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0年01月19日 分類:經濟論文 次數:
摘要文章對民國時期上海地區圖書館舉辦展覽的目的與宗旨、主辦方與協辦方、舉辦次數的年度分布、類型與主題、效果與評估及理論總結六方面進行敘述評介。其對當今圖書館的啟示包括:展覽主題更多元、展品征集渠道更廣泛、呈現形式更多元、后續運作更深入及展覽視野國際化。
關鍵詞民國時期圖書館展覽啟示
0 引言
上海自1843 年開埠,西方人紛至沓來,帶來了西方的語言、文化、制度、技術和器物。之后短短幾十年,上海一躍成為可與東京比肩的遠東國際大都市。相應地,上海地區圖書館發展突飛猛進,不僅“數甲于全國”[1],而且類型多樣,在1920年代就出現了公開圖書館、流通圖書館、機關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如世界語圖書館和圖書館學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等類型。
這些圖書館以書刊閱讀、書刊外借、通信郵寄、巡行文庫、戰地服務、參考咨詢、展覽服務、時事報告會、名人演講,甚至開辦補習學校等方式服務社會和民眾。其中,展覽服務“或匯集工藝物產,具獎進實業的意義;或則限于書畫美術,以鑒賞的意味為多;而包羅書籍和各種文物,則尤能具有考鏡推進學術的功用”,能“使社會各界增進對于圖書館之認識,使不常來館的人也因此知道利用公共圖書館之便利,而圖書館之閱覽事業也可因之更見發達”[2]。
1 研究意義與數據采集
本文選取該主題進行論述,主要出于以下考慮:(1)民國時期的上海,中西交融,領風氣之先,圖書館展覽數量眾多、類型多樣、主題多元、影響深遠,值得總結;(2)目前眾多圖書館都將閱讀推廣作為重要工作,且不少館都將打造所在社區的文化中心作為自身定位之一,因此,展覽服務可以是此項工作的抓手,對該主題予以梳理有其借鑒價值;(3)經查閱CNKI 全文數據庫發現,該主題尚未得到學界應有重視,相關資料發掘不全面不充分。
據查,僅有張靜專文論述上海中國國際圖書館所辦“世界圖書館展覽會”和“世界百科全書展覽會”[3]。雖有少數文章論述同一時代浙江文獻展覽會[4]、吳中文獻展覽會[5]及國家圖書館早期(1929-1936)文獻展覽[6],但均未正面切入該主題。
本文所述時間范圍為民國時期,即1912年1月1 日至1949 年10 月1 日。所述展覽是指由圖書館主辦或參與舉辦的,供人們參觀、欣賞和學習的,以固定或巡回形式對藝術作品、圖書、圖片及各種重要實物、標本、模型等進行的公開展出。
本文以“圖書館”和“展覽”為關鍵詞,檢索晚清和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及《申報》全文數據庫,通過閱讀和甄別,共獲取與該主題相關的報道或文章63 篇。本研究對獲得的材料按時間順序排列,按展覽目的和宗旨、主題和形式、效果和影響等因素進行分析。
2 研究分析
2.1 展覽目的與宗旨
民國時期,上海地區圖書館舉辦了眾多展覽,各有其目的與宗旨。這些展覽的目的與宗旨可歸為幾個類別:(1)引起民眾對時局的關注;(2)紀念某人或某一事件;(3)促進對某一領域文獻的認識和保存;(4)引起對某一專門領域的認識和興趣;(5)提倡和傳播某一領域的學術。
2.2 主辦方與協辦方
民國時期上海地區圖書館舉辦展覽的主體眾多。就主辦方而言,有如下類別:(1)圖書館行業協會,即上海圖書館協會;(2)公共圖書館,包括上海市圖書館、上海市立圖書館、中國國際圖書館、上海兒童圖書館等;(3)高校圖書館,包括圣約翰大學圖書館、大夏大學圖書館、震旦大學圖書館、滬江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及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等;(4)社會機構或團體的圖書館,包括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圖書館、中國科學社明復圖書館、上海市商會商業圖書館等。就展品提供方或參展方而言,則更為廣泛。
例如,1922年舉辦的基督教書籍展覽會,發起方包括中西出版界的伊文思公司、協和書局、商務印書館、中美圖書館等16 家[16]。又如,1926 年上海圖書館協會主辦的圖書館展覽會,提供展品的有“同濟大學圖書館、南洋大學圖書館、江蘇省教育會圖書館、徐家匯天主堂圖書館、清心中學圖書館、敬業學校圖書館、蘇州圖書館、浙江公立圖書館、沈仲俊家庭圖書館、上海法政大學、國民大學圖書學系、商務印書館、千頃堂書局暨私人方面如杜定友等”[17]。
再如,1934 年中國國際圖書館舉辦的世界圖書館展覽會,“一、參加國別計有德國、英國、奧國、加拿大、丹麥、西班牙、美國、法國、荷蘭、愛爾蘭、意大利、波蘭、羅馬尼亞、瑞典、瑞士及中國共計十六國之多。
二、國外部分計有德國國立柏林圖書館、漢堡大學圖書館……等四十處。
三、國內部分計有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南京鐵道部圖書館、國立南京中央大學圖書館……等二十四處”[18]。
綜上可知:(1)展覽服務已不囿于某家圖書館或某一類型圖書館,業已成為普遍存在、廣泛開展的一種服務;(2)大型展覽由上海圖書館協會或中國國際圖書館這樣的機構組織主辦,參展方眾多,不同類型圖書館形成了密切合作關系;(3)利用與社會的多種聯系,廣泛征集圖書館之外的其他文化團體、文化名人及收藏家的藏品;(4)借助上海國際大都市的地位,打開國際化視野,與各國同行進行交流合作,共同打造展覽會。
2.3 展覽次數的年度分布
通過比對檢得的63 條報道和文章,對不同來源報道的同一展覽進行去重,獲得展覽41次,最早為1922年,最晚為1948年。1926年前展覽在年度分布上時有時無,個別年份展覽僅有1 次;1927-1937 年,國家相對統一,社會相對安定,國際環境相對有利,社會、經濟、文化都得到較大發展,反映在展覽次數上,表現為10 年間基本上每年都有展覽,且具有連續性;1931、1934、1936和1937年的展覽甚至達到3或4次。
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上海受戰火荼毒,圖書館事業飽受摧殘,各項服務大受沖擊,展覽服務也未能幸免,因此,1938-1945 年展覽基本停滯;1945 年8月15 日,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結束,上海圖書館事業和展覽服務也得以恢復并迎來了發展,表現為1946-1948年展覽次數增多,其中1947年和1948年各有6次,為20余年最高年度記錄。
2.4 展覽類型與主題
(1)按載體和形式分,大部分展品是書籍、刊物、報紙等圖書館所藏文獻,充分顯示了圖書館依托自身館藏輔以外部展品的辦展思路。比如,1936年9月震旦大學圖書館舉辦的“法文書版展覽會”,“除館藏珍本圖書外,并征集法國各大出版家新出品,以資觀摩”[19]。
再如,1947 年上海市立圖書館舉辦的“中西美術圖書展覽會,除該館所藏中西文珍新美術圖書一百余種外,尚有英國文化委員會所藏之西文珍美術圖書五十余種”[20]。除紙質館藏外,其他展品還有照片(如1936 年滬江大學圖書館舉辦的“第六屆攝影展覽”[21]和1946 年12 月在復旦大學圖書館舉辦的“大足石刻照片展覽會”[22])、書畫(如1939 年1 月中國流通圖書館主辦的“古今書畫展覽會”[23])、兒童科學作品(如1948 年上海兒童圖書館舉行的“兒童科學作品展覽會”[24])、科學儀器(如1947 年8 月中國科學社主辦的“中國自制科學儀器展覽會”[25])、設備用品(如1926 年上海圖書館協會主辦的圖書館展覽會上就展覽了“各圖書館之設備用品及表”[17])、模型(如1947 年10 月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所舉辦的“工業模型展覽會”[12])等。
而綜合性的展覽則匯集多種展品,比如上海文獻展覽會展出了典籍、圖像、金石及古器物、書畫及藝術品、史料和鄉賢遺物等不同形式的展品[10]。(2)按主題分,主要有:①圖書版本類,如新聞紙雜志展覽會、上海文獻展覽會、歷代古書版刻展覽會等;②藝術類,如中西美術展覽、攝影作品展;③專題文獻類,如基督教書籍展覽、法文書版展覽會、兒童讀物展覽會、圖書館學展覽;④紀念類,如“國父像片墨跡及遺著展覽”[26]、校慶展覽會等;⑤技術類,如工業模型展覽會、中國自制科學儀器展覽會、電信展覽會等。
(3)按組織形式,可分為單純的展品陳列,以及展品陳列且輔以其他形式,如與主題相關的講座、比賽、評判、電影甚至音樂。這些形式可以讓觀展者對展覽內容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認識和了解,觀展體驗更多元與輕松。比如,1925 年圣約翰大學圖書館舉辦的攝影展覽,“定于二十四晚開攝影比賽大會、敦請著名攝影家三人為評判及演講”[7]。
再如,1926 年上海圖書館協會組織的圖書館展覽會,在陳列圖書館學書籍雜志、設備用品及表、章程、出版物、印刷品及照片的基礎上,輔以“胡樸安葉采真先生及圖書館專家美國海斯女士等次第演講、復有國學研究會所奏之音樂、以助余興”[27]。又如,復旦大學圖書館舉辦“大足石刻照片展覽會”,輔以顧頡剛教授的“大足石刻的歷史考察”以及朱錦江教授的“從中國佛教造像藝術觀點研究大足石刻”學術講演,而且“晚七時在大操場放映新疆及大足石刻電影”[22]。
2.5 效果評估
很多展覽吸引人數眾多、影響大、反響熱烈。1926 年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圖書館舉辦的圖書館文件展覽會,“一時研究圖書館學者接踵而至,咸認為極有參考之價值。寶山縣公署第三科長王詠仁君,更率同書記來會摘抄精要文件,以備組織縣圖書館之借鏡”[28]。
1931 年明復圖書館的“中國書版展覽會”吸引觀展者蜂擁而至,“自元旦至六日,每日更換,參觀者都數千人”[29],而且“原定6日閉幕,而要求延期者實繁有徒,索券函件至8 日猶紛至迭來”[30];1934 年世界圖書館展覽會在中國國際圖書館上海分館舉辦后,成績甚佳,“應華北各界要求定十一月一日起至五日止,在平圖書館舉行世界各國圖書館展覽會”[31]。
上述情況說明,主辦方已有意識通過觀眾人數統計來評估展覽效果。更可貴的是,展覽中還使用了統計觀眾的設備,“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為統計進入會場的人數,特制光電計數器一套,裝設會場入口。凡有一人走過,歡迎的燈號明亮起來,同時一只自動計數器計數一次。這種科學的計數方法,將是展覽會中最引人入勝的新穎花樣了”[15]。
2.6 展覽研究
除豐富多元的展覽實踐,學者們還就圖書館展覽進行研究。王文萊的《圖書館怎樣辦理展覽會》將圖書館展覽放置于圖書館推廣宣傳工作中來考慮,提出設立“推廣部”,這與目前很多圖書館的機構設置不謀而合。他從“展覽會在圖書館推廣事業中的功業”“圖書館可以舉行的幾種展覽會”“舉行展覽會應注意事項”展開論述,總結展覽會“本身具有許多特質,如富于引吸性的、廣告性的、美術性的、紀念性的種種要素”,列出圖書館可舉辦的展覽會類型,并從展覽設計與籌備、展品征集和審查、展品陳列、展品說明、會場布置、會場管理、展覽宣傳、利用以及結束后的估計[32]等方面指出所需注意的問題。
豪楚和衡之的同名文章《圖書館與展覽會》則從圖書館展覽的功用及其對社會的意義加以闡述:“圖書館之出其所藏,或更由館廣征藏家之珍品以時舉行展覽。一面可增進社會之見聞,一面即可作指示閱讀之助,養成社會人士嗜書之風。”[33,2]這些理論文章的出現,也從側面反映了民國時期上海地區圖書館展覽服務工作的興盛與發達。
3 啟示
3.1 展覽主題更多元
民國時期上海地區圖書館展覽(簡稱“民國上海圖書館展覽”)的主題包括圖書版本類、藝術類、專題文獻類、紀念類和技術類等,總體而言廣泛多元。當今社會日新月異,生活較民國時期更為豐富,反映在展覽主題上也更加多樣化、專業化甚至是小眾化。下面幾類展覽主題需要我們進一步重視。
(1)圖書館學展覽。上海地區圖書館或圖書館協會曾于20 世紀二三十年代舉辦過多次圖書館學專業展覽會,對促進圖書館業務交流、學術研究以及提升圖書館在民眾中的知曉度甚至利用率都起到積極作用。今天的公眾對圖書館有了更深入了解,利用更為普遍,但公眾對圖書館的認知依然跟不上圖書館事業各個層面的進展。總體而言,公眾對圖書館的印象和認知還是粗淺的、片面的甚至刻板的。然而,現在的圖書館除了偶爾舉辦館史資料展覽外,其他與圖書館事業或圖書館學有關的展覽相當少見,因此可將其作為展覽主題考慮的一個方向。
(2)學術性展覽。上述展覽中有不少學術性展覽。比如,1925 年圣約翰大學圖書館所辦的攝影展覽,有觀眾參觀品評、專家點評頒獎,并設置了3場講座,為中華照相館郭叔良的《顯光沖曬秘訣》、高伯贊的《美術照相法》以及柯達公司克來林(Crellin)的《鏡箱鏡頭等之構造法》[7],內容相當專業。再比如,1932 年明復圖書館舉辦的浚縣出土西周古物展,由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李濟博士作《河南考古最近之發見》的演講[34],同樣也屬學術性展覽。
雖然保存文獻和社會教育均為圖書館的功能之一,但圖書館尤其是大學圖書館,應更多地與學院、學者、學生合作,以包括展覽在內的形式切入學術研究,提高服務價值、贏得更多尊重。目前國內圖書館所辦展覽,“從深度來看,以普及類和通識教育型為主,深入學科內容、反映學術進展的學術性展覽比較缺乏”[35]。
(3)科學技術展覽。工業模型展覽會、中國自制科學儀器展覽會、電信展覽會等既體現了當時圖書館對新事物新技術的敏感度,又以此提高觀展者的科技素養與知識。當今社會,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深刻影響和改變著大眾生活和思想,但圖書館舉辦和引進的展覽以人文藝術類居多,科學技術類偏少。因此,高校圖書館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圖書館可依托本校學科優勢,多為其他高校和社會輸出科學技術類展覽,從而提高讀者的科學素養和水平。
3.2 展品征集渠道更廣泛
(1)通過行業協會,協調征集多家圖書館參展。展覽組織者在設定主題后往往發現,所需展品流散分布于多家收藏機構,非一己之力能協調與征集;而行業協會與各收藏機構有緊密聯系,適合作為協調者。比如,1926 年的圖書館展覽會為上海圖書館協會所組織;1931 年上海市商會商業圖書館組織的圖書展覽也是應圖書館協會之請;1948 年在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舉辦的電信展覽會上,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和中國業余無線電協會為聯合主辦方。因此,今天的圖書館學會及其下設分委會,可在展覽舉辦的組織協調,尤其是展品征集的協調方面,有更多作為。
(2)展品征集打破不同類型收藏機構之間的藩籬。民國時期,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美術館、文化館等機構分工沒有現在這么細致,當時很多展覽都綜合了多種形式的展品。例如,1937年的上海文獻展覽會就展出了典籍、圖像、金石及古器物、書畫及藝術品、史料和鄉賢遺物等[10],類似于現在的主題博覽會。我們今天籌辦展覽之時,除了考慮不同圖書館的館藏,也可考慮博物館、檔案館、美術館、文化館等機構的館藏,因為展品可能由于歷史原因而分散保存于不同類型的文化機構,從而有了不同稱謂。例如,馬克思的手稿放在圖書館叫做圖書,放在檔案館叫做檔案,放在博物館叫做文物[36]。在策劃展覽、匯集展品時,可作詳盡調查,盡可能打破不同機構之間的藩籬,將展品歸集起來集中展示,提高展覽價值和層次。
(3)征集私人藏品加以展示。前文提及的多個展覽都展示了私人藏品,或者展覽組織者本身即大藏家。比如,1937 年上海文獻展覽會的12,000 余件展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私人藏品。當今社會,收藏家越來越多,藏品類別越來越細化,為圖書館展覽提供了豐富的潛在展品資源。相對于博物館、檔案館等公藏機構,私人藏家的展品出借手續更為簡單,更具操作性。例如,近年上海高校圖書館展覽資源共建共享聯盟組織的唐卡展、非洲木雕展、非洲石雕展等,展品均來自私人藏家。圖書館展覽部門可多積累社會資源,將私人藏家作為辦展的開拓方向。
3.3 展覽呈現形式更多元
這些展覽除陳列展品外,還輔以其他多種形式手段,如講座、比賽、評判、電影甚至音樂等。現在的圖書館展覽有了更多輔助手段,如聲、光、電設備,網上展廳,APP等,對展品信息進行更細微、更全面的揭示。同時,現如今讀者的學習模式(尤其是高校讀者)也發生了改變,互動式學習、研討式學習、翻轉課堂等成為新潮流。因此,圖書館展覽服務(包括展示空間設計與改造)也應根據讀者需求,在學習方式轉型及圖書館空間轉型的背景下,使用圖片、文字、聲像、演講、授課、研討間、網絡工具等呈現展品及相關內容。
3.4 后續運作更深入
在上述展覽中,有些會在展覽后對宗旨、籌備、布展、觀展等進行回顧總結,并列出展品目錄。比如,1937 年上海文獻展覽會結束后曾出版《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為后人留下了寶貴信息。組織一次展覽殊為不易,而展覽的觀眾囿于時空限制,若能在展期結束后對展覽內容進行擴充開發,就可實現展覽價值最大化。例如,2015年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于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推出《抗戰文化的崛起民族精神的吶喊——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文獻圖片展》,當年在數所高校圖書館進行巡展;之后組織人員進行擴充深化,最終編纂《文化抗戰珍檔》一書出版。這是對展覽進行后續運作的有益嘗試。
3.5 展覽視野國際化
民國上海地區展覽的國際化程度及國際影響讓人印象深刻。例如,1934 年中國國際圖書館舉辦世界圖書館展覽會,邀請了15 個國家40 所圖書館參展。該館還于同年在日內瓦湖濱市府大廈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規模宏大,內容分古畫今畫瓷器精版圖書及工藝美術品共千余件,出席國聯各國代表名流約千人,均蒞會參觀,備極稱揚”[37]。這些展覽的舉辦,讓參觀者對中國文化和局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近年,上海高校圖書館展覽資源共建共享聯盟也曾引進非洲木雕展、非洲石雕展、伊朗文化展等,將國外資源“請進來”。同時,國內圖書館也可考慮以展覽形式向國外民眾推介館藏和文化,為中外交流和文明互鑒盡圖書館人綿薄之力。
4 結語
民國時期上海地區的圖書館人利用各方資源,發揮聰明才智,為讀者獻上精彩紛呈的展覽活動。這些展覽,就目的和宗旨而言,或為引起民眾對時局的關注,或為吸引民眾對知識、文獻乃至新技術的興趣,或為提倡和傳播學術;就主辦或參與方而言,涵蓋各類型圖書館、文化機構、文化名人及收藏家,將來自全市、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展品匯集起來,供陳列瀏覽;就分布年度而言,與歷史大局大勢相契合;就類型和主題而言,類型豐富、主題多元,滿足讀者各方面需求;就效果而言,觀眾云集、影響深遠;就理論總結而言,高屋建瓴而言之有物。這些展覽實踐與思考,對于當今展覽的主題選擇、展品的征集渠道、展覽的多元呈現、展覽后續運作及展覽國際化等方面依然有教益和啟迪。
參考文獻
[1] 馮陳祖怡. 上海各圖書館概覽[M]. 上海:中國國際圖書館,1934:序言.
[2] 衡之. 圖書館與展覽會[J]. 圖書展望,1936,2 (2):5-6.
[3] 張靜. 溝通中外:20 世紀30 年代中國圖書館界舉辦的兩次國際展覽會[J]. 大學圖書館學報,2017 (6):121-126.
[4] 江山. 民國時期的浙江文獻展覽會及其影響[J]. 合肥學院學報(綜合版),2016(2):84-88.
[5] 江山. 民國時期吳中文獻展覽會及其學術影響[J]. 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71-75.
[6] 王致翔. 國家圖書館早期(1929-1936) 舉辦的文獻展覽[J]. 國家圖書館學刊,2005(2):78-82.
[7] 約翰攝影會舉行展覽會[N]. 申報,1925-05-20(19).[8] 參觀上海圖書館協會展覽會記[N]. 申報,1926-01-11(17) .
[9] 展覽中日問題圖書[N]. 申報,1931-10-21(13) .
[10] 積極籌辦中之上海文獻展覽會典籍書畫已有可觀史料遺物猶待征羅[N]. 申報,1937-06-06(2) .
圖書館員評職知識:圖書館工作人員評正高職稱需滿足什么條件
圖書資料專業研究館員須具有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精通圖書館學、情報學基礎理論和專業技能,及時跟蹤國內外圖書資料專業的發展動態;具有很強的科研能力和豐富的專業工作經驗,能運用新技術傳播和開發文獻信息,在重大業務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上有創見,主持完成高難度的科研課題或工作項目,業績顯著;公開發表、出版本專業高水平的論文、著作;具有培養專門人才和指導副高級專業技術人員的能力,是圖書館學及圖書館工作某一領域的學術、技術帶頭人;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