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雷于1978年接任芝加哥大學校長‍‌‍‍‌‍‌‍‍‍‌‍‍‌‍‍‍‌‍‍‌‍‍‍‌‍‍‍‍‌‍‌‍‌‍‌‍‍‌‍‍‍‍‍‍‍‍‍‌‍‍‌‍‍‌‍‌‍‌‍。面臨高等教育普及化帶來的辦學觀念和資源的巨大壓力，格雷堅持精英傳統，捍衛卓越目標，維護優質水準;妥善處理芝加哥大學招生數量與辦學質量的關系、學術與市場的關系，有效化解芝加哥大學在招生數量、經費、質量等方面的重重危機，使芝加哥大學既能適應普及化的社會需求，又能堅持精英和卓越的辦學傳統‍‌‍‍‌‍‌‍‍‍‌‍‍‌‍‍‍‌‍‍‌‍‍‍‌‍‍‍‍‌‍‌‍‌‍‌‍‍‌‍‍‍‍‍‍‍‍‍‌‍‍‌‍‍‌‍‌‍‌‍。格雷是美國普及化時代精英高等教育忠實的守護者與成功的發展者‍‌‍‍‌‍‌‍‍‍‌‍‍‌‍‍‍‌‍‍‌‍‍‍‌‍‍‍‍‌‍‌‍‌‍‌‍‍‌‍‍‍‍‍‍‍‍‍‌‍‍‌‍‍‌‍‌‍‌‍。她在芝加哥大學的成功實踐啟示我們：精英研究型大學不應承擔普及化任務，而應堅持卓越原則，堅守學術自由的底線，并且以精英與卓越學術促進社會的多元發展。

　　關鍵詞：精英教育;精英傳統;辦學質量;研究型大學;芝加哥大學;大學校長;漢娜·格雷;卓越學術

　　前言：普及化時代的猛烈沖擊

　　1973年，特羅(MartinTrow)提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劃分精英、大眾和普及三個階段。其中，精英高等教育塑造心智和心性，為政府和學術界培養精英;大眾高等教育培養更廣泛的精英，包括社會技術與經濟組織的精英;普及高等教育不僅培養各類精英，而且將培養范圍擴充至所有人，旨在提高人對快速的社會和技術變革的適應性。[1]特羅強調，這些階段雖然是連續的，但后一階段并非完全取代前一階段。

　　實際上，“在大眾和普及階段中有精英形式存活的例子”[2]243。我們仍然可以在現在的大學中找到精英高等教育的形式，如，德國大學的研討會、美國專業學院的本科生研究性課程或大學研究生部的課程等。這些學院和研究生部是塑造思想和品格的場所，而非只是傳播信息、技能和知識的場所。[2]249也就是說，普及化時代，精英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于現代大學中，只是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課程內容，而以特別的培養方式、精神內核存在。芝加哥大學(TheUniversityofChicago)正是特羅所說的普及化時代精英高等教育存在的典型代表。

　　1975年，美國步入普及化階段。[3]其時，研究型大學在觀念、資源、政策方面承受著普及化帶來的猛烈沖擊，以致人數驟增、經費短缺、取向沖突、質量下滑、管理混亂幾乎成為常態，連作為研究型大學立身之基的自由自治、專業精神、道德操守等也都面臨嚴峻挑戰。[4]303-305格雷(HannaH?Gray)就任校長之前，芝加哥大學面臨物質資源減少、通貨膨脹、人口趨勢變化、外部支持政策和支持者態度的轉變，以及年輕學者學術機會縮小等問題。[5]

　　1975年列維(EdwardH?Levi)辭職后三年之中，無人擔任校長，使芝加哥大學的危機無法得到緩解。長期積壓的問題加劇普及化對芝加哥大學的沖擊。嚴重的動力喪失、財務危機、本科生招生不足以及博士學位持有者就業困難等問題，威脅其精英研究型大學的傳統定位。[6]237-239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格雷這位美國著名的女性歷史學家，于1978年7月出任芝加哥大學校長。

　　在任十五年期間，格雷恪守精英研究型大學的傳統和特質，巧借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外力，成功地化解種種危機。在她的領導下，芝加哥大學既保持精英和卓越的學術傳統，又部分地適應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某些需要，使得芝加哥大學成為美國普及化高等教育時代精英研究型大學的一個樣板。格雷本人也因此以“普及化時代精英研究型大學的守衛者”而著稱。

　　一、恪守精英研究型大學傳統

　　特羅指出：精英高等教育階段與大眾化、普及化階段的區別不僅在于學生數量，更關鍵在于質量。[2]248芝加哥大學的傳統主要是：學術至上和追求卓越。從歷史看，歷任校長也都對這些理念進行闡釋，只是在不同時代采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學術至上包括以追求真理為主要目的和學術自由等精神。哈珀(WilliamR?Harper)指出：“從一開始就將所有主題的完全言論自由原則視為芝加哥大學的基本原則”[7]，“這一原則現在及將來都不容置喙。”[7]并且[8]5：

　　任何時候，因政治情感發生了變化而撤銷某辦公室或遣走了某教授，凡此種種發生時大學便不再是大學;任何大學在某種程度上受外來壓力左右，它便不會在大學排行榜上占據一席之地了。

　　伯頓(ErnestDeWittBurton)認為，芝加哥大學的靈魂是熱愛、尊重真理。[8]19哈欽斯(RobertM?Hutchins)認為，芝加哥大學的核心是獻身真理、自由探索、堅持學術目標。[8]30-33梅森(MaxMason)明確指出：“學問是唯一宗旨”[8]19;“自由的精神成為這所大學的特征，這種特征對于樹立正確思考習慣非常重要，所以怎么強調也不為過。”[8]

　　23-24追求卓越是以思想和真理引領社會。哈珀指出：“大學的本質就是要占據靠前的排名;一所大學，要證明它的價值，必須做思想的倡導者。”[8]5梅森認為：“獲得較高創造性的學術成就是我校的傳統和理想”[8]24;“要么出類拔萃，要么一無所成”[8]27等等。我們從芝加哥大學歷任校長的演講中可以看出，他們都認為追求卓越與真理是芝加哥大學永恒不變的目標與傳統。格雷指出[6]243：

　　面對世界高等教育的巨大變化，大學的基本特質——強大的使命感、不妥協的學者精神、對學者自由的堅守、跨學科交流和學術能力、卓越的學生以及他們所受教育的廣度和嚴謹性——仍然保持強勁。這種基本稟賦的喪失將是無法彌補的。我和我的同事們幸運地繼承了前輩的巨大體制遺產，這些遺產進一步加強了大學的核心地位。

　　在普及化時代，不僅學生數量增長、高等教育成本增加、公共財政緊縮等問題威脅芝加哥大學的卓越傳統，而且，經濟體系與科研體系的全球化、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加速教學與科研的商業化，大學的自由與自治也面臨危機。在普及化時代，堅守精英理念，守護大學的卓越質量與自由自治傳統，不是易事，卻非常有意義。

　　格雷認為，精英研究型大學不應承擔普及化任務，絕不可為了生存而犧牲卓越。20世紀70年代以來，很多大學面臨嚴重的辦學危機，因而對很多校長來說，“求生者心態”是一種誘人的選擇，也是一種痛苦的必然。在那個時代[9]：

　　王佩佩周川：漢娜·格雷：普及化時代精英高等教育的守護者師生們的爭辯好斗使校長元氣大傷，校內外力量在棘手問題上相互斗爭，把校長弄得焦頭爛額。調解互不妥協的沖突讓人心灰意懶，校長們拼命掙扎，以求生存，根本無暇顧及他們頭頂上的靈魂。

　　但是，格雷反對這種犧牲卓越的求生方式，在就任之初就直接表明這種態度。她認為，對研究型大學，“最危險的莫過于為了生存的體面而降低標準甘淪為平庸，這是最不切實際和浪費時間的。”[10]也就是說，越是普及化階段，就越需要精英研究型大學恪守自己的特質和傳統，堅持精英取向，捍衛卓越目標，維護優質水準;只有這樣，才能顯示精英研究型大學在普及化高等教育階段的特殊意義和功用。

　　格雷在一流大學任職多年，認識到大學組織的脆弱性，也知道校長應有的職責，即不斷審查大學的傳統和承諾價值之間的適當平衡，在大學最脆弱、易受到世界大學影響時期，不斷肯定與重申大學的價值與宗旨。[11]因而，面對芝加哥大學嚴重的生存危機，格雷沒有像同時代的“求生者”校長那樣心灰意懶，而是積極承擔起守護芝加哥大學精英教育傳統的重任，不斷重申大學卓越教育目的與宗旨的重要性。

　　如，在對研究生院的234個博士生的演說中，抨擊當時質疑美國高等教育黃金時代已然離去的一些悲觀報告，指責他們“過度夸張且毫無遠見”[12]，并鼓舞、號召這些新的博士研究生一起承擔重新定義大學角色的重任‍‌‍‍‌‍‌‍‍‍‌‍‍‌‍‍‍‌‍‍‌‍‍‍‌‍‍‍‍‌‍‌‍‌‍‌‍‍‌‍‍‍‍‍‍‍‍‍‌‍‍‌‍‍‌‍‌‍‌‍。“我們迫切需要對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的核心內容——知識世界和大學的核心使命——進行深思熟慮的評估。”[12]通過對研究型大學價值的重申，提高學術群體的信心與堅守自由探索研究的決心，以防精英教育學者被普及化帶來的經濟利益吸引而放棄從事精英教育。在回憶錄中，格雷也多次闡述研究型高等教育的獨特性與重要使命，以提高它在社會中的知識和文化價值。[13]

　　格雷秉持學術至上的原則，早已將學術自由信念內化于心。她指出[7]：教育的意圖不是讓人們感到舒服，而是要讓他們思考。大學應該提供一種條件，在這種條件下，堅定的思想、強烈的分歧、獨立判斷和對頑固假設的質疑，都可以在最大自由的環境中蓬勃發展。

　　格雷堅決維護學者的學術自由。上任之初，一個教師委員會邀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Mcnamara)到學校演講，并為他擔任世界銀行(WorldBank)行長期間的工作授獎。但是，麥克納馬拉因被很多人視為越戰罪惡的象征，遭到學校學生的強烈抗議。即便學生用擴音器在四角大樓上譴責、聲討，格雷依然沒有干涉教師委員會的決定。[14]足見格雷對教師委員會的尊重，對學者權利的保護，對學術至上的堅守。

　　對芝加哥大學校長來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對芝加哥大學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如果校長能維護好傳統，并在這個框架內解決好困難時期的問題，那么他就成功了。[8]39此時守護芝加哥大學精英傳統，并提高其時代適應性，是每位芝加哥大學校長不可推卸的責任。芝加哥大學“追求真理與卓越”的基本特質是十分重要的，是芝加哥大學不可缺失的精神遺產，是精英研究型大學的核心。但是，在普及化時代，學生更偏向于獲取有用的技能和知識，而不是成為文化精英。[4]

　　303特羅也指出：精英高等教育模式已顯示出改變和適應新的教育和社會環境的能力，它不僅存在于舊的形式中，也有新的形式，但是，我們必須明確新舊精英高等教育的特點，它的目的是塑造思想和品格，而不限于是傳遞信息、理論或形成技能。[15]356-357格雷也意識到不能忽視現實需求而盲目堅守卓越傳統。在芝加哥大學125周年校慶上，格雷指出：“我們今天重申創始者最初原則的連續性，不是要引起虛假的懷舊，也不是對變革的愚蠢抵抗。”[16]

　　換言之，格雷認為：我們應恪守研究型大學的精英傳統，同時也要結合時代特征適度轉變，以實現傳統的延續與傳承。她繼而提出，普及化時代精英教育理念需要轉型，不僅需要堅守“卓越”“學術”的傳統，而且要促進培養目標的多樣化，從單一培養學術精英轉向學術與社會精英并重，促進精英人才多元化并提高其社會適應性。[6]

　　253格雷組織的研究生狀況調查委員會強調學術人才的自我超越與多樣性發展，也就是說，并非所有博士生都必須躋身有限的學術市場、從事學術行業。格雷十分認可該委員會的觀點，她認為：芝加哥大學教職員工應轉變學術精英的刻板理念，即理所當然地認為研究生只能為學術未來培訓，要在學術機會減少的背景下，尋找可行的替代方案。[6]252-253格雷在堅守芝加哥大學卓越、研究的精英傳統同時，將精英人才的概念拓寬，更加注重人才的適應性，重視精英人才能力多元化發展。

　　二、妥善處理數量與質量的關系

　　(一)控制數量，適度擴招

　　在普及化時代，芝加哥大學也面臨學生人數增長問題。數量的增長引發芝加哥大學內部的恐慌，人們擔心擴招學生人數會破壞芝加哥大學的精英教育傳統，致使其逐漸失去其特殊性，最終因盲目擴招而流于平庸。正因如此，格雷不愿大學以犧牲卓越為代價求生存，所以施行“適度擴招”的政策，以保證較低的師生比與大學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的合理結構。

　　那么，何為適度，如何確保擴招不損害芝加哥大學精英教育的質量?大學的規模與結構是個復雜的問題，涉及學校的財政問題、學科邏輯及其承載力、大學師生比、教授負擔等問題，處理不當容易威脅大學的精英教育傳統。為把握大學結構與規模的“度”，格雷首先走訪校友，花費一年時間與大學教師溝通，充分了解多方意見后確定關于適度擴招的初步構想;其次組建教職工委員會審議這些問題，考慮未來大學的理想規模、構成和平衡;最后開展協商會議，確定“三分之一”原則(即本科學院、研究生部、專業學院各占三分之一)，決定在努力保證研究生數量的基礎上，將本科生規模從2600名擴大到3200名。[6]250

　　格雷對擴招的“度”的把握，注重以下三個原則。

　　一是符合芝加哥大學的歷史特征。布拉德委員會(BradburnCommittees)通過審查大學歷史入學狀況以及不同地區高校學生人數變化趨勢指出，本科生入學率在創校之初至20世紀30年代，實際上已占芝加哥大學學生的主導比例。20世紀30年代，學院規模比過去20年更大。[6]250也就是說，在其輝煌時代，本科生規模一直很大，適當擴招并不會引發質量、研究傳統的發揚等問題，由此緩解來自教師與學生質疑的壓力。

　　二是符合芝加哥大學的卓越與開放傳統。一方面，在不損害質量的情況下擴招。芝加哥大學的擴招方式并不是降低入學標準，而是通過設法吸引學生以提高優秀申請者的數量。格雷請霍爾(DanHall)擔任招生辦主任，著手改變芝加哥大學沉悶的形象，以更年輕、活潑的外表吸引更多優秀的申請者。據《時代周刊》(Time)報道[17]：

　　芝加哥歷史上招生目錄封面首次全部用彩色，展現金色秋天的輝煌。五年前，內頁充滿教室和實驗室的鏡頭，可能還有一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今年有微笑的學生小丑、舞蹈和擁抱。

　　另一方面，實施開放、平等的原則，給予女性、少數民族學生更多機會。在霍爾的努力下，申請數量逐漸增加，本科入學人數逐漸增加，其中包括女生入學比例穩步增加，以及少數民族學生緩慢增加。[6]250

　　三是符合芝加哥大學現實模式，既不會破壞大學內在結構，也無需大幅增加設施或教師規模。擴招不會改變芝加哥大學的招生標準，而是通過增加合格申請人的數量和第一年留校率的方式實現的，因而這個擴招計劃本身是沒有局限的。[6]250-251擴招數字只是一個參考指標，并不是要招滿3200人。而且，據1982年的芝加哥大學簡介記載[18]4：

　　大學學院學生不多，入學選擇甚嚴。學生皆寄宿。教員和學生的比例是一比五，每班學生人數平均不過三十。大學學院提供美國最優秀的通才教育課程之一‍‌‍‍‌‍‌‍‍‍‌‍‍‌‍‍‍‌‍‍‌‍‍‍‌‍‍‍‍‌‍‌‍‌‍‌‍‍‌‍‍‍‍‍‍‍‍‍‌‍‍‌‍‍‌‍‌‍‌‍。可見，適當擴招并未損害芝加哥大學的精英教育傳統。

　　(二)加強監管，保證生源質量

　　格雷表示，普及化時代不可避免帶來生源質量下降問題，即使是高選擇性的芝加哥大學也不例外。格雷認為[19]：

　　盡管他們的成績一直在上升而不是下降，但是，他們在某些基礎領域依舊缺乏，尤其是在外語和技巧上，不只是教師們認為學生準備不足，連學生自己也覺得準備不足，想要迎頭趕上。

　　在格雷看來，生源質量問題的根源在于公立高中的教育上，高等教育可以幫助改變這一現象，比如，在某些情況下提高招生標準，找到新的方式與當地中學系統共享他們的資源。[19]

　　首先，她認為，在現實背景下，提高大學入學要求可能對提高生源質量有所幫助。如，一些公立大學也提高招生要求，不是自動錄取一個州內所有的高中畢業生。除提高對新生平均績點的要求，還積極探索其他方法，使招生的學術標準變得更加靈活、多元。

　　其次，格雷倡導大學與鄰里學校合作的新方法，如芝加哥大學設立高中教師夏季數學研究所和一個針對400名市內中心區學生的夏季學術和體育項目。最后，相較于教師培訓計劃，格雷推崇教學碩士項目。有這樣的項目，學生們將接受諸如歷史或數學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培訓，同時還要接受大量的師范專業培訓。[19]

　　(三)加強課程設置，堅守精英要求

　　在課程內容上，十分重視通識課程。她認為，通識教育課程是精英教育質量保證的根本，在普及化時代，重申通識教育的價值尤為重要。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對50所領導型高等院校的本科課程進行調查，發現：這一時期一直不重視普通核心知識，“畢業的總體要求中，通識教育課程的部分從1914年的55%下降到1964年的46%，到1993年只有33%”[4]307。而一直以嚴謹且具有教育特色著稱的芝加哥大學，在其他大學通識課程幾乎消失的情況下，依然保留其強大的普通教育核心課程的課程要求。

　　大學學院不斷改善其普通課程體系，學生不為個別學科所限制，可以了解每一門學科的方法和概念組織。[18]4格雷發起著名的“共核課程(commoncore)”計劃，改進課程，加強所有學生所需的兩年核心課程。[10]根據這一計劃，共核的要求貫穿5個學部，共21學季，包括7學季的人文科學和文明研究課程，6學季的自然科學課程，2學季的數學課程，3學季的社會科學課程以及3學季的外國語言課程。[20]此外，學院還開設廣泛的集中課程，包括化學、經濟學、英語等主課以及跨學科課程，如非洲和美國黑人研究、古典文學研究、早期基督教研究、羅曼語言和文學、社會科學研究和醫學、近東語言和文化等。[21]127

　　在課程要求上，據1982年《芝加哥大學簡介》記載，學生在第一年都要修讀四門基本課程，分屬于生物科學、人文學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第二年，學生分別進入五個學部中的一個，繼續其基本課程。有這樣廣泛的基礎，學生在最后二年集中學習他們選讀的學科。每一個學部都提供多種學士學位課程，和研究學院的學系課程組織相同。[18]10-11在教學上，不論是課程、教師還是教學方法上，對本科生的培養都嚴格按照研究生培養標準。

　　如學生除須學習學院規定的集中課程，如化學、經濟學、英語等主課，以及跨學科課程外，學院還開設大量的選修課程，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和獨立承擔科研項目的能力，為進入研究生院深造做好充分的準備。學院還設有專門的學位計劃，如與研究生部的許多專業聯合培養文科學士/碩士生，與法學院、公共政策學院和社會服務管理學院聯合開設職業計劃課程。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部90%的教師曾在(本科)學院執教。學院平均每個班級的學生人數為25人，教師采用研討班的形式授課。學生與教師之比約為6∶1。[21]126

　　三、平衡學術與市場的矛盾

　　(一)妥善處理商業化與學術自由關系

　　精英高等教育具有脆弱性。[15]373在普及化時代，經濟體系和科研體系的全球化、國際商業競爭的白熱化和信息技術的崛起都加速教學、科研的商業化，增加高等教育以外教學、科研活動的運轉。[4]304在芝加哥大學利用自身優勢吸引外資的過程中，精英大學傳統賴以生存的自由與卓越難免受到威脅。格雷始終堅守學術底線，不為生存犧牲卓越。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她總是努力維護大學的基本精神：“強大的使命感、堅定的學術精神、對于學者自由的堅守、跨學科交流和學術能力、卓越的學生以及他們所受教育的廣度和嚴謹性。”[22]她認為[23]737：

　　大學是世界上唯一被委托做長期任務的機構，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專注于發現學習、傳播知識的機構，是闡述、解釋和辯論重要思想的最重要的文化場所。大學賴以生存的基礎——學術自由并不總是安全的，盡管法律條文中規定了對學術自由的保障，但大學事務總會受到外部因素的干預入侵……科學沒有邊界，知識沒有邊界，大學可以更快地推進現代化進程。但當大學與其他企業合作時，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某種問題，其自由與自治會面臨妥協。

　　作為一個學術純粹主義者，格雷引用哈欽斯的話堅決表明自己的態度，“大學作為一個機構，應提供它最高、最獨特的服務，而不是為社會提供它所想要的服務，不是一般意義的實用，有時甚至要堅持與社會要求相反的。”[23]

　　737因此，格雷在籌集資金時，如接受商業團體的捐贈與接管美國能源部管理的實驗室時，始終堅守學術自由原則。她絕不會舍本逐末，以犧牲自由、卓越為代價，妥協開設一些不符合大學價值的課程，來獲得資助的費用。以繼續教育部門為例，該繼續教育中心需要大規模翻新，為增加經費來源，該中心滿足贊助者需求，提供完全不適合大學傳統的課程，例如品酒。格雷知曉后立刻辭退該院院長，并告知贊助的凱洛格基金會(KelloggFoundation)，我們不會為那些重新裝修設備的錢，開設不符合大學標準的課程。[6]266

　　(二)調整大學結構，促進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高度融合

　　在普及化時代，面對精英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轉型，格雷認為，芝加哥大學應培養能力多元的社會精英。在大學結構上，芝加哥大學有大學學院、四個研究生院與六個專業學院。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研究型大學，芝加哥大學一直崇尚學術研究，因而其研究生部一直在大學占主導地位。

　　1980年，格雷提出：“我認為我們想做的是保持三位一體，可以說，我們擁有本科、研究生和專業培訓，以及這三種培訓形式之間的互動，這是這所大學的特色。”[24]格雷對大學的結構適當調整，選取本科生、研究生(主要是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全部是研究生教育，包括神學院、法學院、醫學院等)各占三分之一的結構，還適當招收非學位教育。以1982年為例，此時的數據為[18]4：

　　校內人數約7800人，包括大學生2800人、研究生2200人、專業院校學生2600人，和200非攻讀學位課程的學生。此外，還有超過1300名學生，在商業研究院修讀特別課程。

　　在調整結構的同時，格雷十分注重基礎與應用教育的融合。如，作為基礎研究生院的生物醫學部，在課程設置上，不僅為研究生院提供課程，也為芝加哥大學本科生院、普里茨克醫學院(PritzkerSchoolofMedicine)(專業學院)開設各類生物學課程;在畢業要求上，必須在普里茨克醫學院完成8個學期的醫學研究工作，并完成14個學期的全日制的課程學習方可授予醫學博士學位‍‌‍‍‌‍‌‍‍‍‌‍‍‌‍‍‍‌‍‍‌‍‍‍‌‍‍‍‍‌‍‌‍‌‍‌‍‍‌‍‍‍‍‍‍‍‍‍‌‍‍‌‍‍‌‍‌‍‌‍。

　　[18]4強調基礎與應用的融合，是芝加哥大學的卓越傳統，是芝加哥大學創造力的源泉。格雷與前任不同之處在于提高應用研究的地位，擴大專業學院的規模與比例，將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提高至同等比例。在格雷的領導下，芝加哥大學成立了一個新的公共政策研究生專業學院和一個計算機科學系，修訂了研究生課程和本科課程。[25]

　　(三)堅持研究能力與教學能力相結合，促進精英人才的多元適應力

　　20世紀70年代末，普及化帶來的學術市場危機與博士職位減少，研究生生源逐漸減少，大批優秀的本科畢業生選擇直接就業或者進入專業學院學習。為此，格雷在廣泛溝通之后，組成貝克委員會(BakerCommissions)調查研究生問題，通過對全美研究生教育現狀與發展趨勢調查，預測到政府和各大基金會仍將大幅度削減對高等教育的財政資助，未來研究生市場會更加不景氣，大部分博士生會被迫改行從事非研究性職業。

　　為保證研究生教育的質量與就業率，格雷對芝加哥大學研究生課程進行改革，開設研習班與實習計劃，拓寬學生的活動能力與研究技能。[10]一方面，在委員會建議下，設立“教師—學生研習班”計劃，研究生在此展示研究成果供師生討論，從而可以滿足博士生參與學術職業中的需求，緩解研究生在論文撰寫過程中遇到的孤立情況等。到1988年，參加“教師—學生研討班”的學生人數已達600多人，參與這一計劃的教師也有100人左右。

　　另一方面，開展教育實習，并縮短學位課程的時間，開發研究生課程，為學生在政府、工業以及學術界的工作做好準備，使博士學位更加靈活。大學對正式進入博士論文研究階段的學生必須完成27門課程的傳統規定予以適當放寬，并組織教學實習，為打算從事學術工作的學生教授一些有關教學的知識，使其在這方面獲得一些經驗。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動下，芝加哥大學四大研究生部的入學和申請人數開始出現明顯回升趨勢。據統計，1982年只有大約2000名研究生，到1988年人數增加到2800人，到1993年為止，已經增加到3100人。[21]119-121

　　結語：一位守護精英高等教育的大學校長

　　格雷于1978年至1993年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1991年獲得全國最高的平民榮譽“總統自由勛章”，1993年獲得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頒發的杰斐遜獎章，1996年獲得卓越本科教學獎。[26]克林頓(WilliamJ?Clinton)總統在向格雷頒發獎項時表示[27]：

　　漢娜·格雷的職業生涯非常出色，她曾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校長15年，成為一位備受好評的高等教育倡導者。她嚴謹的學術、理念和工作使之獲得了諸多榮譽。

　　1992年，魯登斯汀(NeilL?Rudenstine)在一份聲明中說：格雷是近20多年來美國高等教育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她是一個非常聰明、正直和行政能力很強的人……她一直是最優秀的領導者——勇敢、穩重、有人情味，總是樂于為他人提供建議。[25]1995年，哈佛大學在授予格雷榮譽學位時如此評價她：“判斷力強、學習深刻、機智敏銳，且具有人文主義關懷。她將美國教育提升得更高。”[28]2018年，安德魯·梅隆基金會(AndrewW?MellonFoundation)宣布向格雷發放兩筆總計450萬美元的特別撥款來紀念她，目的是承認并延續格雷博士所代表的嚴格標準，同時贊揚她對這兩個機構以及這個基金會所產生的非凡影響。[29]

　　十五年治校生涯，“格雷更多是在守護芝加哥大學的卓越傳統，而非創造更多的第一次。”[30]普及化背景與公共財政緊縮使芝加哥大學面臨資金、生源、管理、質量等方面問題，格雷一直致力于化解芝加哥大學危機，守護精英研究型大學傳統。任職以來，她力挽狂瀾，妥善處理數量與質量的關系、學術與市場的關系，有效化解芝加哥大學在入學數量、經費、質量等方面的重重危機，使芝加哥大學既適應普及化的部分需要，又在學術水平、教育質量方面維持精英和卓越的傳統特質。格雷是普及化時代精英高等教育忠實的守護者，也是成功的發展者。在芝加哥大學，格雷強調教育質量，增加本科學院規模，反對大規模的預算限制。[31]

　　面對財政赤字，她制定準確的財政計劃，增加捐贈、助學金收入，控制支出，創建更專業的財政預算規劃系統。事實上，大學目前的預算和計劃系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格雷任職初期。[32]在格雷的努力下，至1987年，成功完成超過1?5億美元目標的文理學院籌款活動。

　　總體而言，在格雷擔任校長的十五年內，芝加哥大學的基金增加了超過400%，從2?5億美元增至13億美元。[33]任期以來，芝加哥大學有九位教師獲得諾貝爾獎，包括兩個物理學獎和七個經濟學獎，兩位學生也在后來獲得諾貝爾獎。[34]5作為第十任校長，格雷幫助該大學度過了一個不穩定的高等教育時代。[24]

　　格雷在芝加哥大學的成功實踐，可以為我國精英研究型大學在普及化階段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首先，普及化是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面向2035，普及化的高等教育不僅要實現讓更多的人接受更多的高等教育，而且要確保他們接受更高質量的高等教育。[34]5作為培養精英的研究型大學不應該承擔普及化任務，需恪守精英傳統，保證卓越的辦學質量。在擴招壓力下精英研究型大學必須堅守卓越原則，保證精英教育質量。

　　在確定合理的擴招比例同時，應從入學申請、生源監管、課程要求等多層次保證辦學質量。其次，面對普及化時代商業化、信息化、全球化對科學研究的沖擊，精英研究型大學必須堅守學術自由的底線。在提高學校捐贈資金來源多樣性的同時，必須堅守精英研究型大學自由與卓越的基本原則。最后，普及化時代必須提高精英教育理念的時代適應性，促進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高度融合，堅持教學能力與科研能力全面發展，提高學生的社會適應性，從傳統的單一培養學術精英轉型為培養多元發展的社會精英。

　　教育類論文范文閱讀：高等教育研究的人類學理路探尋

　　摘要：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經過多年的努力，已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不可否認，高等教育研究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如本體論的重“器”輕“人”，認識論的重“一元論”輕“多元論”，方法論的重“理論”輕“實證”。人類學研究范式與高等教育研究有著一些耦合之處，可有效彌補高等教育研究之不足。針對高等教育研究的上述問題，運用人類學研究的“人本性、多元性、實證性”的方法特點，可以實現對這些問題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