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3年前后，我國逐漸推行了清潔生產政策。利用清潔生產政策實施的準自然實驗，基于2001—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采用雙重差分、三重差分方法，實證研究清潔生產政策對我國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結果表明：清潔生產政策顯著促進了我國企業轉型升級，且這種影響對高技術產業和大型企業的效應更大。

　　進一步的機制研究發現，清潔生產政策的實施一方面倒逼企業通過生產設備更新、人力資本提升進行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加速了市場集中和企業的優勝劣汰，促進了企業的轉型升級。研究結果沒有證實清潔生產政策促進了企業自主創新，未來應以此為目標，在分類施策的基礎上，加強對企業自主創新的激勵和引導，著力解決“技術引進”與“技術創新”的協調問題，全面推動企業的轉型升級。

　　[關鍵詞]清潔生產政策;雙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企業轉型升級;技術創新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長期粗放式經濟增長，導致生態環境日益惡化。《2017年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7年，我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僅有不到30%的城市空氣質量達標，超標城市高達70.7%，16.8%的城市酸雨頻率在25%以上，有超過10%的縣城出現生態環境質量惡化現象。隨著環境的不斷惡化，我國政府先后實施了諸如“兩控區”政策、清潔生產政策等在內的多種環境規制政策。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明確將壯大清潔生產產業作為推進綠色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2018年出臺了《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明確提出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堅持節約優先，加強源頭管控①。在此情勢下，我們關注的問題是作為源頭控制與預防管理的清潔生產②，在我國的實踐中，是否以及如何促進了企業轉型升級③，是否真正成為了可持續發展的技術手段和實施工具。

　　目前，學術界關于環境規制對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研究集中于如下三個方面：

　　(1)企業轉型升級影響因素的研究。這些因素大致可以分為內部影響因素(企業特征、企業家特性、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等)[1-3]和外部影響因素(外部制度環境(包括環境規制)及其變化、政企關系、金融貸款的可獲得性或金融約束等)[4]。

　　(2)環境規制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究。環境規制作為一種外部因素，學術界關注環境規制對產業(企業)轉型升級影響的研究繁多，但相關研究多集中于宏觀層面[5]。而從微觀層面探討環境規制對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微觀層面的研究大多關注環境規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這類文獻主要圍繞“波特假說”(PorterHypothesis)展開，側重從微觀層面考察環境規制對企業技術創新和企業績效的影響。

　　(3)環境規制對企業創新轉型和出口升級的影響研究。直接研究環境規制對企業轉型升級影響的文獻案例研究較多，但定量研究則較少。在為數不多的實證研究中，一些文獻研究了環境規制對企業創新轉型、企業出口升級和企業產品升級的影響。例如，相關研究均表明環境規制對企業出口升級和企業產品升級有顯著促進作用[6]，[7]。

　　而就環境規制與企業創新轉型的影響而言，學者們的觀點則不盡相同：曾義等[8]認為環境規制強度與企業創新轉型之間呈正向作用關系;頡茂華等[9]則認為環境規制對不同擴張類型的企業有不同的影響，對行業內轉型企業，技術創新、環境規制起推動轉型作用，而對擴張型轉型企業，技術創新對其并無影響。

　　總體說來，現有研究盡管為進一步研究環境規制對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經驗證據，但也存在如下兩點不足：首先，現有環境規制經濟效應的研究大多以“末端治理”的環境規制政策為研究的切入點，只有少數文獻已關注到“前端治理”的環境規制政策效應①。例如，有學者先后研究了前端污染治理(清潔生產政策)對(全要素)生產率[10]和就業[11]，[12]的影響。其次，現有許多文獻飽受內生性問題的困擾。早期研究多使用污染治理投資額、治污運營成本及績效綜合指標等指標來度量環境規制[13]，但由于存在測度誤差和反向因果關系而引起內生性問題，越來越多的學者使用準自然實驗的方法來識別政策的經濟效應[14]。

　　同時，還必須指出，迄今，學術界鮮有系統研究環境規制對企業轉型升級影響的經驗研究。有鑒于此，本文欲借助于清潔生產政策這一準自然實驗來研究其對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其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研究視角上，從“末端治理”轉向“前端治理”，拓寬了前端污染治理經濟影響的相關研究。盡管韓超、胡浩然[15]和張慧玲、盛丹[10]的研究也用了這一準自然實驗，但是，與他們偏重于研究清潔生產政策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不同，本文將研究內容拓寬至清潔生產政策對我國企業轉型升級的效應評估，旨在為當下作為產業轉型升級微觀基礎的企業轉型升級提供更直接、更全面的參考。

　　第二，研究方法上，為了克服環境規制度量誤差問題以及政策效應存在反向因果的問題，本文采用了多種維度的企業轉型升級的指標，使用了雙重差分、三重差分法等方法，探討了清潔生產政策對我國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第三，機制檢驗方面，盡管韓超、胡浩然[12]和張慧玲、盛丹[13]都驗證了清潔生產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或企業轉型升級的市場競爭(倒逼效應)和技術創新機制，與之相對，我們還檢驗了技術引進(引進先進設備)和人力資本提升的機制。

　　就技術創新機制而言，我們并沒有證實張慧玲、盛丹[13]的技術創新激勵機制，而是證實技術引進機制的存在。這一不同的結論至少說明，在研究清潔生產政策或環境規制對企業轉型升級的機制時，清潔生產誘致的技術進步究竟是源自技術引進還是自主創新其實這一問題在中國情勢下比較復雜。我們當然樂見清潔生產倒逼創新驅動的企業轉型升級這樣的完美情形，但現實世界并非如此。

　　我們的研究結論至少為重新審視清潔生產中技術引進(推廣)和自主創新對企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提供了另一種不同的視角，也為我國清潔生產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經驗證據。就政策意蘊而言，如果環境規制是通過技術引進(或推廣)而非通過技術創新影響企業轉型升級的，那么清潔生產政策如何倒逼創新驅動的轉型升級就是我們必須正視、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二、政策實施背景和理論分析

　　(一)清潔生產政策的實施

　　鑒于日益加重的環境污染與危害，清潔生產作為一種新的創造性理念，自20世紀90年代從發達國家引入我國②，一系列相關法律也相繼頒布和實施。其中，2003年頒布的《清潔生產促進法》指明了生產領域特別是工業生產領域環境保護工作的發展方向，確立了以“前端預防”取代傳統的“末端治理”的基本戰略思想，并對清潔生產的組織管理、規劃和財政稅收資助政策舉措做出了具體規定，為促進清潔生產的進一步推廣提供了法律依據。

　　自此，我國推行清潔生產開始步入法制化和規范化管理的軌道。2012年7月1日，新修訂的《清潔生產促進法》正式實施，標志著源頭預防、全過程控制的戰略已經融入到經濟綜合發展綜合戰略。從實踐層面來看，廣東省首先早在2001年、吉林省在2002年就相繼制定了地方清潔生產政策。至2006年間，全國共有15個省份實施清潔生產政策①。

　　各地區制定的清潔生產政策盡管存在著細節上的差異，但總體而言，各地區制定的清潔生產政策都向全社會各個層面的經營者和管理者提出選擇、支持和實施清潔生產的指導性要求、強制性要求和自愿性要求。大體包括按照清潔生產的要求進行技術改造;落實依照有關規定所應得到的獎勵和應享受的政策優惠等;對部分產品和包裝物要進行標識和強制回收，部分企業要進行強制性的清潔生產審核，對污染嚴重的企業要求定期公布主要污染物排放情況等。

　　迄今，我國清潔生產已基本形成一套較完善的、自上而下的清潔生產政策法規體系，并在機構設置、人才培養、市場培育、工具開發、審核推進、技術提升和節能減排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較好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16]43。由于清潔生產政策的實施涉及企業生產全過程，因而也會對企業行為進而對社會資源配置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二)清潔生產政策對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理論上，作為一種強制性環境規制政策，清潔生產政策會引起被規制企業遵循成本增加，企業被迫調整自身產品結構、組織管理模式和技術水平等，以抵消成本增加所帶來的負面影響。Berman和Bui[17]用理論模型闡明了環境規制對企業轉型升級的直接影響(效應)可以分為產出效應和要素替代效應兩種效應：前者源于規制成本增加導致企業作出減產甚至停產的決定，進而影響了企業產出;后者則是因為規制成本增加導致企業自身通過優化企業內部要素結構，如用資本替代勞動(清潔技術引進)或者用創新要素替代傳統要素(勞動和資本)投入或者提升人力資本水平等。

　　同時，隨著企業中引進先進裝備或進行清潔技術推廣，對技術操作人員的素質要求也會日益提高，這就勢必要求引進高素質人才，或者對技術人員進行培訓，以適應清潔生產技術。除了直接效應之外，環境規制對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還存在一種間接效應(機制)。從行業層面來看，環境規制會引起一種市場選擇效應，即生產要素或資源向優質企業集中，“散、亂、污”企業被迫淘汰出局，從而實現生產要素在企業間優化配置，進而促進整個行業的轉型升級。

　　三、設計與數據來源

　　(一)計量模型設定鑒于各省份在制定地方清潔生產政策時存在較大差異，借鑒韓超、胡浩然[12]的做法，本文以清潔生產政策為準自然實驗，采用雙重差分方法，控制變量選擇參照Cai等[18]的研究。

　　四、結果及穩健性檢驗

　　(一)基本回歸結果

　　為驗證清潔生產政策是否促進了企業轉型升級，借助基準回歸模型(1)，用以OP方法測算的TFP(TFPop)作為企業轉型升級指標，逐步加入企業層面和行業層面(污染密集型行業Pinten)的控制變量，同時控制時間效應和個體效應進行基準回歸。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到，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交互項的系數均顯著為正，這就表明清潔生產政策的實施推動了我國企業的轉型升級。這是因為清潔生產政策提高了企業的規制遵循成本，迫使企業使用清潔的能源和原料，淘汰落后設備，引進先進工藝設備，或者實行(綠色)技術、組織管理創新，在源頭上削減或避免污染物的產生，提高資源利用率和企業生產率，從而推動了企業轉型升級。從觀察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可以總結出以下三個主要結論：(1)相對于國有企業，清潔生產政策對企業轉型升級的帶動效應顯著更大。

　　(2)相對于中型企業，清潔生產政策對大型企業轉型升級的帶動效應則更大，而對小型企業轉型升級的帶動作用則較小，即平均而言，清潔生產政策對大、中、小三種類型企業轉型升級的帶動效應依企業規模逐漸減弱，存在著企業規模的異質性問題。

　　(3)全樣本研究表明，相對于非污染密集型行業，清潔生產政策對污染行業產生了負向影響，但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因此，清潔生產政策的政策效應是否因行業特征而異必須進行進一步深入研究。

　　(二)穩健性檢驗

　　1.更換指標的穩健性檢驗。

　　首先，為確保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我們更換企業轉型升級度量指標，用人均增加值Addl、人均產值(Qsp)、人均銷售額(Lnsalesp)以及人均(主營業務)利潤(Profitsp)等一系列反映企業轉型升級的指標來度量企業轉型升級。

　　可以看到，無論是用哪種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其回歸結果均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即清潔生產政策的實施推動了企業轉型升級。

　　五、作用機制檢驗

　　既然清潔生產政策確實可以影響企業轉型升級，那么我們就需進一步關注的問題是它通過何種渠道或機制影響企業轉型升級。前面的理論分析部分已經闡明清潔生產政策作為一種強制性環境規制政策它可能會通過提高技術水平、提高人力資本等方式直接促進企業轉型升級。同時，還會通過市場選擇效應間接影響企業轉型升級。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中國經濟已然開始從粗放式增長轉向可持續發展，一方面，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峻，放眼未來，由“末端治理”轉向“前端治理”是解決環境與增長之間矛盾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加快企業轉型升級是夯實推動供給側結構轉型的微觀基礎，作為一項重要的“前端治理”類型的環境規制政策，清潔生產政策能否倒逼我國企業轉型升級?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答案是肯定的，清潔生產政策的確對我國企業轉型升級存在顯著帶動作用，且這種帶動作用對高技術行業企業、大型企業的影響更加顯著。進一步的機制研究表明，清潔生產政策一方面通過市場選擇機制加速了企業優勝劣汰，從而加速了在位企業的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通過激勵企業引進清潔生產設備等方式加速了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也激勵企業人力資本的提升，進而推動了企業轉型升級。但是，我們的研究并沒有證實清潔生產政策促進了企業自主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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