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我國2001—2016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從地區技術創新水平、工業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差異性角度，運用門檻效應檢驗以及空間杜賓模型探究地區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的異質性及其中介效應機制。研究發現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會隨地區技術創新水平、工業化水平、外商投資水平的變化而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即兩者的關系分別呈現出V型、倒V型和V型曲線關系。并且地區間的環境規制政策以及經濟發展都存在顯著的空間互動效應。地方政府應該從提高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優化工業布局、建立環境管制的區域協調機制等方面激發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

　　關鍵詞:環境規制;經濟發展;門檻效應;空間溢出效應

　　環境論文投稿刊物：《環境工程技術學報》(雙月刊)曾用刊名：環境科學文摘，1982年創刊，面向環境、生態、管理工程技術學領域的科研人員、技術研發人員、各級環保管理人員、環保企業經營者與生產者以及相關專業大專院校師生;廣泛向各級環保管理部門、著名高校、著名環保科研單位、著名企業園區、著名環保企業發行，并通過郵政系統和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向國內外公開發行;同時，經本刊及本刊加入的數據庫系統通過網絡發布。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中國三十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背后，資源約束、環境污染等問題也日趨嚴峻。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狀況仍屬發展中國家行列，而環境污染卻“躍居”世界前列。面對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這一矛盾，中央政府2006年首次將生態環境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范圍，在“十二五”規劃中以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主要目標，在其后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同志也提倡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中央的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可以看出加強環境污染治理、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戰略重要性，并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要求處理好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這一矛盾。

　　但是，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性質使得難以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進行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實施嚴格的環境管制政策。環境管制的污染減排效應雖然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但是對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卻各執一詞。那么怎樣才能實現環境規制的“減排”與“增效”的雙贏呢?因此，分析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的門檻效應及其作用機制就具有較強的理論與實際意義。有關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環境規制是否有利于經濟增長上，即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究竟是“創新補償效應”占優，還是“遵循成本效應”占優。其中“遵循成本效應”認為環境管制不僅會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影響企業的競爭力，[1]還會擠占生產、技術研發的投資，環境規制是導致制造業技術無效率的主要原因，[2]因此環境規制會束縛地區經濟的發展。如Greenstone[3]對美國污染密集型制造業進行研究，發現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會抑制這些企業創新技術水平的提升。

　　而“創新補償效應”的理論基礎主要來源于“波特假說”，[4]該學派認為適度的環境管制能激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產業結構的升級，從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如王書斌和徐盈之[5]從企業的投資偏好視角分析環境規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認為嚴格的地方政府環境規制能倒逼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進行生產技術創新和治污技術升級。除了在“遵循成本效應”和“創新補償效應”這兩個論題的爭論上，部分學者還從產業結構、外商直接投資等角度，研究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認為合理的環境規制政策能夠促進地區產業結構“綠色化”調整，可將環境規制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新動力。[6]在我國地方環境管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中，多數研究認為地方環境管制的差異是外商直接投資地域差異性的主要原因，嚴格的環境管制顯著地抑制了外資的流入，或者迫使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遷移至其他地區，并使得環境規制標準較弱的地區成為“污染避難所”。

　　[7]陳剛[8]也認為地方政府寬松的環境規制策略使中國成為跨國污染企業的“污染避難所”，合理的環境規制政策還利于優化當地的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和結構。[9]有關環境管制的經濟增長效應的研究中，學者已從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外商直接投資等角度研究了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但是鮮有研究探討地區環境規制經濟增長效應存在異質性的原因，以及環境規制經濟增長效應的作用機制。基于此本文將從地區技術創新水平、工業化程度、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差異性出發，構建門檻回歸模型，研究地區環境規制經濟增長效應存在異質性的原因及其作用機制以探尋適合各地區經濟發展特征的環境規制政策。并且在現有的研究區域經濟的文獻中，多數研究采用的回歸方法都是普通面板回歸方法，常常忽略地區經濟活動、環境管制的空間相關性，但是實際上地區間的環境管制存在強烈的空間相關性，忽略其空間相關性將會導致估計結果偏誤，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將考慮空間相關性，采用空間計量的方法。

　　二、環境規制經濟增長效應的中介效應機制分析

　　由于地方政績考核機制的存在，地方環境規制政策制定往往存在一定的“自利”特征，[7]使得環境政策的區域經濟效應隨著地區特定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基于此，本文將從技術創新水平、工業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資水平三個角度分析環境規制對地區經濟發展的中介效應機制。

　　(一)技術創新中介效應機制分析技術創新對環境規制的區域發展的中介作用可能具有雙重性。地區適度的環境管制政策能倒逼企業主動進行生產技術與治污技術的創新升級、提升企業競爭力，以拉動地區經濟的發展。[3][4]然而，嚴格的環境調控策略也會加重企業生產負擔，減少企業研發資金、限制技術創新，抑制區域經濟發展。[1]并且技術創新的排他性和競爭性使得地區創新技術水平的差異性逐步增加，因而環境規制經濟增長效應的地區異質性也日益凸顯。總之，從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來看，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隨技術創新水平的變化而具有雙向性，即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具有不確定性。

　　(二)工業化水平中介效應機制分析工業生產必然會消耗自然資源，造成環境污染，[10]由于環境污染主要來源于工業污染，故高工業化水平地區對環境規制政策更為敏感。企業在面臨生產成本提升的情況下，部分企業會綜合考慮鄰近地區的環境規制水平，向環境規制較寬松地區遷移。[11]如果本地區經濟主要靠工業拉動，大量企業逃離將影響本地區經濟發展，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呈抑制作用。同時，環境管制可以加速僵尸企業(特別是污染性強的僵尸企業)退出市場，進行產業的轉型升級，拉動地區經濟的發展。[12]因此，從地區工業化程度的中介效應來看，環境規制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會隨工業化水平的變化而變化，即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也是雙重的。

　　(三)外商直接投資中介效應機制分析中國式財政分權催生出“為增長而競爭”的地方政府競爭模式，為吸引發達地區的產業或外商投資，放松環境規制以拉動地區經濟發展。[13]而低水平環境規制地區常淪為高污染、高耗能外資的避難所，在低水平均衡的環境規制下地區經濟發展缺乏活力不利于經濟發展。不過，外商投資帶來豐裕資金、先進技術，為地區經濟提供發展契機，從而凸顯“污染天堂效應”[14]。張寧和周夢玲[15]的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能作用于質量創新，從而促進全要素生產率進步。故環境規制的區域經濟增長效應將隨外商直接投資變化而變化，環境規制對經濟的影響也是不確定的。

　　三、計量模型、變量及數據來源

　　(一)面板門檻模型的建立

　　門檻回歸的核心思想是考察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關系是否會隨解釋變量的變化而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前文的作用機制分析表明環境規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會隨技術創新、工業化水平以及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變化而變化，這意味著環境規制對地區經濟發展可能存在門檻效應。為驗證這一非線性關系。

　　四、實證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為了避免在計量分析中產生的偽回歸問題，本文先對選取的變量進行了單位根檢驗，本文采取的方法是Harris和Tzavalis[17]提出的面板單位根HT檢驗。檢驗的結果(為節省版面檢驗結果沒有在本文給出，如有需要可聯系作者)表明reg、L􀆰reg、urban、open是平穩的，但是y、inagg、res、fd是非零階單整，而本文計量模型中所采用的變量均是一階單整，故可以進行后續的實證分析。

　　(二)協整檢驗

　　上文單位根檢驗的結果表明，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都是平穩的，但是有個別未經差分的變量是不平穩的。由于本文實證分析采用的變量都res是未經差分的變量，因此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需檢驗reg、urban、open、inagg、fd與y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采取的協整檢驗方法是由Pedro￣ni[21]提出的面板數據協整檢驗的方法，檢驗的結果如表1所示。Pedroni檢驗的原假設為:變量間不存在協整關系，本文檢驗結果表明所有的檢驗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可以拒絕原假設，認為本文的變量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因此可以用原序列進行回歸分析。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環境規制的門檻效應并從科技創新、工業化和外商直接投資三個角度，分析環境規制對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機制。研究結論表明:

　　第一，在不同的技術創新水平下，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會發生實質性變化，即低技術創新水平地區嚴格環境規制會抑制地區經濟發展，但會拉動高技術創新地區經濟發展;

　　第二，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會隨地區工業化水平的變化而發生結構性變化，即低工業化地區嚴格的環境管制制度，有利于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從而促進地區經濟發展。但是，在高工業化水平地區，環境規制的提升會增加企業成本負擔、擠占企業生產投資，不利于地區經濟發展;

　　第三，在低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其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難以吸引外資，只能依靠寬松的環境規制政策，吸引外資從而拉動地區經濟增長。但是，在高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地區，其自身發展條件形成了吸納外資的優勢，如果提高環境管制水平，反而會增加優質外資、拉動地區經濟發展。因此，可以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并不完全依賴地區的環境管制水平，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自身的經濟發展條件為外商創造的良好的投資環境;

　　第四，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及環境規制都具有較強的空間溢出效應。

　　本文的政策啟示如下：

　　第一，提高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優化產業結構、合理吸納外商直接投資，發揮環境管制的經濟增長效應。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會隨地區技術創新水平、工業化水平、外商投資水平的變化而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即兩者的關系分別呈現出V型、倒V型和V型曲線關系。并且從門檻效應檢驗的結果來看我國大約三分二地區的創新能力不足、各地區的工業發展存在地區工業產業雷同、工業化普遍偏高等問題。因此激勵地區科技創新、提高創新能力，提高地區間工業產業的協調發展、形成地區間優勢產業互補的工業體系，合理吸納外商直接投資勢必有利于發揮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

　　第二，推進差異化環境規制強度，協調不同技術創新水平、工業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效應的中介效應。在不同創新能力、工業化程度及外商直接投資水平下，環境規制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會發生實質性變化，應根據地區具體的經濟情況制定有所差別的環境規制政策，激發地區環境管制經濟增長效應的最大潛能。尤其是，低創新能力、高工業化程度、低外商直接投資地區，適度的環境規制會激發其“創新補償效應”、倒逼產業轉型升級，但不符合地區經濟特征的環境管制往往過猶不及，使企業陷入“循環成本效應”僵局，甚至導致企業破產、逃離。

　　第三，加強地區間經濟合作，建立環境管制的區域協調機制，建立區際間環境管制的協同治理。空間杜賓模型的回歸結果表明，相鄰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環境規制水平、以及環境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都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因此，應該加強區域間經濟以及環境管制的協作，以充分發揮環境規制的空間溢出效應，避免因惡性競爭而導致的環境規制的低水平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