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五大發展理念，從創新驅動、協調發展、生態宜居、對外開放、成果惠民5個維度構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并進行了測算與地區異質性分析;進一步探討了信息流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非線性作用與空間拉動效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省級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由沿海向內陸逐級遞減，但總體呈現遞增態勢;信息流可有效提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但存在明顯的非線性特征，隨著信息流強度的增加，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增強;在空間依賴性分析中發現，信息流強度的提升可有效帶動本地區與周邊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且對鄰近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效果更強。

　　關鍵詞：高質量發展;信息流;空間依賴性

　　0引言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海量數據信息(信息流)作為一種全新的生產要素，有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雖然現有研究已探討了互聯網背景下信息流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但鮮有文獻考慮信息流對經濟發展質量的作用機制。如何綜合測度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信息流是否對高質量發展具有拉動效應?對上述問題的解答不僅有助于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異質性特征，也有助于通過對二者關系的剖析，更好地服務于區域發展。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方面，現有研究主要沿著“單維度—多維度”的脈絡進行[1—5]。

　　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經濟高質量的內涵愈來愈豐富，單一指標已不足以全面反映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狀。如何從多角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表征是學者們探討的重點。現有研究雖然取得不少成果，但對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尚沒有達成共識。本文在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的基礎上，從創新驅動、協調發展、生態宜居、對外開放、成果惠民5個維度構建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在信息流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方面，現有文獻主要分為理論研究與定量分析兩大類。就理論研究而言，目前學者們較多關注經濟發展的創新模式演變、外資的利用規劃等問題[6，7]。

　　上述研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經濟發展提出了較好的建議，但缺少信息流對經濟發展影響的分析。就定量分析而言，多數文獻對于信息流強度的測度集中于互聯網領域[8]，而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為重要推動力的信息流增長，僅從互聯網領域對信息流強度進行測算，結果缺乏全面性。已有文獻大多僅考慮信息流對自身經濟發展的影響，尚未考慮地區間的作用機制，缺少空間維度上的定量分析。對于經濟發展而言，本地區的經濟高質量增長往往會通過空間外溢效應作用于鄰近地區的經濟增長[9]。

　　由此，本文綜合考慮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異質性，引入地理要素對信息流強度進行測算，進一步將研究視角擴展到空間領域，較為系統地對信息流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剖析。

　　1研究設計

　　1.1變量選取

　　本文響應變量選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EQDE)，核心解釋變量為信息流強度(INF)。此外，本文選取了市場化程度(mar)、交通便利度(tran)、金融發展水平(fin)與產業結構優化效果(isoe)4個變量作為伴隨變量。其中，市場化程度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國有資產占比來衡量;交通便利度采用地區單位面積內的等級公路里程數來表征;金融發展水平用地區原保險保費收入來表示;關于產業結構優化效果的測度，在合理化與高級化[10]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考慮生態環境保護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納入了生態化與高新化兩個指標，采用幾何平均的方式對產業結構優化效果進行綜合測度。其中，采用各省份人均造林總面積測算生態化程度，采用各省份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科學研究及技術服務投資占比測度高新化程度。

　　1.2模型設定

　　由于經濟活動在空間維度上的非均衡性，會驅動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本身的空間流動，產生空間溢出效應，因此研究空間溢出效應對于把握信息流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作用規律，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演變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引入空間杜賓模型(SDM)檢驗信息流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溢出效應。該模型不僅考察了某地區自變量的變化對自身因變量的影響(直接影響)，還通過反饋效應對其他鄰近地區的因變量產生作用(間接影響)，與本文探究信息流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溢出效應的目標相吻合。

　　1.3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所用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30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的統計年鑒。為了保證數據的可得性與完整性，在信息流強度的測算中，由于電子商務銷售額(sec)在2013年以前未被列入統計范圍，故數據的樣本考察期為2013—2018年。為了消除量綱影響，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中，本文針對變量屬性，利用最大最小標準化法[11]對各指標進行了處理。

　　2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異質性分析

　　2.1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算

　　依托新發展理念，本文基于創新驅動、協調發展、生態宜居、對外開放、成果惠民5個一級指標、21個具體指標構建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二級指標的選取方面，創新驅動從創新產出與創新效率兩個視角進行刻畫;協調發展從城鄉協調與區域協調兩個方面進行闡釋;生態宜居主要包括綠化環保與污染減排兩個方面;對外開放主要從國際貿易、外商投資、對外交往3個角度進行綜合反映;成果惠民從經濟水平、教育提升、醫療保健、文化娛樂、居民養老5個方面進行綜合表述。本文采用樣本期內各指標信息熵的均值作為統一權重，最終獲得中國各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得分。總體上，中國省級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明顯的地區異質性，呈現從東部沿海向西北內陸逐級遞減的態勢。本文進一步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系統剖析。

　　2.2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時空分解

　　2.2.1基于空間視角的分析

　　考慮到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受到時間與區域的雙重影響，本文以時間為截面，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空間上的聚類分析，進一步挖掘不同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性。根據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聚類結果，30個省份被劃分為4類，經濟發展質量水平從第Ⅰ類到第Ⅳ類逐級遞減。落入第Ⅰ類的分類結果變動明顯，省份數量從2010年的2個增加到2017年的6個，2018年略有回落，表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有了較為明顯的提升;落入第Ⅱ類的省份數量也有了一定的上漲，新加入了中部與東北地區省份，這些省份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力競爭者，綜合來看，前兩類省份大多位于東部沿海地區。第Ⅲ類以中部和東北地區的省份為主。

　　第Ⅳ類主要為西部地區省份，一方面，與北京、上海、廣東等發展質量水平較高的東部沿海省份相比，西部地區面臨著繁重而緊迫的經濟發展任務，從而導致類別劃分結果變動不明顯。另一方面，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突出的后發優勢，隨著我國“中部崛起”“一帶一路”等的深入推進，中西部地區將實現經濟質量的較快提升。

　　2.2.2基于時間視角的分析

　　從4大聚類區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演變來看，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顯著的4級分布，類別間差距較大。其中，第Ⅲ類和第Ⅳ類地區的整體高質量發展水平波動較為平穩。值得注意的是，第Ⅰ類和第Ⅱ類地區的高質量發展水平曲線在2013—2014年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

　　從四大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演變來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明顯的3級分布特征，但在時間上具有穩定性，變動幅度相對較小。東部地區始終位于第一梯度，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遠遠領先于其他3個地區。雖然東北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樣本考察前期高于中部地區，但中部地區在2016年進一步推進了高質量發展進程。綜上所述，中國省際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地區異質性;具體而言，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中部與東北地區次之，西部地區偏低。

　　3信息流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效應分析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電子商務銷售額(sec)、電信業務總量(tbt)、軟件業務收入(si)、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mis)4個指標對地區信息流發展強度(INF)進行刻畫。鑒于信息流的增長存在地區間的差異，本文通過引入地理要素特征(區域面積：area)對省級信息流強度進行綜合表征。

　　除了進行整體建模外，本文還分時間維度進行了影響機制研究。由整體的面板模型檢驗結果可知，信息流強度的增大可顯著提升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系數顯著為正)。由分時間維度的建模結果可知，2013—2018年，信息流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持續推動作用，其拉動系數均在0.26以上，在時間維度上 具有穩定性。

　　為了探討信息流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是否具有非線性拉動作用，本文進行了門限效應檢驗，結果表明，雙門限設定下模型檢驗P值為0.3，故接受單門限假定。經對照，信息流強度高于門限值的省份基本都位于中高發展水平地區，信息流強度低于門限值的省份基本都位于較低發展水平地區，本文進一步分“中高質量”與“較低質量”兩類分別建模。

　　由非線性效應的檢驗結果可知，信息流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拉動作用呈現明顯的“間斷性”特征：相對于經濟發展質量處于較低水平的省份，信息流強度的增加對經濟發展質量處于中高水平省份綜合實力的提升效果更強。本文采用Moran指數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自相關性進行了檢驗。結果顯示，樣本考察期間，省級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Moran指數均大于0.35，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表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空間依賴性，即經濟發展質量較高的省份周邊同樣聚集著廣大高質量發展省份。

　　本文基于經濟權重進行了時間固定效應面板SDM建模，為了驗證結果的可信度及模型的穩健性，同時展示了SAR建模、SEM建模、普通面板建模的估計結果。信息流強度在SAR建模、SEM建模、SDM建模下均呈現明顯的正向拉動效應，這與面板模型的檢驗結果相吻合。本文進一步分解了SDM建模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具體分解結果見下頁表6。總體來看，信息流強度、交通便利度、產業結構優化效果的總效應顯著，且信息流強度的提升、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推動作用。效用分解的檢驗結果表明，信息流強度、交通便利度的直接效應為正，表明上述指標的提升可明顯帶動本省份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且交通便利度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升效果優于信息流強度。

　　信息流強度的間接效應為直接效應的3.39倍，表明相對于本地區，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代表的信息流強度的增強更有助于鄰近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在以經濟距離為權重的空間輻射效應分析中，省際輻射效應的強度與距離存在較為顯著的正向聯系，各省份對于自身鄰近地區的輻射效應較弱，對距離較遠的個別省份輻射效應較強。原因在于，一方面，經濟發展質量較高的省份往往會導致對鄰近地區的虹吸效應，從而減少與其周邊省份的經濟交流;另一方面，隨著區域分工和資源跨區配置效率的提升，以“蛙跳式對口合作”為代表的多種新型地區合作模式進一步拉近了地區間的經濟聯系。

　　4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創新驅動、協調發展、生態宜居、對外開放、成果惠民5個維度綜合測度了新發展理念下的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通過非線性拉動效應與空間溢出效應分析，剖析了信息流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理，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我國經濟發展質量呈現上升態勢;從空間維度來說，中國省際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地區異質性，整體呈現沿海高、內陸低的態勢;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樣本期內有一定波動，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尚有較大提升空間。第二，信息流對中國總體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明顯的正向拉動作用，其促進效應存在明顯的非線性特征，影響效應的強度與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第三，中國省級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空間依賴性，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代表的信息流強度的增強更加有助于鄰近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其間接效應為直接效應的3.39倍。針對以上結論，本文的主要建議如下：

　　(1)切實加快互聯網等信息產業發展步伐。由于信息流可有效提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因此各地應以5G、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助力信息流發展，推動不同產業間的融合創新，催生出新的商業模式，培育新的增長點。(2)促進地區協調聯動發展。對于發展質量處于“較高質量”和“中等質量”組的省份來說，要在培育新動能、改造舊動能上下功夫，要進一步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的快速成長。對于“低質量”組的西部省份來說，要堅定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發揮后發優勢，以創新引領經濟社會發展，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的歷史機遇，提升西部地區開放型經濟水平。

　　參考文獻：

　　[1]SolowRM.AContributionto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56,(70).

　　[2]鄭玉歆.全要素生產率的再認識——用TFP分析經濟增長質量存在的若干局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9).

　　[3]劉思明,張世瑾,朱惠東.國家創新驅動力測度及其經濟高質量發展效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36(4).

　　[4]黃清煌,高明.環境規制對經濟增長的數量和質量效應——基于聯立方程的檢驗[J].經濟學家,2016,(4).

　　[5]劉燕妮,安立仁,金田林.經濟結構失衡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增長質量[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31(2).

　　[6]張昕蔚.信息流條件下的創新模式演化研究[J].經濟學家,2019,(7).

　　[7]詹曉寧,歐陽永福.信息流下全球投資的新趨勢與中國利用外資的新戰略[J].管理世界,2018,(3).

　　[8]黃群慧,余泳澤,張松林.互聯網發展與制造業生產率提升:內在機制與中國經驗[J].中國工業經濟,2019,(8).

　　作者：李澤錦，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