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針對翻譯學研究途徑回顧，翻譯學當代研究的發展歷程和翻譯學未來發展的領域三方面加以研究，對近幾十年來翻譯學學科發展歷程做了梳理和總結，從語言的對比研究、功能主義學派、描寫翻譯學及翻譯的文化轉向方面加以回顧，肯定了翻譯學理論研究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了翻譯學學科在純理論研究、專項研究及構建我國翻譯體系理論等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以期翻譯學學者和專家為豐富翻譯學理論做出專門研究。

　　關鍵詞： 翻譯,研究途徑,翻譯學理論

　　一、引言

　　研究途徑是指研究者用作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翻譯學處于跨學科的領域，需要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理論和方法豐富本學科內涵，正所謂翻譯的研究途徑。歸納起來，翻譯研究的途徑即從語言學角度研究翻譯語言和對比文本階段開始，經歷了德國功能主義學派階段、描寫翻譯研究階段、文化轉向研究階段及當代社會學方向研究、實證性轉向研究及全球化轉向研究階段。

　　二、翻譯研究途徑回顧

　　1. 50年代末至70年代注重語言的對比研究

　　相關理論霍姆斯、雅各布遜、卡特福德、奈達、紐馬克、穆南及費道羅夫等。奈達提出了著名的動態對等翻譯觀，在第三階段用功能對等取代了動態對等，指出翻譯需要尋找以交際功能為目的的對等語，從而重新組織語言的結構和語義的形式，(Nida and Taber， 1969：12)奈達進一步指出翻譯必須達意、傳神、措辭通順及考慮讀者的接受。幾乎和奈達同一時期，蘇聯著名翻譯理論家費道羅夫(A.V. Fedorov)提出翻譯學理論和語言學學科緊密相關，強調翻譯要通過兩種語言的對比才能體現出來，翻譯要通過語言學學科才能表現出來。(蔡毅、段京華，2000：5-6)此外，哈蒂姆(Basil Hatim)，紐馬克(Peter Newmark)，貝爾(Roger Bell)格特(Ernst-August Gutt)等將語用學、篇章語言學、認知語言學與翻譯研究結合，豐富并促進了翻譯語言的對比研究。

　　2. 70年代末至80年代德國功能主義學派研究

　　德國的翻譯功能學派針對翻譯語言學派重形式的不足，提出重文化和交際功能，將翻譯研究置于目的語文化和語境中。賴斯通過文本類型理論(text typology)闡釋不同文本類型的功能，指出文本的多義性和多功能性，他們運用語言功能和交際的特點分析和研究翻譯。弗米爾提出目的論(Skopostheorie)，認為翻譯文本要以達到目的語語境為目的，并指出譯文要根據目的語讀者和譯入語習慣達到文內連貫和互文連貫的原則。曼塔里闡發了翻譯行為理論(translation action)，指出信息傳遞最終會為交際服務。翻譯行為是信息發送者和接受者之間的聯合行動過程，是以功能取向的翻譯理論。諾德提出并強調了譯者與譯文的倫理道義規范，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充分考慮讀者的期待視野的閱讀體驗，體現了他對翻譯中發起人、接受者和原文作者之間關系的重視。

　　3. 70年代至80年代描寫翻譯研究

　　描寫翻譯研究是以多元系統理論為基礎，后期又發展成了文學翻譯操縱派理論。吉恩·圖里(Gideon Toury)將佐哈的多元系統理論運用到翻譯研究中，認為描寫翻譯就是描寫實際發生的翻譯現象，從而探尋翻譯選擇中的文化制約規范。圖里在翻譯與規范的闡釋上有獨特的見解，并注重譯文在目的語中文化中的可接受度及其功能。在他看來，譯者在實際翻譯過程中通常受到三類規范的制約(楊可伊，2017：103)。西奧.赫曼斯(Theo Hermans)在圖里規范的基礎上，提出翻譯是與意識形態有關、先決的操縱行為，將圖里的規范范圍擴大化了，將規范從社會系統角度做了進一步解釋，并指出意識形態對翻譯的操縱在方法論上強調描述，在個案分析上強調系統，最終獲得目的語語境的共同認可。因此，操縱派將翻譯過程看作一個動態的復雜系統，強調制約翻譯生產和接受的規范。

　　4. 90年代的文化轉向

　　翻譯的文化轉向超越了把翻譯當作文本的范圍，凸顯了把翻譯當作文化的范疇。以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為代表的翻譯研究文化學派重視翻譯與文化的互動及將翻譯研究置于語境、歷史和社會規約等更大層面上，將文本選擇、贊助人因素、譯者策略的運用等因素納入翻譯研究的范圍。霍恩必(Mary Snell Hornby)將翻譯由原文與譯文語言層面之間對比的局限，擴大到語境、歷史、社會等更大范圍的文化層面。(劉軍平，2013：395)源語和目標與在文化上、功能上的對等，成為文化學派研究的重點。

　　隨著文化研究的深入，文化途徑的研究者們引入了后殖民研究、性別與翻譯研究。后殖民翻譯理論主要關注翻譯在殖民化過程中涉及的權利關系，揭示譯本生成的政治條件及翻譯的混雜性、翻譯的身份認同、文化霸權、他者、食人主義等內容。代表人物有瑪利亞·鐵木志科(Maria Tymoczko)，特賈斯維莉·尼蘭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謝莉·西蒙(Sherry Simon)是當代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最有影響的聲音，她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對翻譯做出重新思考，她提出女性譯者在女性主義關照下會利用各種凸顯女性話語權的翻譯策略彰顯女性語言，為女性說話，使人們關注女性譯者的翻譯過程和心理意識，從而提高女性主義作家和女性主義譯者的地位，為宰制和臣服的殖民話語提供新的文化信息。

　　三、當代研究途徑的發展

　　1.翻譯社會學研究

　　國內外學者布迪厄、拉圖爾、盧曼等社會學家將社會學理論引入翻譯研究，其中場域(field)，慣習(habitus)及資本(capital)是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的三個核心概念。慣習考慮社會結構里人的行為表現。場域是客觀存在的一個社會關系網絡。布迪厄的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及象征資本。將資本的概念引入翻譯理論，指的是“譯者帶有慣習和各種資本，在權利場中斗爭，從而形成翻譯實踐”(邢杰，2016：15)。拉圖爾又將社會學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應用到翻譯中，認為翻譯是由譯者，著作辦理人等和非人類行動者，包括翻譯機構、平行文本等相互作用的過程。赫曼斯(Theo Hermans)將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運用到翻譯研究中，認為翻譯是一個社會范疇，翻譯的社會系統是在對翻譯的理解中形成的普遍認同、共識和期待，翻譯的本質就是人們對翻譯的理解或定義形成的規范性期待。

　　2.實證性轉向研究

　　實證性翻譯研究主要體現在語言學方法的重又興起和口譯研究的空前活躍。進入21世紀后，語言學研究方法等值論、原型語義學、翻譯語料庫、翻譯普遍性等重新興起，形成了所謂的U-型轉向(方夢之，2011：44)。此外，從語言學發展起來的語料庫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等理論方法被不斷運用到翻譯研究中(張美芳，2017：22)。另一方面的口譯研究的發展。

　　口譯研究范圍涉及口譯實踐、口譯培訓與評估、口譯研究方法論等，研究途徑包括口譯本體論模式，對話話語交際模式等(張美芳，2017：22)。四川大學任文教授對中國口譯研究發展的現狀和趨勢做了詳盡綜述，她認為當今國際口譯研究領域應該有所擴展，深入開展社會、文化、機構和職業維度的口譯研究，重視口譯研究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使得各種研究范式共生共榮，努力實現產學研的有機結合。(任文，楊平，2011：32)

　　3.全球化轉向研究

　　翻譯全球化的轉向主要體現在新技術的發展和翻譯倫理觀的提出。隨著信息技術等科技技術的迅猛發展，翻譯多模態理論在媒體技術的發展之下，把翻譯研究的對象從文字拓展到圖像、語音和其他模態。

　　此外，以往的文本生產和意義交流發生了變化，霍姆斯應用翻譯研究構想中的譯者培訓、翻譯輔助和翻譯批評有了新的研究和發展。翻譯輔助從單純的雙語詞典、語法書等擴展到電子術語庫、平行語料庫、網上搜索及各種類型和功能的翻譯軟件或一定程度的機器翻譯，機助翻譯，本地化等。翻譯學的回歸倫理觀則是2001年皮姆提出的，認為翻譯是作者、譯者和讀者共同參與的跨文化、跨語言的活動，而非單純的單方面行為。

　　四、翻譯學有待拓展的領域

　　澳門大學張美芳教授肯定了翻譯研究在過去幾十年從理論和實踐方面取得的成績，同時指出翻譯學純理論研究、通用理論方面研究的不足，也有不少學者在翻譯學的學科定位和理論建設方面做出積極的貢獻。

　　四川大學曹明倫教授將翻譯學的學科范疇分為翻譯理論、翻譯史、翻譯批評。創造性地將翻譯理論分為內向型本體翻譯理論和外向型綜合翻譯理論，進而厘清了文本目的、隱性深度翻譯、譯介學和翻譯學等翻譯理論術語做出詳盡的闡釋與定義。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黃忠廉教授以理論翻譯學為主要研究對象，從翻譯學本質出發，分別從三方面闡明了理論翻譯學學科的建構框架。

　　他將理論翻譯學分為三個大的方向，即翻譯學學科史、翻譯學元理論、翻譯學方法論。其中翻譯學科史分為翻譯思想史、翻譯理論史和翻譯學科史;翻譯學元理論分為主體論、客體論、受體論、行為論、工具論、目的論、性質論;翻譯學方法論分為翻譯思想研究方法論，翻譯理論研究方法論和翻譯學科研究方法論。兩位學者無疑從翻譯學本身出發，以翻譯本質為基礎，反思翻譯學學科構建的深度與廣度，為翻譯學研究者提供了理論參考。

　　五、結語

　　本文從翻譯的語言學研究、功能主義研究、描寫翻譯學研究、翻譯的文化轉向及翻譯社會學研究、翻譯實證研究、翻譯全球化研究對翻譯學學科幾十年的發展做了大致的回顧和梳理，肯定了翻譯學近幾十年來取得的豐碩理論成果和帶來的實踐指導意義，同時指出了翻譯學學科發展的不足，即純理論研究、專門史研究尤其是中國自身系統翻譯理論研究的不足，以期翻譯學學者和專家為豐富翻譯學理論做出專門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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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ida， Eugene A. and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J. Brill，1969.

　　[3]蔡毅，段京華.蘇聯翻譯理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4]曹明倫.翻譯之道：理論與實踐(修訂版)[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3.

　　[5]方夢之.中國譯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

　　[6]黃忠廉，方儀力.基于翻譯本質的理論翻譯學構建[J].中國翻譯，2017(04).

　　[7]劉軍平.西方翻譯理論通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8]任文，楊平.邁向國際化——中國口譯研究發展的現狀與趨勢[J].中國翻譯，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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