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經過多年的努力，已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不可否認，高等教育研究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如本體論的重“器”輕“人”，認識論的重“一元論”輕“多元論”，方法論的重“理論”輕“實證”。人類學研究范式與高等教育研究有著一些耦合之處，可有效彌補高等教育研究之不足。針對高等教育研究的上述問題，運用人類學研究的“人本性、多元性、實證性”的方法特點，可以實現對這些問題的修正。

　　關鍵詞：高等教育研究;人類學方法;人本性;多元性;實證性;教育研究課題

　　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研究已有百余年的歷史，在理論和實踐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突破，科研成果豐碩，社會建制、學科專業化建設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綜觀整個高等教育研究，雖然碩果累累，而有價值的、思想新穎的卻并不多見，其中有影響力的成果更是屈指可數。就其學科的發展演進來看，高等教育學似乎已經走出了“學科論”和“領域論”的爭論[1]，正在向一級學科的高等教育學邁進[2]，但高等教育仍然存在著學科建制和學科生存的雙重危機，其學科的合法性依然遭受質疑[3]。

　　人類學研究有其自身的特點，如注重“人本性”“多元性”“實證性”等。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可有效彌補高等教育研究之不足，但如何將人類學研究范式引入高等教育研究之中，學界相關研究成果并不多。多數研究主要從教育學(基礎教育)的視角引入人類學研究范式，以馮增俊為代表，主要探討教育人類學的學科體系建設[4]42-50;以滕星[5]、鄭金洲[6]為代表，主要關注異文化、少數民族文化、文化與教育的關系等;以莊孔韶為代表主要致力于教育人類學的方法論建設[7];錢民輝主要側重于文化與教育關系的研究[8]。這些研究較少與高等教育相關。人類學研究范式與高等教育研究有著天然的互補之處，又有著許多高等教育研究所不具備的研究優勢，因此，把人類學研究范式運用于高等教育研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一、本體論：人類學對“人”的關注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適切性

　　在本體論上，人類學關注的“人”是自然的、真實的、整體的“人”，注重人的信仰、價值、情感、思想、文化等方面，是思想豐富、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個性化的人[9]32-42;高等教育學關注的“人”更多側重于學以致用的工具人和知識傳承的文化人[10]。兩者關注的共同對象是“人”，對人的復雜性和創造性的探微有利于彌補高等教育對個體研究的不足，從而更好地為高等教育研究服務。

　　(一)人類學研究的“多樣性”有利于揭示高等教育對象的“復雜性”

　　長期以來，在評價制度的導向下，高等教育過度重視宏觀政策和制度研究，較少關注微觀層面的研究。鐘名揚以“高等教育”為主題進行相關研究發現，2005-2014年中國學者關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主題主要集中在“政策類研究”和“現代大學制度”的研究[11]，其研究目的主要服務于政府決策或院校管理者，很少涉及學生經驗或學術工作等具體和微觀層面的研究。別敦榮、王嚴淞對2015年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述評時也發現，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政策導向鮮明，高等教育研究緊扣政策主題”[12]。如何破解高等教育微觀研究不足一直是個難題。

　　人類學與高等教育學雖然關注的對象都是“人”，但高等教育學主要研究如何遵循教育規律使人更好地接受教育，而人類學則關注人的各個方面，包括心靈與機體以及生存和發展等，這就可以更生動地揭示高等教育對象———大學生的復雜性。大學生一般處在青年中期階段，生理、心理特征日趨成熟，開始形成自己獨立的觀察能力和思維能力，從自然人逐漸邁向社會人。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的影響下，其思想活動充滿多樣性和復雜性。由于家庭出身的不同，導致不同大學生生存狀態差異較大，貧困大學生表現出的自卑、脆弱甚至輕生現象會偶有發生;在物質充裕、道德滑坡的背景下，女大學生遭遇性騷擾的現象也時有發生。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調查顯示，62%的被調查者遭遇過“不恰當”的評論或身體接觸[13];在日本高校里，性騷擾現象也非常普遍;國內也經常曝光大學生遭遇性騷擾的丑聞，這使大學生心理、生理都遭受了嚴重的傷害。如何有效化解大學生遭遇的生理、心理、社會危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個難題，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這一問題始終未曾得到較好的解決。

　　“教育是一種情感實踐”[14]，教育學和人類學都關注人的情感生活。人類學把人看作鮮活的生命個體，在與被研究者———人的互動中，注重情感的溝通、傳遞與交流，而不是把被研究者視為一個冰冷的工具。人類學注重個體的身心結構特征，例如情緒、感情、本能等，通過對個體生命現象的揭示，來闡明個體生命存在的特殊意義[15]。在教育實踐中，同樣需要關注人的情感世界。如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需要一大批愛崗敬業的教師，加強敬業教育需要強化教師的職業榮譽感和職業認同感，特別是青年教師的從業幸福感[16]。再如大學生輕生源于內心的恐懼，安全感的過度缺乏等。通過對其知、情、意、人格等方面的研究，深度挖掘其恐懼的認知缺陷、復雜情感、意志問題，以及人格方面存在的不足等，可以進一步分析這些問題產生的社會因素、教育因素、家庭因素、個體因素等，進而通過個體推廣至整體，服務于大學生心理健康指導、大學生就業指導等方面。“人類學研究最大的特點就是對‘人’本身的理解，而這種理解是建立在對被研究者的知識和境遇的尊敬之上”[17]。蘇文亮對上網成癮的大學生訪談發現，大學生上網成癮者主要源于空閑無聊、放松需要、交流分享、實際需要、壓力困難、刺激暴露、他人邀請和習慣渴求八個類別[18]，生動揭示了大學生內心活動的復雜性，對于化解當代大學生心理危機，實施大學生心理干預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二)對個體多樣性的詮釋有利于推動高等教育創新

　　古典大學觀認為，大學是一個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除了知識之外沒有別的目的[19]。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研究逐漸成為大學的重要職能，并日益成為現代大學辦學水平的重要評判標準。大學不僅要傳授知識，還要進行創新性的學術研究，而創新的主體是“人”，即大學教師和學生。如何激發教師和學生的創造性、創新性是大學職能的重要體現，它不僅關涉到教師的專業發展，也關系到大學生的能力培養。

　　二、認識論：價值多元、關系平等對高等教育研究的適用性

　　在認識論的問題上，人類學堅持多元的立場。每一個人、每一個區域都有自己的特點，只有在充分尊重研究對象、與研究對象長期生活的基礎上進行的平等關系建構，才能獲得真實的資料。這種多元性、平民性的價值立場，對高等教育過度追求本質規律的一元主義、對于化解高等教育公平危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多元認識論可有效化解高等教育一元論的危機

　　在我國，當前高等教育研究主要以探討高等教育的本質為主要研究范式，本質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一元論哲學，認為在高等教育內部和高等教育各系統之間存在著普遍的、可以被認知的規律，找到這些規律便可以用來指導實踐。沿著這條理路去進行高等教育研究，表現為對高等教育本質和規律的探索。本質主義一元論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事物的本質，找出事物的發展變化規律，從而指導我們的實踐。然而，事物是發展變化的，人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一切發現都具有歷史性和階段性，都只能無限接近真理，而無法達至真理。人類學研究強調差異性、偶然性和多元主義，運用到高等教育研究上，可以有效彌補高等教育學科建設、課程與教學等方面的不足。

　　(二)人類學“平等關系”有利于促進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人類學研究非常具有“平民性”，強調從被研究者的立場出發，深入某一區域長期觀察，記載本地人的某些氣質、習慣、禮節和民間故事等，重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互動與交流，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者把自己當成研究工具，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分子;同時，研究者又極其尊重被研究者，在研究前征得被研究者同意，研究過程中如果被研究者感到不適或不愿繼續進行，研究者都會尊重被研究者的意見而中斷研究。這種科學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在其他學科中是很少見的。一位研究者這樣寫道：“這一研究(研究者所進行的田野調查)使我第一次感覺到學術與生活如此貼近，每個人的經歷又是如此的精彩。它使我深深地為這一研究方法的人文和平民精神所吸引……我第一次感覺到，做人和做學問竟是如此的統一。”[27]在有些情況下，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者會參與其中，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在與被研究者的交流中更好地體會被研究者的感受，從而更好地把握被研究者的情感波動、思想變化。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貧富差距問題顯得更為突出，高等教育公平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人類學“平等關系”有利于走近被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產生情感共鳴，在深度交流中獲得真實的資料，在和諧、自然、純凈的意境中實現對研究過程的真實記載。對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多是對弱勢群體的研究，弱勢群體的情感往往是脆弱的，只有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才能知道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單純毫無尊嚴的經濟資助或政策資助。在當前對貧困大學生階層流動的研究、女大學生性騷擾的研究、貧困生資助體系的研究中缺少人類學視野，缺少對大學生內心世界的觀察與深描。用人類學“推他及己”的眼光，通過移情式理解貧困大學生的處境，就能更充分地理解弱勢群體的內心感受，就更有助于保護、維護弱者的尊嚴。在對女大學生性騷擾的研究中，也應通過更合適的方式來體驗女大學生對“性騷擾”這一敏感話題的認知。只有在付諸情感、平等交流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才能更好地實現研究的需要，任何強勢話語都可能破壞研究的最終結果。

　　三、方法論：田野調查法及其對高等教育研究的適用性

　　田野研究指在長期的現場研究中，通過參與某個社會的集體生活，收集關于其傳統思想、價值觀和習俗的深入而詳盡的信息[9]51-53。要了解事實的真相需要進行實地調查，只有對那些事實的詳細記載和考察，才能把握事情的真相。長期性、參與性、深入性是田野調查的主要特點[28]。這與高等教育研究的“宏大理論、書齋范式”是完全不同的，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可有效彌補高等教育研究重“理論”輕“實證”的研究缺陷。

　　(一)田野調查法“從下到上”建構理論可有效彌補高等教育研究宏大理論的缺陷在田野調查中，人類學一般采用“從下到上”，按照歸納的邏輯建構扎根理論。在研究過程中，人類學注重對原始材料的搜集，掌握一手資料，通過“深描”其中的細節，力求全面地展現被研究者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信仰等。由于研究者事先沒有研究假設，資料具有原始性和真實性，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會發現一些無法預料的現象，對這些現象進行歸納整理就形成扎根理論。要了解事實的真相需要進行實地調查，只有對事實的詳細記載和考察才能把握事情的真相。博厄斯(F.Boas)是運用調查方法進行人類學研究的第一人。他經常把自己的學生趕出實驗室，進行田野的實地調查工作。真正開創長期實地調查的當推馬林諾夫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通過長期在新幾內亞和特羅比恩島的親身觀察和長期生活，深入了解到島上異族人的生活方式。其實地調查方法對后來人類學的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29]。這一研究方法可運用于高等教育研究，彌補后者“書齋范式、宏大理論”之不足。人類學注重從“進入田野”開始，通過與研究對象的長期生活獲得被研究者的信任，通過親身的體驗感受當地人的風情和生活經驗，與高等教育研究的應然追求是一致的。

　　(二)人類學的微觀研究可有效彌補高等教育立體、縱深研究之不足

　　微觀研究是田野研究的一個具體方法，往往從某一個人、一件小事、小的問題開始，對某一個人在一定情景下的某一表現行為進行深描，可生動揭示一個人物在一定情景下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活動。這一研究運用于一節課堂、一位老師或一位學生的表現，對于課堂教學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義;也可運用于對某一家庭、某個村莊、某個學校的調查，都能生動地重現我們需要了解的個案信息。潘懋元先生認為：“所有的宏觀理論、宏觀政策，只有通過微觀的教學過程才能進入培養的實踐。微觀的高教研究有賴于宏觀的高教研究確定價值，指明方向;而宏觀的高教研究成果，只有通過微觀的高教研究，才能轉化為實踐。”[31]

　　四、結論與討論

　　在本體論上，對“人”的關注是高等教育學與人類學的共通之處，高等教育學更多關注工具的人和理性的人，多從制度或政策的層面設計影響個體發展的外在變量，忽視了微觀個體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而人類學通過對個體經驗、思維方式、心理活動等多樣化的主體詮釋，凸顯了多樣化的生命意義和價值，可有效彌補高等教育過度工具理性之不足。在認識論上，高等教育研究過度追求本質主義一元論，忽視了研究對象的多元性、差異性;人類學以發展的、多樣化的眼光看待研究對象，是對高等教育過度孤立、片面認識的有益補充。在主客關系的認識上，人類學把研究對象看成一個平等的個體，以他者的眼光與被研究者進行深度交流，有益于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在方法論上，人類學注重從下到上的研究路徑，從微觀研究開始，在對各類微觀變量深度觀察的基礎上形成扎根理論，對于高等教育研究中從上到下、高屋建瓴式的宏大理論研究是一個有益補充，其實證的研究范式可有效彌補“書齋范式”之不足。

　　人類學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已經有所應用，以質性研究為主導的人類學范式也開始為眾多高等教育研究者所使用，但由于其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小眾性”，一直處于邊緣化的地位，其研究的外在效度也一直倍受質疑，但并不能因此否認其對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有益之處。交叉學科的研究是當前也是未來創新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研究的目的在于問題的解決而非加固學科間的壁壘，作為實踐性較強的高等教育研究，其研究目的主要側重于問題的解決，服務于政策和社會。問題導向而非范式導向應成為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重心，如何有效地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優勢服務于高等教育研究，才是未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主流，而非加固各學科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