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動人口的儲蓄率和勞動供給遠超過非流動人口。文章利用理論模型和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分析了落戶意愿以及居住地資產情況對儲蓄和勞動供給的影響。研究發現：無落戶意愿的流動人口會因考慮未來收入下降而儲蓄率更多，勞動供給更高，這支持勞動跨期替代假說;而本地無房的流動人口儲蓄率更高，勞動供給更多，這支持安家成本假說。流動人口的高儲蓄率、高勞動供給行為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原因：子女、父母未隨遷的家庭和相對低技能的流動人口之所以更努力工作和更少消費是基于跨期替代，而攜子女、父母舉家遷移的家庭和相對高技能者則是為了能夠解決安家成本以融入當地社會。對于前者，政府可通過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積極促進返鄉人員就近就業以及返鄉創業，減弱跨期替代的影響;對于后者，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提高外來人口公共服務可及性，降低落戶限制，則更為有效。

　　關鍵詞：跨期替代;安家成本;儲蓄率;勞動供給

　　一、引　言

　　大規模的勞動力人口流動是我國經濟的顯著特征之一，也是推動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國流動人口已從2000年的1.2億增加到2018年的2.41億，約占總人口的17.28%，相當于每6個人中就有1個是流動人口。雖然自2015年流動人口總量有少量下降，但是仍保持較大比重。

　　人口統計論文范例：江蘇省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影響因素探究

　　然而，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一方面，流動人口更少消費和閑暇，更多的收入用于儲蓄;另一方面，他們的勞動時間更長，勞動參與程度更高，過度勞動概率更大。根據2006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基于狹義消費和廣義消費的農戶家庭儲蓄率分別為40.9%和15.8%(謝勇，2011)，而2012年北京、上海、廣州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顯示，三地流動人口平均家庭儲蓄率達54.6%，剔除向家鄉寄送的存款后仍然高達46.4%。

　　本文根據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發現流動人口家庭消費傾向(即消費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為47.66%，比城鎮居民家庭低了20.23%，而儲蓄傾向則相對高了20.23%。而且，流動人口過度勞動問題也很突出。我國《勞動法》第36條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然而，根據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每周工作時間超過44小時的外出務工人員占78.04%，每周超過50小時進行過度勞動的外出務工人員占65.37%。

　　根據2005年人口普查1%微觀抽樣數據，比較流動人口和非流動人口工作時間也發現，非流動人口每周僅工作44.98小時，而流動人口則每周工作51.69小時，后者約比前者每周工作時長多15%。而超時和超強度勞動將會顯著地影響遷移工人的健康狀況(朱玲，2009;祝仲坤，2020)。

　　研究流動人口高儲蓄率和高勞動供給現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宏觀角度來看，大量流動人口在經濟繁榮時期進入大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在經濟相對不景氣時返回家鄉，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大特征和奇觀。在發達經濟體中勞動供給在經濟周期中存在大規模的順周期調整，即在經濟繁榮時期勞動者總勞動時間延長、勞動參與增加(Farber，2005;Coile和Levine，2007;Veracierto，2008)。一種解釋是勞動者存在勞動跨期替代行為，在經濟周期中引起儲蓄和勞動供給的變化，構成驅動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機制之一。

　　分析流動人口的儲蓄和勞動供給背后的驅動因素和作用機理，有助于理解我國總體宏觀儲蓄和勞動供給的規律。本文研究發現：無落戶意愿的流動人口會因考慮未來收入下降而儲蓄率更多，勞動供給更高，這支持勞動跨期替代假說;在本地無房的流動人口儲蓄率更高，勞動供給更多，這支持安家成本假說。流動人口的高儲蓄率、高勞動供給行為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原因：子女、父母未隨遷的家庭和相對低技能的流動人口之所以更努力工作和更少消費是基于跨期替代，而攜子女、父母舉家遷移的家庭和相對高技能者則是為了能夠解決安家成本以融入當地社會。

　　本文的貢獻為：第一，在討論流動人口高儲蓄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了高勞動供給的成因，更為全面地分析了流動人口福利狀況;第二，根據流動人口的特殊性，將遷入地和遷出地之間的收入差異，以及安家成本納入效用函數，并從理論和實證兩個維度論證了跨期替代假說和安家成本假說在中國成立的事實;第三，將流動人口劃分為有意愿留下和打算返鄉兩部分群體，分析了他們的儲蓄和勞動供給行為動機的異質性。 因此，本文余下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國內外文獻梳理和提出研究假說;第三部分是構建一個簡要的理論模型來說明跨期勞動替代以及安家成本是如何影響流動人口的儲蓄和勞動供給行為;第四部分為數據來源和變量界定;第五部分為主要計量回歸結果;第六部分進行異質性和穩健性分析;最后是結論和政策啟示。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說

　　在流動人口高儲蓄和高勞動供給行為文獻中，更多地圍繞前者展開，而對后者關注較少。學者從不同維度對流動人口高儲蓄的原因進行了解釋：第一，從流動人口特殊的社會背景出發。這部分學者認為流動人口的社會背景特殊，例如他們流動性強、收入穩定性差等，相比本地人口他們有更強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而預防性儲蓄的需求會擠占當期的消費需求(Chen，2018;譚靜等，2014);第二，從流動人口家庭居住模式差異展開。他們認為流動人口之所以消費少是由于戶籍制度背景下產生了特殊的居住模式，常常需要與父母子女異地居住。對此，流動人口會通過向其老家父母、子女匯款保持經濟紐帶關系，必然會減少其在流入地的消費(晁鋼令和萬廣圣，2016;梁文泉，2018);第三，從流動人口消費偏好解釋。

　　這部分學者認為流動人口的消費觀念明顯有別于城鎮本地居民，農民工往往呈現簡樸型消費特征(杭斌，2009)。而與此同時，雖然工資以及信貸約束(Huo和Ríos-Rull，2020;Bui和Ume，2020)、住房財富和保險(Li等，2020;張川川等，2014)等已被證實會影響到個體勞動供給決策，然而專門針對流動人口高勞動供給現象成因的研究極少。目前，流動人口勞動供給這方面的文獻還是更多側重于超時勞動和健康關系的討論(朱玲，2009;牛建林，2013;祝仲坤，2020)。

　　“消費−儲蓄決策”和“勞動−閑暇決策”是緊密關聯在一起的，本文認為應當被作為一個整體用以分析和驗證影響個體行為和福利水平的驅動因素及其作用機制。也就是說，任何解釋流動人口行為的理論都必須同時解釋高儲蓄率和高勞動供給這兩個共生現象，而不是其中任何一個。本文提出的勞動跨期替代與安家成本理論都不僅能夠解釋流動人口的高儲蓄問題，還可以解釋高勞動供給現象。

　　而且我國存在一些獨特的影響流動人口福利問題的制度因素，例如戶籍制度，因此大部分研究將關注點主要放在這些制度因素產生的負外部性上(陳斌開等，2010;梁文泉，2018)。然而，本文從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看到，當被問及“如果滿足落戶條件，你愿意落戶嗎?”問題，2011−2017年的近93萬樣本中僅有57.9%的樣本回答愿意。也就是說，仍有超40%的流動人口僅僅只是為了可以來大城市“淘金”而獲得更高的收入。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考慮“打算返鄉(去)”和“有意愿留下(留)”這兩部分群體的異質性，有意愿落戶和打算返鄉流動人口的高儲蓄和高勞動供給的動機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此相應的支持性政策也應有所差異。

　　關于流動人口高儲蓄率和高勞動供給這一現象，本文提出以下兩種潛在解釋：

　　其一，跨期替代假說。流動人口之所以發生遷移是因為能夠在遷入地取得更高的收入，處于生命期內高收入階段;而未來尤其是年老后遷回原居住地，收入可能下降。因此根據勞動跨期替代假說，流動人口會利用當前高收入狀態，提供更多勞動獲取收入，用于未來返鄉后消費(Farber，2005)。

　　其二，安家成本假說。由于戶籍限制，中國不少流動人口沒有辦法享受和本地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因此需要進行更多的儲蓄以滿足未來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需求。同時，流動人口遷移后面臨著許多為融入當地社會要付出的成本，如需要購買住房。只有克服了這些遷移帶來的成本，解決了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后顧之憂，流動人口才能在當地立足，安心地長期居留(陳斌開等，2010;梁文泉，2018)。

　　三、理論分析

　　(一)理論框架

　　本文借鑒Galor和Stark(1990，1991)、Dustmann(1997)等研究，構建了一個刻畫中國流動人口儲蓄和勞動供給行為的簡要模型。這里可以求解出本數值例子中儲蓄率、勞動供給與居留概率以及安家成本之間的關系。隨著居留概率的提高，流動者的儲蓄率和勞動供給下降。在居留概率為零或者說確定回遷時，流動者儲蓄率為0.28，而當居留概率達到0.5時，儲蓄率就下降到了0.25，下降百分比為11%。同時，勞動供給下降了1.8%。

　　反之，如果居留概率從1下降到0，或者說從確定不回遷跳至確定回遷的狀態，則儲蓄上升幅度近50%，而勞動供給上升幅度約3.8%。這種居留概率和儲蓄率以及勞動供給之間的反相關關系與勞動跨期替代假說是完全一致的。模型還預測，回遷地收入越低，勞動者越需要勞動跨期替代，儲蓄率和勞動參與都將更高。因此從理論模型模擬結果來看，在基準情形中，如果回遷地工資從0.725下降到0.5，則儲蓄率將從23.77%上升到28.57%，而勞動供給從68.62%上升到70%。

　　安家成本越高，則流動者需要更多的儲蓄，也會提供更多的勞動供給。當安家成本從基準情形時的0上升到0.5時，儲蓄率上升幅度達到33.2%，勞動供給上升幅度為3.36%。注意這一上升幅度與居留概率從0.80下降到0時基本相同。本文通過改變參數進行敏感性分析，發現結論不變。因此，從理論模型看，勞動跨期替代和安家成本假說都可以在邏輯上以及合理的參數范圍內解釋流動人口的高儲蓄率和高勞動供給現象。究竟哪個理論更富有解釋力是需要實證研究來回答的問題。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和模型設定

　　本文實證主要使用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并為了使結果具有外推性，本文同樣采用2011年−2017年數據樣本進行混合截面回歸進行穩健性檢驗。部分地市級的數據來自《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等。

　　(二)被解釋變量

　　1.儲蓄率。被解釋變量“家庭儲蓄率”本文依照譚靜等(2014)的方法，將家庭全部儲蓄額設定為家庭月平均收入減去月平均支出，儲蓄率為全部儲蓄額除以家庭月收入，記為“家庭儲蓄率1”;為降低估計結果對極端值的敏感性，使誤差項更好地滿足正態性假設，本文參照程令國和張曄(2011)的方法，將儲蓄率表示為log(家庭可支配收入/消費支出)，記為“家庭儲蓄率2”。本文穩健性檢驗替換變量中使用“家庭儲蓄率2”。

　　2.勞動供給。被解釋變量“勞動供給”包括三個方面。即“勞動時間、勞動參與以及過度勞動”。對于有勞動供給活動的，參考葉菁菁等(2014)和張川川等(2014)，按照“每周工作小時數”度量勞動供給的勞動時間，即集約邊際(IntensiveMargin);對于可能退出勞動供給者本文采用“是否提供勞動”度量勞動參與，即廣延邊際(ExtensiveMargin)。

　　按照國家統計局標準，每周工作時間小于1小時計算為不參加勞動。具體問題是：參照問卷中的“您今年‘五一’前一周是否做過一小時以上有收入的工作”。因此，回答“是”表示參加工作，“否”表示未參加工作，并記為“勞動參與1”。但是，上述問題仍然無法完全排除未參加工作的流動人口不是失業者。因而，我們參考葉菁菁等(2014)進一步采用具體問題：“您現在的就業身份是?”回答“雇員(零工、散工、正式工)”“雇主”“自營勞動者”表示未退出勞動力市場，而其他則意味著退出勞動力市場。

　　本文將其記為“勞動參與2”。另外，為進一步考察流動人口“過度勞動”狀況，根據《勞動法》并同時參考朱玲(2009)以及祝仲坤(2020)的研究，將“周工作時間是否大于五十小時”衡量“是否過度勞動”，其中周工作時間大于等于50小時(過度勞動=1)，小于50小時(無過度勞動=0)，并記為“過度勞動”。穩健性檢驗替換變量中使用“勞動參與1”“勞動參與2”和“過度勞動”。

　　(三)主要解釋變量落戶意愿為核心解釋變量，作為居留概率的代理變量，由問卷題目“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戶條件，您是否愿意把戶口遷入本地”，回答“愿意”為1，“不愿意”為0;是否在本地無房，為安家成本的代理變量，在本地無房意味著流動人口需要克服在遷入地安居的重要一環即擁有住房。該變量來自問題“你在本地是否有購房”和“你現在所住房屋類型是什么”，回答“有自建房”或“自購房”為0，反之為1;是否跨省流動，為安家成本的代理變量，其中跨省流動為1，跨市或跨縣為0。

　　五、主要計量回歸結果及進一步分析

　　(一)基準回歸在基準回歸中，本文首先對理論的核心結論進行論證。表3第(1)−(3)列考察了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安家成本對家庭儲蓄行為的影響。第(4)−(6)列考察了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安家成本對勞動供給行為的影響。回歸表明，有落戶意愿的流動人口儲蓄更少。或者說，不打算落戶并在未來擬遷回的流動人口相比有落戶意愿流動人口儲蓄率更高。在控制職業、行業和城市虛擬變量，以及加入是否在本地無房、跨省流動變量及其交互項后，回歸系數仍然顯著，在未來擬遷回的流動人口比有意愿落戶的流動人口儲蓄率高了2.11個百分點。

　　這一結果與上文提出的勞動跨期替代假說預測是一致的。即不打算落戶的流動人口會通過更多的儲蓄用于返鄉后的消費。與此同時，回歸結果還發現，落戶意愿與勞動供給也呈負相關，即相比有意愿落戶者，擬回遷者工作時間更長。在控制職業、行業和城市虛擬變量，以及加入是否在本地無房、跨省流動變量及其交互項后，回歸系數仍然顯著，未來擬遷回的流動人口比有意愿落戶的流動人口每周工作時間多了2個小時。在勞動供給方面同樣支持勞動跨期替代假說，即流動人口之所以發生遷移是因為在現居住地能取得更高的收入，處于生命期內高收入階段，如果不打算落戶，預期未來將遷回老家，則他們應當充分利用目前的高收入狀態，提供更多的勞動獲取收入，并更積極地儲蓄用于未來返鄉后的消費，實現終生的消費平滑。

　　六、進一步分析

　　(一)異質性分析

　　1.不同遷移模式下流動人口的儲蓄和勞動供給決策。在中國，流動人口一般采用少數人先行，分批到達流入地，部分家庭成員留在家中的遷移模式。楊菊華和陳傳波(2013)將遷移模式劃分為：非家庭式遷移、半家庭式遷移以及完整家庭式遷移三個階段。通過表7考察了流動人口在不同遷移模式下儲蓄行為和勞動供給決策的差異。從落戶意愿的系數看，發現落戶意愿的系數和顯著性在獨自遷移以及僅與配偶一起遷移模式下更高，而在攜子女以及攜父母舉家遷移這兩種模式遞進的情況下系數逐漸減小，甚至并不顯著。這表明子女、父母留在老家是遷移人口發生勞動跨期替代的一大動因。觀察是否跨省遷移對儲蓄和勞動供給，發現系數顯著隨著遷移階段的遞進逐漸上升。這說明，攜子女、父母一起遷移的流動人口家庭，他們在遷入地安家的概率更大，因此跨期替代的影響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安家成本的影響增強，即他們會為了克服在遷入地的安家成本而努力儲蓄和工作。

　　然而，在是否無房對儲蓄和勞動供給影響的系數上卻沒有看到和跨省遷移一樣穩健的趨勢，原因可能是無房的組受經濟和公共服務可及性的約束更強，子女、父母的隨遷會產生更大的消費，以及為照顧家人占用更多的工作時間。為進一步檢驗這一猜測的合理性，本文將家庭儲蓄率替換為人均消費支出的對數，其中將消費支出剔除了住房等具有規模效應的支出。隨著準備在本地安家的意愿更強之后，為克服安家成本，這部分群體會進一步縮減消費。另外，通過將勞動參與1替換勞動時間作為勞動供給代理變量，同樣也發現是否有房系數隨著家庭化遷移遞進中逐漸增大。

　　七、研究結論和啟示

　　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顯著特征。這些流動人口表現出顯著的“高儲蓄率”和“高勞動供給”的特征。通過理論分析，本文發現“勞動跨期替代假說”和“安家成本假說”都能很好地解釋這些典型特征。利用跨期替代模型和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本文發現：首先，落戶意愿較低的流動人口會更多地進行儲蓄和更努力地工作。并且，隨著地區之間收入差異逐漸加大，遷入地平均工資比遷出地高出越多，擬回遷者的儲蓄將越高，勞動供給也更多;這些結果與勞動跨期替代假說是一致的。其次，對住房和公共服務需求越高的流動人口越傾向于更多地儲蓄和勞動。而且，在同樣的居留意愿下，面臨更高的落戶門檻且有更高公共服務需求的流動人口，他們必須依靠更多儲蓄和更積極地工作來滿足各種公共服務需求，從而克服安家成本實現長期居留。

　　這些結果支持安家成本假說;最后，勞動跨期替代主要發生在子女、父母未能隨遷以及低技能水平的群體，而攜子女、父母隨遷以及高技能水平的流動人口主要受安家成本的影響。盡管本文主要著眼于分析各種理論對流動人口高儲蓄率和高勞動供給現象的解釋力，但本文的結論仍然帶來一些政策啟示：第一，縮小地區之間收入差距，原戶籍地可以因地制宜發展相應產業與承接產業轉移，促進返鄉務工人員就近就業;優化政策幫扶，助力返鄉創業。第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外來人口公共服務可及性，降低在本地就業生活5年以上、舉家遷移、高技能等重點群體的落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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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熠，陶旭輝，宗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