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公益事業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對外開放及經濟社會變革的產物，它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關注農村貧困地區，重點為扶貧和可持續發展;二是在議題和方法上，與國際發展援助緊密交織。當時的公益實踐深受社會發展理論，特別是參與式發展理論的影響。婦女/性別與發展作為社會發展的目標和內容之一，在20世紀90年代初隨國際發展機構的援助項目進入中國，并與公益結緣。這二者結合的“蜜月”期一直延續到2008年前后。之后，國際發展機構在華發展勢頭趨緩，參與式發展、婦女/性別與發展隨之在公益領域也逐漸弱化。本文希望通過分析公益組織在婦女/性別與發展領域的實踐，再現歷史場景的復雜性，為公益理論本土化的討論提供跨界視角。

　　一、社會性別與發展進中國：在地政治文化的獨特性

　　(一)何謂“婦女/性別與發展”“婦女/性別與發展”是發展學的分支學科。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在第一個“發展十年”失敗之后，意識到“將貧困從發展中國家趕出去”必須有窮人的參與。窮人當中，70%是女性。因此，聯合國在第二個發展十年戰略“將婦女全面引入發展的整個努力之中”，并將1975年定為“婦女發展年”。

　　這些背景催生了“婦女與發展”學科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問世。這一學科受到三股力量的共同推動：以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為代表的婦女活動家、國際發展機構以及婦女研究學者。這使得婦女/性別與發展成為女性主義和發展學的交叉學科，既受女權主義思潮的影響，也從發展學中獲取養分。在發展進程中，學科形成WID(WomaninDevelopment)、WAD(WomanandDevelopment)、GAD(GenderandDevelopment)三個流派，分別受女權主義理論中自由主義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影響。這些不同流派同發展理論結合后，在實踐層面產生多種干預路線與系列分析框架。本文以“婦女/性別與發展”(GAD)作為主要討論對象。婦女/性別與發展的內容與特征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其一，強調婦女是發展的主體，而不僅僅是單純的受益者。首先，婦女是決策的主體。制定所有和婦女相關的發展與反貧困政策、計劃等，要有婦女的參與，要尊重婦女的需求和發展意愿。其次，婦女是行動的主體，婦女要參與到發展與反貧困的項目計劃當中，婦女的參與“能夠帶來新的能量、新的視野和新的組織基礎”，有助于增強各方面的行動。

　　其二，強調性別分析視角，認為婦女之所以較男性更容易受到貧困的侵害，是傳統的性別權力關系所致，“兩性在分享經濟權力方面的差異”，“社會認定的僵硬的社會性別角色，使得婦女獲得權力、教育、培訓和生產資源的機會有限”，導致婦女的貧困。其三，強調賦權原則，即通過對婦女提供持續的能力建設和陪伴，提高婦女參與經濟和公共事務的能力。賦權的路徑包括提供信息和資源、提高意識和覺悟、結成網絡或組織。

　　(二)傳播路徑

　　20世紀90年代初，婦女/性別與發展受到三股力量的推動，開始在中國傳播。首先是婦女研究。其主要貢獻體現在：

　　(1)引入社會性別概念和分析框架，使農村婦女狀況分析擺脫了以往單一的縱向比較思維，注重橫向比較婦女的社會位置變化，凸顯出農村經濟蓬勃發展中遮蔽的諸多婦女問題，比如非農轉移中婦女滯后問題、農業女性化問題、農村婦女土地權屬問題。

　　(2)通過系列研討會、翻譯和出版，引入國外婦女/性別與發展領域的研究成果，推動了理論研究和發展實踐的結合。當時一些重要的婦女研究機構和學者都承接了農村婦女與發展實踐項目。其次是國際發展援助機構。國際發展援助機構在中國開展項目時，將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流行的發展理念及與之配套的方法和工具[1]一并引介到中國，其后，這些要素構成本地進行組織能力建設的主要內容，并對當時新的社會組織發揮了帶動作用。

　　婦女/性別與發展的理論和方法被嵌入其中。特別是90年代中后期，受聯合國推動社會性別主流化策略的影響，性別平等幾乎成為所有發展機構的原則和資助重點，所有援助項目都要求滿足社會性別敏感的條件，否則很難獲得批準。因此，接受社會性別培訓、提升社會性別意識、掌握社會性別分析工具幾乎是當時所有發展工作者的入門訓練。

　　發展機構的主要貢獻在于：(1)引入國際發展領域關于婦女與發展的新認識和新概念，如“可持續發展”“以婦女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與“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等，為深化認識提供了基礎，強化了實踐的可操作性;(2)引入發展中國家一些成功的婦女發展項目經驗，如小額信貸、社區綜合發展，拓寬了實踐思路與模式;(3)培訓出一批能夠與國際發展思路和實踐接軌的發展工作者，不少發展學學者開始轉向婦女研究，壯大了性別研究隊伍，也為婦女/性別與發展的本土化打下了基礎;(4)特別要指出的是，由發展機構推動的扶貧項目大力提倡參與式發展的理念與工具，使更多農村婦女，特別是貧困婦女參與其中。他們的能力得到提升、得以更具自主性地把握自己的生活，是婦女/性別與發展在實踐中的一大進展。

　　二、婦女/性別與發展落地的“操盤手”：陜西婦女研究會

　　20世紀80年代，社會快速轉型帶來拐賣婦女、招生分數女高男低、女大學生分配難、差額選舉中女干部屢屢敗陣等諸多婦女問題，催生了改革開放后第一代民間婦女組織的產生。陜西婦女研究會成立于1986年，是國內最早成立的民間婦女組織。它同時活躍在婦女研究界、發展界和公益行業，扎根農村社區的時間最長，關注議題也最為豐富。筆者任省婦聯研究室副主任期間，是研究會的主要發起人，其后亦長時間擔任研究會負責人，直接參與了很多項目的設計與實施。在20多年的實踐經驗中，有一些思考與體會。

　　研究會最初以學術研究為主，注冊為社會團體，是陜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下屬的學會。90年代中期，研究會向公益組織轉型，在議題關切上也由理論研究轉向行動研究。以1996年開通陜西婦女熱線為標志，直接干預現實婦女問題成為研究會的工作重點。轉向實踐工作之后，研究會的工作人員一方面學習發展領域的理論思潮、干預框架和操作方法，另一方面有意識地將之用于實踐，尤其是農村社區發展部門。

　　比如，1997年，研究會與香港樂施會合作，在丹鳳縣實施“貧困地區婦女健康教育項目”，將“參與式農村評估”“社會性別與發展”和“婦女賦權”等理論框架帶入項目，開啟了農村社區發展領域的實踐;1998年，研究會在宜川項目中引入“婦女領導力培訓”、參與式檢測評估，積累了“需求為本”框架下參與式社區綜合發展的經驗;1999年，研究會引進參與式社會性別與發展培訓，組建了社會性別培訓小組;2000年，研究會建立了預防家庭暴力中心，成為國內第一家開展社會工作實務的公益組織;同年針對紫陽水災，實施緊急救援項目，將社區發展的理念和社區發展基金引入災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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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婦女/性別與發展的中國經驗：“即中即西”的混合體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研究會多數項目在設計中明顯受到婦女/性別與發展的理論影響，但在操作層面上則更多地結合了中國本土的婦女工作經驗與資源，并以此為基礎，發展并創新了婦女/性別與發展理論。

　　作者：高小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