，列寧紀念碑建在了總軸線上[28]。玫瑰被移除，場地上覆蓋了石板，場地節奏改變了：被監視的空曠(附近建造了一個崗亭)取代了玫瑰園的緩慢步態，只有官方的大規模集會和偶爾的騷亂會中斷這種空曠。通過移除橫貫的小路和將紀念碑置于軸線上，場地被賦予了新方向。

　　建筑職稱論文范例：淺議我國建筑師的創作思維特色

　　同時，因為劇院和市政廳并未建成，這片場地是市中心唯一按照城市設計完工的場所。反政府抗議者攻擊過列寧紀念碑幾次，有一次甚至炸掉了這位蘇維埃領導人的一只腳。第一屆非社會主義政府成立后不久(1989年)，抗議者用油漆涂污了紀念碑并要求將其移除。重壓之下，市政府勉強決議移除紀念碑(這是歷史的諷刺，民主反對派的前領導人力圖保護列寧紀念碑，避免進一步激怒蘇聯政府，因為蘇軍仍然部署在波蘭②)。紀念碑被拍賣出售，出價最高的恰好是一個瑞典主題公園的所有者。

　　不過，列寧紀念碑仍然支配著大眾對新胡塔的普遍想象：詩人和音樂家瑪辛·斯維特利基(MarcinŚwietlicki)在1997年承認，“當我想到新胡塔，我看到的是列寧紀念碑，盡管它已不在那兒了。”③紀念碑遷出以后，場地缺乏命名的元素，人們口頭上稱其為“列寧后的廣場”或“列寧后的空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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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EFEBVREH.Architectureetsciencessocialesseminaireannuel22-26juin,1972[M]//STURGE-MOOREL,ed.PortGrimaud.Compterendudescommunicationsetdesinterventions.Paris:Centrederecherchesurl’habitat,1972:4.

　　[5]JACOBSJM.Thecityunbound:qualitativeapproachestothecity[J].Urbanstudies,1993,30(4/5):827-848.

　　[6]HOLSTONJ.Themodernistcity:anthropologicalcritiqueofBrasilia[M].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9.

　　[7]AWANN,TILLJ,SCHNEIDERT.Spatialagency:otherwaysofdoingarchitecture[M].London:Routledge,2011.

　　作者：盧卡茨·斯坦尼克著楊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